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魚:我所認識的蔣經國 |
送交者: 章魚 2012年09月30日17:16:0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我在中央軍校(第十六期)政訓總隊受訓畢業,軍校畢業前大家開始填寫志願,領導逐一“個別談話”,徵求學員意見。我向領導提出,因感年齡尚小,不希望馬上參加工作,如有進修機會,儘量參加進修。 領導見我梳個“童花頭”,很小樣,確實不像可以工作的模樣,便把我送到江西贛州“三青團”支團部所辦幹部訓練班繼續受訓。 軍校臨行前為我們舉行了歡送會,同鄉張興耀也在裡面。相見之際,不勝驚喜。在異鄉有一個同鄉在一起,總可以相互照顧的。 江西支團部青干班系蔣經國從蘇聯回國後第一個親自組織的干訓班,是他培植親信和嫡系的第一步,因此他傾注了大量的精力。首期學員來自“戰干三團”的畢業生是經過挑選的,共有七十二人(其中女生二十多人),我們戲稱“孔子七十二弟子”。由黃埔四期的中央軍校政治部少將主任胡軌推薦帶隊,隊長彭超、副隊長夏鏡秋帶隊,其中除了張興耀,還有王升、王蘊(王升的侄子)、樓錫源、伏正國、柳新、 蕭韶、 戚國彪、肖春傅、徐貴庠、譚建勛、孔秋泉等,女生有呂飛霞(浙江樂清人)、許素玉、俞潔虹 、曹雲霞等人;其餘人來自贛州專員公署職工以及支團部下屬機構人員,如章亞若、蔡希曾(蔡省三)、游鯤等,前後共有一百四十九人,屬內部招生。總負責人(主任)即贛州專員公署專員兼江西“三青團”支部主任蔣經國。付主任劉愷鍾,具體負責人(付主任)是胡軌,書記彭朝鈺,軍訓大隊長歐陽欽。所有的帶隊教官都是“戰干三團”的人。全部人馬編一個大隊,三個中隊;三個中隊下每個中隊設三個分隊;一、二中隊隊長伏國正,彭超;指導員譚建勛 、孔秋泉 、許粟裕;三中隊是女生,中隊長夏鏡秋,胡香棣,指導員許素玉。蔣經國自己也編進第一中隊第一分隊第一班,參加學員活動。受訓地址在贛州城西郊的水西鄉赤硃嶺小鎮。我們在“靈一古廟”上課,操練是在古廟西邊的禾場上。大地主“賴老拐”(賴傳統)的舊宅是蔣主任的辦公室和他的臨時住處。 一九四零年一月一日正式開學。蔣經國讓人在赤珠嶺祠堂大門口,抄寫上當年黃埔軍校大門口的對聯:“做官的莫進來,發財的請出去。”蔣經國在開學典禮上親自訓話,他和我們穿一樣的灰棉製服,做工非常粗糙,鈕扣都沒有釘牢,一穿就脫落。所以他開場就說:“你們這衣服上的扣子一碰就落,這說明裁縫的馬虎和敷衍;整個社會都是敷衍,不負責任,貪污腐敗,這樣下去中國必將滅亡! 所以希望我們青年一代要力挽狂瀾,發憤圖強,救國救民,負有轉變社會風氣的責任落在你們身上。你們是我們團在江西始創的第一批幹部,今後江西全面組織的發展,就靠你們去開天闢地了。我們地處赤硃嶺,要樹立‘赤硃嶺精神’,即‘精誠團結,朝氣蓬勃’,一個主義 、一個黨 、一個領袖。三青團不是少爺小姐的俱樂部,不是官僚政客的摔跤場。” 他說要把青干班辦成贛南的“黃埔”。語言不多,慷慨激昂,給大家很深的印象。後來,蔣經國就把他灌輸的這種信念,概括為“赤硃嶺”精神,加以大力倡導。 我們每天上午三堂課,下午也是三堂課。受訓內容除軍事訓練外,有三民主義 、領袖言行 、總理遺教及三青團團務。除蔣經國親自擔任“精神講話”課外,還請軍事首領如張治中 、李宗仁、熊式輝,學者名流如中正大學校長胡先肅、馬博丁等來授課演講,康澤也來過。 晚上還進行補習和討論。每星期六有一次課外活動,即進城看電影、話劇或京劇、或參加支團部活動。每逢節日的宣傳活動,同學們自編節目,蔣主任一起表演歌唱,非常盡興。 蔣經國沒有架子,非常平易近人。他和我們同吃同住同出操,每天早晨六點半天不亮就一起跑步。他親自授課,完全和我們打成一片,整個班搞得活潑 、生動 、愉快 。 有一天半夜,大家睡得正香的時候,突然一陣號聲“緊急集合”,同學們趕緊跑到操場,見蔣主任穿着軍裝挺立在寒風中,等待我們集合; 他一聲令下:“跟我跑步。”於是大家跟着他跑,跑了很久,一直跑到贛江邊,在河灘上停了下來,他說:“大家注意啦,你們看前面有些什麼?”有人說前面有山,有的說前面有房子,有的說前面有樹;這時天已漸亮,有的說前面有船,有的說看到了國旗。 這時有一名女生高喊說:“我看到了錦繡河山正遭帝國主義侵略,看到骨肉同胞被鬼子屠殺,我還看到前方將士正在浴血奮戰!”大家回頭去看,原來是章亞若。蔣主任誇她答得好,然後嚴肅地問:“同學們,鬼子屠殺我國同胞,我們該怎麼辦?” 在男生中又有王升高喊:“抗戰到底,把侵略者趕出中國去!”蔣主任說:“今天晨練,讓大家體會窮苦人民是如何在饑寒交迫中掙扎的,這有待於我們一代青年去解決。” 當我們走過一座山岩時,見山岩的縫隙中撐着很多小樹枝,他問我們這是什麼意思? 大家認為這是頑童搞的,他開玩笑說:“這是遊客特意撐的。傳說這樣撐了腰痛毛病就好了。”大家哈哈大笑。 平時他最嫉恨的就是隨地吐痰,有一次他跟我們一起跑步,聽到有人往地上吐痰的聲音,他厲聲問:“誰呀!”到了列隊時,就吐痰之事,他說外國人稱中國人是“東亞病夫”就是因為中國人不講衛生造成的,他叫大家有痰就咽下去 (那時根本沒有餐巾紙,都是往地上吐的)。 每個周末他都會帶我們列隊去城裡看戲或看話劇。有一次他和我們一起在劇場看戲,一位青年跨越木欄進入劇場,剛巧踏在蔣經國身旁,蔣立即訓斥他為何不守規矩,應從大門進來,嚇得那青年轉身就逃。 贛州市是個中等城市,蔣經國去後宣傳工作做得很好,街道整潔,每根石柱和牆面上都是標語和漫畫。為了穩固大後方,蔣經國在此大刀闊斧地整治地方勢力,實行“禁娼、禁賭、禁煙” 活動,將個貧窮落後、土匪猖獗的地方搞得次序井然,有聲有色。 蔣經國還經常喬裝打扮成工人模樣,帶不同的便帽,深入群眾,了解民情。 每逢國慶及其它節日,他穿一身白色制服,戴一頂白帽子,騎着白馬帶隊走在遊行隊伍前面,非常引人注目,我們“青干班”同學隨後,接着是各界代表的隊伍浩浩蕩蕩,熱鬧非凡。晚上還舉行火炬遊行,十分壯觀,整個贛州象沸騰了一樣。 干訓班的伙食要比軍校好了許多,女生宿舍一律兵營式上下鋪,約五,六個人一間。當時我在班裡是年齡最小的一個,我和曹雲霞、楊漢瑛等住一間。我只知道他們大年齡的常聚到一處,我年紀小進不了他們的圈子。後來看書才知道以章亞若、王升為首,肖昌樂、曹雲霞、楊漢瑛等結拜成了“十兄弟(妹)”。 我的印象中,曹雲霞將門出身,打扮入時,非常活躍;夏鏡秋較小樣,因為說我像她妹妹,故很喜歡我;而最著名的章亞若(日後成為經國先生的秘密情人,那是我離開後發生的事)我印象中她高挑個,白皮膚,較時髦, 頭髮老是松松的,微胖,笑起來似有一顆金牙。當時她已有二十八歲,與我們接觸不多,她從公署里來,畢業後又回公署去了。她的好友桂輝高鼻梁,大眼睛。 男生中張興耀人很和氣,能書會畫,擅長畫老虎,我叫他“笑面虎”。王升很能幹,寫一手好字,對我也很好,不是稱我“小錢萃”, 就是因我長個圓臉而稱我“小皮球”。王蘊文才好,我們比較接近,我離開贛州後我們還通過信,信中說他追求呂飛霞未成,說:“原以為是吃一杯糖漿,不料卻是吃了一杯苦酒。”唐詩瘦高個(浙江人)。樓錫源厚嘴唇;易晚香老練(浙江人)。秦純卿(宜興人) 高高大大,長一雙小眼睛。蔡希曾(蔡省三)不算學生,但也與我們在一起, 他一表人才(楊漢瑛曾偷偷告訴我曹雲霞在暗戀蔡,因為她偷看到曹給蔡寫信,稱他為“希曾哥”,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他們結婚時蔣經國做了他們的證婚人)。 到了我晚年我才知道蔡希曾的經歷非常宕盪起伏,作為“戰犯”他在大陸整整關押了二十五年,釋放後又被台灣蔣經國政府拒之門外,今天他還在為兩岸的統一而奔走。 待我最好的是江海東,扁平臉,矮個子。 蔣經國個子不高,非常平易近人,浙江口音很重。我們偶爾會在理髮店遇到他的蘇俄太太及小孩,太太操一口普通話。 三個月訓練結束後舉行了隆重的大會,蔣經國在大會上說:“你們今天雖然訓練班結束了,但是我發給你們的是結業證書而不是畢業證書,因為這不過是一段學業的結束。學無止境,你們要繼續學習、不斷獲取知識,今後努力為社會服務。”他當時的這番話深深地打動了我,也充分顯示了他教育青年人的獨到之處。 一九四零年三月底開始實習。我們發了藏青色軍便服,被派到各個部門,即江西支團部 、專員公署等, 記得專員公署男職工穿的是藏青色連褲制服,中間穿有布褲帶。 支團部用的是原贛州女子師範學校校舍(地址在今天的西津路十六號),規模很大,設有組織組,組長黃模熙;宣傳組,組長江海東;總務組,組長沈知方;及青年招待所,專門接受失業失學無家可歸的青年,所長蔡希曾。宣傳組下還設有宣傳大隊,蔡希曾擔任大隊長。新婚不久的蔡希曾後來還帶隊巡迴宣傳演出,數度過家門而不入,幹勁十足。還有漫畫組 、青年書店並出版“江西青年”刊物;支團部經常排練話劇,俱樂部里時常放映電影和演出話劇。 我被分配在支團部宣傳組辦公室,負責收發文件 、接聽電話。組長江海東經常外出辦事,搞宣傳,我等於是他秘書。記得他的住處就在辦公室後面(以前是學生宿舍),因此也認識了他的太太史如瑩。 有一次我跟着宣傳隊去演出,他們叫我做“司幕”,即負責拉幕,由於我沒看過他們的排練,結果演出間隙不該閉幕的我把幕拉上了,出了洋相,但是他們並沒有批評我。 團里還舉行過集體婚禮,有三對新婚夫婦:中隊長與學員、兩對青年招待所工作人員與外面的姑娘,記得其中一個姑娘還是上海人,長得很漂亮。 這期間,我親眼目睹了一次陳宗瑩、江海東帶隊的“搜捕共黨分子”活動。那天晚上,抓來一個書店負責人叫吳越,從他書店和家裡床底下搜出了許多進步書籍,全部是無字的白封面,還有抗日軍政大學的畢業證書和黨員證章等。這些“罪證”統統被帖在走廊牆上的絲綿布上拍照存檔,那人站着不吱聲。後來被捕人的老婆還到團部來向蔣經國哭訴要求放人。 現在才知道,那是復興社康澤與蔣經國爭權,有人向蔣介石密告,說蔣經國“赤化贛州”,身邊用的人全是共黨分子。他們趁蔣經國去重慶述職之機,抓了一批人,為首的五人包括蔣經國的秘書之一叫“葛洛”,並由他負責找人開了一家書店,暗中賣一些進步書籍。後來蔣經國回來後說要自己處理,把葛洛弄出來後,念其是部下把他給放了,還給了他路費。據說蔣經國從“書店件事”以後政治態度上有了大幅度的轉變。 有一天支團組織組負責人在我外出公務完成後恰巧同路回團部,他推着一輛自行車一路很詳細地了解我的情況,給我的感覺好象他要發展我入某“組織”,我當時梳個齊額劉海“童花頭”髮式,矮矮胖胖一臉稚氣,可能我給他的感覺太年輕不懂事,後來發生的“清黨”活動把他也牽連進去了,說他是共產黨,我哪裡搞得清楚。 因傳遞公文,我常常要去蔣經國的辦公室,他的座椅背後有一排屏風,鑲有蔣介石的幾幅巨幅相片。 記得離江西支團部不遠的江邊有一個地方叫“郁孤台”,山上有座塔樓叫“郁孤樓”,可以遠眺山光水色和贛州全景。古有辛棄疾《菩薩蠻·郁孤台下》的名詩: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 我鬱悶時偶爾也一個人去那裡眺望江面。有一次王升也上樓散步來了,他見我孤身一人站在那裡,他問我:“你怎麼也來了?”我說:“我心裡鬱悶。”他笑道:“我見你天真活潑,成天高高興興地,怎麼也會鬱悶呢?”我說:“思念故鄉啊。” 我在受訓期間,意外地遇到軍校同學,也是初中蠶校高班同學陳觀貞,她告訴我,我的同班同學駱琦正就讀四川省立南充高級蠶絲科職業學校。當我知道這一消息後,心裡非常羨慕和嚮往。便馬上寫信與駱琦聯繫,請她幫助我實現讀書的願望。 一個月中我閒來無事,就自行溫習功課,隨時做上學的準備。江組長知道我想繼續升學讀書,十分同情和支持。在這段時間,我頻繁地和四川南充高級蠶校的駱琦聯繫,詢問她如何進行入校準備和手續。她說只要憑初中畢業證書至重慶教育部“戰區來渝失學青年登記處”登記,即可分配到該校讀書(名為借讀) 。 經過一個多月的實習,在分配前照例要進行個別談話,由蔣經國親自面談。輪到我談話時,我大膽向他提出要求去四川南充高級蠶校讀書,他說:“你何不在贛州就近續讀高中?”我說:“因我初中讀的蠶校不讀英語,數理化也讀得很少,怕跟不上。”他考慮後,同意了我的要求。因為“三青團”工作的宗旨,其中一條是幫助失學失業的青年解決問題,對我這個失學青年怎能視而不見?我當即提出若前去讀書還沒有能力支付學費和去南充的旅費,請他幫助我解決。他叫我寫一個申請報告,不久蔣經國批准了我的報告,同時還寫了一封信給南充蠶校校長,要求為我免除學雜費,並補助我旅費二十元,囑我好好讀書。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封信有蔣經國的親筆毛筆簽字和他巨大的藍色印章。 宣傳組組長江海東,見我是一個上進青年,就全力幫助。他曾在蔣經國面前講了許多好話,蔣主任同意我的申請後,他馬上為我張羅去重慶的同路人。因為江西支團部每年都要派工作人員去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一年,那年輪到總務組組長沈知方前去。他特地為我聯繫,請他和我結伴同行,一路可以照顧我。他想到我去重慶舉目無親,為解決我吃住問題,特寫信介紹我去找重慶支團部的老同事艾冬潔幫忙。 萬事具備,只等總務組組長擇日起程。干訓班的學員們紛紛分配到工作崗位上去了,如做分團部書記 、去專員公署工作,或去青年招待所 、青年服務社 、青年書店 、宣傳大隊。留下我一個人怎麼辦?江海東叫我暫時與派在近郊“茅店中學”的一行人去茅店,一有消息就打電話通知我。 我和組長秦純卿,組員曹雲霞和楊漢瑛同坐一條小船去“茅店”,被派到茅店中學搞團務工作。那時學生家境都非常貧窮,正好碰上準備考試,故實際上也未做出什麼事來。去不到兩天就接到江海東的電話,說沈知方要去重慶了,叫我立即回去準備同行。 時約一九四零年五月份,總務組長沈知方要出發了。我提着一個張興耀送的小白木箱,告別了所有幫助過我的人,離別了贛州江西三青團支團部,跟隨沈知方去往重慶。 我們乘火車經過廣東邊界的大庾轉到湖南衡陽,又坐船到長沙,從長沙到湖北要改乘大木機船沿長江支流經岳陽到武漢,輪船一到重慶,我和沈知方即分道揚鑣,他去浮圖關中央訓練團報到,我則去重慶神仙洞重慶支團部找艾冬潔。這趟旅行全程足足走了一個多月。 後來終於找到了神仙洞重慶支團部和艾冬潔。我出示了江海東寫的介紹信,她熱情地接待了我,為我安排了吃住。重慶支團部的規模比江西支團部大多了,她在該團組織部工作,非常能幹。到了一九四零年八月底,教育部批准了我的申請,通知我去南充蠶校報到。 我的路線是從重慶乘船去合川,再從合川坐滑竿走山路兩天才能到達南充。我在崎嶇的山路里坐滑竿走了兩天,終於到達南充高級蠶校。當我踏進蠶校大門時,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油然湧上心頭,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氣,慶幸自己終於實現了讀職業高中的願望。 我首先找到駱琦,在她宿舍住了一夜。次日她陪我拜見了校長尹良瑩(安徽人,在蠶業界頗有名望,據說他和他太太都是日本留學生),他對我的到來表示歡迎,並看了我出示的蔣經國介紹信,又問了一些情況,就叫駱琦陪同至教務處辦理手續及後勤處安排宿舍。 當第一學年過後,校長曾找我談話,說教育部已停止撥款補助,學校也是困難時期,除學費仍免外,膳食費還是要自理的,不然無法開支。念我當時確實無法承擔費用,他問我是否可以試着再向蔣經國去要點錢,我便大膽又給蔣經國去了信,他居然又寄給我二十元錢,雖然言明這是最後一次,但他這種對青年人的關心足以讓我刻骨銘心,永生不忘。 時間過得很快。一九四三年一月份我在南充高級蠶校畢業了,我的成績是全校第一名。本想找個工作,步入社會,誰知校方告訴我一個好消息,說四川大學農學院蠶業系(校長尹良瑩曾參與了籌建工作)讓我們學校推薦三名優秀學生,免考入學。因為我是全校第一名,自然有資格。校長問我是否願意去,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我當然十分嚮往,我遂決定請學校辦理保送手續。於是校方為我辦好了有關手續,待暑假後去成都四川大學報到。 一九四三年五月間, 有一天我在馬路上閒逛,突然遇到江西贛州“三青團”江西支團部宣傳組長江海東,久別重逢,驚喜萬分。 原來他是來渝參加三青團全國性會議的(一九四三年三月,“三青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三青團”中央幹校)。據說蔣經國,胡軌等頭兒都在重慶浮圖關(即後來的復興關),這次他來北碚參觀有名的“石苗子”煤礦才路經這裡。欣喜之餘,他激動地邀我一起去“石苗子”煤礦,並一起去重慶浮圖關探望蔣經國。 我想機會難得,立即跟隨江海東的團體約一百多人,暢遊了“石苗子”煤礦後再乘輪船到重慶浮圖關中央團校會場。一路上江海東和我閒談到同學王升留在蔣主任身邊成了紅人,還告訴我蔣主任與同學章亞若相戀並生了對雙胞胎的情況,並叫我見到蔣主任時不要提及。 在大會場裡,江海東馬上帶我引見了坐在中央的蔣經國。會場裡很多人圍着他,當我走到他面前大聲叫蔣主任時,他先一愣,但馬上認出了我,說:“你就是當年要去蠶業學校讀書的小錢萃吧?”我真沒想到時隔四年的事,他居然還記得我,說明我當年留給他的印象是很深的。我激動地告訴他我已從蠶校畢業,被保送到四川大學續讀了,並感謝他當年對我的培養和支持。他說:“很好,很好。”由於周圍要跟他講話的人太多,我們寒喧了幾句就離開了。 江海東又陪我拜見了胡軌和一些青干班同學,如張紹藩、曹雲霞等,相見之下都無比激動,原來他們都在青年團有關機構工作。江海東還喚來了他的夫人史如瑩,多年不見大家激動不已。 這時整個會場突然肅靜,幾個保衛人員進來說蔣委員長來了。大家齊刷刷向入口處看:只見蔣委員長身穿軍裝,慢慢地走了近來,全場高呼:“委員長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 蔣委員長滿面紅光,頻頻向大家招手,操一口寧波口音叫大家:“坐下,坐下”。他在會場中央的太師椅子上坐下來,他兒子蔣緯國馬上把披風給他蓋在膝蓋上,然後有關首長領導們紛紛上前寒喧問好。我躲在人群里看着,大家誰也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能讓蔣委員長親自到場。 浮圖關是中央訓練團所在地,後來又是三青團中央團校全國各地幹部輪訓的地方,因此也是蔣介石常來之處。 原來今天有位高級將官要在這裡舉行婚禮,蔣經國是主婚人。蔣委員長是來捧場的,我則不期見到了他。沒有多久蔣委員長便起身被簇擁着離開會場,會場恢復了平靜,婚禮開始。在婚禮進行曲中,一個軍人和新娘緩緩步入會場,全場歡呼。 蔣經國上台致辭,他說:“舊社會的婚姻多半是父母包辦,媒妁之言;婚前新郎新娘都互不認識,後來時興集體結婚了,新郎新娘仍不認識,在上花轎時居然把新娘抬錯了,回去住了一夜,次日回門時才發現,為時已晚,笑話百出。我想現在該不會搞錯了吧?”他講得全場鬨笑不已,氣氛熱烈。婚禮結束,大擺宴席。我托江海東的福,白吃白玩了一天,特別是看到很多以前的上級和同學,十分開心,依依不捨地與江海東夫婦告別後我回到北碚。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蔣經國,對於他的印象如此之深不在於他的地位有多麼顯赫,而是他在青年人心目中的親和力以及他所具有的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與個人魅力。 贛州是他在中國的第一個政治舞台,他大刀闊斧地推動“贛南新政”,以雷厲 風行的作風,實行“禁娼、禁賭、禁煙”,又從社會底層着手,推出“新贛南家訓 ”以提倡社會正氣,徹底整治了贛州惡霸、土匪猖獗的局面。在當時抗日戰爭最慘 烈階段,為鞏固後方基地,為前方培訓大量從事抗日救亡工作的青年,為民族的利 益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我一個失學青年,光憑滿腔熱血,不願做亡國奴的激情來到後方參加抗日軍校, 其實什麼都不懂。雖然我受訓時間不長,但我從他那裡接受了抗日救國的思想教育 。他關心青年人的成長,在我個人求學的道路上,他給了我極大的支持和關懷,改 變了我整個人生,我將永銘不忘。 到了晚年他站在歷史的高度開放兩岸探親、開放黨禁、提倡民主,為兩岸政治 和解鋪平道路,是邁向兩岸統一的積極之舉,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值得受人尊敬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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