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05, 2012 南華早報中文網

毛澤東的地位，在西方人心目中一直不及希特拉。在西方世界，關於希特拉、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等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的書籍，可以說是汗牛充棟，從來沒有間斷出版過，幾乎每年都有重要著作面世。毛主席獲得的待遇差得遠矣，關於他老人家生平所作所為的作品，除了數目遠遠不及希特拉之外，受注視的程度也無法同日而語。1994年毛的御醫李志綬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大受注目，2005年張戒與她的丈夫喬‧哈利戴（Jon Halliday）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也大收旺場（連美國當時的小布殊總統也公開手執一本，告訴人家他在看此書）；這些都是例外，並非常態。

今年有兩本談論毛澤東的大部頭紅書（封面皆是鮮紅顏色）出版，由法國漢學家魚得樂（Claude Hudelot）與Guy Gallice 合作的一本在年中推出，書名就叫MAO，書中刊出了大量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毛澤東像章，皆由作者收藏或發現。最近一本名為Mao：The Real Story（《毛澤東：真實的故事》），由Alexander V. Pantsov與Steven I. Levine合著，作者熟悉俄文，在浩瀚的前蘇聯檔案中發掘關於毛澤東的資料。

當然，西方談論毛澤東的典籍數量較少，不代表沒有佳作。我的偏見認為，比利時漢學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筆名為Simon Leys）在文革期間寫的《主席的新衣》（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和《中國的陰影》（Chinese Shadows），率先戮破文革神話，就證明「眾人皆醉我獨醒」是存在的。

哈佛大學歷史與政治學講座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又譯作麥克法夸爾）一套三冊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也是巨著。三卷分別已於1974年、1983年和1997年出版，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和第二卷《大躍進1958-1960年》在內地早有中譯本問世，惟第三卷《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譯文2005年成稿以後在中國大陸未能發表。直到2011年，馬若德將全部三冊中文譯文初稿及版權購回，並交由新世紀出版社（中共已故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的兒子鮑朴主理）上月底在香港出版。

馬若德是《中國季刊》的創刊總編輯，早年曾任記者和英國國會議員，後來到哈佛，曾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與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合編《劍橋中國史》最後兩卷。在英語世界的中國研究圈子，論資排輩在世的學者，馬若德應是數一數二了。馬若德桃李滿門，很多門生現在已是中國研究界有頭有面的中流砥柱，他們尊師重道，上星期一趁老師來香港出席新書發布會，專程聚首香港中文大學，由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辦了一場研討會。馬若德首先以《文革對中國的重要性》為題演講，扼要地回顧了他三卷著作覆蓋的歷史。如果要我以一句話來總結馬若德的演講，就是：沒有恐怖的文革，就沒有後來的開放改革。（說文革是浩劫，應該不會有太多人異議。但大家究竟對這場大災難有多深刻的認識？我自己也不敢說，只是讀到馬若德在第三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卷首引述毛澤東《滿江紅‧和郭沬若同志》，真有不寒而慄之感：

多少事，從來急；
天地轉，光陰迫。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適值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馬若德接着到香港外國記者會以《過渡的中國》作午餐會講題，討論改革開放逾三十載後中國何去何從。跟中大的演講會一樣，午餐會也是座無虛席。

中國面臨權力轉移，似乎打不響和諧的算盤，馬若德認為原因正在於雖然鄧小平1979年建立退休制度，但他沒有設立繼任制度。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多番欽定繼任人，江澤民也不是鄧小平的首選，到後來才允首。鄧小平更跨代替江澤民揀選胡錦濤，讓江無法像毛、鄧般做最高領袖。由於中共尚未有一套廣為大家接受的揀選領導人程序，派系鬥爭重現。根據馬若德從北京獲得的消息，胡錦濤一派將在軍委會占上風，江澤民一派則在政治局取勝。馬若德說：「習近平在政治局缺乏他的班底，他未能享有授權。」

至於薄熙來，馬若德指他出事前已無望更上一層樓，原因與文革有關。馬若德表示，這不在於薄熙來為毛澤東招魂，因為薄只是機會主義者借毛自利而已；真正的原因是大家不會再接受既具魅力、政策又吸引民械牧斕既恕Ｂ砣艫濾擔骸杆�们要确保政治局常委矒Q嵊姓庋�的人。」马绕A掠殖疲�为翣q閆膠夂筒幌胩�过得祖yС直〉囊環劍�所裔j粞笠膊換嶸��齔Ｎ�、�/span>

談到貪污腐敗問題，馬若德比較悲觀，因為規模與層次牽涉太深廣了，看不出新領導人如何能解決難題。馬若德說：「沒有人是乾淨的。」如果真要處理，可能要像文革般徹底批鬥才行！

馬若德以史家的角度，關心現代中國的三次重大過渡。第一次重大過渡是由帝制轉向共和，第二次重大過渡是由毛澤東時代邁向鄧小平時代，第三次重大過渡的目標是更多民主與多元。馬若德表示，此重大過渡始於孫中山當年的嘗試，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國，可是國民黨是1920年代蘇聯列寧式的組織，所以未能成功。馬若德認為，台灣後來轉型民主，全因美國1979年與北京建交陷台北入險境，蔣經國知道不能再靠反攻大陸來維持政權合法性，才逐步開放。馬若德指出，台灣在民主方面不能向中國具示範作用，因為雙方情況完全不同。中共不具民主理想，沒有興趣與人分權，「中共永不會嘗試，對八千三百萬黨員來說太過冒險」。

要第三次重大過渡成功，恐怕路途艱巨兼代價沉重。馬若德分析道，國難創傷往往帶來契機。清廷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引向革命推翻帝制；文革無法無天，開啟改革開放大門。馬若德擔心，在目前貪腐如此嚴重的情況下，中國可能真的需要另一個重大創傷，最後方能過渡至多元民主。他說：「很難看見有甚麽其他方法可以做到。」

馬若德最近在《紐約書評》評論前述《毛澤東：真實的故事》時，引述兩位作者的講法，指天安門廣場的小販和商店大力推銷各式各樣的毛澤東商品，毛澤東已經成為「歷史的紀念品」。

馬若德以此作結：「再回到天安門廣場的小販：Pantsov和Levine在此重要著作概括的啟示就是，無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是中國專家或遊客，每位訪客都要自己決定如何做，究竟是去購買一位民族革命英雄的紀念品，抑或是不忘卻這位血腥社會改革者曾釀成不知多少千萬人喪生而拒絕之。」

我問馬若德：「如果你今天在天安門廣場，你會買毛的紀念品嗎？」

馬若德回答道：「不會，因為我已有很多毛的紀念品。」

作者是《南華早報》中文網多媒體內容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