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其實涉及了兩架飛機

    機械師邰起良看見林彪已經到來，而機組其他5位成員還沒到，他可能有點納悶，到飛機下面抓起臨時內線電話，找到調度室主任李海彬：“首長都到了，機組人員怎麼還沒來齊？！”李海彬也大驚，才趕緊去敲我們的門。
    當時參與攔截飛機的，還有山海關機場場站的參謀長。他告訴我們：9月12日深夜，他接到不准256飛機起飛的命令，然後他直奔機場，到了飛機下面，沒看到潘景寅，卻看到正在打電話的邰起良。當他把不准256飛機起飛的命令告訴機械師邰起良時，邰起良緊皺眉頭，愣愣地呆站在那裡，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林立果大步跨到電話機旁，催促邰起良快上飛機。邰起良一邊走一邊往回望，大概是期望我們能馬上出現。可是最終也沒能等到我們，他成為倒數第二個登機的人。
    最後一個登機者是林立果。
    已經登上飛機的葉群，還把頭伸出駕駛艙的窗外，高喊：“油車趕緊讓開！我們要起飛！”被她這麼一喊，油車司機開始猶豫着往後面倒，可是還沒等他完全把車倒走，飛機就急着開始滑行，結果右機翼尖上的紅色航行燈掛在了油車頂部，燈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機坪上。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其實涉及了兩架飛機。除了三叉戟256之外，還有一架是被周宇馳劫持的3685號直升機，但是，很多年來，關於這架直升機的故事卻很少被提及。
    巧的是，這架直升機的一位親歷者陳士印是我在航校時的同學，1964年7月我們一起被分配到34師。陳士印後來被調到新成立的四團改飛直升機，1967年，空軍從法國進了“雲雀”直升機之後，他又開始學習飛“雲雀”，很快就擔任飛行副大隊長，當時不足30歲。
    1971年春，空軍參謀長胡萍找到分管直升機團的專機師副師長，說空軍首長要求，在首長(林彪)身邊要培養一名直升機飛行員，這位準備學習直升機的人就是周宇馳。雖然周宇馳在空軍的身份只是司令部黨委辦公室副主任，但是他與林立果的親密關係眾所周知，所以副師長親自帶周宇馳學比較先進的雲雀機。作為副大隊長的陳士印也被指定擔任訓練飛行的指揮員，因此也認識並接觸到周宇馳。
    9月13日凌晨1點多，正在熟睡的陳士印被周宇馳的電話叫醒。周宇馳讓於新野用車把陳士印接到空軍指揮學院的小樓里，周宇馳拿出一張16開大小的白紙讓陳士印看，上面是紅鉛筆寫的歪歪斜斜的幾個字：“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落款是“林彪九月八日”。上面沒有紅頭，下面沒有紅章。周宇馳說有重要任務，讓陳士印開直升機去北戴河給林彪送文件。
    周宇馳與於新野、李偉信3人在空軍指揮學院辦公室匆匆忙忙裝上一大堆東西後，拉着陳士印趕到沙河機場。因為很長時間沒有飛直-5型直升機，陳士印覺得沒把握，又叫上了另一名直升機飛行員陳修文。
    周宇馳拿着這張林彪手令，騙過了機械師打開直升機，也騙過汽車連連長給3685號飛機加了油，最後騙過調度長通過場站調度室值班員給直升機放飛。凌晨3點15分，3685號直升機起飛。其實那時候，周恩來總理已經通過在空軍坐鎮的李德生向全國發出了“禁空令”，這時張家口機場的殲擊機已經起飛，決定對3685號直升機進行空中攔截。
    陳士印和陳修文當然不知道這一切。直-5的駕駛艙只能坐3個人，陳修文坐在左邊正駕駛員的位置上，陳士印在右邊駕駛，周宇馳坐在陳士印的後面。他關掉了通話開關，又熟練地關閉了航行燈和機艙所有燈光，說是任務絕密，要保持靜默飛行。

   

    我們失去自由了

    陳士印被帶回北京後，被拘留審查長達11年之久，最終被轉業到瀋陽老家。陳士印多年不願意對外談這段往事。我以老同學、老戰友的身份找到他，終於說服他開啟了塵封多年的回憶。這架返航的3685號直升機至今還保存在沙河的航空俱樂部里，我們倆還專門跑到那裡，我為陳士印在那架直升機前照了張相。那被子彈擊穿了4個洞的飛行工作服至今也保存完好。
    而那天晚上在山海關，雖然只睡了1個小時，但是經過一番驚心動魄，我們剩下的5個人誰也無心再睡。大家坐在一起反覆回顧白天的細節，尋找種種不正常處，天色逐漸明亮起來，但我們仍一頭亂麻。
    不過我們都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我們推舉副駕駛員陳聯炳作為機組的負責人，儘快與上級取得聯繫。空軍的專機，在海軍的機場發生了問題，是找空軍呢，還是找海軍，一時又拿不定主意。有人說，我們應該儘快告訴中央，林副統帥半夜乘機不知去向。可是怎麼能找到黨中央呢？最後大家想起找空軍航行局局長，他是直接管飛行的。陳聯炳把電話打到他那兒，把前後情況大致匯報了一番，對方的第一反應是完全不相信：“哪有飛機走了把你們留下來的事？不可能！”又費了一番口舌，他才確信我們說的都是真的，他也傻眼了。
    中午飯的時間，我們還在商量匯報的事，這時場站的同志通知我們：中午飯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軍的同志直接把午飯送到招待所來。我們聽到後一下子都愣住了，往外一看，外面都站上了崗。我明白，我們失去自由了。
    9月14日下午，我們機組5位成員，加上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孩子，每人一輛吉普車，車上有兩個海軍“陪同”，被送上開往北京的火車。到北京站時，同樣還是每人一輛吉普車，直接從站台駛出，沿着寬敞明亮的長安大道疾馳而去。
    我們被送到海軍司令部後院的一個家屬招待所，一人一間，被看管起來。其實看管我們的海軍也不明白髮生了什麼。我記得有一天一個人還把我叫到破倉庫里問：“山海關那邊究竟出什麼事了？”9月19日，一輛大轎車又把我們全拉到位於西山的北京軍區政治部招待所。其實這時由紀登奎負責、公安部部長李震主抓的“中央專案組”已經成立了。
    單獨關了一兩天后，有一天半夜，我們幾個人被叫到一間屋子，進去一看，找我們的是紀登奎。他對我們挺客氣的，像聊天一樣詢問我們事件的詳細經過，聽罷說了句：“林彪急着搶班奪權，等不及就跑了，摔死在溫都爾汗！”這時我才知道那架飛機上的人的命運，以及整個事件的定性，頓時百感交集，又震驚，又有逃過一劫的僥倖和後怕。
    公平地說，專案組的人對我們還都挺客氣的，但措施該嚴還是比較嚴。怕我們自殺，刮鬍子不能用刮鬍刀而是用推子，窗戶都被糊上還用木板釘上，不讓我們和外界有任何聯繫。北京軍區專門挑選排以上幹部輪流值班，一天24小時看着我們，上廁所不能關門，睡覺時可以關燈，但看管我們的人還要坐在那兒，視線絕不離開我們。
    我和陳聯炳住在一屋，但有時我們倆半天也不說一句話，都是躺在那裡，眼望天花板，想着自己的心事。那時我最擔心的是獨自帶着孩子的妻子和老家多病的老母親，我想妻子可能到現在都不知道我的下落，肯定會發瘋一樣到處找我。
    轉眼到了11月，天氣已是很涼了，我們身上還穿着離家時那身單布工作服。我們向專案組提出到我們每個人家裡給我們拿過冬衣服，專案組沒有拒絕這個要求。
    其實我們也想通過這個舉動，向家裡人傳遞我們還活在世上的信息。事後證明，這的確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