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

　　張春橋雖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卻加上了這麼一段話：國鋒同志的批註，建議不下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張春橋玩弄的是口頭上同意，實際上反對。因為華國鋒的批示如果不下達，報紙上天天還在鼓吹“按既定方針辦”，華國鋒的批示不就等於零？

　　張春橋不僅對王洪文如此說，對姚文元也如此說。

　　正因為這樣，“輿論總管”姚文元對“按既定方針辦”大肆宣傳。1976年9月19日，新華社的電話記錄上有這樣的記載：

　　文元同志電話：你們處理各省市在追悼會上的重要講話、表態，不要怕重複。重要的都要寫進去。比如，“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者，要有類似的話。

　　經“輿論總管”一指揮，9月19日，新華社關於28個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舉行的追悼毛澤東大會的報道中，全部都提及了“按既定方針辦”。

　　這麼一來，中國大大小小的報紙上，印滿黑體字“按既定方針辦”。《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針辦”作頭版通欄標題。“按既定方針辦”是“上海一千萬人民的戰鬥誓言”之類的話，也不斷見報。

　　華國鋒看到報紙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針辦”，又風聞張春橋說是毛澤東臨終“拉着”張春橋的手說的，開始意識到這句話背後的嚴重事態。

　　這樣，華國鋒和葉劍英商議後，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由汪東興出面，對“按既定方針辦”提出了異議。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監獄接受審訊時，這麼交待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交鋒：

　　姚文元：討論時，汪東興說，現在宣傳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講“按既定方針辦”，還是要宣傳中央兩個文件。還有一些別的話，語言比較激烈。我自己當時比較麻木，因為從他的發言中，我應該感覺到他對“按既定方針辦”已經有意見了。但當時汪東興也沒有說這句話本身錯了。

　　審判員：吳桂賢都講了些什麼？

　　姚文元：她說“按既定方針辦”是華主席在計劃會議上講的。還說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要用生命保衛“文化大革命”一類激烈的話。隨後，吳德、汪東興又講了一段強調政治局要擁護華主席的話。

　　可是，姚文元對於來自汪東興的警告置若罔聞。翌日──9月30日，華國鋒在國慶節座談會上的發言，根本沒有提“按既定方針辦”，但是，姚文元卻在10月1日的綜合報道中給華國鋒硬安上這句話。

　　華國鋒不能不說話了。

　　10月2日，當時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31屆會議上的發言》送審稿送到華國鋒那裡審批時，華國鋒發覺這一發言稿中多處寫着“按既定方針辦”，就把這些話統統刪去。

華國鋒特地在送審稿的天頭上寫了這麼一段批示：

　　劍英、洪文、春橋同志：

　　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建議將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說明。

　　葉劍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後，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

　　張春橋雖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卻加上了這麼一段話：

　　國鋒同志的批註，建議不下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張春橋玩弄的是口頭上同意，實際上反對。因為華國鋒的批示如果不下達，報紙上天天還在鼓吹“按既定方針辦”，華國鋒的批示不就等於零？

　　1998年出版的《耿飈回憶錄》，透露了耿飈的親身經歷——當時華國鋒怎樣緊急通知已經到達聯合國的外交部部長喬冠華修改發言稿：

　　1976年國慶節過後，10月2日晚上，華國鋒同志突然打電話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還有外交部兩位副部長韓念龍、劉振華。我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華國鋒說：“喬冠華(外長)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囑咐’──‘按既定方針辦’。我昨天見到這個送審稿時，在稿子上批了幾 句話。我說發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話，經我查對，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 把它刪去了。但是，喬冠華已去聯合國，他帶去的稿子上並未刪去那句話，你們有什麼辦法？”

　　研究的結果，由韓念龍、劉振華回外交部去打電話，通知喬冠華在發言中刪去這句話。

　　韓、劉兩位走後，我問，從字面上看，“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差別並不大，為什麼要去掉這句話。

　　華國鋒說：“毛主席沒有什麼臨終囑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條有一張寫的是‘照過去方針辦’。這根本不是什麼臨終囑咐，而是針對我匯報的具體問題，對 我個人的指示。現在他們把六個字改了三個，把對我講的變成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他們這樣做，就可以把他們幹的許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說成是‘按毛主 席的既定方針辦’了。他們就有了大政治資本了嘛！”

　　臨走時，華國鋒同志對我說：“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裡等着。”

　　回家後我看到一些相關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開始了。

　　兩天之後──10月4日，事態嚴重化了。這天的《光明日報》在頭版發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所謂“梁效”，也就是“兩校”的諧音。“兩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也。這兩個大學的“大批判組”是受“四人幫”及其手下的幹將直接指揮的寫作組，是“四人幫”的喉舌，人稱“幫喉舌”。從這“幫喉舌”開張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製了219篇“幫文”。

　　這一回，“幫喉舌”在《光明日報》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氣寫道：

　　“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 產階級國際主義，永遠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這是保證我們的黨永不變修、我們的國家永不變色的戰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 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本來，篡改毛澤東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幫”，這篇“幫文”卻顛倒黑白，矛頭指向華國鋒，聲稱華國鋒“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這篇“幫文”還殺氣騰騰地寫道：

　　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不言而喻，這“修正主義頭子”指的就是華國鋒。

　　這篇“幫文”見報的當天清早7時，正在熟睡的華國鋒被秘書喊醒，告知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騎自行車趕來，有急事報告。

　　李鑫緊急求見華國鋒，就是把剛剛出版的《光明日報》送給華國鋒。華國鋒一看“梁效”的這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便明白形勢相當緊張。

　　李鑫還報告一個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幾個人在釣魚臺吃飯，把他也請去。席間，江青問起毛遠新，從東北調來的部隊已經到達哪裡……

　　由於李鑫在這關鍵時刻向華國鋒通風報信，所以後來李鑫受到華國鋒的重用。關於李鑫在粉碎“四人幫”時曾出過力，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也曾這樣談及：

　　在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實際上負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聲色，伺機而動。華國鋒與“四人幫”則是你死我活的關係，火併遲早要發 生，除非華國鋒甘願臣服於“四人幫”，但華國鋒並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為。在華國鋒左右，此時首先向華國鋒建議“先下手為強”的是一個名叫李鑫的人……

　　華國鋒立即給葉劍英打電話，說是有要事商量。

　　其實，葉劍英雖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經接到部下的電話，報告今天《光明日報》的異常動向。

　　於是，在這天夜幕降臨之後，葉劍英驅車前往北京城裡東交民巷新八號院子。那裡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處，如今華國鋒住在那裡。

　　葉劍英在這關鍵時刻趕來會晤華國鋒。

　　本來，華國鋒是想過了10月9日──毛澤東去世一個月忌日之後，再對“四人幫”動手。可是，《光明日報》上的“幫文”表明，一場惡鬥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葉劍英認為，必須“快打慢”。

　　於是，在10月6日晚上，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對“四人幫”採取了斷然措施……

　　耿飈在回憶錄中也這麼提及：

　　10月4日，我見《光明日報》頭版顯著位置登載着署名“梁效”的長篇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讀着這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我覺得“四人幫”已舉起了這柄仿造的“尚方寶劍”，一場大決戰就要來臨。

　　過了一天，華國鋒同志給我打來電話，並派車把我接到東交民巷他的住處。他親自給我倒了杯茶，然後我們就接着10月2日的話題談了起來。

　　我說：“據我推測，三五天內他們可能會有行動。”

　　華國鋒問：“你有何依據？”

　　我說：“他們在上海搞了個功率很大的電台，增加了民兵，增發了武器彈藥，那是他們的根據地。還有一種說法，他們計劃10月8日在長沙開始搞游 行，9日在上海搞遊行，假借‘人民群眾’的名義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為黨的主席，張春橋為總理。接着向國外廣播，同時北京也搞遊行慶祝。北京有‘兩 校’，還有幾個部頭遊行，逼着那些他們尚未控制的部門跟着參加。到那時形勢就嚴峻了。”

　　華國鋒鄭重地說：“中央決定，有一項任務要交給你去完成，是葉帥提名的。”

　　我聽他這麼說，一方面已意識到這個任務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於一個革命軍人的習慣，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回答說：“堅決完成任務！”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10月10日兩報一刊所發表的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不能不這麼寫及：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是註定要失敗的。

　　這一回，“物歸原主”，把六天前“梁效”那頂“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還給了“四人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