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繩的歷史和現狀的複雜性遠遠超出在日美軍的問題。歷史上，經過一番抵抗，琉球被日本“同化”後，島上的居民們多數接受日本語言和文化，特別在日本以外的地域生活時，感受到作為日本人的存在[1]。一個突出的例子是那些移民到巴西的沖繩人，他們甚至不接受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的事實，以“勝ち組”(kachigumi)自居，威脅那些承認戰敗的日本移民[2]。但是，當他們直接面對本島的日本人（包括到本島去就職）時，卻面臨各種歧視，發現自己並沒有被接納為“日本人”。倒是琉球共產黨的創始人德田球一不認為琉球共產黨是日本共產黨的支部，而更想與日本共產黨平起平坐，以便向蘇共和中共獲取資本。[3]

1990年，在世界範圍的冷戰結束浪潮中，剛退休的琉球大學著名教授大田昌秀在沖繩革新派民眾的支持下高票當選知事（1994年再次當選），為沖繩的獨立自治帶來了希望。大田高中時經歷了美軍與日軍在沖繩的殘酷戰鬥，體會了沖繩民眾被日本利用的犧牲，又到東京的早稻田和紐約的Syracuse大學學習，深知美日兩國政府的用心。大田1994年再次當選知事，在1995年因為12歲少女被美軍強姦引發沖繩民眾反對駐留美軍與日本政府的浪潮中，大田拒絕在同意美軍繼續強占民田的文書上簽字，把燙手的芋頭轉給日本政府[4]。大田過分樂觀地相信20年後〔2015年〕，朝鮮問題會得到解決，中美之間會和解，“這樣，美軍就沒有留在這裡的必要。連Joseph Nye也是這樣說的。”[5]

可惜，大田在1998年的再選中，過分依賴自己的學識，忽略沖繩的經濟現實。作為知事的大田與作為謀士的日本政策研究所的Johnson過從甚密，顯得很幼稚。當我讀到大田（與那些中國官僚一樣）也要來硅谷“招商”時，不禁大笑起來，預感他已經失掉了本來到手的選舉（不幸言中）。

由自民黨控制的稻嶺知事在上台後按照日本政府的旨意，積極推動一系列倒退措施，包括篡改資料館展示內容、把反戰的“一坪土地主人”[6]從各種機構中清除掉。

1999年下半年在沖繩，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引起重大爭論：在沖繩的名護市將召開八國首腦會議，在該市的邊古野地區將建設美軍基地，以及縣當局指示更改新的祈禱和平資料館的展示內容。這三件事都是貫徹日美兩國政府根據1997年《美日防務合作指針》這一新形式的安保條約、半永久地保存並強化沖繩美軍基地的意圖。

1999年8月11日在一份沖繩的主要報紙《琉球新報》頭版頭條，報道了沖繩縣當局未與縣祈禱和平資料館監修委員進行任何聯繫就指示更改展示內容的情況，同時披露了建於該縣石垣市、已於同年5月28日 開館的八重山祈禱和平館的展覽，其文字說明等也被大幅度更改的情況。比如，將居民的“被日軍強制驅離”改寫成“避難”。 對新的祈禱和平資料館的展示內容所做的大量更改中，光是全部改動或刪除的就有至少二百二十二處。例如，對一座反映沖繩戰役中島上居民躲避在壕溝中生活的模型，將其中持槍看管、刀尖槍口直指居民的日本兵的雕像手裡的刺刀步槍（插圖）拿走了；又如，將文字說明中居民的“被日軍屠殺”改寫為“犧牲”，等等。

在關於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沖繩的展示部分，刪除了有關進行“皇民化教育”、日軍的歧視性的沖繩觀的內容；還大幅度地刪除了有關日軍在亞洲、太平洋戰爭中進行侵略、屠殺、殖民統治的內容，並將反映日軍在南京、新加坡、菲律賓等地的屠殺和731部隊（細菌部隊）的攝影展“照相機鏡頭捕捉到的日本的犯罪”完全刪掉了。

在關於二戰中沖繩戰役的展示部分，除了前面講到的拿走了日本兵的塑像手上握着的、正對着居民的刺刀步槍（上面插圖）和將居民的“被日軍屠殺”改成了“犧牲”等以外，還刪去了日軍把沖繩人看成奸細、屠殺朝鮮人和台灣人等內容。在關於二戰後的沖繩的展示部分，刪除了呈送給日本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提議由美軍對沖繩進行占領、指揮並長期統治的天皇的意見。縣當局還要求“不能只展出反對安保條約的內容，還應該展示安保條約所起的作用 (如亞洲的維持和平部隊等)”以及“美軍統治的有利面 (如建立了琉球大學等)”。

上述的此類的篡改或刪除都是在所謂不能反日、不能批判國策、不能損害國家利益、不能違背國家的認識和意旨等執政者的指示下及右翼團體的攻擊後進行的。不只是在沖繩，類似的鬥爭也不斷發生在全國各地的戰爭資料館的展覽中。圍繞歷史的記憶的鬥爭仍在激烈地進行。[7]

1999年8月11日的《琉球新報》報道後，稻嶺知事當局被輿論批判得無路可逃。結果，新資料館的展示內容基本上按最初的設計方案恢復後對外開放。縣祈禱和平資料館監修委員會於2000年3月23日召開全體委員會議後，向縣政當局提出了包括不能隨意更改展示內容、新館開館後現任委員繼續監修、讓監修委員參加資料館經營協議會等十二項要求的請願書。

在此背景下，2000年3月30日，沖繩縣議會在自民黨、“縣民之會”、“新進沖繩”等多數議員控制下，通過了由“追究沖繩縣政有識者之會”、“推廣國旗國歌沖繩縣民會議”等右翼團體提出的將“一坪土地主人”從縣機關及其外圍團體中清除出去的陳情書。那份陳情書中提出，“一坪土地主人持有該土地的目的是……為了阻礙執行國家政策，因此違反了憲法第十二條”，“縣祈禱和平資料館監修委員會委員、縣公文館工作人員、縣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務特別要求具有歷史的公正感，因此象一坪土地主人那樣的人物是不適合擔任的。” 表決通過極不正當的要求清除“一坪土地主人”的陳情書，就是為了支援正面臨上台以來最大危機的縣政當局，鼓動它按照日本政府的旨意而不顧輿論的竭力反對強行篡改沖繩戰役及其前後的歷史。提出陳情書的右翼團體的會長惠忠久就露骨地說了他們的意圖："由於去年的資料館問題，產生了監修委員續任的問題。監修委員會中有一坪土地主人。如果縣議會能通過的話，縣知事就可以更簡單地考慮撤換監修委員[8]。“一坪土地主人”之會隨即發表了抗議聲明。

另一方面，《沖繩時代》報上關於“沖繩獨創性”的論戰也在進行[9]。按參加爭論的原社會大眾黨書記長、現縣政參與比嘉良彥2000年6月6日見報的話說：“五月初的長假以後，早報和晚報上都展開‘沖繩獨創性’論爭的狀況”就形成了。《沖繩時代》報上的論戰發生之前，《朝日新聞》報從5月15日至17日分三次介紹了關於“沖繩獨創性”的提案。此外，進入6月，在《琉球新聞》上，論戰也開始了。 到6月17日為止，參加《沖繩時代》報上的論戰的已達12人，包括了“沖繩獨創性”提議人之一的高良倉吉和剛才提到的比嘉良彥。其中，來自日本本土的只有一人，是民族問題研究者太田昌國[10]。論戰呈現出沖繩的知識分子總動員的模樣。除了提議人高良、大城倆，以及事實上是稻嶺知事為首的沖繩縣政府的智囊、立場與高良等人相近而又巧妙地避開贊成與否表態的比嘉良彥外，占壓倒性多數的論戰參加者對於“沖繩獨創性”的觀點從正面給予了批判。

什麼是“沖繩獨創性”呢？這來自琉球大學的高良倉吉、大城常夫、真榮城守定三位教授在向2000年3月於那霸市內召開的、由日本國際交流中心主辦的、由亞洲各國的研究者交換關於文化、經濟、安全保障的意見的亞太地區研究計劃“沖繩討論會”上提交的報告中共同提倡的觀點。《沖繩時代》報從5月3日到11日分七次連載了這份報告。這份報告提出的問題是：“我國要進一步發揮作為亞太地區負有責任的主體的作用，同時作為全球性大國而做出獨自的貢獻的一種存在，不能迴避關於沖繩的再評價及其活用方法的問題。”也就是為使日本成為面向亞太地區的全球性大國，沖繩必須起怎樣的作用。這裡肯定了沖繩決定自己的未來要以“日本的國家戰略”為不可動搖的前提。為什麼呢？因為“沖繩的居民通過回歸本土，做出了自己的適合歸屬的國家是日本的選擇”。

那些人提倡沖繩和所謂的生根於沖繩的與日本的特別關係(即應該稱為因與大和的關係而生的沖繩的“歷史意識”)的存在。但是他們否定“要求負起對於歷史做過度說明的責任的理論”，主張作為“現在活着的人”，不能認為歷史問題只是沖繩的問題，“要為了整個日本，進而為了亞太地區和全世界來通盤考慮怎樣努力解決”。這種所謂面向全球主義而揚棄地域感情的主張，讓人很容易地看出和認為其意在於使沖繩最終完成與日本國的自發的合併。 這種立場歸結出了露骨地允許美軍基地在沖繩存在的論調：“我們三人基於評估存在於亞太地區進而對於國際社會的日美同盟所起的安全保障作用的立場，同意以此同盟的必需為限的美軍基地存在於沖繩。就是說，具有從安全保障方面來說沖繩作為我們國家裡貢獻度最高的地區而存在着這一共識”。

基於上述立場和認識，他們三人認為“對於妨礙和平與安定的主要因素，作為通過聯合國做媒介的最大限度的選擇，行使軍事力量是必要的”，而極端地認為，“對現在的美軍基地問題，不是追究它的存在是好還是壞的問題，而是能否和怎樣調整、消除有效的運用與居民生活的安定之間的矛盾問題”，在沖繩美軍基地的是非“作為問題已經不存在”。他們三人還主張，(沖繩人) 不是作為“基地的檢舉人”，必須成為“對安全保障做出很大貢獻的地區”的“檢查官”、 “基地使用應有規範”的當事人。

這裡，他們提出的是(沖繩)作為構築“二十一世紀的日本的國家像”的“共同事業者”的形象；他們還為表現這點而提議在沖繩建碑，並擬了兩句碑文： “這裡是日本的盡頭、亞洲的起始”， “這裡是亞洲的盡頭、日本的起始”。 這碑文的底稿，正如共同通信社的伊高浩昭指出的那樣，是模仿了位於歐洲西端、突入大西洋的葡萄牙的羅卡角的碑文 “這裡是陸地的盡頭、海洋的起始”，而且將沖繩作為與“日本”有別的亞洲諸國的一員的交往的經驗，徹底地吸收到“日本身份”里，由此明白地把授予沖繩以“全球性大國日本”朝向亞洲的最前沿的地位的意圖包括了進去。

 “海洋的起始”的羅卡角的對岸，是隨着五百多年前哥倫布的到達而開始遭受西歐的侵略和殖民地統治，原住民族成為了大屠殺對象的美洲大陸。“亞洲的起始”連接的亞洲，是成為舊日本帝國主義軍事侵略對象的亞洲，是現在仍是謀求生存的“全球性大國”日本的霸權的對象的亞洲。

上述的提議人的中心人物高良倉吉，是戰後(1947年)出生的充滿銳氣的沖繩的歷史學者、受到注目的人物。他是NHK的電視連續劇《大河》中《琉球之風》一集的主編，並作為岩波出版社的新書《琉球王國》的作者，為發掘和喚醒歷史的“琉球身份”盡了力。在《沖繩的自我驗證--三人談：從“情感”到 “道理”》那本他兩年前出版、發行的書中，他和這次“沖繩獨創性”共同提議人之一的真榮城守定及現任沖繩縣副知事牧野浩隆 (當時任琉球銀行常勤監查役) 進行了三人談，反覆強調了“沖繩有提出問題的能力，但是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出秉持“優質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沖繩有決心自主經營日本中的沖繩”。 他所說的“優質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要把沖繩現今積極地推上對日美安保同盟“貢獻”最大者的位置，最終使之自願、主動地成為尖兵。高良到處說，“(沖繩)是這樣一個地區，人們懷着對自己的歷史、文化的自豪，帶着作為少數民族而感受到的悲痛和苦惱，抱着憎惡戰爭、愛好和平的強烈意念和把這種經歷、體驗轉告給廣大世人的願望”，也就是在說，不僅是對於日本，也對於亞洲，沖繩持有的“財產”是一種“柔軟的力量”，因而要呼喚沖繩通過這種“柔軟的力量”為塑造將來的日本的國家像做貢獻，而且作為前提地容納美軍基地這一最大的侵略的“堅硬的力量”。真可謂是日本政府為沖繩八國首腦會議所提宣傳口號“發自沖繩的和平信號”的忠實翻版。

記者新川明(原《沖繩時代報》社長)批判說，這個提議“只是督促、鼓勵沖繩人‘大政翼贊’，向日本國政府宣誓成為日本國的‘尖兵’的標語”。島嶼研究家松島泰勝說，把共同提議的三人放在出自沖繩、朝向近代日本國家的“同化主義者”系列的位置上。琉球大學的教員保坂廣志認為，“提議”是“努力製作新的國家像-神話的政治的祝詞”。沖繩大學教員新崎盛輝斷定其罪說，是“現狀追認論者的語言遊戲觀念論”。季刊《EDGE》的總編輯仲里效稱高良是“流亡到和沖繩的歷史與經驗相反的‘新日本’的國家主義者”。這些話都尖銳、中肯地批判了“提議”的本質。所謂的“沖繩獨創性”，與它的字面所表示的正相反，其目的只是要讓沖繩接受“日本國家的獨創性”乃至“美日防務合作指針的獨創性”。

他們的主張和1999年由於篡改重新建造的沖繩祈禱和平資料館展示內容的問題所顯示出來的想要瓦解生根於沖繩的戰爭、戰後體驗的歷史意識的動向是一致的；身為歷史學者的高良倉吉對於這個篡改展示內容的問題完全沉默，他寧可站在篡改歷史的稻嶺之流一邊的做法，顯示了他的意向和稻嶺知事為首的沖繩縣政府的動向緊密結合。共同提議人之一的大城常夫說，“如果沒有沖繩是日本的一個縣的認識的話，談論沖繩的二十一世紀像、國家像、聯邦制（沖繩特別自治區）、地方分權的擴大等地區像、安全保障問題、美軍基地和地方振興問題都將是不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批判者們首先應該表明對沖繩歸屬問題的態度”。同時，他還強調了美軍是亞太地區的“安全保證人”、“地區均衡的維持者”，並把俄國、中國和亞洲各國對在日美軍基地所起作用的評價作為自己等人立論的根據。可是，沖繩“歸屬”到哪裡的所謂問題，以及對日美安全保障體制和在日美軍基地的作用予以積極的肯定，都完全是另外的話題。即便是承認沖繩為“日本的一員”的話，將其和接受日美安保體制及在日美軍基地的存在直接聯繫、等同起來，是很不嚴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