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深入了解汪精衛這樣複雜的人物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12月25日15:08:4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開博兩年半來發出665篇博客文章，恐怕寫了一百人都不止。不過，有的讀者說我眼睛只盯着袁世凱、汪精衛和林彪，這種說法我倒也理解：在我採訪的學者、當事人及後代眼中，以及我轉貼的文章中，對這幾個歷史人物的評價最挑戰大家成見，所以讓這些讀者印象更深，更怒不可遏 　　老高按：前幾天有網友在老高的博客上跟帖，抨擊老高的眼睛只盯着袁世凱、汪精衛和林彪幾個千夫所指的人，為其翻案（大意）——其實，我寫到的人有很多，兩年半來665篇博客文章目錄俱在，可供查看，恐怕寫了一百人都不止； 　　又有讀者質問：為何只推崇袁世凱、不頌揚毛澤東，這不是帶有立場、低調“搞政治”又是什麼（大意）？他卻忘了自問一句，要人頌揚毛澤東，這算不算“搞政治”？ 　　還有讀者指教：學者若不帶偏見，就應該一邊揭露中共，一邊譴責美國！老高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顯然帶有偏見（大意）——他卻顧不得去翻查一下老高博客中的文章，對其中揭批美國陰暗面的篇目文字，一概視而不見。 　　不過，說我眼睛只盯着袁世凱、汪精衛和林彪，這種說法，我倒也理解：在老高採訪的學者、當事人及後代眼中，以及在老高轉貼推薦的文章看來，對這幾個歷史人物的評價，是最挑戰大家固有認識的——正如我所用的那個詞：顛覆。所以讓這些讀者印象更深，更怒不可遏，他們也就只記得這幾個人，“選擇性遺忘”老高還寫過諸多人物了！ 　　說到汪精衛，今天正巧看到中國著名思想文化網站“共識網”首頁以重要位置刊出了一篇數萬字長文《汪精衛和平運動始末》。文章第一句話，就讓我會心一笑——好像正是針對我們萬維某些博客、讀者所說：“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上，汪精衛是個高度臉譜化的人物，很多人對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漢奸’兩個字就算完了。” 　　這篇長文亦莊亦諧，口氣頗為調侃隨意，看來是個年輕人所寫——像我這個年齡的人，都過於正兒八經，背了太重的歷史和意識形態包袱，缺少他們那樣的輕鬆不羈。 　　“共識網”的編輯大概估計到此文的觀點頗為尖銳，在文前特地以黑體字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與本站立場無關。”——當然！任何文章都是如此啊。但讓我不無吃驚的是，此文貼出一天，已有28944人看過，其中545人投票表態，持有正面評價的竟占80％以上（截止到12月26日北京時間6點整）。如圖： 28 18 396 13 48 8 21 13 理性 犀利 深刻 務實 存疑 吃驚 犯暈 冷汗 　　作者用了個筆名“推倒柏林牆”，完全不知何許人也。下面我就轉貼這篇文章。不過，因為實在太長，分成上下，我今天先貼上半部分。 汪精衛和平運動始末（上） 作者：推倒柏林牆，共識網 　　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上，汪精衛是個高度臉譜化的人物，很多人對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漢奸”兩個字就算完了。實際上抗戰以前的汪精衛所展現出的，幾乎是個政壇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貪財不好色不戀權不畏死，年紀輕資歷老功績高長得帥，全身上下都是光環，這樣一個人會去“投敵”，可以說是讓不少人大跌眼鏡、百思不得其解的。至於日後有人評價此君“為了和蔣介石爭權奪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屬於無稽之談。縱觀汪精衛的前半生（對此就不做詳細介紹了，不是重點），對權力可說是毫無追求，事實上作為民國時期憲政思想的領軍人物，汪精衛的眼界遠遠超出後來的某些農民政治家（所謂農民政治家，就是一進城就開始享福的那一類），權力在他的眼裡，根本就不是謀取私利的工具。這種“爭權奪利說”可說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不管汪精衛出於什麼動機投敵，和賣國求榮、貪生怕死之類都是完全沾不上邊的。 　　抗戰時的中國有四股勢力：蔣介石、汪精衛、日本人和共產黨。在談論汪精衛的投敵史以前，有必要先談論一下當時的日本。 　　與很多人的舊有印象不同，侵華戰爭並非是日本政府蓄謀已久的結果，而是日本軍部的“隨性所至”。二戰時的日本正處於軍人完全壓制政府的態勢，對於侵華戰爭這齣鬧劇，活在暗殺陰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說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變為代表的一系列挑釁行為，絕大多數是軍隊繞過政府的行動，戰爭早已成了日軍軍官升官發財、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中國作為日本周邊的一個弱國，不幸的成了這種政治亂象的犧牲品（參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滅亡》）。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整個抗戰史、甚至於反思當下中國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可惜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始終也是高度臉譜化的，此類論點在國內幾乎可說是鮮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過學的汪精衛，對當時日本的狀況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對華並無整個政策”，只要交涉得當，中日之間可能完全沒有交惡的必要，這一點可說是其整個“和平運動”的基礎。 　　到1931年，以石原莞爾為首的一批軍部狂熱分子偷偷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一舉拿下了東三省。當時的日本首相犬養毅強力主張將東三省歸還給中國，日本軍部內的愛國人士也不手軟，一槍崩掉了這個賣國賊，其他日奸從此人人自危，正應了一句話：流氓會武術，神仙也擋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當時的軍政形勢。中國國民政府基於這種狀況，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對日政策，以和為主，以戰為輔，戰爭的目的不是為了打垮日本（這一點上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而是通過有效的遲滯來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使得日本國內文官的賣國路線能在和日本軍人的愛國路線的對抗上占據上風，從而獲取兩國和談的籌碼。從這個角度來看，“九一八”事變的結果對國民政府來說就像是吃了個蒼蠅一樣噁心。張學良這孫子連一槍都沒開就把東三省給送掉了，使得日軍在人數占絕對劣勢的情況下獲得意想不到的完勝，這無疑讓軍部狂熱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極度的膨脹，大大加強了他們在日本國內說話的分量，日軍也在東北得到了充分的滋養，為進一步侵略中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假如張學良當時能遏止住關東軍，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給日軍迎頭一記悶棍，那石原莞爾之流很可能會因此而成為日本國內一例經典的反面教材，其餘狂熱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變的巨大勝利而將中國視作創造奇蹟的寶地，下克上的風氣會被壓制，日軍侵略中國的步伐也會被大大延緩，甚至於整個抗日戰爭都可能根本就不會發生。 　　說日本是軍隊壓倒政府，其實民國當時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當時的軍隊既非國軍，也非黨軍，而是各大軍閥們的私家軍，誰拳頭大誰就牛逼。北伐結束還沒幾年，中原大戰的硝煙尚未散盡，各軍閥間明爭暗鬥、勾心鬥角，新仇舊恨一籮筐，在軍事實力成為重要的政治資本的情況下，沒有多少人會想拿自己的軍隊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們去打，他們還說你是趁機削藩，反正總有一套大道理。這種行為說白了就是在比誰更不要臉：誰越能坐視國家陷於侵略者之手，誰在未來權力鬥爭中的籌碼就越多。很顯然，“讓日本人多占地才愛國”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後。不過我們先不忙着譴責老毛，繼續看張學良這個孫子。以我看來，此君哪怕沒有西安事變時的愚蠢行徑，依然是民國歷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變之後，民國政府將忍耐的底線劃到了錦州，命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到1931年末，日軍來犯，張學良卻推脫說武器兵力不足，要求國民政府給予支援。當時孫科政府是窮得叮噹響，連內褲底也早就已經撥給張學良了，實在是一毛錢都拿不出來，於是張學良在遭到拒絕後，在兵力20餘倍於日方的情況下，果斷地把錦州也送了出去，蔣介石當時急得就差沒管張學良叫爺爺了。沒隔一個月的“一二八”事變，陳公博親自前去敦請張學良從後方起兵牽制日軍，被張學良一口回絕，“一二八”事變又以民國政府吃了個大蒼蠅而告終。再至1933年，張學良負責鎮守熱河，結果我就不重複了。當時汪精衛痛斥道：“溯兄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里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兩百萬；所責於鐵部者，即籌三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於行政院矣。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中央財政歇蹶萬分，亦有耳目，兄寧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 　　張學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於查抄蘇聯使館、殺蘇聯奸細的人物，不知怎麼偏偏就生出這麼一個不成器的兒子。張學良的一連串失敗在當時可以說是災難性的，使得民國政府的那點小算盤全部打了水漂。不過對民國政府而言，日本人還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被我們遺漏的第四股勢力——共產黨。 　　當時的情況是國軍將士在前線抗戰，他們的老父則被當成地主惡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樹上享受肉體與精神上的雙重折磨。汪精衛對日本政局的了解極為透徹，但在對共產黨的看法上，最初可說是落後了老蔣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衛是共產黨的鐵杆粉絲，當時國民黨內部的反共聲勢高漲，汪堅持己見，差點搞到與全黨決裂的地步。汪精衛是那種原則性非常強的政客，自己認為對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絕不向現實妥協，後來乾脆這麼說：你們都跟我唱反調，那我辭職算了。汪精衛當時一沒派系，二沒軍隊，但因早年名望過盛，功績輝煌，儼然是國民黨里“我稱老二，誰敢稱老大”的人物，人氣甚高，眾反共者見偉大領袖要甩挑子不干，個個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勸汪精衛放棄擁共立場，繼續主持大局。汪精衛卻是軟硬不吃，堅決不從，他還不明白像他這樣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話，很可能早在某個月黑風高之夜被人一板磚拍死了。汪精衛擁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聯俄容共”是國父遺訓，第二汪精衛周圍的共產黨人大多“與眾不同”，例如後來的兩位小漢奸周佛海、陳公博，屬於共產黨創始人級的人物，都是汪精衛日後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陳獨秀，此人也和其他窯洞裡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同，算是有幾分才學，而且一直反對共產黨內部的激進路線（後來被其他土鱉聯手踢出了革命隊伍）。放眼看過去陳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兩人日後的下場卻都不太好。汪精衛與這類人交往甚密，一時不查共產黨的真面目，在黨內放言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面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 　　這種情況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觀，當時共產國際給中國支部發來“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衛當成了自己人還是怎麼着，事先把密令拿給汪過目了一遍。汪精衛看完後倒抽一口涼氣：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共產黨無視國民黨的禁令，繼續深化土地改革（其實就是搶劫），組建私人武裝，滲透國民黨，伺機奪取全國政權。套用一句憤青常愛說的話：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會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汪精衛這時候才幡然醒悟，原來共產黨根本不是工農的代言人，而是蘇俄的代言人。到1927年末，共產黨內的激進勢力抬頭，在廣州城內發動打砸搶，按李宗仁的話來說，“市民均被迫以紅巾系頸，表示擁護紅軍，否則格殺勿論”，史稱“廣州暴動”，解放後改稱“廣州起義”。此事之後，曾採取親共立場的汪精衛一度引咎辭職，之後終於在反共的問題上和蔣介石達成了一致。 　　汪精衛識破共產黨的真面目之後，其認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領先了老蔣一大步。其實國民黨內能看清共產黨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蔣介石就曾說過，“日本只能傷到中國的表膚，共產主義卻能危及靈魂”，可謂一語中的。問題是他們還是低估了共產黨的能力，覺得共黨不過一群匪眾，何成氣候，最後甚至與虎謀皮，一度又搞起了“國共合作”，換來的則是黃橋之戰一萬餘人被友軍殲滅的慘痛教訓。汪精衛則認為，中日只要開戰，中國必將陷於共產黨之手，“我們與日本講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國會被日本徵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國的；乃是怕戰爭延長下去，中國會亡於共產黨。而於日本，戰爭延長下去亦將招來其在國際地位上的大禍，故中日兩國有可講和的利害交點”，“現在中國問題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產黨手裡。共產黨是國際的，中國共產黨沒國籍，中國讓共產黨發展下去那真是亡國了，中國永世不能翻身”。以我們這些馬後炮的角度來看，汪精衛簡直就是高瞻遠矚、當世半仙，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這種政治觀點還是過於超前了，別說是蔣介石，就連汪的心腹陳公博都不以為然：“他總以為中國共產黨要煽動中日戰爭以收漁人之利，因此更應該求和平”。陳公博說這句話的時候，抗戰才剛結束沒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噓不已了。 　　不得不戰的蔣介石與不得不和的汪精衛 　　擺在汪精衛面前的選擇其實非常簡單——只有和平這麼一條路可以走。從1931年到1937年這段時間，不光是日本國內的愛國路線和賣國路線進行了激烈的鬥爭，民國政府內的鬥爭路線和妥協路線之間也發生了多次碰撞，汪精衛尚未來得及組建他的偽政府，便早就以“漢奸”“賣國賊”之名而蜚聲在外了。當時面對日軍的步步緊逼，民國政府簽署了被後人稱為“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該協定劃定了大片非交戰區，其好處是封死了日軍從長城一帶發起的進攻，壞處是變相承認了日軍對滿洲國一帶的占領，引發社會上一片罵聲，蔣、汪二人更是首當其衝。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個協定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搶也搶不回來，假如中國和日軍交戰下去，結果也只會是擴大軍事上的失敗，導致丟失的領土越來越多，當時若打全面戰爭，當時就要亡國，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國政府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只能用這種方法拖延時間，這和當今某負責任的大國不斷變着法子的割地送國還是有本質區別的。這種策略以當時的口徑叫“以空間換時間”，按現在的說法叫“韜光養晦”，日後民國政府又陸續簽訂了《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等類似條約。當然，空間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制地換下去，否則中國遲早要被蠶食殆盡。 　　蔣汪當時也絕非一味妥協退讓，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眾列強的干預（這一等就等到白了頭）；二來中國當時的國力可謂日進千里，1937年時的民國和1927年時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語，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優勢，真到不得不戰時手上好歹也能有塊磚頭；三來是幻想着日本國內能西風壓倒東風，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屆時這些條約也不過是廢紙而已——它們既沒有給日本賠錢，在領土的歸屬問題上也沒有讓日本人從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實上站在日軍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日方簽這種協議是相當愚蠢的，頗有點見好就收、回家領賞的感覺，只能怪軍部的狂熱份子政治上不過關，一個個只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巨嬰，這才給了蔣汪拖延時間的機會。 　　不過在《塘沽協定》簽定之前，汪精衛並不知情，所以這次“賣國”行徑跟他其實沒什麼關係。陳公博當時勸汪精衛及時跟《塘沽協定》劃清界線，保留一個好名聲。汪精衛是這麼答的：“絕不分辯，誰叫我當行政院長？行政院長是要負一切責任的。”事實上，汪本人也贊成簽這個協定，並公開作出辯解：“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我們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的領土”，“這次政府和日本簽署局部地區的停戰條約，是為了讓疲憊的軍隊、窮困的人民得到一時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將得到歷史的評判”。歷史怎麼評判先不說，至少在當時，這些個“賣國協定”換來的多是口誅筆伐。汪的家人勸汪至少辭去外交部長的職務，汪竟突然大哭起來：“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長！”照理說汪精衛在歷史上多次辭職（民國時期政客引咎辭職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衛、蔣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隨着中國的日益發展，這種傳統已被“平調”和“保外就醫”所替代），再多辭一次也無妨，何況當個外交部長也沒球意思，這會兒正是他最該明哲保身的時候，汪精衛反倒賴着不走了。他認為，以自己的威望，出來“賣國”可能還有人支持，換一個人的話早被唾沫淹死了。這話確實不假，汪精衛主持外交，人們還將信將疑：汪先生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做這種事呢？這背後想必有什麼苦衷。再套一句憤青常愛說的話：你不在領導人那個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艱難。日後為什麼有這麼多人熱衷於替汪精衛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衛革命時期所展現出的那種捨身取義的氣節、有官不做的瀟灑，使人們相信他日後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賣國賊。汪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國家需要兩種人，一為薪，一為釜。釜要長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則要靠燃燒自己發熱，最終化為灰燼。而汪精衛是一貫選擇做薪的，停戰協定是必須得簽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罵的，別人不敢做的髒活累活，就由我汪精衛來做。汪精衛原名汪兆銘，後來改名“精衛”，也正是取“精衛填海”之意。 　　蔣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衛這一點。蔣介石實際上也是個主和派，跟汪精衛不同的是，以當時中國的情勢和蔣介石所處的地位，即使主和對國家再有利，蔣介石也必須要擺出主戰的架勢。當時有這麼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戰，嘴裡也整天喊着抗戰，惟獨就是不去抗戰，只等着把槍口轉向民國政府。按周佛海的話來說：“當時的輿論，似已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調仍然是奉為最高原則，有人主張談和的，就成為攻擊的目標，就是漢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國軍事上劣勢的機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國人。”“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這個“低調俱樂部”的名字還是胡適給起的，胡適本人也是堅定的主和派，要不是當時被公派出國，胡適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衛混的，到時便又有個大思想家變成大漢奸了。 　　這就是為什麼汪精衛會認為中日交惡是被人惡意煽動起來的。不過公允的說，這個煽動的責任不能全部賴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頭上，中國的傳統是，不管情勢到底能不能戰、該不該戰，主戰的永遠是英雄，主和的永遠是漢奸。汪精衛對此也有闡述：“現在是抗戰時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願意聽的，因為講和的結果自然沒有勝利的結果來得暢快。如今大家因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個滅亡，然後痛快，聽見講和自然滿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眾如此是不足為怪的，但政府卻不可為一般民眾所轉移。對於民眾同仇敵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勵，才不致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應注意虛驕之足以誤事。民眾儘管可以唱高調，而政府則必須把握現實，不得不戰則戰，可以議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才是合理的辦法”。蔣介石第一沒有汪精衛那種敢背漢奸罵名的氣魄，第二作為中國的軍事領導人，主和會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動搖，從而影響到整個抗戰。正如汪精衛所言：“蔣為軍人，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其他利抗戰之局而坐大觀成敗者，亦必於蔣言和之後，造為謠諑，以促使國府之解組混亂，國將不國。”汪精衛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領導軍隊；其次汪精衛的人生信條是“說老實話，負責任”：“武官是有責任的，他們絕不說不能戰，文官是沒有打仗責任的，他們當然可以唱高調要戰，今日除我說老實話，還有誰人！”還說：“我死且不懼，何畏乎罵。”無怪乎日後胡適對汪精衛做出如下評價：“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對蔣來說，汪精衛是一筆寶貴的財富。1935年南京監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彈劾汪精衛，汪已做好了辭職的打算，蔣介石嚇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衛，堅決不放汪精衛走，不然的話蔣介石很難找到第二個這麼盡職的替死鬼，那“漢奸”就只好他一個人來做了。 　　37年前的局勢，是汪在前蔣在後，力壓全國主戰派，同時他們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壓倒主戰派，那就是他們勝利的一天。不過主和在中國難，在日本同樣很難。軍部高唱戰爭大調，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則整一個像是日奸團體，人人喊打，誰也想不到日後的結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國家，日奸團體中的不少人還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時廣田弘毅還許諾“不威脅，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變，少壯派軍人乾脆把日奸大臣們殺了個清清溜溜，這時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鎮住軍部，希望極其渺茫。中國這邊，主和派一樣陷入過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在國民黨中央全會後合影時，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對着汪精衛連開了三槍（本來可能是想打蔣介石的，但蔣介石見現場秩序混亂，縮着沒敢出來）。汪精衛當時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對蔣介石說：“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後，要你單獨負責了。”這三槍倒未能當場取下汪精衛的性命，但其中一顆子彈無法取出，使汪精衛的身體每況愈下，九年後便一命嗚呼。之後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也遭暗殺，主和派勢力頓時銳減。 　　汪精衛出國養傷之後，蔣介石不得不“單獨負責”，卻又實在負不起這“賣國”之責。後來又冒出個西安事變，又是張學良這傻×出來搗亂，在各種壓力之下，蔣的政策便也漸漸從主和轉為主戰，最終將戰火從華北引到上海，開啟了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 　　君為其易，我為其難 　　蔣介石要戰，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戰，否則只會是如汪精衛所言，越打則中國越倒霉。蔣介石對當時的局勢也有很清醒的認識，提出日本對中國，“只能蠶食，不能鯨吞”，鯨吞的話一口吞不下去，最終將演變成日本所不樂見的消耗戰，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進去的再吐出來，因此蔣介石決心拉日本打全面戰爭，如果能把歐美列強都拉下水，那中國就有救了。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便有了1937年後的全面抗戰。 　　不過這個計劃有幾個問題。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決心，軍部圖的就是一個臉面，至於真實的國家利益，並不是這些瘋子們首要考慮的問題（事實上，不斷發動對外戰爭並取得勝利正是他們得以壓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別說是消耗戰了，就連美國他都敢打，小日本真發起瘋來，鯨吞中國也不是什麼大問題；第二歐美列強良心大大的壞，遲遲不肯出手，只有蘇聯還肯援助一點破爛，實際上也是對中國有非分的企圖。國民黨每多抵抗一日，蘇聯便不必擔心與日本碰撞，自可高枕無憂，而且蔣介石扛得越久，中國軍力越衰弱，經濟越崩潰，民心越思變，共產黨日後奪權的機會便越大，所以蘇聯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觀虎鬥，中國最好打個八十年，整得越破越好。基於這兩點，蔣的全面抗戰進行得異常艱難，即使後來美國給予援助，中國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發子彈，平均每個星期剛好開一槍。蔣介石苦悶之下，幾次想要自殺，以至於最後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國不幫忙，中國還真就被鯨吞完了。從後人的角度來看，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軍部瘋成那個地步，招惹到美國是必然的事；假如他們不瘋的話，那也不會有什麼八年抗戰了。 　　當然和談這步棋也是要照常進行的。當時世界上各大列強在日本人眼裡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豺狼，蔣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國，德國卻對調解中日戰事興致缺缺。好在蔣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調解，再不調解我跟蘇聯好了啊，這才把德國人給拉下水。德國大使陶德曼當時負責中日間的調停，他認為和談是非常明智的表現：“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這悲劇還恰恰就在中國重演了。日方當時開出的條件是要中國承認滿洲國，順帶一堆建立非軍事區等附加條件，日軍則分期撤出中國。對於滿洲國蔣介石其實是無能為力的，但對附加條件還是不甚滿意，想再討點便宜，於是一口回絕。 　　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給占了，廣田弘毅通知蔣介石，雖然我們正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不過談判條件基本不變。到這時民國政府的心態已經變了，面對一連串的失敗，再不和，日子就沒法過了，於是仔細審視了一下和談條件，都覺得不算苛刻，雖情感上不願接受，理性上卻沒有拒絕的道理，從中國這個弱國的立場上來說無疑是最好的結果了。蔣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為什麼還要打呢？”國民黨內即使有人反對，也只是擔心反政府分子趁機興風作亂，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對國家有利的事情，卻得不到國人的支持。所以蔣介石當時提出了兩點要求：第一是德日兩方必須對和談內容保密，否則“中國就會被輿論浪潮衝倒，中國就會發生革命”；第二是在牽線完之後，把主持和談的任務完全拋給了汪精衛，很明顯是想再次利用汪精衛的“死且不懼，何畏乎罵”的特點，這方面老蔣表現得還是比較猥瑣的。汪精衛自己倒是無所謂，一肩扛起了新的賣國任務。可惜就在眾人討論的這個當口，時間軸已經拉到了1937年12月，連南京都給人占了，日軍當時氣焰極為囂張，主戰派勢力大大抬頭，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談條件，開始問中國要錢了，這一下又讓民國政府倍感煎熬，面子裡子都說不過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對條件作出了修改，這個新條件對中國來說基本上已經沒法看了，民國政府斷然無法接受，日方則以為民國政府只是借和談拖延時間，發表了“永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的近衛內閣聲明，導致此次和談徹底破裂。 　　之後蔣介石也做出幾次議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談判都只敢偷偷摸摸地搞，而且三天打漁、兩天曬網，絕不敢把規模弄大，絕不表現出積極的議和之心，以防自己一不小心也變成“漢奸”。這種和談的力度，汪精衛是無法滿意的。他深知一點：中國除了和平，沒有別的選擇，武力抗戰到底唯一的結果，要麼是亡於日本，要麼是亡於共產黨，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衛不止一次形容對日和談是“與虎謀皮”，卻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蔣介石不願公開主和，周佛海便於1938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義，而是主和派的名義。此時的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也是可以一談的對象，日軍陷入中國戰場，曠日持久，政府早生退意，周佛海此舉正中近衛文麿的下懷。雙方一合計，最後高宗武提出可以讓國民黨二號人物汪精衛主持和談，並闡明了蔣介石不可議和的原因。日方對此也表示理解，提出了“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原則。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國後便給周佛海寫了報告，當中有“日方希望汪精衛出馬”字句。當時周佛海找到汪精衛，問要不要先將這些內容刪掉再拿給蔣介石看，汪精衛回答道：“沒有關係，他不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蔣介石拿到報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說“荒唐，荒唐”、“高宗武是個混蛋，誰讓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沒有處理高宗武，也沒有說反對議和、不允許汪精衛出面之類，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此一來周佛海便心中有底，開始和汪精衛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動。 　　以當時的政治局勢，汪精衛若留在重慶，議和根本無從談起；退一步說，即使能議和，也僅僅是影響到蔣介石的威望，從而影響到整個抗戰，“非銘脫離渝方，不能無礙於渝局”，因此從行動開始之初，汪精衛就計劃離開重慶。當時他的計劃分為五步：首先汪精衛離開重慶，宣布下野，日方則發出和談聲明，提出撤軍、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等原則；接着汪精衛以個人身份發表聲明，呼籲國民黨接受和談條件；國民黨能接受則最好，若不能接受，則由雲南的龍雲等地方實力派響應汪的號召，成立新政府；新政府與日本完成談判，收復淪陷區；新政府與國民政府談判，完成中國統一。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新政府”和日後汪精衛的“偽政府”是兩回事，這個新政府是計劃在國統區、而不是淪陷區內成立的。如果是換其他人進行這項工作，難免有藉機割據云南、兩廣甚至全中國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貫作風，假如新政府成立，只要日軍撤離中國，汪必會宣布解散政府，順利完成中國的統一。 　　此後汪精衛一派“漢奸”們進行了一系列準備工作，先是說服“雲南王”龍雲參加和平運動，接着經過八天的談判，和日方達成了《重光堂密約》。該密約規定日方在兩年內撤出中國、歸還租界、取消治外法權，各種條件都對中國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詬病的是必須承認滿洲國的獨立，並且允許日本在蒙古駐軍。這個和談條件可以說跟陶德曼調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還更優惠一點。日本方面當時還希望把中國切割成幾塊，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鴻志的南京政府、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和汪精衛的雲南政府這樣四分五裂的局面，以減少日本可能面對的威脅。汪在這點上寸步不讓，要求必須由日本來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後也予以讓步，同意了汪精衛的要求。這麼一看，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了。 　　不過這個計劃看起來很美，汪本人卻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風險：雖然這次行動成功了對國家有利，就算失敗也對國家無害，但是失敗了必然被罵成漢奸，成功了還未必被稱為英雄。出走重慶之後，萬一事情有變，更是再無退路。 　　如今有兩種流行的觀點，一種認為汪精衛搞和平運動的本意是救國救民，只是對中日局勢的估計過於悲觀，是消極妥協、投降主義；另一種認為汪精衛是反對蔣介石“焦土抗戰”政策，認為越抗戰則老百姓生活越慘，所以才要搞和平運動。這兩種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衛確實反對“焦土抗戰”，但還不至於拱手把國家讓給他人；汪精衛雖然知道中國敵不過日本，但也從沒有消極妥協過。汪真正的態度，正如前文所說，其實是“邊戰邊和”：“一年零七個月的抗戰，我們自己已證明了中國是不可以滅亡。然而這還不夠，我們還要指示出來日本除了滅亡中國，還有第二條路，並且必須走這第二條路。”在汪的眼裡，主戰與主和從來不是割裂、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承，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對日本予以痛擊，衝擊日本軍部在日本國內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導局勢；只有艱苦卓絕的抗戰，才能換來和談時足夠的資本。事實上，汪後來成立南京偽政府後，也一直不忘對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東西，則全賴蔣介石正面戰場與美軍太平洋戰場的戰果。從這點上來講，汪其實既非主戰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實幹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貫如此：先擁袁再反袁，先擁共再反共，先反蔣再擁蔣，先英雄再漢奸，無不是從國家利益出發，選擇自己所要走的路線。 　　問題是，一些頭腦發熱的主戰派卻將和與戰完全對立了起來，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處打壓，使得領導抗戰的蔣介石不敢公開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蔣來戰，汪來和，蔣做英雄，汪做漢奸。汪離開重慶之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長信，末尾寫道：“今後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這和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前所留給胡漢民的血書有異曲同工之妙：“我今為薪，兄當為釜”。從當時局勢來說，汪所選擇的路，不僅賭上了性命，更賭上革命幾十年來累積的聲譽，確實比單純武力抗戰要困難得多。 　　可惜的是，之後發生的事情，和汪精衛所策劃的偏出了十萬八千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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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人就是一個漢奸，怎麼會不為汪粉飾呢　　/無內容 - 道然 12/31/12 (1767) 　　後半部分為汪文過飾非太甚 - newjoy 12/27/12 (2627) 　　　　漢奸成為了一種文化，乃是東亞病夫的周期發作而已。而政客們對之 - 暗夜尋燈 12/28/12 (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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