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局是一個億萬富翁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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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勝平專稿
十大自由：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
蔓延中國的，是全民的腐敗，或用孫立平的話，社會潰敗。政府腐敗的根源是人民的腐敗；暴政的基礎是人民愚昧。好友蘆笛曾說，共產黨前30年教人殘酷，後30年教人貪婪。此言不虛。50-60-70後是喝狼奶長大的，擅長階級鬥爭；80-90-00後是喝地溝油長大的，習慣坑矇拐騙。在今天的中國，腐敗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大眾文化。
社會上已經沒有人痛恨腐敗，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美國有四大自由：言論，信仰，免於恐懼和匱乏。中國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除去政治因素，中國無疑是當今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與美國四大自由相比，中國的十大自由顯然更符合人性，更容易被大眾所接受。它是大多數中國人信奉的真正的普世價值。
人性是複雜的。專制制度下形成的專制人格更是如此。“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壓迫越深，反抗越烈。”這是文明社會正常人的反應。在毛澤東的中國和今天的北韓，我們看見，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歌唱；壓迫越深，歌聲越嘹亮。我們從小被教導：嚮往自由的人是殺不完的；一個人倒下去，千百個站起來。六-四的現實是，一個人倒下去，千百個躲起來。當鎮反處死幾十萬人，反右迫害幾百萬人，饑荒餓死幾千萬人，文革株連上億人的時候，中國人沒有反抗。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信念。在信念崩潰的今天，不顧政治生態、人權狀況、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現實，人們起來反抗、鬥爭、維權了。自1949年以來，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自由過，但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反抗過。一切都顛倒了，王朝的氣數好像又走到了盡頭。
三民主義：順民，刁民，暴民
在專制制度下，中國人是順民；政策寬鬆時，我們是刁民；動亂革命時，我們是暴民。這就是中國亙古不變的三民主義。除此以外，我們不知道還有第四種活法。中國人從未做過公民，更沒有公民社會。細讀歷史，我們看到導致幸亥革命爆發的四川保路邉櫻瑏K不是公民維權，而是一場典型的刁民邉櫻凰且蝗賀澙返泥l紳對一個垂死政府的無恥敲詐。王朝初年都肅反殺人，末年都搞和諧社會。刁民就是和諧社會的必然產物。林語堂形容中國人是朝儒，野道，臨死信佛，兼三重角色於一身。毛澤東以後，中國已無順民。有的只是公民面貌出現的刁民和潛在的暴民，他們也是目前國內維權邉雍廳a href="" target="_self">海外民叩鬧髁Α５竺褚輝~在此並非完全貶義，它只是對一種狀態的描述。準確地說，刁民是專制制度下順民向公民轉變的必經階段。刁民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則為暴民。遺憾的是，中國人努力了三千年，經歷幾十次改朝換代，始終沒有邁出這向上的一步。
升米恩，斗米仇：財富的誘惑
改 革最大的難題不是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而是弱勢團體的膨脹。對一個乞丐持續施恩，他第一反應是感恩，續而是抱怨，最後則會反目。這就是古訓“升米恩，斗米 仇”的道理。對一個行將餓斃的人，你給他一升米救命，從此不再往來，他會感激你一輩子。你若再給他一斗米，則會啟發他的階級覺悟，想到你倉庫裡還有許多擔 米，並堅信---如果他讀過馬克思---它們都是剝削來的。於是革命發生，剝奪者被剝奪。
這就是中共目前面臨的最大風險。覺悟了的人民的慾望是無限的，他們朝著發財的路上迅跑，不喜歡看到別人---尤其是他們的公僕---比他們更光榮。（BBC記 者曾指出兩會代表的平均身價遠高於美國參眾兩院議員，是一個富人俱樂部。兩會發言人辯解：鄧小平講致富光榮。記者反詰：那是不是也太光榮了一些呢？）
從薄 熙來事件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共政治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億萬富翁俱樂部。委員們本身可能清廉，但他們的家族成員卻無不生活在腐敗之中。這是一種像空氣一樣 瀰漫的制度性的腐敗，沒有人可以抗拒。筆者不幸認識幾位紅二代子弟，知道他們的財產來的是多麼的不可抗拒。羅素說：“我之所以有道德，只是因為還沒有受到 足夠大的誘惑。” 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充滿誘惑的國家。我不去中國，因為我知道自己經不住那樣的誘惑。
先共和，再共產，最後共管
共產黨最怕的，是共產主義。此話聽似荒唐，卻是事實。在完成人民公僕向億萬富翁的轉變後，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受到兩方面的挑戰：均貧富的傳統和共產主義的正統。公僕小保姆搞改革，把自己變成了胖主婦，於情於理的確有虧。但考慮到改革一開始就是在小保姆的領導下進行的，這樣的結果又並非不可思議。可以確定的是，此時此刻的胖主婦的確是不想折騰了；她真盞叵Ｍ橢C社會。問 題在於，你不想折騰，別人未必不想。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既然你抗了一面以均貧富為宗旨的共產主義大旗，你就要為此付出代價。
杜牧總結亡秦教訓：“滅六國者，非秦也，乃六國也；誅秦者，非天下也，乃秦也。” 湯恩比研究文明興衰得出結論：那些使一個文明興起的原則/主義，往往就是使它滅亡的原則/主義。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講的也是這個道理。共產黨是靠共產主義起家的。它能逃過被共產的宿命嗎？
1924年，民國政治家鄭孝胥提出三共論，先共和，再共產，最後共管；預言共和滅大清，共產滅共和，最後歸於共管。多年以後，我的三位朋友，王力雄，李劼和蘆笛分別寫了三本政治預言小說，不約而同地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中國在核戰爭中崩潰，被國際社會共管。拒我所知，他們在寫書時互不認識，也沒有讀過三共論。(黨內民主是中國的出路，共產黨的退路》連載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