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高考--鄧小平復出後的最大德政

--讀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十）

中國人自古愛讀書，但並非如西方人為了探索宇宙的奧秘、或接近上帝、或啟迪心靈，而是為了仕途，說的再直白些就是為做官，因為做了官就可擁有黃金屋和顏如玉。據胡適先生的考證，科舉使得讀書人可以做官，完全是一個“意外”。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地已經是方言繁多，雖然秦始皇統一中國要求“車同軌，書同文”，但以當時的交通條件和通信條件的限制，民眾的日常語言還是差別越來越多，導致到漢武帝時代，朝廷的詔書“文章爾雅”不僅是老百姓看不懂，就是一些地方小官吏也看不懂了，這樣朝廷只得從各郡縣挑選一些優秀少年到京師來學習，一年後回到各地為官。後來這個方法就慢慢演變，到隋唐便成為科舉—這不僅可以節省朝廷辦太學的錢，還可以使天下英才的心思與精力都歸到這條道路上，從而減少優秀分子造反的機會，難怪唐太宗看到全國的精英都來投考時志得意滿的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故睿智的統治者們巧妙合利用這一手段，“開科取士”，便可天下歸心。

前幾次介紹過傅高義所描述鄧小平為第二次復出所表現的政治智慧，到第三次復出，雖然鄧小平唯一懼怕的毛澤東去世了，但華國鋒的顧命大臣們（主要是葉劍英和李先念）顯然不希望他一人獨大，而是讓他在華國鋒的領導下工作。但鄧小平這樣的大丈夫絕對是能屈能伸的，他在7月21日的復職演說中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顯然他是想表明自己沒有做大官的願望。他甚至在8月初的科教工作座談會中保證，他將在華主席的領導下，搞好“後勤”，『協助華國鋒主席和葉劍英副主席』抓好科技和教育工作。

鄧小平“主動”要求分管科技與教育

也許正因為沒有給予鄧小平更重要的權力，比如外交、軍隊（有葉劍英控制）和宣傳、人事等，反使得剛復出的鄧小平在科技和教育領域裡大顯身手，為中國後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傅高義有段分析鄧小平與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挺有趣，抄錄如下：“1957年毛澤東打擊知識分子時，鄧小平曾經是毛的得力助手。但是他不像毛澤東那樣本能地厭惡知識分子。毛將他們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再想方法羞辱他們，讓他們下放勞動接受再教育。鄧小平從來沒有機會上大學，但是他曾走過接受更高等的教育這條路，盡過最大努力想進入一所法國大學念書。他的妻子曾在中國最好的大學北京大學學物理學，他的五個孩子中有三個上大學，一個在北大學物理，一個學醫，還有一個女兒因病不勝課業繁重的理科轉而學了藝術。此外，鄧小平逐漸認識到，打擊知識分子是在摧殘中國的科學技術，而科學技術是國家現代化的根基。1973年回到北京後，他再也沒有像在1957年那樣整過知識分子。……鄧小平認為科學沒有階級屬性……”這段話試圖從鄧小平的成長經歷找出他在對待科學技術、知識分子問題上與毛澤東的差別。其實毛澤東的學歷比鄧小平高，但毛澤東在青年成長時期沒有出過國，另外，毛澤東是詩人氣質，鄧小平則是實幹家，同為革命黨領袖，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上，鄧小平就認為知識分子“可以為所有階級和所有國家所用，無論是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這也許就是他在1986年的學潮後將科大副校長方勵之開除黨籍，但沒有送交勞改或者隔離審查，而是調回北京，在天文台繼續從事科研工作的原因吧？

在第二次復出中鄧小平曾被毛澤東指派到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後來又經過法國巴黎返國，相信親歷過七十年代紐約和巴黎的繁華，一定讓鄧小平大開眼界、也大受刺激。他知道中國的科技已經大大落後於資本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中國必須急起直追，且應該從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教育着手。儘管鄧小平復出時已經是7月下旬了，但在1977年8月3日的科教會議上他還是詢問教育部長劉西堯是否可以在年內恢復高考，在劉部長的肯定回答後，鄧小平宣布“應該結束推薦制度，直接從高中錄取學生，這是一個能夠迅速培養人才、見效快的好辦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這一巨變並非易事。要確定考試科目，挑選出考題的人員，公布考試計劃，為百萬人舉辦考試，組織和完成評分，確定哪些大學招生以及錄取多少學生—這是一項令人瞠目的任務。當時的中國已經有十多年沒有過高考，很多領導幹部的思想還是毛澤東的那套，認為大學生應該將學習與勞動實踐相結合，鄧小平曾經正是毛澤東這一理論的得力鼓吹手，為此鄧小平在8月13日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上不惜主動否定『過去的我』說“過去我……也講過，中學畢業後勞動兩年如何如何好。實踐證明。勞動兩年後，原來學的東西丟掉了一半，浪費了時間。” 當有些幹部抱怨說在年內很難甚至根本不可能辦到時，鄧小平不耐煩回覆：政策已定，就在1977年高考，不能再變。當他在9月份發現進展不順利時，鄧小平使用了他在二野帶兵時的風格：“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錯誤』。……贊成中央方針的，就干，不贊成的，就改行。”

雖然最終1977年的高考比政策晚了幾個月，但終於“開科取士”了。記得1977年的十月的某一天，父親從單位回家拿着一份報紙嚴肅告訴我，再也不能夠終日遊蕩了，黨和政府決定恢復高考，現在有機會好好學習，報效國家了。二姐也聞訊從下放的農村回家到處尋找複習資料準備帶回知青隊複習高考，我則開始放下手中的小人書開始狂啃數理化，準備考重點高中了。

據統計，在77年的那個冬天，約有578萬考生參加了考試。他們中間相當多的人是所謂的“老三屆”，很多人尚在農村勞動，突如其來的“恩科”使他們中間的佼佼者改變了命運，成為未來國家建設的棟梁，儘管當時的錄取率只有5.8%左右，但這是中共統治中國以來，大學第一次不把階級出身作為錄取學生的因素，錄取完全根據考試成績。這一公平的方式，為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培養和儲備了眾多的人才，至今仍然在發揮作用。

（上）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介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

（中）長沙一中考生走出考場

（下）北京某高校七七級新生開學典禮

如果說改革開放、建立經濟特區等並不是鄧小平首先提出的，沒有鄧小平，也許高考也會在華國鋒、葉劍英等領導人的指導下慢慢恢復，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沒有鄧小平，就不會有77年的高考，甚至78年也未必，另外上大學是否看階級成分，估計也需要爭論很久。只有鄧小平這類政治家才有這樣的果敢、這樣的權威、這樣的效率將自己認定的事情辦妥。鄧小平恢復高考的“妙招”，為中共政權賺回了民心，也為自己將來完全掌握大權，成為中共的“第二代領導人”打下了堅實的民意基礎。而對於77級、78級的考生與家長們來說、對於那些間接受到影響的--我們這代六零後的人來說，中國有個鄧小平，何幸之有！

79年7月鄧小平在遊覽黃山時為杭州大學學生簽名留言，此時鄧的民望達到高點，準備取代華國鋒了

行文至此，估計有看官會批評我的奴性……確實，在一個集權國家就是應該減少政治強人的出現，靠民眾的覺悟才能逐步邁向協商、妥協與民主，可是在絕大多數民眾尚處於愚昧狀態的時候，還非得需要有一位“先知”強人才可以帶你邁過那個坎—雖然他可能是無意的。中國在衝出歷史三峽的進程中還要經歷許多的暗礁和險灘，鄧小平在七十年代末幫助中國化解了一個危機，當下的中國，誰會是當年的鄧小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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