鮒人

刀爾登

　　還要說幾句嵇康。清代的趙翼說：“東漢士大夫，以氣節相尚，故各奮死與之搘拄，雖湛宗滅族，有不顧焉。至唐則僅有一劉蕡對策，懇切言之。明則劉瑾時僅有韓文、蔣欽等數人，魏忠賢時，僅有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李應升、周順昌等數人，其餘乾兒義子，建生祠，頌九千歲者，且遍於搢紳，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趙翼是在借宦官事發牢騷。而所謂世變，或士風之變，方面甚多，不是氣節二字，所能概括。從兩漢的昂揚，到魏晉的消沉，再到後世的重施脂粉，再作馮婦，在世面上得意的士人，被束縛在局中，實亦頗有失意之處，只是大家不願意承認。

　　嵇康被殺，三千太學生為之請命，但朝野有力之人，為什麼沒一個出面救援？一大原因，自是黨錮以來，誅戮過盛，士氣摧折，自顧不暇。但僅僅如此嗎？再從司馬氏的方面看，嵇康對政權的威脅很小，而名氣極大，以小故誅殺有大名的嵇康，司馬氏就沒有顧忌麼，莫非他們預先知道，此舉並不會遇到強烈的反對？

　　嵇康臨終寫的《幽憤》，頗有自責之語，似乎不類他的性格，以致後世有人懷疑這首詩是偽作。但嵇康還能說什麼呢？“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嵇康至死也不很明白，自己不過是“不和你們一起玩了”，又招了誰惹了誰？他隱約覺得四周的敵意，又非之無舉；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與其責人，不如責己。

　　司馬氏殺嵇康，也算是為民除害吧。不要說與時賢相比，便在竹林中，嵇康也是個特出之人，他的特出，是要收回自決權，不論是哲學上的，倫理上的，還是個人實際事務上的。這一傾向，固然不只出現他一個人身上，但他的個性如此強大，便脫離了背景，也足可觀，對那些做不到像他這樣僅以個性就能立身的人來說，嵇康之討厭，就不用說了。對嵇康的反感，仿佛暗流，在背景中嗡嗡有聲，若要徵實，人人一副與己無干的表情。這是一種人格對另一種人格的怨恨，是對道德威脅的自然反應，一定要到嵇康死後，大家才能重又以他的知己自命。

　　嵇康要怨，就怨一種人格吧，——或一個人，這個人，在禮法鬆動之際，發現自己比先前自由了些，但這自由的用處，似只是增加煩惱，因為他不喜歡多歧，只擔心亡羊，手腳鬆脫，立時無措，不知向何處去，也不想往別處去，可以決定自己的一些事情，頓覺無力，可以發表主張，才知無話可說，羨慕別人個性的豐富多彩，又怕他們脫籠而逝，把自己甩在後面。多了些機會，眼看着別人搶先用了，想來想去，還是寧可相濡以沫，怕就怕別人游於江湖，把他剩在涸轍里。

　　這個人——姑稱之為鮒人，我們都很熟悉。幾個人出行，鮒人如果走在前面，一步一回頭，走在後面，步步緊跟，離別人稍遠了些，就要害怕，見到好看的，他一個人是無法欣賞的，一定吆喝別人——這種合群的性格，也很可愛，而且為願意做領袖的人所喜。鮒人作為個人，總是失意，所以遲早聯合在強者的麾下，把自己的事務，重又提交給強者，替他做主，替他發表意見，儘管他往往相信那確是他自己的意見。在強者之下，鮒人需要的是一個平坦的社會，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別人和他一樣，任何多樣性，都讓他頭暈。

　　任何以公意為公理的制度設計，都含有的一個假定，是以為多數人有能力並從而願意決定自己的事務。有如此的，也有不如此的。如果一個社會中，失意者的比例過大，民意就不再是個人意見的集合，而是另一種奇怪的東西。再看歷史中發動革命的民眾主體，有的要掙脫束縛，有的只是作不平之鳴，前者或有機會贏得自主，後者則往往只能得到集權下的集群式社會，那是最令鮒人覺得安全的地方了。

　　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但不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能力，——理應有，但沒有培養出來，或甫一露角，就被嚇回去了。鮒人是處境使然，對此是施以援助，還是加以利用，也算是不同制度的明顯分別。

　　說回到嵇康——扯得太遠，已經說不回去了。最近經常下筆一千六百言，離題三萬二千里，這是要向讀者道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