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根据毛主席生前批示，中央军委为高敬亭恢复了名誉，并在合肥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高敬亭，大别山最优秀的儿子，从此长眠于地下，永垂千古了，此或可告慰将军于地下了？

高敬亭屈死

　　1939年春，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相持阶段。4月底，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渡江北上，到达四支队留守处所在地舒城县西蒋冲。叶挺等人一到西蒋冲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会上高敬亭举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会后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分别担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张、邓等人于5月22日东进八团驻地青龙厂。四支队主力除八团已东进敌后外，七、九团继续东进。

　　这时，高敬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恰恰祸不单行，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

　　叶、张、邓等人在未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7 6月21日致23日，在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邓子恢主持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6月24日，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高敬亭处死，由叶挺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高敬亭屈死青龙厂，年仅32岁。

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叶挺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张、邓二人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主动承担了责任。

　　叶挺军长仅依据个别人的诬告，就以“违令”罪名将高敬亭拘捕。事后瞒过新四军实际领导人项英和延安的中共中央，直接向蒋介石请求处死高敬亭（这是这位北伐名将的最大失误）。蒋介石可能一生中再也没有象这次这样痛快地答应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刑照准。”事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私下强烈地谴责了叶挺的行为，但为了大局，无论是新四军内部还是中共中央，都默认了叶军长杀害高敬亭的无法原谅的过失。可是这个事件却使新四军的正副军长之间形成了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裂痕。

高敬亭的错杀与叶挺等人积极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恰恰也是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政策的领导人，他的肃反，使他养成了“一言堂”的习惯，使鄂豫皖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失，由于他的个性也直接致使他成为了下一个肃反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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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叶挺有关史料均称错杀高敬亭是叶办的

1989年1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由段雨生、赵酬、李杞华著的《叶挺将军传》，第十章“华中抗敌”的第十二节，专写了“亲痛仇快——高敬亭同志被错杀”的情况，该书“后记”提到成书过程中，得到“叶挺的故旧、亲属、子女的热情支持”，说明叶挺儿女是认同的。2001年7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段雨生、赵酬、李杞华著的《叶挺传——骁将的坎坷》，下编有一小节专写了“高敬亭，功劳大，竟借老蒋电令杀”。这两节字数基本相当，约三千七八百字。相同的内容，除毛泽东的批示“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和总政发出为高敬亭平反通知外，还写道：

1939年5月，叶挺去江北组建江北指挥部，向第四支队干部动员向东挺进，高敬亭也表示赞成，却在背后指使部队停止东进，还发生了与高敬亭关系密切的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叛变投靠国民党顽固派的事件。“在广大干部反杨、曹叛逃斗争中，揭发了一些高敬亭的错误言行之后，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于6月上旬在肥东县青龙厂集体召见高敬亭，按照事先的布置，将他扣押起来。”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意外事件，以利整顿部队，暂时对高采取隔离措施，亦属必要。但20天之后，叶挺根据五战区报请国民政府军委会一个所谓‘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于6月24日将高敬亭草草处死。这是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干出的一件亲痛仇快、错杀同志的蠢事。”

“高敬亭同志被错杀，作为直接处理四支队问题的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同志，也是有责任的，是个严重的失误。” （见《叶挺传—骁将的坎坷》第342-343页）

两节不同的内容是：《叶挺将军传》第327页有一段话：“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处理江北问题的过程中，一直与皖南军部保持联系。重要的事情，都与项英先作商量。向延安报告与向重庆交涉，统由皖南军部负责。”这段话意思很明显，错杀高敬亭是由项英定的，也是由项英向重庆报的，把错杀高敬亭的责任都推到项英身上。当1995年笔者所写《项英传》出版，讲到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说当年第四支队属第五战区、军部属第三战区，错杀高敬亭是由五战区上报的，不是军部上报的，项英和他事先根本不知道等情况后，那段话就在《叶挺传——骁将的坎坷》一书中悄悄地拿掉了。

特别值得提出的，《叶挺传——骁将的坎坷》一书的责任编辑蓝再平，对该书内容的处理很慎重，加了不少编者的话，还加了附录，收了十篇文章，将笔者所写《项英传》中“澄清对项英的一些非议”的内容，单独成文，其中有用事实说明高敬亭是叶挺搞掉而不是项英搞掉的内容，使该书增加了客观性的分量。

叶挺赴江北整顿第四支队，包括解决高敬亭的问题，在处理后很快通过第五战区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曾复电表示“慰问”。1939年9月24日，《抗敌报》江北版对此专门作了报道。原文是：

（本报讯）前叶军长来江北整理部队，将经过情形呈报委座（按：指蒋介石），兹已接委座复电，特摘录如下：电悉，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按：原第四支队代号）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尚望转张参谋长及其所属，共赴艰难，彼此化除成见，俾遵廖总司令指挥，完成任务，庶不负此行也，特达。 （见《叶挺研究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

从《抗敌报》江北版这一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出，蒋介石对叶挺以处理高敬亭为主要内容的整顿第四支队是很满意的，否则就不会专门复电“嘉慰”了。

四、知情人证实错杀高敬亭不是项英干的

1941年5月1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高干会议作报告时，讲到“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8册第329页）陈毅这番话，是在当时批判项英的情况下，用表扬的口气讲叶挺的，另一方面却证实了高敬亭不是被项英搞掉的。

1989年9月5日，就在高敬亭被错杀50周年后，原在皖南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在同李志光和笔者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时，讲到：“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决不会同意那样办的。”（见安徽《云岭》杂志第26期第6页，访谈记录）

几年前，笔者还问项英在皖南时的秘书顾雪卿、警卫排长李德和，他们告诉我：项英在皖南期间从未去过江北，高敬亭的事不是项英去处理的，错杀高敬亭责怪项英是冤枉了他。

陈毅、李一氓等从新四军组建时起，就和叶挺、项英在一起，了解新四军全局情况和对重要问题的决策、处理过程。因而他们的看法是可信的。

上述情况表明，错杀高敬亭不是项英经办的，更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项英要求蒋介石批准的，然后由项英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的，它和项英提出的对高敬亭应采取教育帮助的本意完全相对立的。因而将错杀高敬亭之事怀疑、责怪项英是不实事求是的。

项英历来对待干部是关心的，处理是慎重的。1931年，项英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批评中央苏区和红军中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那里肃AB团的活动一度停顿下来，保护了大批干部，尽管后来有反复，他本人被王明上台后的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撤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但在60年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上写明项英当时的看法和做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939年错杀高敬亭后，一些干部思想不通，受到牵连，项英就让江北指挥部将林维先、万海峰等送到军部教导总队学习，让他们改变环境，充实提高，他们后来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林维先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万海峰学习后进步很快，曾任团、师、军领导职务，直至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如果仍在原来的环境，那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由于人们知道的历史原因，新四军前期许多办得好的事情，本是项英办的，却记到叶挺名下或被掩埋了；而有些是别人办得不好的事情，却往往扯到项英头上。高敬亭被错杀一事责怪项英，就是张冠李戴的明显事例。如今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澄清高敬亭被错杀的真相，不仅有助于正确的评价项英，更重要的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