雖然江青自以為這第三個接班人非她莫屬，但毛澤東的視野里卻沒有她。毛澤東早在中共九大前，當江青想當黨的副主席時，就明確地說：“江青不能當副主席!”也正因為這樣，當劉松林後來問及江青會不會成為黨的副主席時，毛澤東一口否定：“不會的，她不行!”為此，儘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劉松林投入監獄，毛澤東仍不改口。毛澤東深知，不論是就理論水平、領導能力、革命經驗、個人品格，江青都夠不上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第三次遴選接班人時，根本沒有考慮江青。何況江青是他的夫人，就連有人提議江青擔任政治局常委，毛澤東都未同意。當然，除了江青之外，張春橋也是很有可能入選的人物。他在黨內的地位緊挨在江青之後。

　　就連張春橋本人，在當時也儼然以“接班人” 自居。張春橋比毛澤東小二十四歲，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屆政治局委員中，刷掉了林彪集團的陳伯達、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之後，周恩來、朱德、康生、葉劍英、劉伯承、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謝富治，年紀都與毛澤東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張春橋“接班”的可能性最大 ——江青畢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資歷比張春橋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廬山，張春橋是林彪集團重炮猛轟的目標，林彪的倒台成了張春橋的“光榮”。

　　完全出乎張春橋的意料，也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意料，毛澤東並沒有選擇張春橋為接班人。關於張春橋沒有成為接班人，有人猜測可能由於張春橋與江青的政治關係太密切了。也有人以為，毛澤東向來善於玩弄政治平衡術。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兩大勢力。江青集團一下子戰勝了林彪集團，這時毛澤東便對江青集團採取遏制政策。不然，江青集團的勢力會過於強大，以致難以控制、駕馭。

　　不管怎麼說，毛澤東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排除在接班人名單之外!

　　不論《紅都女皇》一書如何，不過，稱江青為“紅都女皇”，是再確切不過的了。

　　她的“女皇夢”，在1972年越做越美。

　　1972年1月，毛澤東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澤東的餘生已經屈指可數。他說：“我已經收到上帝的請柬。”

　　就在毛澤東休克不久，1972年4月，在例行的體檢中，發現周恩來患有早期癌症!這表明，周恩來也余日不多了!

　　這麼一來，排名於江青之前的毛澤東、周恩來、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擾，“第四號人物”江青充滿信心，仿佛未來的黨的主席非她莫屬了!

　　除了江青在做“主席夢”之外，張春橋也自我感覺甚好，在做着“總理夢”。

　　江青和張春橋向周恩來發動了挑戰。

　　197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和外交部共同打報告給周恩來，請示即將召開的外事工作會議的有關問題。報告以為：

　　“會議的任務，聯繫外事工作的實際，以批林整風為綱，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

　　這一報告是根據毛澤東1972年6月28日與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的談話精神寫出來的。在那次談話中，毛澤東曾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聞生對班達拉奈克夫人說：

　　“在外交部，她們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邊站，弄得吃不下飯，睡不着覺。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權不在我們手裡，在那些所謂‘左’派手裡。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

　　周恩來在病中看了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和外交部的報告，寫了批示：

　　擬同意，請送耿飈同志會簽後，再呈主席、康生(暫不送)、江青、春橋、文元、劍英、先念、登奎、德生、東興、洪文同志批示。

　　周恩來

　　1972年11月30日

　　翌日，張春橋在報告上寫道：

　　“送江青同志、總理再閱。”

　　在這一行字下面，張春橋又寫了這樣一段文字：

　　總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況，但是，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建議外事會議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時要討論毛主席關於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

　　妥否，供參考。

　　春橋

　　1972年12月1日

　　看了張春橋的批語，江青表示完全贊同。江青寫道：

　　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的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着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因為，沒有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們來，他們還隱藏下來，那時我們黨和人民將造成很大損失。當然，天也塌不下來。

　　供總理參考，又及。

　　江青

　　1972年12月2日

　　在周恩來和江青、張春橋之間，最高的裁決者是毛澤東。

　　正在這時，12月5日，人民日報社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擁護周恩來關於批判極左的意見，反映了張春橋、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極左的問題。

　　12月17日夜，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接見了張春橋和姚文元。毛澤東從王若水的來信談起。

　　毛澤東說：“批極左，還是批右?有人寫信給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認識此人，不很高明。也讀過一點馬克思，參加過合二而一，一分為二，桌子的哲學……”

　　毛澤東接着說：“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

　　毛澤東在這時又否定了自己6月跟班達拉奈克夫人談話中關於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其實是因為毛澤東晚年思想中有許多極左的成分，批判極左也就觸動了“文革”，觸動了毛澤東的晚年思想。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與周恩來的這一鬥爭中，由於毛澤東的天平最後向他們傾斜，他們越發趾高氣揚了。

　　然而，毛澤東儘管不同意批判極左思潮，但是他並不準備把江青、張春橋定為自己的接班人。

　　毛澤東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慮着第三回挑選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1956年2月25日，一個圓而發亮的光禿的腦袋出現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他所作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字字句句，使毛澤東聽來非常刺耳。

　　赫魯曉夫戴着金絲邊眼鏡，在講壇上怒容滿面，發表着他對斯大林的猛烈抨擊：

　　“斯大林利用無限的權力，濫用職權，以中央的名義行事。但不徵求中央委員們，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斯大林做了許多專橫的事，他經常個人決定黨和政府極其重要的事務，連政治局委員也不通知。……”

　　“斯大林認為他現在可以決定一切事務，他所需要的只是統計員，他使得別人處於只應聽從和歌頌的地位。……”

　　“斯大林是個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態的疑心，我們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這一點。……他到處都看到‘敵人’、‘兩面派’、‘間諜’……”

　　“請大家回憶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個人在活動，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廳里發布命令，只有一個人走近他，向他低聲報告些什麼，這個人就是波斯克列貝舍夫，斯大林忠貞不渝的侍從。(笑聲)”

　　文章摘自《“四人幫”興亡》

　　作者：葉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

　　本書簡介：紀實長篇《“四人幫”興亡》是作者花費二十多個春秋，經過廣泛採訪，終於完成的長篇新著。全書共二十五章、一百八十萬字，分上、中、下三卷。作者以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寫作此書。希望通過對於“四人幫”興亡史的……[連載內容]

　　“而軍事領導者在哪裡?政治局在哪裡?政府又在哪裡?他們在做些什麼，關心些什麼呢?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攬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聽別人的意見。一切的一切就是用這種歪曲的形式放映給人民看的。為了什麼?為了頌揚斯大林，而這一切是違反事實，違反歷史真實的。……”

　　“應該說，戰後時期情況更加複雜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長了。迫害狂到了驚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許多人都成了敵人。戰後，斯大林更加脫離集體，完全是個人專斷獨行，不顧任何人和任何事。……”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絕。他一直沒有下去過，幾十年都是如此。……”

　　赫魯曉夫在歷數斯大林嚴重的個人崇拜錯誤之後，鮮明地號召全體蘇共黨員：“必須布爾什維克式地譴責和根除個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敵對，與黨的領導原則和黨的生活準則毫不相容的東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復個人崇拜的一切企圖，進行無情的鬥爭。”

　　赫魯曉夫所尖銳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個字也沒有涉及毛澤東。但是，由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並不亞於斯大林，他理所當然地對赫魯曉夫產生強烈的反感。

　　從此，他與赫魯曉夫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毛澤東開始鄭重其事地考慮接班人問題。他一次又一次強凋，嚴防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他絕對不允許在他百年之後，在中國出那麼個“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也來一個“秘密報告”，痛斥他的個人迷信。

　　毛澤東早就注意接班人的問題。1961年，當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時，毛澤東跟他談起了接班人問題。

　　毛澤東注意到，斯大林沒有解決好接班人問題。他說：“斯大林是最有權威的領袖，但缺乏遠見，沒有解決繼承人的問題，搞了三駕馬車，只會用皮鞋敲桌子。”

　　毛澤東又說：“不是三駕馬車，而是三馬駕車，又沒有人拉韁繩，不亂才怪呢!赫魯曉夫脫下皮鞋敲桌子，是兩面派。斯大林在時和死後，完全是兩副面孔。”

　　蒙哥馬利問起，將來誰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他要對此作“戰略觀察”。

　　毛澤東答道：“主席誰來當?七個副主席第一個是劉少奇。前年開會選了國家主席。原來兩個主席都姓毛(引者註：指中國共產黨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了。過幾年兩個主席就都姓劉了。誰是我的繼承人，何須戰略觀察?”

　　毛澤東的話，明白無誤地道出，他所選的接班人是劉少奇。

　　劉少奇只比毛澤東小五歲。嚴格地講，劉少奇是毛澤東的同輩戰友，不能算接班人。但是，在“文革”前，劉少奇是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國第二號人物。一旦毛澤東“被馬克思請去”，勢必是劉少奇接班。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重要文章《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毛澤東在其中親筆加了一段話。毛澤東明確地強調了“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他指出：

　　“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毛澤東接着提出了關於“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五項條件。這五項條件，每一條都把赫魯曉夫作為反面教材提及了，足見毛澤東對於“中國的赫魯曉夫”的出現的高度警惕。

　　“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夠充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呢?”

　　“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着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

　　“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有着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

　　毛澤東這一段話中，處處提醒人們，“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

　　毛澤東終於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據說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和“批判修正主義”。其實，中國未曾建立過資本主義制度，哪談得上 “資本主義復辟”?至於“批判修正主義”，其矛頭仍是指向中國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毛澤東把赫魯曉夫看成“現代修正主義”的總頭目。

　　在1966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毛澤東強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

　　遺憾的是，毛澤東把劉少奇當成“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當成了“中國的赫魯曉夫”。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劉少奇的垮台。

　　毛澤東不得不第二次選擇接班人——按照中國共產黨當時的體制，跟蘇聯共產黨一樣，接班人是由最高領袖指定的。

　　毛澤東晚年異常重視接班人的選擇，這本是作為領袖應當慎重考慮的。可悲的是，他總是由個人決斷，在選擇接班人這個問題上屢犯錯誤。

　　在1966年6月10日，“文革”剛剛興起。毛澤東在與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胡志明談話時，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天下烏鴉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們有準備。全黨大多數人有準備，我們就不怕。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會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到底是誰?是伯恩施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

　　然而，毛澤東恰恰選定了“喊萬歲”的人作為接班人!

　　林彪在自己的筆記本中寫下的一段話，曾泄露了他的天機：

　　“大擁大順，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着轉，乃大竅門所在。”

　　毛澤東被這位手揮紅語錄的“跟着轉”的林彪所迷惑，把這個比他小十四歲的“親密戰友”定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白髮驟增，香煙一根接着一根，變得沉默寡言。

　　他是勝利者。不過，一度大肆宣傳過的他的“親密戰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難堪。他的這位“親密戰友”是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而著稱於世的，他的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載入神聖的黨章的。林彪，曾被宣傳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三位偉大助手”，誠如恩格斯是馬克思的偉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寧的偉大助手，當今林彪是毛澤東的“偉大助手”。

　　歷史無情地勾銷了一切美麗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間放滿直排繁體漢字古書的書房裡，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發，照理會使毛澤東清醒：由他個人選擇、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適?

　　可惜毛澤東沒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訓，他又一次個人決斷，開始選擇新的接班人。

　　毛澤東在思索着，斟酌着。當年，在他第一次選定接班人時，確定劉少奇是因為非他莫屬;在他第二次選定接班人時，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擺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選擇接班人，卻不那麼容易，沒有一個人是“呼之欲出”的!

　　文章摘自《“四人幫”興亡》

　　作者：葉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

　　本書簡介：紀實長篇《“四人幫”興亡》是作者花費二十多個春秋，經過廣泛採訪，終於完成的長篇新著。全書共二十五章、一百八十萬字，分上、中、下三卷。作者以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寫作此書。希望通過對於“四人幫”興亡史的……[連載內容]

　　雖然江青自以為這第三個接班人非她莫屬，但毛澤東的視野里卻沒有她。毛澤東早在中共九大前，當江青想當黨的副主席時，就明確地說：“江青不能當副主席!”

　　也正因為這樣，當劉松林後來問及江青會不會成為黨的副主席時，毛澤東一口否定：“不會的，她不行!”為此，儘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劉松林投入監獄，毛澤東仍不改口。

　　毛澤東深知，不論是就理論水平、領導能力、革命經驗、個人品格，江青都夠不上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第三次遴選接班人時，根本沒有考慮江青。何況江青是他的夫人，就連有人提議江青擔任政治局常委，毛澤東都未同意。

　　當然，除了江青之外，張春橋也是很有可能入選的人物。他在黨內的地位緊挨在江青之後。

　　就連張春橋本人，在當時也儼然以“接班人”自居。張春橋比毛澤東小二十四歲，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屆政治局委員中，刷掉了林彪集團的陳伯達、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之後，周恩來、朱德、康生、葉劍英、劉伯承、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謝富治，年紀都與毛澤東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張春橋“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畢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資歷比張春橋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廬山，張春橋是林彪集團重炮猛轟的目標，林彪的倒台成了張春橋的“光榮”。

　　完全出乎張春橋的意料，也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意料，毛澤東並沒有選擇張春橋為接班人。

　　關於張春橋沒有成為接班人，有人猜測可能由於張春橋與江青的政治關係太密切了。

　　也有人以為，毛澤東向來善於玩弄政治平衡術。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兩大勢力。江青集團一下子戰勝了林彪集團，這時毛澤東便對江青集團採取遏制政策。不然，江青集團的勢力會過於強大，以致難以控制、駕馭。

　　不管怎麼說，毛澤東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排除在接班人名單之外!

　　毛澤東在着手做各種調整工作。

　　林彪倒台後，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強調“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於是，1972年8月1日，在國防部舉行的慶祝建軍四十五周年的招待會上，陳雲、王震顯眼地露面了—— 他們“下放”到江西，已經三年多未曾露面。

　　也就在陳雲、王震露面後的第四天，毛澤東接到了一封從江西寄來的信。這封信使毛澤東的眼睛忽地一亮。

　　那封信來自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縣望城崗原步兵學校一座小院裡。小院裡有一幢兩層紅磚小樓，本是步兵學校校長住的。自1969年10月下旬起，一位六十五歲的老人成了那裡的新居民。這位老人是從北京用專機押去的。從此，他默默地“貶居”於這座小院裡。

　　他，便是中國當年“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

　　鄧小平和妻子卓琳、繼母夏培根生活在一起，他成了家中的“壯勞力”，掃地、劈柴、砸煤之類活兒，都由他“承包”。他還“奉命”每日上午去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勞動。

　　每當黃昏來臨，鄧小平總是在小院子裡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鄧小平在小院裡走出了一條“鄧小平小道”。他一邊散步，一邊沉思。他在思索着中國的未來，思索着中國共產黨的未來。

　　終於，發生了“九·一三”事件。當鄧小平坐在工人之中，在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聽完中共中央有關“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傳達，鄧小平回家後說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難容!”

　　林彪的倒台，給了“左”派們沉重一擊。

　　差不多同時跟鄧小平來到江西的陳雲和王震，被調回了北京。那些日子裡，陳雲在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蹲點調查”，王震則在東鄉紅星墾殖場“蹲點調查”。

　　1972年“五一”節前夕，鄧小平的身患殘疾的兒子鄧朴方獲准去京就醫。鄧小平的女兒毛毛陪同哥哥鄧朴方前往北京。

　　在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毛毛上他家。王震詳細詢問了鄧小平的近況，他對毛毛說：“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書，讓你父親出來工作。”

　　毛毛回到南昌，把“鬍子叔叔”王震的話，轉告了父親。

　　周恩來更是關心着鄧小平。最初，在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突然出現在陳毅追悼會上。毛澤東那天在與張茜的談話中，提及鄧小平，說鄧“屬人民內部矛盾”。在側的周恩來注意了這一重要信息，他知道毛澤東已原諒了鄧小平。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在那小院裡寫了給毛澤東的信。此信很快地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轉給了毛澤東。

　　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語：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亦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多次，現在再說一遍。(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1988年版。)

　　毛澤東提及的“鄧、毛、謝、古”，即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由於支持毛澤東，在1933年4月在中央蘇區遭到王明路線執行者們的批判。

　　毛澤東的這一批示，是一個重要的信號，意味着將重新起用鄧小平!

　　周恩來一邊把毛澤東的批語和鄧小平的信派人送往印刷廠排印，一邊通知中共江西省委，解除對鄧小平的監督勞動，恢復黨的組織生活。

　　1973年2月20日，鄧小平終於離開了那小院，從江西返回北京。

　　鄧小平在北京出現，使周恩來有了一位得力助手，對中國的政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對鄧小平信件的批語，主持政治局會議。會議作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這一決定，意味着鄧小平正式復出了。

　　4月12日。北京人民大會堂里，中國領導人宴請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鄧小平出現了!這是他被打倒之後，第一次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公開露面。

　　當時在場的匈牙利記者巴拉奇·代內什這樣描述：

　　他孤獨一人站在大廳里。他個子明顯矮小，但體肩寬闊，顯得剛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幹部服，但襪子是白顏色的。此刻，他當然知道，從遠處，從人民大會堂大廳里的許多圓桌旁邊，數百雙眼睛正好奇地注視着他，因為他是在消失之後又從被遺忘的角落裡突然出現在人們眼前的……

　　4月的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搶先急匆匆地走下樓梯的卻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國的新聞記者。他們直奔近處的郵電總局，向全世界傳播一件重大新聞：鄧小平復出!(註：巴拉奇·代內什：《鄧小平》，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