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爆發，國民政府遷都

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北伐勝利後，國民政府只掌控了十數省，中國仍然處於軍閥割據的狀態，許多省份仍然沒有統一，南方還有共產黨武裝割據。

“九·一八”事變，日本掠取了中國東北三省，其全面侵略，吞併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國民政府開始商討日本侵略中國戰爭全面爆發後如何應對種種問題，首當其衝的就是政府首腦機關和國家指揮中樞的安全。部分政府機構開始遷洛陽辦公，開始考慮遷都西安。

但是西北部軍閥還沒有完全服從中央，政府還沒有一統，西北部人口和物產等自然條件仍然欠缺。且北面接壤蘇聯，他們已經在東北開始對中國實施侵略，斯大林還指示中國共產黨全面展開“武裝保衛蘇聯”的暴動。

1934年秋開始，蔣介石用一年多的時間，馬不停蹄地對中原、西北以及西南的十餘個省份進行巡視、考察、分析和研究，除恩威並施收攏各地軍閥人心，圍剿共產黨勢利力之外，對各地地形、物產、交通、人文的綜合，作出了將戰時國家的最後根據地確定在四川的重要決策。

1935年3月2日，蔣介石偕其高級幕僚陳誠、顧祝同、楊永泰等乘飛機由武漢飛抵重慶，從而開始了他長達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蔣介石這次西南之行的 真正動機，首先固然在於追剿紅軍和統一四川及西南諸省於國民黨中央勢力的控制之下，而另一方面，此行對他最終確定以四川為抗日根據地的決策有著重要的影 響。

隨着他對西南三省地勢、氣候、礦藏、物產以及民眾意願的進一步了解和認識，還隨着中共及其領導下的工農紅軍進攻四川，遭遇四川軍閥強硬抵抗，共軍敗 退撤出四川。更隨着國民黨中央勢力對西南三省的深人滲透以及對該三省政治、經濟、軍事、財政控制的加強和鞏固，蔣介石對西南三省特別是對四川的認識才提到 了一個新的高度，以四川為對日抗戰根據地的思想也於此過程中逐漸形成並越來越堅定，在他離開四川之前完全確定了下來。

“七七事變”之後，七月十九日，全國各報頭條刊載了蔣總統在廬山發表談話的戎裝照片。照片上的蔣介石，情緒激昂，高舉拳頭。“如果放棄了尺寸土地與 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抗戰到底，犧牲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圖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我們希 望和平，但不求苟安。我們不求戰爭，但可能被迫自衛。”說明了中國的嚴正立場，清楚地表明了抗日到底，不惜一戰的決心。

8月，由主席林森率領的政府部門要員，乘海軍內河裝甲的“永綏號”兵艦遷重慶，經三日過武漢後，發布《國民政府遷駐重慶宣言》新聞。過宜昌後林森率 文官、參軍、主計三處長官和高級官員，先乘“民風輪”啟行；其餘人員、物資則另乘“民貴輪”隨後跟進。兩輪晝行夜泊，當晚即宿四川巫山，次日宿萬縣，25 日泊涪陵，26日侵晨，“民風輪”先期進入重慶航段。在朝天門受到熱情歡迎，林森此行，對穩定國家，激勵抗日有重要作用。

隨之，即開始全國政府機構、文化、教育、商業、工業，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民、投身抗日的人民，他們從全國各地，扶老攜幼，爬山涉水，一步一趨向雲南貴州四川三省的大遷移，這場大遷移估計超過2千萬人，大部分聚集在四川，在戰時首都——重慶。

艱難搬遷三年 兵工聚集九萬

“九一八”事變前，國民政府掌控的兵工廠只有漢陽、鞏縣、金陵和濟南等6家。到了1937年抗戰爆發時，國民政府實際掌握的兵器製造廠增加到14 家，隸屬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俞大維(1933年1月-1944年12月30日)。其區域分布大體為廣東3家，河南、武漢、重慶各2家，山東、湖南、廣西、 南京、上海各1家。

抗戰爆發後，在南京的國民政府決定將設在廣東、上海、濟南、金陵等兵工廠開始內遷。

中國兵工企業在抗戰期間的內遷，從實施的時間來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37年9月至11月，第二階段為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第三階段為1939年至1940年。

初期，國民政府對戰爭形勢估計不足，沒預計戰爭會曠日持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英美出面調停，並且低估了日軍的軍事進攻能力，因此，只將工廠內遷 到武昌為目的地。國民政府原來想要保衛武漢，兵工廠大多是遷往武漢。此時的武漢不但成為全國政治、軍事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經濟的中心。

不料，1937年12月，中國七大城市飛快陷落，南京陷落後，日軍志得意滿，認為中國已經逃不出滅亡的命運。日軍溯長江而上，矛頭直指武漢。1938年6月29日，日軍逼近馬當防線，於是內遷至武漢的工廠，包括兵工廠便須要展開新的搬家行動，今次是向西南、西北地區拆遷。

當時內遷的兵工廠，計有：金陵兵工廠，軍用光學器材廠、濟南兵工廠、廣東第一兵工廠、廣東防毒面具廠、鞏縣兵工廠、中央修械廠、炮兵技術研究處、航空兵器技術研究處、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廠、中央南京飛機製造廠等。

抗戰初，首批搬遷的兵工企業的具體搬遷日期，據資料顯示：上海煉鋼廠1937年9月遷漢陽，濟南兵工廠1937年9月遷西安，金陵兵工廠1937年 11月遷重慶，鞏縣兵工分廠1937年11月遷四川瀘縣，軍用光學器材廠籌備處1937年11月遷重慶（次年再遷昆明），鞏縣兵工廠1937年11月遷長 沙，中央修械所1937年11月遷湖南衡陽。

抗戰開始後，中國兵工企業受到日軍轟炸，迅速搬遷進入第二階段。軍政部兵工署於1937年12月首先給廣東第一兵工廠下達了搬遷命令，次年4月又向廣東第二兵工廠、廣東面具廠（即廣東化學廠）下達了搬遷命令。

隨後，搬遷命令陸續下達給第二批內遷兵工企業。大規模的兵工企業陸續進行搬遷。廣東第一兵工廠1937年12月遷到廣西融縣（1939年12月再遷 貴州桐梓）；廣東第二兵工廠1938年4月遷重慶；漢陽火藥廠1938年5月遷湖南辰溪；濟南兵工廠1938年4月由西安再遷重慶；鋼鐵廠遷建委員會 1938年6月遷重慶；漢陽兵工廠1938年6月遷湖南辰溪；炮兵技術研究所本部及炮彈廠1938年6月遷重慶；炮兵技術研究所槍彈廠1938年6月遷重 慶；炮兵技術研究所漢陽炮廠1938年6月遷湖南沅陵；炮兵技術研究所漢陽炮廠一分廠1938年6月遷廣西桂林；上海煉鋼廠1938年8月由漢陽再遷重 慶；中央修械所1938年9月由湖南衡陽再遷貴陽。

到了第三階段時，具體只搬遷了四家，即：鞏縣兵工廠1939年12月從湖南長沙遷重慶；廣東第一兵工廠1939年12月從廣西融縣遷貴州桐梓；漢陽 兵工廠1940年春從湖南辰溪遷重慶；漢陽火藥廠1940年10月從湖南辰溪遷重慶。至此，中國兵工企業大內遷便大功告成，落下帷幕。

從1937年至1940年的兵工廠內遷，內遷的兵工廠數目，有不同的說法，例如一說中國由兵工署直轄的獨立兵工廠共有17家，其中11家駐紮重慶， 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二。這11家兵工企業屬於戰前原有的僅2家，其餘9家均為內遷而來。一說據統計，內遷的國營工礦和兵工廠，兵工署先後內遷的兵工廠有14 家。

按史料記載，除第40工廠（抗戰後撤銷）在綦江外，其餘各廠均分布在兩江河谷地帶，這種分布便於各廠充分利用水運。從長江沿岸東起唐家沱西至銅罐 驛，依次散布着兵工署第2工廠（抗戰後撤銷）、第50工廠（現望江廠）、第10工廠（現江陵廠）、第30工廠（抗戰後撤銷）、第21工廠（現長安廠）、第 20工廠（現長江廠）、鋼鐵廠遷建委員會（現重鋼）、第11工廠（後遷台灣）。嘉陵江沿岸的兵工廠，主要集中在雙碑，有第24工廠（現特殊鋼廠），第25 工廠（現嘉陵廠）等。因此，在重慶落戶的兵工廠共11家，似乎是比較準確的說法。

9萬多名聚集重慶的兵工人與前方500萬將士同仇敵愾，造出數以億計的槍彈，為8年的浴血奮戰提供了堅強保障。一場偉大抗戰，造就一座英雄城市，今天，我們將目光聚集在那些歷經崢嶸歲月的兵工人身上，是他們撐起了8年血戰的兵器之天，撐起民族之魂。

“抗戰前，我國多數兵工廠是一廠多能———既產炮，又產槍，不是大而全就是小而全，所以量少質低。這種局面，在重慶得到徹底改變。”重慶兵工史專家 柴文官稱，如21工廠，戰前既產槍又產槍彈，還生產迫擊炮和迫炮彈。內遷時該廠槍彈廠先移交第20工廠，同時又接收了第1工廠的步槍廠和第20工廠的輕機 關槍廠，從而使該廠成為主要生產各種槍和迫擊炮彈的專業廠。經過工廠的接收、移交和整合，統一了制式，重慶兵工產品的質量、數量飛快提高。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國軍正面戰場共進行大規模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其他戰鬥38931次，斃傷俘日軍250萬人，我軍陣亡官兵130餘萬人，負傷170餘萬人。

慘烈戰爭帶來武器彈藥的巨大消耗，尤以1939年全面抗戰開始及1945年大反攻時的損耗最大，前者年消耗子彈3.38億發、手榴彈483萬枚，後 者年消耗戰防炮、火箭炮等炮彈240餘萬顆。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接受國民政府整編前期，都裝備過由重慶兵工提供的武器彈藥。

據相關歷史記錄，從1938年各廠相繼復工至1945年抗戰勝利止，重慶兵工廠 共生產各種槍彈8.5 4億發，步槍29.34萬支，輕機槍1.17萬挺，馬克沁重機槍1.82萬挺，火炮1.4萬門，炮彈599萬顆，甲雷43萬個，手榴彈956萬顆，各式擲 彈筒6.79萬具，擲榴彈15. 4萬顆，炸藥包376萬個；

1945年生鐵產量達48495噸、鋼產量達18234噸。

“重慶兵工對抗戰勝利起到了兵器上的支柱作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統計是：重慶兵工承擔了全國械彈三分之二的份額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