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61年中國大饑荒肆虐時，共產黨的調查人員撰寫的文件讀起來幾乎像是一本食譜。

他們寫道，“在四川省的橋頭區，老婦人羅文秀是第一個開始吃人肉的人。在有家人一家七口全部死去後，羅文秀把三歲女童馬發慧的屍體挖出來。她把小女孩兒的肉割下來，用辣椒調味，然後蒸熟吃掉。”這篇報告寫於1961年2月9日。歷史學家周遜編撰了一本關於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的新書，這篇報告就是書中收錄的100多份令人震驚的文獻之一。該書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另一份文件里，調查者講述了一個四川母親是如何吃掉了自己的孩子的。她用毛巾勒死了五歲大的兒子，“吃了四頓”。該文件寫於1961年1月27日，調查者王德明寫道，“這樣令人震驚的可怕事件遠非只有這一起。”

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周遜在《中國大饑荒，1958-1962》(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1958-1962)的序言中寫道，“儘管這是20世紀歷史上最慘痛的災難之一，”但與恐怖的蘇聯古拉格和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不同，大躍進運動中的慘劇卻極少受到外界關注。

她寫道，“在中國，大饑荒是一個黑暗時期，沒有得到討論，也沒有得到正式承認。”

儘管近幾年也有過別的著作討論大饑荒，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新聞人楊繼繩撰寫的《墓碑》，及荷蘭歷史學家馮客(FrankDikötter)的《毛澤東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但周遜此書卻別具一格，書中只是呈現了一些當時的文獻，文件來源有中央和地方官員及黨內調查組撰寫的報告、官方會議的會議記錄、人們的書信，及警方調查盜竊、兇殺、食人案件的報告。

就像隨着由斯大林簽署的屠殺令的原件被揭露出來，1940年蘇聯秘密警察在卡廷森林大肆屠殺波蘭人的事件得到證實一樣，周遜也希望通過展示大饑荒的原始文獻，讓讀者了解到“發生過的歷史事實真的是不容置疑的”，儘管中國政府50年來對大饑荒一直緘口不言。

周遜和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以及一些外國學者相信，可能有4500萬人死於大躍進運動，死亡大都發生在農村。大躍進運動是一場由毛澤東發動的運動，該運動的目的是急速實現工業化及農業集體化。但人們卻在追求完美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上，死於飢餓、過勞和暴力。

從2006年起，周遜耗時四年，到數十個縣級和省級檔案館搜集資料，其中一些由軍方看守。研究剛開始的兩年，她查閱檔案還比較容易，她認為那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執政時期留下的遺產。儘管如此，她還是經常只能通過非正式的渠道查閱檔案。對於這個問題，她拒絕提供詳情。她總共通過複印、拍照及抄寫的方式搜集了大約一千份文獻。（周遜還採訪了一百多名倖存者，並將之編撰成書，該書也將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這些文獻描繪了一個普遍濫用權力的社會。在某些地區，餓死或因暴力致死的人數，超過當地人口的一半。人們創造了大量詞彙來描述暴力行為。在湖南，省委調查人員發現，醴陵縣的11個公社有120人在掀起政治運動的大會上遭到毆打，致使20人重傷或瀕臨死亡。調查人員寫道，“他們使用了20多種酷刑，大部分都極其危險”，包括把人像待宰的豬羊一樣吊起來。“回鍋”是指反覆毆打，“捆柴火”是指捆起來毆打，“白上黑下”是指把人裸身拖到台上，將其毆打到變色為止。

農業集體化導致糧食產量下降，政府又徵收糧食，強迫人們在公社食堂吃飯，而食堂的飯食定額又由管事的人把控着，於是處處人們都在挨餓。1962年5月，四川省民政局報告，在富順縣，孤兒院的孤兒們吃廁所的死老鼠。饑民哀號着想要得到糧食、吃泥土充飢，最後開始吃人。

其他的故事也都各有各的可怕之處。在湖南省武岡縣，以增加糧食產量為名，數百名婦女被迫跟赤膊的男人們一起，赤裸着上身勞作。寫於1958年12月18日的縣監察委員會的報告中記錄了兩名婦女的話，杜老九和周老春說道，“我們從出娘胎就沒這麼丟人過。”

周遜說，現在檔案館又開始關閉了，一些過去能夠查閱的文獻有時甚至會被從目錄里刪除，或許是因為最近正在進行數字化工作。而數字化是國家檔案局下令進行的。她在電話里說，他們又一次讓歷史沉默了。

周遜說，“他們正在剔除許多東西。”

為什麼？

她說，“這種事情在中國時常發生。”官方有時會鬆動一下，然後又會重新封閉起來。

她說，“某種意義上，這是因為恐懼，是故意為之。這樣人們就不知道正在發生些什麼。你總是擔憂，就會進行自我審查，因為你真的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我覺得這基本上就是一種恐怖，它製造了一種恐怖。”

如果大規模的死亡和暴行被掩蓋起來，就像在中國的大躍進運動(Great Leap Forward)中發生的一樣，這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大躍進運動結束至今已有50年了，但仍是中國的一大禁忌話題。

據新書《中國大饑荒，1958-1962》(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1962)的作者周遜所說，毛澤東發起大躍進運動來推動全面的農業集體化和高速工業化，但運動帶來了饑荒和政治暴力，這些嚴重後果至今還影響着中國人的思維意識。在我的專欄《中國來信》中，有關於此書的更多內容。

周遜在採訪中說，“大饑荒中，社會變得極其殘暴，”可能有多達4500萬的人在饑荒中喪命。

“如果你看一看當今的社會，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會在當今社會中發現很多過去的影子，”她說。

今天，“家庭成員們不用從彼此口中奪食，”但財產糾紛“讓家庭四分五裂，”她說。“這相當普遍。”

“我確實認為大饑荒在某種意義上帶來了長久的影響。好吧，你可以一概而論地說，人類是自私的。但對暴力的使用確實在大饑荒時期達到了頂峰，我相信那就是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背景。”文化大革命在大躍進結束四年後（1966年）開始，造成了更多死亡。

她說，絕望和自私貫穿中國社會，直至今天。

“我真的覺得，中國人有一種來源於此的絕望感，”她說。“為了生存，唯一方法就是依靠自己。”

由於不能依靠國家來提供安全的環境，“你只能靠自己去爭奪。這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可行手段，”她說。

“實際上我曾和官員們討論這個話題，他們就這樣認為，”周遜說。“你永遠不會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總有人會來打擊你。”

這就導致了一種心理，即濫用權力可能被看做是不好的事情，但在道德上幾乎是可被接受的，因為權力有保護的力量。

“如果你有權力，破壞就會更大、更嚴重，”周遜說。

直到今天，這一災難也幾乎不被大力推動經濟增長的政府所承認。最近，為了使經濟獲得快速發展，開封地方政府計劃把大部分市區推倒重建，這導致北京的一家中文報紙發文警告又一次“大躍進”的出現。

高中教材中沒有提及死亡的事實：1958-62年被描述為“嚴重經濟困難”時期。周勛的書用100多份一手資料給讀者呈現了一個非常不同的故事。

饑荒也是她自己家庭歷史的一部分。20世紀70年代，她生長在四川省的省會成都，從小她就聽說自家一個親戚的岳母被活活餓死，因為她的孫子拿走了她所有的食物。

當然，家庭之間也會有所交流，但面對政府長期的掩蓋，該事件的重大性質仍然不為人知。周勛說，小時候的她對饑荒的規模沒有概念。

“你的成長過程中伴隨着這樣的故事，但你不知道它的毀滅性有多大，也不知道規模有多大。規模其實相當驚人，”她說。她極力想找尋答案，但秘密只是變得越來越多。

“我在做研究時才發現，這個主題仍是一大禁忌。想要獲得資料特別困難，但我不願就此放棄。我想挖掘出真正的事實。”她說。

重要的是，儘管她在數十個檔案庫（有很多檔案庫是很難進入的）中發現了很多駭人的信息，她還發現了其他的東西：平凡中國人所擁有的非凡勇氣。

“普通人並不是一直都保持沉默，”她說。“他們也會發出聲音。對我來說，這非常重要。”

那個時期在各地零散地出現了暴動，很多暴動都有宗教性質，因為人們在面臨巨大災難時總會求助於信仰。

一名婦女和她的四個孩子在北京國務院大門前遊行示威，他們寫在衣服上的口號是，“飢餓”。四川省黨委辦公廳在1957年，即災難剛開始時就發布了關於此事報告。“至少有數百起這樣的事件在北京發生，”該報告不滿地表示，並譴責人們“蓄意挑釁”。

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只是寫申訴信而已。

山東省黨委在1959年8月10日報告稱，該機構在當年早些時候收到了266封申訴信，“所有的信件都和農村地區的糧食危機有關，”黨委指出。其中一封信來自謝集村的王訓義（音譯）和其他三名村民，信中稱每人每天只能被分到100到150克的大米。

“大多數村民都消瘦衰弱，臉色蒼白。還有好些人試圖自殺，”王先生寫道。另一個山東人在信中抱怨，這是“給鬼吃的飯”。

講出實情來是危險的。隸屬四川省黨委的樂山市黨組織活動團體在1961年報告，一個叫做杜興民（音譯）的人因為寫信報告當地黨委書記宋友漁（音譯）沒收了農民的糧食，被該黨委書記指控為“蓄意破壞”。

報告稱，杜興民被毒打一頓，隨後被“當地的一群壯漢”抓走，並被“挖出了雙眼”。報告還說，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杜興民的村子裡總共有128人被餓死。

翻譯：陶夢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