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寫王實味 |
送交者: 夏雪冬雨 2012年09月10日07:17:5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一) 王實味這名字,1980年代之前,估計凡在“新中國”念過書,而且——用如今的話說:“被看社論”和“被聽報告”的百姓,都模模糊糊有個欽定頂級惡 人的大概印像。如若碰巧有1935-1947年“奔赴”延安,或者在此後的日子裡被“延安過來人”修理過的(比如沉從文遭遇丁玲),“王實味”三字,差不 多已成腦海中抹不掉的現世蛇蠍(“叛徒、特務、托派、反黨集團成員”)。 我屬於第一類。我的繼父唐海屬於第二類。我母親屬於第三類。 讀者也許看過我在《四個父親》裡邊寫的那一段: 因為從事的工作屬超級機密……父親的名字和事情絕對不許提。媽媽嚴格遵守這一規定,包括她自己在文革中被當做“叛徒”揪斗——直到1980年代中。 一天,聽別人轉告,有人在高級黨校作了個關於“第三國際軍事情報”的報告,她慌不迭打電話給我——“爸爸的事讓說了……。”她裝做很平靜,可是我感覺得 出……父親犧牲40年,她已將近70歲! 後來,不知道怎麼打聽到,她得知有人在編一部《烈士傳》,於是起念,希望父親的名字能夠列進去。我不知這想頭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聞不問來泄她 的氣。那年,李克農、葉劍英都已不在世,怎麼辦……她最後還是下了決心,給父親尚在的顯赫老友寫信:聶榮臻,鄧穎超,還有誰誰,希望他們就入《傳》這事, 為父親的身份做個證明。信發出去了,她等着,一周、兩周,一月、兩月……沒有回音。信不會收不到,她寄的是掛號。或許人家太忙?不會——他們不但都已離 休,卻都保留着自己一應俱全的“辦公室”。忘記了?也不大可能。因為,除了老年人其實有更清晰的早年記憶這一般規律而外,鄧穎超1970年代末在一瞥間即 將我認出,脫口說的是:“和大璋當年一模一樣。” 事情明擺着,他們不回答,是因為不願或者不屑回答——雖然媽媽在信里既沒有要求房子,也不曾懇請安置子女;我那時也還沒有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代 表人物”這類帽子。她希望最後能為亡夫作點什麼。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兒也沒有睬她。 老友不睬,後人出場吧。不費吹灰之力,我就打聽到,編《烈士傳》的是曾任中央台副總編的前右派溫濟澤。溫老當時已退休,正懷着相當不時髦的情愫認真 地緬懷先烈。他跑到胡喬木、或許還有臨終的李維漢那裡,自薦擔任《革命烈士傳》主編,而且明確宣稱“傳主不限於共產黨”。 我感到有共同語言,就徑直敲門,報出父親履歷與犧牲。他當即表示絕對沒有問題——可能讀過幾篇我的報道,就放下主旨聊起天來。他認為《烈士傳》一人 僅收幾百字太單薄,他手上累積了多少生動、“有教育意義”的材料啊,而且,以此打底的月刊《中華英烈》也批下來了。 “你手頭事情多麼?”他切切地問,“過來一起干,給我當執行主編。”我忙不迭推辭——父親能入傳,此行目的已達,一心想着喝完茶即告辭回家稟告母親 交差。 就在這時候,他說起王實味。說起這潢川漢子張揚的才具、暴烈的脾氣,還有當年籠罩在他們這些“奔赴革命聖地”之讀書人頭上濃郁得化不開的、與理想糾 結在一起新體驗,一種與抗戰熱情原本相抵、但轉瞬間又能轉化為相砥礪的詭異的恐懼——“那次大會,我是現場記錄。《鬥爭日記》是我寫的……”。 我感到自己咚咚的心跳。或許,我們——“共和國螺絲釘”們,終於能知道歷史原本而非澆鑄或者車旋出來的結論。我放出手段,誘他多談再多談,原來就在 不久前,他還聯繫上了幾近湮沒的王實味髮妻:1920年代北大學生黨員劉瑩……。 我不再玩花招,直接問他是不是打算寫。“當然。只不過……年紀大了、手頭還有……”。我說那就由我來寫?溫老就是溫老,溫厚慷慨,幾乎沒怎麼猶豫就 同意了:他願意把所有線索交給我,包括介紹鋼鐵學院研究者宋金壽。條件麼?我幫他編《中華英烈》。“沒問題。”我說,隨即抄下劉瑩湖北襄樊的地址。 (二) 開始收集資料並且採訪當事人。那是在1986年夏,這我記得很清楚,因為王小嘉剛考上北大,說好了玩北戴河犒勞犒勞。沒成想,王實味的妻子、兒女一 下子就聯繫上了。我說:怎麼樣,閨女……她說,當然,你走吧,去湖北! 以今天的眼光看這篇不過兩萬多字的故事,最大遺憾,是作者學力不夠。比方說,我未能抓住王實味案件裡邊最要害之處——他那篇重頭點題文字《政治家藝 術家》,居然沒有引用。還有,李維漢、胡喬木、凱豐、周興……一干人的秉性作為沒在這裡展開;至於這位大才子匆匆“奔赴”,實際上是帶着女學生情人的—— 我當時已有線索,惟想到一無所知的劉瑩,實在不忍傷她啊,就一個字沒露(可氣的是,沒多久河南一家晚報就登出了)。好在本人不過一介“客串寫作的前工科 生”,責任所在也就是“講好故事”(標準當然是不瞎編,還要引人入勝),至於故事講過之後的理論分析與制度性創議,就看各路高手的啦。 採訪,應該說十分順利。1980年代中啊!從毛時代走過來的共產黨們,還沉浸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卸下歷史包袱,輕裝再創未來”那樣的氣氛中——王實 味案是黨必須記取的深刻教訓,似乎不言而喻。於是,這場噩夢,由“過來人”談出,更多的是感慨而沒什麼出於紀律與防範的自我噤聲。連安全部——這個到了 90年代以後能把所有人或嚇成呆傻、或馴成油條的維穩重鎮——也取這樣姿態。我不但得以進入他們大院,採訪一個接一個重要當事人,到後來他們(聯手公安 部)反過來從我這裡取證最後平反王實味案的時候,不但態度開朗和氣,還把傅大慶稱作“本部老前輩”。特別是凌雲。他思路清晰、語言簡潔,無官腔,特科幹員 本色不時閃見——萬萬沒有想到如此精明老到的先驅,最後會“折”在俞強生案子上。 王實味案,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在當年是毛、康用過之後,拋給公安“擦屁股”的——恰如50年代胡風的“反黨集團”和今天艾未未從“特立獨行”到拋給 稅警。周興和凌雲的當年部下,也即接過案子之後負刑訊、押送、看守之責的人,到我採訪的時候,有的是前參贊、有的是前局長……他們談得很自由,甚至相當動 情。我居然查到最後舉刀行刑那小子的下落:在四川某市干老本行,也是什麼“長”了。講王實味的故事,當然也會聊起當時環境與價值取捨,特別他們曾經親歷而 終生難忘的情景——坑殺前往南方抗日的東北青年那檔子事,就是談王實味之餘他們對我說的。 剛動筆,《文匯月刊》(這家刊物當時聲譽與今日《炎黃春秋》、《同舟共進》相類,64之後遭關閉)梅朵和蕭關鴻他們就知道了,當然是不停地催。那年 頭,資淺作者如我輩,多長的稿件都是手寫。草成的文稿不知怎麼被包遵信看到,他什麼都沒說,即動用他在《讀書》和人民出版社的特權,讓手下用打字機給我出 了一份八開紙的大樣。 照理,大樣送《文匯月刊》之前,須經溫老最後審讀把關。雖然懷着尊敬,但王實味的故事,出於他或者我之筆,將很不一樣——對此我心裡太清楚了。若將 大樣送他,當年小溫定會眉頭緊鎖,說不定還要“問問喬木同志的意見”。如若落到如此下場,我還不如一開頭就不動筆。為難之中,忽然想到溫老的鄰居,我“學 者答問錄”採訪對像黎澍。他們同屬“開明高幹”,但黎澍早已自我解放,再不是編《文萃》時候的一線左派。 我將文稿送到黎家,請他在手裡壓幾天再交溫老,就說“一直聯繫不上”。黎澍沒問我為什麼,連笑一下都沒有,我於是飛速寄稿上海。 一周之後,接到溫濟澤同志幾乎氣急敗壞的電話:“怎麼能這樣寫……這裡……那裡……”。我說:“您怎麼現在才說呀?上海那邊昨天就開印啦。”他說, “我剛看到這東西!黎澍說找了我幾次:電話沒人接,敲門沒人應……不可能嘛。” 《文匯月刊》將這篇文章刊出——崩塌、地震都沒發生,我也轉身忙起了別的,包括編《中華英烈》。不料一段時間之後,一位任職《文藝報》的朋友傳過話 來:“薛明阿姨很生氣。” 我與賀家無怨無仇。1927年南昌起義當口,我的父親不但為壯賀部之勢聯絡當地梟雄,傅家在臨川上頓渡那所九進院子,還給他充當臨時指揮所。當然後 來我們姐弟從來沒有上門套近乎,對他那“一把菜刀”云云更是不敢恭維。處決王實味的命令來自何處,薛明本可以找我談談——沒準賀帥生前對她耳語過什麼—— 從而使作者得以在新資料的基礎上請《文匯月刊》發一段補遺。無奈貴婦當慣了,要摟住脾氣也難,於是有了前兩周發給上海網友楊兄海鵬的一小段說明。 謝謝惦記。確切故事如下: 因為賀龍是斬首王實味那死地的黨政軍首長,我在文章中寫“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命令”——還非常體貼地說,政治標籤已經由毛貼上,賀龍下令殺的是“壞 人”云云。
附記 --馬天仁戴晴說的東北學生,是趙侗將軍率領的抗日游擊隊。趙將軍與日寇苦戰7年,沒有死在日寇手裡,卻被CCP偷襲,其妹趙理智也一同罹難。其母 趙洪文國,是著名的“游擊隊之母”“雙槍老太婆”,其家族有30多人為抗日殉國,而趙老太和倖存的四子趙連中亦也因戡亂而犧牲。滿門忠烈,千古景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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