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89學潮中

今年是2009年。

二十年前，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以學生為主體的愛國民主運動。儘管這場運動最後被執政當局調動機槍坦克血腥鎮壓，但這場運動對於八十年代的中國青年來說無疑是一場神聖莊嚴的洗禮。不僅如此，它對於中國九十年代的市場化改革、對於中共在體制內的經濟“從良”活動也起到了直接或間接的推動作用；甚至，它對於此後發生在蘇聯東歐國家的偉大變革也起到了“第一推動力”的作用。正因此，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將永載中華民族的光榮史冊，永載文明人類的光榮史冊！

二十年前，我作為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學一年級學生，有幸全程參與了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那麼，作為直接當事人，我參與學潮前有着什麼樣的思想狀況？我在學潮中又做了一些什麼事？參與了一些什麼活動？我又是怎樣被捕的？被捕後我又遭遇了一些什麼樣的折磨？八九學潮、六四鎮壓及秦城監獄的囚徒生活對於我此後的人生又意味着什麼？對於所有這些問題我都將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在本回憶中給出相關的陳述與回答。

需要說明的是，本回憶中，除了少數幾個我知道現在仍在為中國民主事業做奮鬥的友人是使用真實姓名表述外，其他一些我不了解現狀而在文中又必須涉及的友人我使用了化名。我認為，在大陸目前的時空下，這種“遮掩”是必須的保護。從中國政治的現狀出發，我認為歷史真相的全部還原尚需時日——待到民主實現之日，便是真相還原之時。只不過，為了這一天的早日到來，我希望所有經歷過89民主洗禮的兄弟姐妹們不僅能夠在二十年前譜寫出壯麗的青春之歌，而且能夠以自己所認可的方式續寫出驕傲於歷史和未來的中年之歌、老年之歌！

天不負我輩，我輩安負天！

 

1.學潮前的讀書、寫作和憂患

 

1988年秋天，我進入省城西安讀書後，我的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我的眼界、視域空前擴大，大腦里關於外部世界的信息量成爆炸狀擴張。我有足夠的時間和條件從圖書館、從報刊雜誌閱覽室、從電視及收音機里捕捉到我所需要的信息。

我上大學的1988年，正處於文化大討論的高潮期。文化界、學術界關於傳統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可以說是如火如荼、十分熱烈。在軍訓期間我曾認真地讀了三本書，一本是蘇曉康等人所著的《河殤》，反思傳統，主張走向蔚藍色的海洋文明；一本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王潤生所寫的《我們性格中的悲劇》，是魯迅、柏楊風格的，揭示民族傳統文化的劣根性；還有一本是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及其夫人高翱合著的《文革十年史》——這幾本書看得我心裡十分的沉重，尤其是《文革十年史》讓我第一次對這個國家、對領導這個國家的執政黨開始進行全新的審視和思考。我甚至不相信在我的祖國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我曾就自己心中的失望和困惑向十連指導員黃和平做過書面請教，指導員就我的問題與我做了專門的約談。他從歷史談到現實、從軍隊談到地方，指出了現存中的種種不合理，他對我的思考和關注表示肯定，認為年輕人關心國家和社會是正確的，但要我不要太悲觀，要對未來充滿信心。指導員因此還與我結了一段時間的私人友誼，雖然我打靶的成績是全連倒數第二（8發子彈打了25環），但軍訓結束後還是給我評了個“連嘉獎”，認為我軍訓認真，除打靶外，成績都還不錯。他來西安後，我還和他作了單獨的合影以示紀念。

軍訓結束後，我便正式進入大學生活程序。在第一學期開設的所有課程中，只有一門課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那就是馬雪萍老師講授的《世界上古史》，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在我看來則是古雅典的民主政治。

雅典城邦從梭倫經克里斯提尼到伯里克利時期的民主政治讓我十分的驚訝，我想不到在兩千五百多年前的愛琴海旁邊竟有一個國家是採取“公民大會”這種“全民公決”的方式來決定城邦所有重大公共事務的。無論是執政官還是四百人議事會中的“議員”都是通過“直接民主”的方式產生的，這不能不讓我從內心裡向古雅典人表示巨大的敬意。與此同時我的內心裡又會常常生發出一種恥辱感，那就是在2500年後的中國，其政治生活的民主水平都遠遠落後於古雅典人——我還能記得，當時好幾個老師在給我們上課時都談到古籍所所長黃某某是如何“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的，說是在黃某某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上面”突然通知黃去北京開會——也就是說所謂的“人民代表”他不是由人民公選產生的，而是由“上面”指定或變相指定的，這樣的“人民代表”，你能指望他為人民說話？包括馬老師在內的幾個老師在談到這個話題時雖然沒做過多評論，但神態語氣也多有譏諷和不滿。而最有意思的還是馬雪萍老師，她在每次上課前差不多都要花上十分鐘到半個小時將毛澤東及其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加以批判——我懷疑她是不是也剛剛看過嚴家其先生編著的《文革十年史》。

 

除了上課外，其餘時間我大都花在圖書館閱覽室里。我看過蘇曉康的《神聖憂思錄》，劉曉波的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甘陽主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李澤厚的《中國現代思想史》、《中國近代思想史》等，還讀過北島、楊煉、舒婷等人的詩歌。而通過報刊雜誌的閱讀，我發現歐美國家的現代化程度遠比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高，如蘇聯不如美國，東歐不如西歐，東德不如西德，北朝鮮不如南朝鮮。就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大陸也遠不如資本主義的台港澳。這種世界範圍內的觀照對比在我的心中產生了強烈的反差，我發現自學生時代以來的所有官方政治說教都與現實生活是相反的。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日漸充塞着我的胸膛，其結果88年冬我花了近一個月時間寫了一篇題目叫《危機！危機！！危機！！！》的文章（文長約24000余字）。我在文中全面分析了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意識形態等方面所面臨的危機，並分析了造成這些危機的原因以及解決危機的出路。根據當時的日記記載（我所有的日記及過去的文稿都在1998年被漢中市國家安全局抄走——這裡所說的“日記記載”是憑大腦記憶），我原準備將此文修改後上寄趙紫陽或鄧小平的，以其引起他們的注意，但由於放寒假以及趕寫其它文章，這事便耽擱了。雖然現在看來這篇文章是存在很多問題的，但不幸的是我在文中的“危機”預言四個多月後便演變成了大規模學潮的現實……

 

我在大學一年級時的思想異常活躍，其最典型表現是熱衷於校園文化活動。88年冬為響應校教務處“教學改革”徵文活動，我寫了一篇《呼籲成立大學生文化交流協會》的應徵文。內容則是受“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的啟發。我覺得“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的文化活動舉辦得非常好，黃新亞、歐陽康等老師的文化演講非常受廣大師生歡迎。但遺憾的是那只是老師的講台，而沒有我們學生的一席之地。因而我呼籲在我校成立西安“大學生文化交流協會”，該協會將為學生提供一個文化交流的平台，不僅本校學生可以參加，而且允許外校學生參加，從而活躍校園文化，調動起廣大同學關心國家、關心社會、關心現實的積極性。呵呵，該文只獲得一個三等獎，獎了我一個大影集。

 

而最能反映我思想變化的一篇標誌性文章則是《西化與現代化》一文的寫作。為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校團委與《大學春秋》編輯部共同舉辦了以“五四精神與現代化”為主題的徵文活動，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徵文活動中。通過半個月的努力我撰寫了長達12000余字的論文《西化與現代化》，文章較詳細地考察了從林則徐、魏源“師夷之長技”到曾（國藩）李（鴻章）洋務派創辦近代工業運動；從康梁維新派的體制改良活動到孫黃革命派的“共和”制度創新運動；考證了從陳獨秀等人的民主啟蒙經陳序經的“全盤西化”到胡適的“充分世界化”主張。最終從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整體比較中得出了結論：即“西化”與“現代化”之間存在着某種必然的聯繫。特別是我在文中一改高中時代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的批判，我第一次對方勵之等人引導的“自由化”思潮表示肯定，認為這是陳獨秀、胡適等人的“西化”思想在當代的表現，認為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接受“西化”的道路。我在文中還第一次試探性地提出了“多黨政治”立論。儘管後來因學潮爆發，校團委與《大學春秋》編輯部取消了評獎活動，但在後來退還給我的文稿後面寫了這樣一段話：

 

“專家評語：全文體系龐大，前後貫通，但字數太長，可作畢業論文入選。”

 

我之所以對這段評語記憶深刻是因為我當時僅是一個入學還不到一年的大學一年級學生。如果後來不爆發學潮，或者說學潮不被當局野蠻鎮壓的話，按照我大學一年級的寫作慣性走到今天，我想我早已成為自由派學者或作家了。但是由於學潮被野蠻鎮壓，我的心裡留下了很深的創傷，我的心率和時代主旋律再也合不上拍，因而寫作的衝動從此再也提不起來——這是後話，後面再說吧。

還有一件事，我必須在這裡也提一下，那就是1989年春天的讀書活動及其相應的心理思考。89年是中國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法國大革命200周年的紀念年。說不清是巧合還是必然，反正在89年春天一開學之初我就投入到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閱讀中去了。我讀過《五·四運動六十周年論文集》《中西文化爭論史》等書文，陳獨秀關於民主、科學與人權的大聲吶喊，魯迅對傳統禮教“吃人”主義的控訴與批判，胡適、李大釗關於“問題與主義”的爭論，毛澤東、周恩來在五·四前後的出色表現，張國燾、羅家倫、傅斯年等北大學生領袖在五·四運動中的壯舉真是感天動地、激動人心。我那段時間關於五·四運動的讀書常常讀得我熱血澎湃、仰天長嘯，甚至有好幾次讀得我心頭哽咽、淚流滿面。因為我內心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感特別嚴重，看到現實社會中嚴重存在的官倒、腐敗，經濟生活中的通貨膨脹、農業發展的困境、生態環境的被破壞，尤其是存在於意識形態中的信仰危機，讓我從內心裡為我生存的國家十分擔憂。我記得我在當時的日記中曾這樣呼喚說：我多麼希望我能象五·四學生那樣走上街頭向國民們宣傳中國社會正在面臨的巨大危機，甚至我在與一位高中女同學的通信中談到了自己內心的巨大危機感。我在當時的日記和通信中都十分強烈地表現出一種空前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並由這種意識產生出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我希望中國學生界應該以五·四前賢為榜樣，勇敢地站出來，挽救新的社會危機！而這也是我後來積極參與學潮並被捕入獄的心理基礎。

說心裡話，在後來的若干年裡我都十分驚異於自己在二十歲時對於時代脈搏的準確感知，從88年冬天的《危機！危機！！危機！！！》一文的標題就可以看出我當時的危機感是多麼的強烈。而這種危機感發展到89年春天則直接演變成一種挽救危機的心靈呼喚了，而且我所呼喚的挽救方式便是五·四學生界的街頭運動方式——想不到時間不長我的感知與呼喚便迅速演變成了全面學潮的現實。

                    

 

2，悼胡公及西安“4﹒22”事件

 

1989年4月15日，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這一天發生的一件大事為我此後的百年人生從事業上、從政治理想上立定了一塊里程碑，那就是耀邦先生的逝世。

這裡有必要將我對耀邦先生的認識交代一下。中小學時代我對胡公的了解並不多，只知道他是繼華國鋒之後的共產黨領導人，而且由於自己始終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因而在1987年元月，胡因“縱容自由化思潮泛濫”而被迫丟掉總書記官職時，我也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因為我當時相信共產黨，相信社會主義祖國有着資本主義所不可比擬的優越性，我甚至積極響應學校和政治老師的號召，寫文章批判“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在此思想背景下，我自然也相信中共中央對胡的處理是正確的，他的下台在一個高二學生的心中並沒有引起怎樣的同情。但是在我進入大學後，由於前面曾經陳述過的種種原因，我已開始獨立地觀察和思考一些問題。88年冬和89年春我已從收音機里收聽到一些其它政治信息和評論，如圍繞改革問題中共高層發生分野，香港掀起一股“倒鄧保趙”風，方勵之、許良英等知識分子簽名上書要求釋放魏京生，布什訪華邀請方勵之參加答謝宴會被中共拒絕等等。這些信息使我對當代中國曾經發生的一些政治事件重新考量，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對86年冬發端於中國科技大學的“自由化”學潮的重新評估和定位。我從兩年前追隨官方的批判態度發生了180°轉向，我認為自由化的方向是正確的，自由化、民主化與西化、現代化基本上是“貓”和“咪”的關係。也因此，我對胡公當年的被迫下台開始充滿深深的同情。89年3月我還在圖書館借閱了《胡耀邦訪問西歐四國言論錄》，為寫《西化與現代化》一文我還到“過刊閱覽室”查閱了有關86年學潮的相關資料。這些閱讀和思考使我對胡產生了深深的敬意，因而當胡公在89年4月15日不幸逝世時，不能不在我的心中引起震撼和悲痛。那天黃昏當我從一同學的收音機里突然收聽到胡公因病去世、享年73歲的消息時，我的心猛地一沉——我當時就說了這樣一句話“耀邦逝世不僅對於這個國家是個重大損失，而且對於我個人也是一個重大損失！”

也因此，我當晚不顧嘉午台春遊的疲憊，便伏在床上寫了紀念日記，又請同宿舍的阿東同學在一塊黑板上寫了我擬定的悼詞和輓聯，並於第二天一大早抬出去立在廣告欄前。我還能記得我擬定的輓聯是：

日月隱耀，山嶽潛形，因一顆巨星墜落；

東亞垂淚，歐美俯首，向千古偉人致哀。

而在我所擬定的悼詞裡則有這樣幾句話：“所有的中國青年，所有的中國青年學生，逝去的只是偉人的軀體，留下的則是不朽的靈魂，讓我們勇敢的站起來，沿着巨人所留下的足跡將中國的民主事業進行到底!”

而就在我開始進行這種悼念活動的同時，全國各地的高校學生乃至民間的悼念活動也普遍的開展起來。作為歷史系最早開展悼念活動的學生，我還於4月17日上街購買了宣紙，請兩個女同學給我扎了兩朵大白花準備參加政法學院學生組織的集體悼念活動。但那天中午就在我和同宿舍的阿東同學各執一朵大白花走到學校大門口時，卻被站在校門口的幾個老師及門衛聯合攔截，他們根本不許我們出校門，說要悼念在本校就可以了，為什麼要到外校去，說上面通知不允許搞“串聯’，尤其可惡的是那個門衛還在旁邊說什麼“你咋不買張機票飛到北京去悼念呢”？無奈之餘，我們只好折回身，拐彎抹角地從聯合教室後面的小門出去趕往政法學院。

我們在政法學院門口碰到了一部分政法學院學生抬着一個大花圈正從裡面走出來，我們加入了這個幾十人的悼念隊伍上了大街。原聽說是要步行去新城廣場悼念，但步行了一站路後，組織者卻指令悼念隊伍拐進西側的小巷子說是改去烈士陵園悼念，一部分學生很生氣，不願意去了。我也很生氣，便將大白花往花圈上一掛退了出來。我當時認為抄小路去烈士陵園舉行悼念活動沒有什麼社會意義，而且總覺得把胡公與“烈士”聯繫起來好像有些不太合適，因而就中途退出了。

那幾天學校正在搞春季運動會，我沒有項目，也沒有興趣觀看比賽，於是白天便乘車去新城廣場參加人們的自發集會，或到其他學校去觀察動靜，晚上則收聽收音機，知道了全國甚至國外的一些城市都有部分華人在舉行悼念活動。4月22日是官方在民間壓力下公開舉行追悼會的日子，上午9點我也去聯合教室觀看了追悼會的實況轉播，由於不滿意官方對胡公的評價，追悼會結束後，我和一部分同學乘車去了位於省政府前面的新城廣場。當時的廣場早已是人山人海，我們以人民集會抗議的形式來表達對執政當局的種種不滿，要求省政府領導出來對話。而省政府則如臨大敵，調集大量軍警嚴陣以待。到下午三、四點鐘，憤怒的人群開始衝擊省政府西大門，有一部分翻過檢察院外面臨街的高牆進入了院內，放火燒了停放在院子裡的汽車，汽車燃燒爆炸後捲起的火球和濃煙為人民集會抗議平添了一道難忘的風景。就我當時的心情來說是比較複雜的。一方面，我不願意看到暴力行為的發生，不願意看到因暴力行為而導致的生命財產的損失；但另一方面也對這種行為表示理解，人民正是通過這種本能的衝動來表示對現實的不滿，對當局的不滿。這正如五·四運動期間激憤的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是一個道理，這是社會運動當中無法避免的代價。尤其在一個缺乏民主和自由的社會，當社會矛盾以街頭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後，就很容易發生一些人身和財產遭到攻擊的事件，但這種暴力行為卻為當局後來將學潮定性為“動亂”提供了藉口。

而問題在於4月22日下午5時許，陝西省政府開始血腥鎮壓。當時我和財經學院的兩名同學站在離西大門不遠的的地方觀看事態的進展。另一部分同學和市民則上到街邊的梧桐樹或院牆頂上觀看。當我看到檢察院裡升騰起蘑菇雲一樣的煙火時就有一種不詳的預感，考慮到身邊兩位女同學的安全，我勸她們退到後面去以防不測。果然在她們後退不到十分鐘，大批全副武裝的軍警就從西大門沖了出來。軍警們頭戴鋼盔，一手持着盾牌，一手拎着大棒見人就打。人們迅速後撤，我也裹在人群中後撤至南新街口。遠遠望去，只見軍警們正在群毆一些還沒來得及撤退的學生和市民，有的則被他們拉着雙腳倒拖進省府大院。最慘的要數那些爬到樹上或院牆上來不及撤退的人們，他們被瘋狂的軍警團團包圍，樹上的人抱着樹幹還沒來得及下到地上就被軍警攔腰一棍打落地面，然後便是極其殘暴和血腥的群毆了······而退到了南新街口的人們則和軍警展開了拉鋸戰。當軍警衝過來時大家就後退，當軍警後退時人們就將手中的飲料瓶、礦泉水瓶及地上能找到的可投擲的物件向軍警砸去，一部分人還將停放在街邊的十幾個垃圾桶推倒然後滾動着向“敵方”衝去······這是我在89年所親身經歷的最早的巷壘戰。

                      

3，投身學潮

   4月22日追悼會結束後，伴隨着夜幕的降臨，廣場示威活動便暫告一段落。校園與街道秩序漸趨正常。但4月26日，最高當局則指使《人民日報》發表了所謂“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社論抹黑西安、長沙等地發生的人民抗議事件，將悼耀邦、爭民主的全國性學潮定性為“動亂”，這引起了廣大學生的強烈不滿。北京學生首先於4月27日組織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4月29日，我在陝西機械學院（現在的理工大）觀看了袁木、何東昌兩名老官僚與北京部分高校學生進行所謂“對話”的實況直播，讓人大失所望。尤其是老奸巨猾的袁木在對話會上表現得就如一根圓木頭在地上滾來滾去一樣，顛過來倒過去就是認為黨和政府是正確的，《人民日報》關於學潮的定性是正確的，一副油嘴滑舌的官僚腔調和流氓腔調。

    由於當局缺乏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的誠意，學潮進入新的階段，那就是從四月中旬悼耀邦的階段進入到五月份的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爭人權的階段。

於是我們在前期悼胡活動中比較突出的各系學生開始醞釀五·四大遊行。5月3日上午我起草了《五·四宣言》，宣言描述了現存社會中的諸多危機，號召廣大同學象五·四青年一樣共同起來為挽救危機而肩負起我們的時代責任。《宣言》最後提出了我們的要求，主要的有這樣幾條：

一、徹底否定《人民日報》4·26社論，肯定學生運動的愛國性；

二、重新評價“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事件；

三、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政治民主化；

四、懲治官倒、反對腐敗；

五、增加教育經費。

 

5月3日黃昏時分，各系學生聚集在學校大操場。眾多學生紛紛登台演講，鼓動第二天的遊行。其中我們歷史系87級王戰英同學的演講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這個穿着桃紅絨衣長相漂亮的女同學站在主席台上大聲說：“剛才有男同學演講說男同學一定要參加明天的遊行，好像遊行救國只是他們男子漢的事，我說在場的女同學們，你們說他們這樣說對不對？”台下男女同學均大聲回答“不對！”於是這位女同學接着說：“所以我說在場的女同學們，明天的遊行我們也要參加，讓我們拉着男同學的手，肩並肩一塊去遊行好不好？”台下不但喊“好”而且掌聲雷動。

說心裡話，這個女同學給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後來的若干年裡當我回憶起過去的某些激動人心的時刻時，我常常會想到這位“師姐”。可惜由於不同級，我和這位學姐沒有私下說過一句話，更沒有任何私交，如今十八年過去了，不知她人在何方？過得可好？我在這裡向她表示祝福。

那天上台演講的同學很多，我上台演講時天色已暗下來，原本打算將《五四宣言》當眾宣讀一遍，但由於看不清了就沒宣讀。我重點講了這樣兩個問題：

第一，明天遊行是肯定的，但大家要注意安全，相互照顧。

第二，遊行本身並不是目的，我們的目的是通過遊行示威解決國家與社會現存的危機問題，而顯然危機問題不是明天一次遊行就能解決的，我們重點應該考慮遊行之後怎麼辦。我建議遊行結束後，各系推出代表來討論未來活動的方向。

就我當時的心理活動而言，我確實擔心遊行一結束，大家便認為任務完成了，可以對學運不管不顧了。

 

操場集會結束後，我便回到宿舍，請同宿舍的一位同學用毛筆將《五四宣言》抄錄在兩張大紙上，第二天一早，我便將《宣言》張貼到學校行政大樓前的“民主牆”上。五月四日上午，學校並沒有停課，我在上了兩節《世界中世紀史》課後便回到宿舍，我想為下午的遊行隊伍製作一面大旗。我找來兩根竹竿，又把自己的一張塑料布床單裁成長幅，正反兩面用膠水沾上白圖紙，然後便開始考慮旗幟上應該題寫什麼文字內容。我在房子裡思考了半天，考慮過“反官倒、反腐敗”、“否定4·26社論”、“五四精神萬歲”之類口號，但總覺得不能全面準確地表達心中的渴望。思考到最後，我決定選用八個大字，即“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我覺得這八個大字最能代表我關於這個國家的政治理想，最能反映學運的主旨及我本人的心理訴求。因而中午放學後，我又請別的同學在橫幅上寫了這樣八個大字，最後我用線繩將橫幅在竹竿上固定綁死——這樣，我為遊行隊伍準備的旗幟便做成了。

午飯後，我又上到三樓去幾個女生宿舍做了鼓動，可愛的女同學們都準備去，我請大家多喝點水並注意安全，然後我便回到宿舍。我和同宿舍的阿東同學打着橫幅往老西門的方向走去，路上全部是各系前往遊行的學生。到了外語學院門口，那裡早已是人山人海，當我和阿東打着橫幅走過來，站在外院宿舍樓窗口觀望的學生以及四周的學生全都吆喝着給我們鼓掌。我這才發現參加遊行的學生大多是手執自製三角小旗，遊行隊伍還沒有一面橫幅，這樣我所製作的這面大旗竟成為遊行隊伍的第一面大旗，難怪同學們會對着我們報以熱烈的掌聲。重要的是這面大旗及大旗上書寫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八個大字不僅成為89年引導龐大遊行隊伍的旗幟，而且成為引導我此後人生的一面旗幟——成為此後指引我、規範我整個人生方向的絕對律令和最高憲法！

 

五四大遊行結束後，一切又好像恢復了正常，老師正常上課、學生正常聽課，一切果然陷入到五月三日晚我在大操場演講時所擔心的那種局面，即大多同學認為遊行一結束，就好像作業完成了一樣。我心裡有一種焦慮，有一天晚上便去了黃老師家裡（黃先生是我大學時代最敬重、私人關係也最好的老師之一）請教“怎麼辦”的問題，黃先生的回答很簡單——“看北京”。黃先生認為全國學運的中心在北京，“北京怎麼辦咱們就怎麼辦”。我覺得這個分析很有道理，各省市的學潮應該配合北京的行動，而當時北京的學潮也暫告一段落。所以我當時雖然心裡有一種焦慮感，也只能是抱着一種觀望和等待的態度。

 

但5月13號傳來了北京學生開始絕食的消息。

北京學生為什麼會選在5月13號開始絕食？這當然是政治鬥爭的一種策略選擇。因為5月15號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要訪華。戈爾巴喬夫作為20世紀後半期最偉大的政治家，他所倡導的“改革與新思維”已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內引起巨大反響，作為政治改革領袖，他的到來對於中國的政治改革應該能起到一定的好作用。而北京的學生也正是希望藉助戈爾巴喬夫的訪問來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5月16號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向對方公開通報了令鄧小平和全國人民都很憤怒的“天字第一號”秘密即“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決定，在最重大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來掌舵”。只不過鄧小平生氣是因為趙紫陽向外界公開揭示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這一醜陋的、不正常的現象，而人民憤怒則是因為人民也不願意接受這種男版慈禧太后式的“垂簾聽政”式模式。雖然趙紫陽向戈爾巴喬夫所透露的這個“秘密”在中國是家喻戶曉的，但有人敢公開捅破這層窗戶紙所引起的社會效果就不一樣了，更何況是在那樣莊重的大國外交場合。這使得人民爭民主、反專制的矛頭一下子齊刷刷地指向了鄧小平。在北京學生絕食和中共兩黨總書記會面的鏡頭調動下，全國學生界又開始行動起來了。

5月16日下午，各系比較活躍的學生集中到教學五樓的一間教室開會，會議成立了帶有臨時性質的“學生自治會”，之所以說是“臨時的”，是因為自治會領導成員並不是通過全體學生選舉產生的，而是根據平時表現和個人所長做的臨時分工。但在後來的學潮當中，這個臨時性機構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學生自治會”的作用，“自治會”共設宣傳部、組織部、聯絡部及後勤部四個部。物理系的金天為總負責人，我負責宣傳部，承擔了宣傳部長這一角色。會議決定：

一，從5月17日起開始全校罷課；

二，組織第二天的遊行及靜坐活動；

三，會議結束後到校辦公樓前組織演講造勢活動，由我負責；

四，晚上在校內開展募捐活動，由後勤部負責。

 

會議結束後已是黃昏時分，我們首先來到學校辦公樓前，在大門口門廳位置放了兩張桌子。這時來來往往的學生已開始向辦公樓前聚集，學生自治會負責人金天便開始站在台階上演講，他演講的內容我已記不清了，但樓前的學生卻越來越多，一些教職工也趕來了，黃老師也來了。金天講完後，我便開始演講，我剛說了幾句，後面的同學便喊“聽不清！”更有同學喊道“站到桌子上說！”、“站到桌子上說！”

在同學們的鼓勵下，我心頭一熱，一抬腿便跨上了桌子——我成了第一個站在桌子上進行演講的人。同學們看到我站到了桌子上便使勁鼓掌，於是我便開始演講，我主要講了三點內容：

一，北京學生已經開始絕食好幾天了，我們還等待什麼？我們要罷課，我們必須以實際行動來支援北京學生，以實際行動來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

二，我們不但要罷課，而且要鼓動老師罷教，希望各系同學回到各系後相互做好宣傳工作，並積極參加5月17日的大遊行。

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希望同學們勇敢地肩負起我們的時代使命，將民主事業進行到底！

我在同學們的掌聲中演講完畢。我跳下書桌，看到黃先生站在跟前，便對大家說：“現在請黃老師給我們演講好不好？”同學們齊聲說“好！”於是黃老師在我和其他同學的直接推動下，也登上了書桌，開始他的演講。

稍後我回到了宿舍，我迅速起草了《罷課宣言》和《告師大老師書》。《罷課宣言》指出了當今中國的危機現實，提到了我們為什麼要罷課。《告師大老師書》則重點鼓動老師罷教，呼籲廣大教師以實際行動支援學生罷課、支持中國的民主事業！5月17號一大早我便將這幾張大字報張貼在學校辦公樓前的“民主牆”上。

5月17日早飯後，我在十四號樓下的廣告欄前看到一張有幾十名老師簽名支持學生運動的公開信，我找到黃先生，黃老師將一張老師簽名支持學生的名單交給我，說可以複印散發。考慮到下午的遊行活動，我又起草了一份《告同胞書》，內容簡潔，主要是號召廣大市民起來支持學生，支持中國的民主事業。然後連同黃先生交過來的那份罷教名單，共複印了千餘份，並在當天下午遊行時派其他同學向路邊群眾作了散發。

5月17日下午我和自治會成員都參加了大遊行，當天下午便有一部分老師和學生在廣場開始靜坐絕食。5月17號晚，我們又組織了大操場上的演講活動，好多老師都登台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講。特別是我們將剛從日本回國的王校長請到了演講現場。王校長對學生反腐敗、爭民主表示理解，但要求大家要愛護身體，放遠眼光。我沒有演講，其實在5月17日後學運漸趨高潮，各系學生情緒高漲，幾乎不需要再做什麼宣傳動員，絕大多數同學都積極投入到學潮當中。

5月18日，我們在辦公樓前臨時支起了“辦公”地點，一些學生自發組織了演講團，在我這裡作了登記後，我們交代了一些事項，便分赴一些工廠、企業、街道去做民間動員了。到晚上收看了李鵬與首都部分高校學生進行“對話”的電視錄像，王丹、吾爾開希及熊焱等人的發言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我認為這才是我們民族的脊梁，才是我心中的榜樣（有意思的是二十多天后，我竟在秦城監獄與熊焱關在同一間屋子，而王丹則關在我們隔壁）。

5月19日晚李鵬在北京宣布了實行戒嚴的的命令。戒嚴令在廣大師生心中引起一片恐慌。當晚學校接到省府通知要求各校派車將在廣場和鐘樓等處靜坐和絕食的學生接回。因為沒有經歷過戒嚴，不知戒嚴是一個什麼情況，考慮到廣大同學的安全，我們自治會的幾個人都同意先把廣場的人接回。於是我們分乘幾輛卡車在夜半時分冒着濛濛細雨去到新城廣場及鐘樓將靜坐絕食的老師和同學接回。在新城廣場有幾個絕食的學生哭着不願意回校，長短不上車，誓與廣場共存亡。其情其景讓人十分感動。但在當時的氣氛下，我們忍着心靈的疼痛強行將這幾個同學拉上車回到學校。

凌晨三點回到學校後，自治會幾個負責人及部分學生聚到中文系一間宿舍樓里討論下來“怎麼辦？”的問題。會上分成了兩派，一部分以中文系的范朋為代表，堅決主張5月2日組織一次抗議遊行，而自治會的多數人反對第二天遊行，認為局勢險惡，風險很大，不能以同學的生命為兒戲。才開始我也不同意第二天的遊行，但後來我覺得在這關鍵時刻正是考驗我們意志的時候，我們不能屈服於戒嚴令和軍事管制，我在心裡還想到了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所說的那句名言：“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因此，我後來轉而支持舉行遊行抗議政府當局的戒嚴。但我同時提出參加遊行的同學應當是自願的，而且應當組織外圍“敢死隊員”，一則維護遊行秩序，二則保護遊行隊伍的學生。最後爭論雙方就這樣決定下來。這時天也亮了。同學們分頭行動，作自願遊行通知。結果那天的遊行得到大部分同學的自覺響應，我們可愛的兄弟姐妹們並沒有被北京當局的戒嚴令所嚇倒。

早飯後，各系同學紛紛聚集樓下列隊向大門口走去。最壯觀的是當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地理系的學生聽說北京那邊因戒嚴已有人死亡時，紛紛穿上了做實驗用的白大褂以示悼念，樓下收錄機里還放着哀樂。一派莊嚴肅穆的氣氛（當然後來才知道是誤傳）。九點左右，一支幾千人的遊行隊伍聚集到學校大門口，學生處、校團委還有全國人大代表黃永年等老師都堵在校門口勸學生不要上街。但此時的學生已如箭在弦上，何以阻擋，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擋我們的行動，最後大門被打開，四、五千人的隊伍終於再次走上街頭，一些老師看阻擋不住我們的遊行便也乾脆加入到我們的遊行隊伍中，另有一些老師聞訊也冒着危險趕來。我們的遊行隊伍受到了街邊群眾的熱烈歡迎，而我則選擇做了“敢死隊隊員”走在了隊伍的最前面。所有的敢死隊員都頭扎白布條，手挽手拉成一個長長的環型圈將遊行隊伍包裹在中間（後來在學校“清查辦公室”清查我的問題時一個清查辦的女老師還向我出示了一張我做敢死隊員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的照片）。我們就那樣一路唱着《國際歌》，一路喊着“反對軍管”的口號緩緩前進。那一天的遊行線路最長，我們沿着長安街——文藝路——雁塔路——和平門——大差市——東大街——鐘樓——北大街——西新街再匯集到新城廣場。這時交大、西工大、西大高校的遊行隊伍也先後進入到廣場，我們在廣場停留了幾個小時，看到政府並沒有動靜，心裡才算鬆了一口氣。於是經過短暫商議後，我們又將隊伍進行整理，決定沿東新街——五路口——蓮湖路——環西路——西大街——鐘樓——南大街——南門——長安路的線路遊行下去。

那一天的遊行發生了許多感動人的事情。首先是同學們確有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有一種不怕死、敢於鬥爭、敢於犧牲的精神。其次，許多老師和女同學都隨遊行隊伍堅持到了最後。從早上9：00到下午6：00，九個小時，幾十里的行程，沒一點毅力是根本堅持不下來的，也因此，我直到現在都對5月20日參加遊行的老師、同學表示敬意，特別是向那些老師和女同學表示高度的敬意。第三、我們的遊行隊伍受到廣大市民的熱烈歡迎，好多市民都自發地給遊行隊伍送水、送麵包等食品、飲料。而我本人在東新街口就親自接待了一位七十多歲老紅軍奶奶的捐贈。老奶奶雖然瘦弱，但思維清晰，話語感人。她把一大包食品、飲料包括水果塞到我手上對我說她“自己也是一個老紅軍戰士，說現在中央一些人搞腐敗，又不許學生抗議，實行戒嚴對不起她，也對不起人民”，老奶奶說着說着還哭了，她要我們年輕人愛惜身體，多保重，說國家的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我真是非常非常感動，我接過了老奶奶的東西，並向老人表示了感謝，也請她多保重身體，然後我歸隊，將這些東西分發給其他同學。

 

 

                  4.進京聲援

5月20日抗議戒嚴大遊行結束後，第二天上午在中文系一間教室舉行的會議上，自治會內部發生了嚴重分裂。我這時已不想在西安鬥爭了，我想親自到北京去參加真正的一線鬥爭，於是我向自治會辭去了宣傳部長職務，另外組織了一個聲援團於5月21下午登上了西安到北京的36次特快。與我們一起行動的還有省團校的幾個女生，但進京列車接到命令停發，我們在蒸籠似的車廂里呆到第二天凌晨還不見列車啟動的跡象，我覺得這樣等下去是不行的。在和其他同學商量後，決定改乘車次，先到鄭州，再轉車至北京。

於是5月22日早晨八點左右我們十多個人全部下車上到了另一輛由西安開往鄭州的列車上，還有其他學校的一些同學也上到這輛車上。我覺得同學們分散乘車不太好，應該集中到一節車廂上。於是在和列車長商量後，列車長通過廣播通知所有學生集中到一節車廂上，然後我又親自拿着筆記本把各個學校（包括西工大、交大、西大、外院等校）的學生逐一進行登記，並臨時指定小組長負責各校學生的相關事宜，接着又去找列車長聯繫吃飯的問題，我說我們都是進京聲援的學生，經濟支付能力有限，飯菜能否便宜一些，列車長也是一位很具民主熱情的中年人，他對我們的活動表示支持，下令給我們的午餐每人只象徵性地收取了兩毛錢。

午飯後，我們又分頭去各個車廂演講，我們向旅客說明我們不是要搞動亂，我們是要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因此中央政府下“戒嚴令”是錯誤的。我們的演講受到旅客們的歡迎，有的旅客還當場捐助。在一節車廂我看到一個小伙拿着一本地圖冊在看，我便向他借來想查看一下進京線路。小伙很爽快說“送給你了”，然後又從兜里掏出20塊錢對我說：“咱是一個農民，懂的不多，你們愛國、反腐敗，我們非常支持，送你們20元錢路上買口水喝。”我心裡很感動，在89年20元錢並不是一個小數，當時從西安到北京的36此特快票價才24元錢一張，這是農民大哥的心意，我們也就接受了。我拿出筆記本請他為我們留下姓名地址，他笑着說：“不用記名字，知道俺是山東的一個農民就行了。”還有一節車廂里的一名旅客捐助了300元（我當時不在現場，不了解具體情況，但同宿舍的阿東同學在現場）。那天下午我們的本意不是要搞募捐，而是搞宣傳，說明中央對學潮的定性和宣布戒嚴都是錯誤的，說明罷課、遊行、請願的主要目的是反腐敗、反官倒，推進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想不到演講不僅受到旅客們的歡迎，而且還意外地收到了大小不等的捐款，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人民對於學潮的理解和支持。

在快到鄭州的時候，我站到座位上給全車廂的上百位同學做了一次簡單講話，主要內容是：請大家上下車及轉車時要互相照顧，注意安全，有什麽問題要相互及時通氣，集體解決。最後我說：“我們大家進北京不是去探親訪友和旅遊，我們是為了聲援北京的學生運動，是為了反腐敗、爭民主，是為了拯救正處於危機中的祖國。因此我們大家應有犧牲精神。”然後我翻開記錄有北京學生《絕食宣言》的筆記本說：“我請大家跟我一塊宣讀北京學生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所宣讀的這份《絕食宣言》，也當作我們進京鬥爭的誓言！”。同學們都說好，一下子全站起來了，氣氛變得莊嚴肅穆，於是我請大家舉起右手，我也舉起右手，所有同學都舉起了右手。接着我照着筆記本領讀一句，大家跟着讀一句。那一刻不管是男同學還是女同學、不管是本校的還是外校的，所有的人都以非常激昂的聲調跟我宣讀這份誓言，斬釘截鐵般的聲音震動着整節車廂。宣誓完畢，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我又請大家一塊唱《國際歌》，隨着我起的頭：“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大家便放開青春的嗓門唱了起來，車廂里的氣氛很有一些悲壯感，大家都有一種奔赴國難的感覺。“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不僅是100多年前巴黎工人階級的吶喊，它也是所有反壓迫、反專制、反強權人民的戰鬥歌聲。那一刻，當我站在座椅上看到那一張張青春的臉龐，聽着這淹沒整節車廂的《國際歌》聲，我的心裡是無限激動的，我感到了一種澎湃的熱血，感到了一種激盪的旋律，感到了一種青春無邊的最強音——

青春萬歲！

青春萬歲！！

青春萬歲！！！

 

《國際歌》唱完後，大家再次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時列車也徐徐到站，我們就紛紛收拾行裝下車了。

 

我們是凌晨六點抵達鄭州的，我們沒有出站，就在站台上等車，但所有北上直達北京的列車都人滿為患，我們根本上不去。沒有辦法，我們又臨時決定不坐直達車，坐別的車北上再中途轉車，一段一段地向北京靠近，大家都同意了。於是在上午九點左右，我們分開登上了一輛從武昌開往天津的火車。由於車上也很擁擠，我們被分散了。我和阿東、省團校的劉影及中文系、政教系的幾個同學在一節車廂上。我們一路站到石家莊，再下車轉乘一輛短途列車於下午四點左右到達北京站。

在北京站下車後，我們展開“陝師大聲援團”的橫幅在出站口等待了半個小時，最後會合了大約二十多個從西安過來的同學後，我們便打着這幅橫幅從北京站向西一路步行着、打聽着前往我們的大本營——天安門廣場。

 

在我的心中，北京、天安門一直是非常神聖的地方。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書裡就有天安門的圖片，還沒上學的時候我就從哥哥姐姐那裡學會了《我愛北京天安門》這首大概全中國人民都會唱的歌。天安門在人民心中成了整個國家的象徵性符號，不用懷疑，我也深深地愛着北京，愛着北京的天安門及天安門廣場。但我絕沒有想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是肩負着神聖的政治使命的，我絕沒有想到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是如此艱難的一波三折，我同樣沒有想到我第一次到達我童年的聖地——天安門廣場是打着“聲援”的旗幟遊行進去的。其實我們何止是“聲援”呢？我們是在以自己整個的青春來努力拯救身處危機中的祖國呀！（僅僅十天后，從全國各地奔赴首都的學生就會有一部分倒在機槍、坦克所製造的血泊里，而另一部分人則會被捕或流亡……）

 

那天下午五點左右我們由前門東大街進入天安門廣場，廣場早已是旗幟的海洋。以人民英雄紀念碑為中心，整個廣場布滿了北京乃至全國各地高校學生的營地。各高校都有自己的簡易帳篷，都有自己的校旗在飄揚，到處都是年齡相仿的男女同學。我們在紀念碑南側找到了陝師大的營地，先期到達的學生已在此處搭起了帆布帳篷，帳篷的上方撐着“陝西師範大學”字樣的橫幅。我稍事休息便出去查看情況。我在廣場上轉了一圈，對整個廣場周圍的景觀有了大致的了解——廣場的東面是中國歷史博物館（即現在的國家歷史博物院），南面是“毛主席”紀念堂，西面是人民大會堂，北面便是中國的標誌性建築——金碧輝煌的天安門城樓了。這些主體建築的附近都有一些樹木，不是青松便是翠柏。而位於廣場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看上去並不高，但卻有着最為獨特的“風景”——那就是從紀念碑頂端懸掛下來的大型長幅，上面寫着十六個大字——“召開人大、罷免李鵬、要求民主、反對軍管”。我認為這是非常激動人心的“風景”，因為天安門廣場是全亞洲最大的廣場，而李鵬是當時的中國總理，在這個廣場中心懸掛的這面大旗基本上準確地反映了學生和人民的政治訴求——那就是緊急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全國人大完成罷免李鵬總理職務的法律程序，並在此基礎上取消戒嚴，推進國家的政治民主化進程。我想無論後來李鵬在共和國總理的位子上賴了多少年，通過電視信號傳遍全世界的這面寫着“罷免李鵬”的大旗會像人民手中握着的一把利劍那樣直指他的心臟和靈魂，使他永遠不得安寧。當時就學生鬥爭的矛頭指向而言，也主要是集中在李鵬和鄧小平身上。鄧小平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決策人，人民是記得他的功勞的——1984年10月1日，在所謂“國慶”35周年慶典遊行時，北大遊行隊伍在路過天安門時突然打出“小平您好！”的旗子便是人民歡迎他的證明。但人民是長着兩隻眼睛的，一隻眼睛看着你前面的功勞，並肯定你的功勞；另一隻眼睛則盯着你後面見不得人民、對不起人民的事。而鄧在89年的問題不僅在於傳說中的募捐腐敗問題，最主要的是人民對他慈禧太后式的“垂簾聽政”行為表示反感。因為鄧在89年已85歲了，而在87年中共召開的十三大上他就離開了政治局，連政治局委員都不是，但卻身任中央軍委主席，作為黨的總書記的趙紫陽卻要在軍事問題上接受鄧的領導（成了“槍指揮黨”而不是“黨指揮槍”了）。不僅軍事上鄧以“老大”自居，而且在所有其它“最重大問題上還要請鄧小平掌舵”，還要由鄧來指手劃腳，這不是現代文明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笑話嗎？因為國家憲法和中共黨章都沒有作出這樣的規定，這種政治現象不是對國家公器的玩弄又是什麼呢？不是對法律制度的踐踏又是什麼呢？不是獨裁又是什麼呢？而對於所有的人民來說，都是反感獨裁統治的，因為獨裁統治使獨裁者贏足了面子，但人民的“臉面”往哪裡擱呢？人民的尊嚴往哪裡擱呢？

同時，人民在89年反對鄧小平還在於他對國家民主化的阻撓上。我們知道鄧小平在受毛澤東、四人幫及“凡是派”的打壓時，是歡迎並渴望民主的。甚至在1976年的四、五天天安門民主運動中，鄧的聲譽第一次讓人民以民主的方式抬到了一個讓毛不高興的高度。儘管四、五運動遭到毛澤東發放的鐵棍和高壓水龍頭的鎮壓，但這次鎮壓卻為鄧在77年十屆三中全會上的復出奠定了廣泛的民意基礎。鄧在77年復出後為了戰勝與“凡是派”的政治較量，也是有效地利用了各種各樣的“民主”方式，如討論真理標準、平反冤假錯案、平反天安門事件等，最後終於實現了自身的最高統治。但問題在於鄧小平藉助人民的肩膀和民主的梯子站穩腳跟後就開始變成打壓民主的對頭，阻撓人民關於民主的進一步訴求，在鄧及其周圍頑固派的決策下，79年提出了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一舉摧毀了西單民主牆，還對以寫文章尋求民主、反對獨裁的魏京生判刑十五年，81年鄧要求文藝界批判白樺的《苦戀》，83年又以所謂“清除精神污染”為幌子批判人道主義和異化思潮。緊接着86年又是他點名批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要求“反自由化”，並將“縱容自由化”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趕下台。現在——89年4月又是他將學潮定性為“動亂”，並由他決策實行戒嚴的……人民當然對此非常不滿。關於人民對鄧搞獨裁專制的反感，我後來在著名的北大“三角地”看到了一則直到現在也不能忘記的政治笑話，笑話是這樣的——

說鄧小平對站成一排的趙紫陽、李鵬、楊尚昆、萬里、姚依林等人發號施令，一會兒下令“向右轉”，一會兒下令“向左轉”，過一會兒又下令“向後轉”。李鵬等人都惟命是從，但趙紫陽卻從隊伍裡面走了出來，向鄧質詢道：“你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一會兒又向後，你到底要往哪裡去？難道要向後開歷史倒車？”——可愛的北大學生就是以這樣的幽默和智慧來描繪政局、從而表達對獨裁者的不滿的。

而人民對李鵬的不滿除了因為他的無能外，還因為他緊跟強權保守派的步伐，惡毒的以國家總理的身份下達了“戒嚴令”。後來我在新華門外看到一名靜坐抗議的學生手中抱着一副大鏡框，鏡框裡是一副前總理周恩來神色凝重的照片，而下面的文字則是“你對不起我！”(傳說中李鵬是周的養子）.

但學生和人民對主要當權者的不滿並不是以“動亂”的形式來表現。學生和人民的遊行、集會、示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所明文規定的政治權利。因而學生和人民在廣場、街道等公共場所來表達自己的不滿情緒也是完全合法的。尤其重要的是廣大學生要求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學生當時並沒有提出“打到共產黨”的口號，而是要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討論“罷免”與“民主”的問題。而且當時胡績偉等人正在依法運作“非常人民代表大會”的緊急召開（原《人民日報》社社長胡績偉正在徵集全國人大代表的簽名，一旦簽名要求召開“非常人大”的代表達到法定人數就應該召開人大，這是法律程序），因此可以說學生和人民都是非常理性的依法進行政治活動的，所謂學生搞動亂、搞暴亂並於後來使用機槍坦克進行鎮壓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我來到廣場後的第二天上午，根據我對廣場的觀察和在西安活動的經驗，我向設在紀念碑下的“高自聯”提交了一份加強宣傳聯絡活動的建議書，在遞交建議書的同時我表示了自己可以在宣傳聯絡方面為學生做些工作。建議書遞交上去大概兩個小時後，一個男同學出來對我說建議書很好並遞給我一張介紹信，讓我到設在博物館大門口下的“外高聯聯絡部”做事。於是我便持介紹信去到“外高聯”聯絡部找到該部負責人劉雲（劉是天津大學學生），在聽了我的自我介紹後，便讓我與浙江大學、吉林大學、好像還有南京大學的幾個同學一塊做些事務性工作。主要是外地高校間的相互聯繫，外地高校與北京高校、與“高自聯”間的聯繫，開辦一些介紹信、身份證明之類的東西。我們聯絡部有兩個印章，一個上面刻着 “祖國萬歲”，一個上面刻着“人民萬歲”。從我們這開出的文書有時蓋一個印章，有時蓋兩個印章，視情況而定，譬如說到北京高校去辦什麼事，一般蓋一個印章，而到“高自聯”或“北高聯”去辦什麼事則要蓋兩個印章，如果事情重要還要加蓋“外高聯執委會”的印章。

到了5月29日，劉雲因事外出，便委託我任“聯絡部秘書長”一職，臨時代理他的工作。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另一個“外高聯”的負責人——連勝德。連是成都人，具有南方人的秀氣，當時在天津中國民航學院計算機系讀書。我和他的緣分在於六·四前我們共同工作於“外高聯”，六·四之後，我們又被當局抓捕關在了秦城監獄的同一個號子。後來他於94年去了美國，並加入中國自由民主黨，並先後任該黨秘書長、常委、執行長。一直在海外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奮鬥。

 5月29日晚我目睹了“民主女神”像的全部安裝過程。6月1日晨曙光初現時，潔淨的民主女神像全部落成。女神像坐落在紀念碑與天安門之間的中軸線上，年輕美麗女學生樣的女神向着天安門的方向高舉着象徵民主自由的火炬。當女神像的雕塑安裝全部完成時，四周響起熱烈的歡呼和掌聲。雖然幾天之後，當局就以極度殘忍的手段摧毀了女神像，但民主女神永遠活在我的心中。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在當年女神倒下的地方我們那偉大而美麗的“民主女神”還會站起來的。這是我的一個願望，我為這個願望而向主祈禱，向人民祈禱。

我在“外高聯”工作的時候還親眼目睹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外高聯”旁邊便是由學生和社會志願者組成的“東北虎敢死隊”和“草原雄鷹敢死隊”，據我所知，這兩個“敢死隊”除了其它工作外還擔任着對“外高聯”的警戒保衛工作，他們會對一些自認為是可疑人員的人進行檢查。大概是5月28日上午，他們截住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可疑男人，在盤查過程中竟從他的口袋搜出了一根長條狀的白棉紗布，坦率地說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有什麼用途。只見一個女學生看到這個物件時衝上去便給了這個人兩耳光，並厲聲問到：“這東西是哪來的？”旁邊的敢死隊員們也衝上去一頓暴打。我這才意識到這根白棉紗布可能是女性專用品。我一向反對過分的暴力行為，我原本打算阻止這種暴力行為的，但在當時群情激憤的情況下，我竟然沒有去阻止這種暴力行為。後來當另一個女生走上前將這團棉紗布塞進這個倒霉蛋的口腔時，我從內心裡升起了一種反感，我覺得這樣的懲罰太過分了。但在那種群情洶洶的情況下我是無能為力的，我只能看着那個做錯了事的男人被當眾毆打和侮辱，過了一會兒我便悄悄退了出來。我覺得很不愉快，感到了一種人性的複雜，若干年後想到這件事時，心裡仍然是不舒服的，甚至還有另外一種說不清的慚愧和陰影從心頭掠過。

我在“外高聯”做事七、八天后，心裡漸漸產生了一種焦慮感。一則我對聯絡部這種純事務性工作有些煩，覺得自己應該承擔的不是這種事務性工作。更重要的是我對學生運動的未來方向感到焦慮。當時在高聯內部關於外地學生的去留問題形成了兩種意見：一種是外地學生回本地，在本地搞運動；另一種認為外地學生應堅持下去，從而加強北京學運的力量。當我在西安組織聲援團時是持第二種想法的，但來京後一個星期的工作和觀察，覺得外地學生在北京的作用有限，由於許多條件的限制（如後勤供應、交通食宿等）外地學生很難充分發揮作用，便產生了回西安在本地開展活動的念頭。但我當時還拿不定主意，就決定去“北高聯”一趟，想找一下擔任“北高聯”宣傳部長的王丹當面請教有關學運的問題。在徵求了連勝德、王醒的意見後，開了一張“外高聯”的介紹信，介紹信上讓我以“外高聯聯絡部部長”的身份前往“北高聯”商談有關事宜。介紹信不但蓋了“祖國萬歲”和“人民萬歲”的印章，還蓋了“外地高聯執委會”的印章，最後“外高聯”的幾個負責人連勝德、王醒、華夏、哈斯均在上面作了簽名。

我去到北大後沒有找到王丹，最後好像是“北高聯”常委封從德接待了我，他聽了我的問題後對我說：“學生運動在短期內還結束不了，我們要做長期的打算，由於存在一些不好解決的實際問題（如食宿），而且外地學生在北京的健康狀況也在下降，因而我們主張外地學生返回本省市，在當地開展富有成效的活動，而北京的學運主要則由北京的學生來承擔。這樣會方便些。”我又問：“如果我們外地學生撤出，廣場還能否堅守？”——我強調了不能失掉天安門廣場。封從德肯定地說：“放心吧，北京學生不會失去廣場的，我們有信心將學運工作堅持到最後，堅持到勝利。”我接受了這種觀點，於是我向他索要了一些宣傳材料後帶着一種戀戀不捨的心情在燕園和未名湖畔轉了一圈便回到了廣場。

我向連勝德他們做了簡要匯報後便辭去了聯絡部工作，我決定回西安。考慮到本次進京活動的紀念意義，我還去商店買了幾米白布，並請一些還堅守在廣場的兄弟姐妹們在白布上做了簽名和留言。6月2日中午臨走之前，我又找到連勝德，我對他說：“我先回西安開展活動，但這裡一旦發生緊急情況，我會立即返回！”——我沒想到，兩天之後我真的又再次返回北京，我更沒想到我在6月2日的離開會錯過當代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天！我也許因為自己的短暫離開而保住了生命，否則以自己的個性，6月4日若身在北京的話，必然會以血肉之軀與進城部隊展開搏鬥，其結果，我也許就永遠地倒在北京的長安街上了。

 

                      5，危機關頭的選擇

 

我是6月3日中午回到西安的，我先洗了個澡，然後又大致的向先期回校的阿東同學了解了一下西安的情況，知道西安各高校也都處在罷課、罷教狀態，沒有什麼大的變化，於是我決定先大睡一覺，等第二天再考慮在西安開展活動的問題——我太疲乏了，在北京沒有好好睡過，加上旅途勞頓，我從6月3日黃昏一氣睡到了6月4日天明。

6月4日天明後，我下樓吃早飯時，看到了樓下的廣告欄里貼出了一張大字報，上面寫着：“6月3日夜間，北京已發生流血事件，軍隊以機槍坦克開路強行進城，學生市民數千人傷亡。”我大吃一驚，我感到自己的心臟跳動得厲害。我迅速回到宿舍，擰開收音機，果然，不論是VOA還是BBC都在播報着這樣的新聞。我立馬找到阿東，我說：“真正的鬥爭開始了，我要立即前往北京！”阿東勸我再考慮一下，說在這種時刻去北京是否合適，我說：“北京那邊正在流血，那邊現在最需要我們的支援，我必須去！”阿東見阻止不了我，便和軍傑兩個人把我送往火車站。在去往火車站的路上，只見各校學生和市民也都紛紛上了街，對北京當局的血腥鎮壓表示抗議。阿東和軍傑兩位同學親自把我送上了36次特快，我對他們說：“我先過去，北京那邊有什麼情況我會及時和你們聯繫。”他們則要我多保重——就那樣，我在他們有些沉重的目光里再次踏上北上的列車！

 

我為什麼會在明知北京發生大屠殺的情況下而勇敢地前往北京？原因有二：

其一，我6月2日離開北京前給“外高聯”負責任之一的連勝德說過“一旦這裡發生緊急情況，我會立即返回”，而現在正是北京“發生緊急情況”的時候，我又從來在重大問題上沒有戲言，沒有謊話的，因而我必須兌現年輕的承諾。但最主要的是——

其二，我已經從心靈深處確立了對民主理想的深厚愛情。我在3月份寫《西化與現代化》一文時，已從理論上確立了對民主和自由價值觀的熱愛；4月中旬爆發的悼胡運動及後期學潮的爭民主、反腐敗實踐已將我整個的精力和靈魂捲入民主大潮中。當我5月4日為遊行隊伍高高舉起第一面寫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八個大字的旗幟時，我就知道民主事業已成為我所選擇的最高理想。而當我5月16日晚在學校行政大樓前第一個登上桌子演講，當5月20日為抗議北京戒嚴我作為“敢死隊員”行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當5月23日凌晨我在東行火車上帶領全車廂的學生進行莊嚴宣誓時，我就知道正在進行的民主事業得到了我最熱烈的擁抱。我知道這種擁抱是發自內心的，是一心一意的、全心全意的。因而當我最為熱戀的民主女神和民主事業正遭到機槍坦克的殺戮時，我不可能做袖手旁觀狀，我只可能象一個最優秀的戰士那樣為自己所選擇的民主事業、為自己神聖不可侵犯的愛情而戰鬥到底！

 

我乘坐的36次特快於6月5號中午到達北京。由於我在火車上聽到從豐臺車站（北京南站）上車的人說北京全城都是軍人，城內還在繼續死人，而北京火車站根本不許學生出站時，我當即決定跳車。當時火車的速度不快，我拉開車窗，迅速地跳了下去，火車行使的慣性使我身體着地後翻了好幾個滾。還好，除了路基側面的亂石扎破了我的手掌流了一些血外，其他部位沒有受到傷害。我迅速地進入居民區，在大觀園附近我向市民打聽情況，市民們正三三兩兩地談論着各地的傷亡情況。在和他們的談論中我知道了公主墳—八寶山—軍博—木樨地—西單—線是傷亡最為嚴重的地方。我還了解到天安門廣場已完全被軍隊占領。於是我決定去北大找“高自聯”，但當時公交車已全部停開，我只能從豐臺向海淀方向步行。在下午五點左右我沿南禮士路越過西長安街時，我第一次看到了瓦礫成堆的街景——大街中央的隔離墩被碾得支離破碎，不遠處燃燒的汽車還在冒着濃煙，大街兩邊的玻璃櫥窗也是大窟窿小眼，街邊的交通崗亭、電話亭也被槍炮打得千瘡百孔。大街兩邊行人稀少、行色匆匆，商店關門，有一些軍人和裝甲車在大街上巡邏，時而不時的還能聽到從遠方傳來的零星槍聲，空氣里瀰漫着一種緊張和恐怖的氣氛。我迅速穿過西長安街拐進了北面的小巷。穿越一條街後在一個十字路口又看到正熊熊燃燒的汽車。可見市民們還在以自己的方式做着抵抗。我繼續沿着街道往前走，一會兒碰見一個人騎着一輛三輪板車，另有兩個人在旁邊跑着、吆喝着“讓路！讓路！！”我一看，三輪車上躺着一個人，臉上全是血……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倒下的市民，他們可能正拉着傷員趕赴醫院。我怔怔地站了一會兒，心裡徒生一種悲壯感……

這時天快黑了，我已趕不到北大去了，便打聽附近有沒有學校。有市民告訴我不遠處便是外交學院。於是我決定到外交學院找該院學生自治會，一則了解情況，二則晚上由一個落腳的地方。

在外交學院學生宿舍樓我找到該校學生自治會主席章華，章華臂挽黑紗，自我介紹後，我問了他6月4日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他說他是最後一批撤離的學生之一。他說6月3日晚駐紮在郊區的軍隊要強行進城，受到市民學生的阻攔，於是軍隊就開槍了。他說天安門廣場中心沒有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但軍博—木樨地—西單一線，死傷嚴重，而最嚴重的當屬木樨地。章華在說這話的時候，心情是十分沉重和悲傷的。為紀念死難者，他不僅帶着黑紗，而且還組織學生將外交學院的國旗降了半旗，自治會的廣播還播放着哀樂。我問他下一步該怎麼辦？他說“高自聯”與各高校之間都失去了聯繫，軍隊已經控制北京，北京的學潮在近期恐怕難以開展了。我覺得他說的是實話。依現在的情形，北京已陷入紅色恐怖狀態，集體性的遊行示威大概已不太可能，現在就看外地的運動情況了。於是我決定放棄去北大尋找高聯的計劃，而決定儘可能多地調查北京六四真相。我準備通過親身調查向西安民眾揭示北京的慘劇。從而為下一步西安的學運提供充分可靠的事實證明。但考慮到北京的巨大現實危險性，尤其考慮到時而不時划過夜空的槍聲，我意識到自己在調查過程中也有可能被軍方開槍打死，於是我當晚在外交學院宿舍用紅筆寫了一份遺書，我在遺書中寫明了自己所在的學校、系別及本人籍貫，我向我的母親簡單說明了我為什麼要參加學潮，我說如果我一旦在北京死去請不要為我難過。我在寫遺書時被章華發現，他也非常感動。我向他談了自己的調查計劃，他說那樣太危險，我說這是我目前必須完成的工作，章華沒有再說什麼。

第二天早晨起床後，章華給弄了飯吃。正吃飯的時候，只見一個校領導模樣的人來找章華說：“外交學院是一個外事單位，現在你們又是降半旗，又是放哀樂，又是挽黑紗，這會給外國人造成什麼印象!”看樣子這是一個擁護戒嚴的壞蛋。當他看到我時，問我是哪裡人？章華說是“西安的學生”，他說：“上面早已通知外地學生不准留北京，你還讓他呆在這裡幹什麼！讓他走，外交學院不要容留外地學生！”他又把章華叫到外面去可能交待了一些什麼，最後章華回來很無奈的對我說：“校領導不讓你留在這裡，我看你還是先回西安吧.”然後遞給我50元錢要我路上使用。我收下了錢，對他的友情表示了感謝，他要我路上多保重。

我早上十點左右離開外交學院後，便決定親自到木樨地去調查情況。由於沒有公交車，我只能一邊打聽一邊步行。由於頭天下午就步行了大半天，我的腿很痛，實在累得走不動了，我往路邊一站，決定擋一輛自行車。一會兒，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騎了輛車過來，我一招手，他停了下來，問有什麼事，我把自己的情況簡單的說了一下，說走不動了，請他捎我一程。他二話沒說，讓我上了他的車。通過交談，他好像對我挺有好感，他讓我到他家去歇一會兒，說他家就在不遠處。我答應了，隨他到了他家。當時已是中午，他給我弄了飯吃。飯後我休息了一會兒，在交談中我知道了他叫王寶岐，是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84級學生，現在北京一家工廠工作。他聽了我的計劃後，認為現在的北京太危險，說我應該回西安去。我說過兩天我就回去，但我現在主要想弄清一些情況，我說我準備到木樨地那邊看看，說着我便起身，他從兜里掏出一些錢（大概是30元吧），說：“大哥也沒什麼好幫你的，你把這點錢帶着，用得上的。”又將幾個饅頭和幾袋榨菜塞到我背包里，說：“現在街上沒有賣飯的，裝在身上，餓了吃。”我的心裡真是很感動的，向王哥道了聲謝，便走了。

 

我從王哥家裡出來後便去到木樨地。木樨地北面是中科院和積水潭公園，西邊不遠處便是軍事博物館，南面一個建築群是所謂的“部長樓”，往東是西長安街，橫貫木樨地的是一條大致南北方向的三里河。三里河上面有一座大橋連接西長安街和軍博大街。

我到達木樨地時四周已經有好些人群，最明顯的景觀是橫擺在大橋東側的十餘輛公交車七扭八趔地躺在那裡。所有的汽車都被焚燒得只剩下鐵框框，其中有幾輛汽車還在冒着淡淡的青煙。而從大橋向西的馬路上則一輛接一輛地、整整齊齊地縱向排着幾十輛裝甲車，裝甲車也全被焚燒過，只剩下一堆鐵甲，裡面也沒有人。通過與周圍的人交談了解到——由於木樨地是交通要道，只有一座橋連接三里河的兩岸，而該處又是軍隊進入天安門的必經之地，因此，當6月3日夜軍隊強行突破外圍路障開始入城時，英勇的北京市民將十來輛公交車開來橫在大橋上做路障，以抵擋軍隊的東進。當6月3日凌晨裝甲車隊東進到三里河大橋時受到市民的頑強阻擊，軍隊打開了裝甲車上的機槍掃射，很多市民流血倒下，於是勇敢的市民便點燃了公交車，公交車的大火蔓延到緊挨公交車的裝甲車，結果大火進行了串聯，裝甲兵棄甲逃離，幾十輛裝甲車便全部被焚燒成鐵殼。不過我心中的疑問是：如果說前面三、四輛裝甲車來不及逃跑或撤離是有可能的話，後面的十餘輛裝甲車為什麼會不及時撤離呢？不但連一點錯位和後撤的跡象都沒有，而且還排列得十分整齊，難道是當局有意製造假象以掩蓋更可恥的陰謀嗎？

我還查看了大橋周圍的建築物，街面石礫成堆，隔離墩支離破碎，電話亭、崗亭全被打得千瘡百孔。部長樓臨街的窗戶玻璃也幾乎沒有完整的。重機槍在水泥牆上留下的彈孔有一指頭深，路面、街邊還有一些暗紅的血跡，可見當時這裡的屠殺是多麼激烈。我感到自己的心裡翻滾着青春的熱淚，我想到1949年所謂的“解放北平”時可是連一槍一彈也沒動過呵！而現在我們的人民為了反腐敗、爭民主卻在這塊土地上灑下了殷紅的鮮血，真理何在呢？天理何在呢？！

但我忍住了眼淚，我知道現在並不是哭的時候，我要了解真相，我要繼續調查。於是我往西去到軍博附近。軍博前面的街上也有幾輛被燒成廢鐵的裝甲車。而且重要的是軍博大樓和軍博對面的大樓裡面有槍支在相互射擊。街上行人都遠遠躲開軍博中心街區，都站在東西兩邊觀望。槍聲不緊不密、稀稀朗朗，偶爾也會響起一連串的槍聲。我站在軍博東面斜對面的小巷子口上觀望，一會兒從小巷裡面跑出來一輛三輪車，車上躺着一個中年男人，頭上臉上全是血，同樣有人在兩邊奔跑吆喝着——這是我在89年第二次看到用三輪車拉的死傷人員（時間是6月6日下午五點左右）………目送着拐往東邊的三輪車，我的心裡真是很悲涼、很悲涼！

這時，天色已暗下來，我打聽到附近有一所北京輕工業學院，於是便決定到輕工學院投宿，第二天再調查。

在輕工學院沒找到自治會的學生，於是我便找陝西藉的老鄉。還好，一個安康藉的男同學接待了我，飯後安排我睡到了他的床上，我躺在床上將近兩天的觀察較詳細的記錄到了筆記本上後才睡覺。

6月7日早晨我在學院用了早餐後便又來到大街上，我沿着大街向東走着。由於是個晴天，太陽又大，走了一會兒我便有些累了。我在車路旁邊的一棵松樹下坐下來歇了一會兒，我整理了一下思緒，我決定當天去西單及天安門周圍查看一下情況，我很掛念天安門廣場，我想看看我們的廣場到底變成什麼樣子了。於是我便又回到三里河大橋，我沿着木樨地向東往西單的方向邊走邊觀察，我發現街道兩邊建築物與木樨地周圍差不多，只是程度輕些。彈孔隨處可見，街邊的電話亭、崗亭大多遭到破壞，大部分商店都關着門，街道兩邊有匆匆的行人，但不多。主要建築物如中央電視台、中國人民銀行門口都有大群全副武裝的軍人集結。大街上沒有公交車，只有時而不時東來西往的軍車、坦克及裝甲車。在有一些路段或十字路口，有一些軍人正在清掃着馬路上的碎石、瓦礫。

到下午兩三點鐘的時候，天開始轉陰了。這時我也抵達西單附近。我發現在一些低矮的樓房頂上有一些士兵在走動，還有一些則趴在樓沿，將槍口對準大街晃動着，士兵們一律戴着鋼盔。而在西單東側靠中南海西院牆外往南橫穿大街的地方站立着一長排全副武裝的士兵，也就是說東邊已經是軍事禁區，所有往東去的行人都被擋回或引往南邊的小巷子。看到這種情況我知道天安門方向是去不成了，便想橫越大街進入南小巷——我從方位上判斷出從南小巷往東南是可以去到天安門南廣場的，我還是想去看一下天安門廣場現在的情況到底怎麼樣。但也就在這時——公元1989年6月7日下午4點左右，一種沒有想到過的厄運終於降臨到我的頭上………

 

 

                      6，風蕭蕭兮易水寒

 

當我背着小挎包正橫穿在馬路中央時，一個頭戴鋼盔、滿臉橫肉的士兵喝令我“站住！”我有些疑惑的立在了大街的中央。該士兵要我出示證件，我出示了學生證，他把我的學生證看了看，又問我包里裝的什麼，我說：“沒什麼，日用品之類的東西。”他把我的包拿過去翻了翻，一下子翻出了我的筆記本。我想“壞事了！”因為筆記本里不僅夾着我在外交學院寫下的遺書，而且還有我在輕工學院寫下的觀察記錄。果然該士兵邊看邊望着我獰笑起來，他喊來另一名士兵把我叫到馬路南側站住，附近有一些當地市民在觀望。他讓另一個士兵把我看着，他繼續看筆記本。一會兒又過來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問“怎麼回事？”那個滿臉橫肉的士兵就把我的筆記本遞了過去。該軍官看了會筆記本惡狠狠地對我望了望，說：“你比那些暴徒還要惡一千倍、一萬倍！”隨即下令：“帶走！”

就那樣，那兩個士兵將我押着去到新華門西側中南海南院牆外的街邊小樹林裡開始對我進行慘無人道的毒打、凌辱和審訊。這時天已開始下雨，他們先將我反手捆綁，七八個士兵輪番對我拳打腳踢。當問到我的家是哪裡時，我回答說“陝西商洛”，那個被別人稱作“參謀長”的軍官說：“陝西商洛，李自成就是在那裡開始造反的，你現在也想造反？還寫有遺書呢，你他媽的做這些記錄想回去繼續鼓動造反嗎？”說完一手槍托砸在我的頭上，頭上頓時留下血來……其他士兵見狀一擁而上對我進行了肆無忌憚地毆打，我的衣服很快被撕破，全身遍布泥污，至於痛，我已經感覺不到了……就那樣，在中南海南院牆外他們將我虐待了將近兩個小時。最後，他們再將我五花大綁，另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在前面帶路，三個士兵則一個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後邊押着我向東邊天安門的方向走去。快到新華門時我發現左邊街邊小樹林裡還有另外一個學生模樣的人也在受着同樣的凌辱，我感到自己的心裡在呼喚着：同學呵，同學呵……

從新華門周圍的街邊往東全部是全副武裝的士兵，押送我的四個人每走十來米遠就被另外番號的軍人喝令：“站住，口令？”走在前面的軍官停下來行軍禮並回答相應的口令後才會被放行。我們就這樣沿長安街走過新華門、中山公園，最後來到天安門前——我終於以自己想不到的方式見到自己所特別關切的天安門廣場了。我向廣場的方向望去，那裡早已沒有了學生、旗幟和帳篷，民主女神像也早已被摧毀，幾天前還是旗幟飄揚的天安門廣場現在則完全變成了一座軍事大本營，被雨水澆得油光發亮的坦克和裝甲車大陣排列得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頭，我估計至少有一個裝甲師。紀念碑上的大喇叭及寫有“召開人大，罷免李鵬，要求民主，反對軍管”的巨型長幅也早已撤去。無論是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前還是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前面全部是頭戴鋼盔，身穿制服，手握鋼槍的軍隊。雖然天在下着雨，但列隊森嚴齊整——不是方陣，便是矩形陣在原地待命。我想這可能就是傳說中的從四川調來的遲浩田的27集團軍吧。那麼大的軍事陣勢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果不是被捕，我是根本不可能看到這樣壯觀的軍事態勢的。可嘆的是進行這樣大規模的軍事部署僅僅是為了對付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和市民……

當幾個士兵押着我跨越金水橋向天安門裡面走去的瞬間，望着懸掛在天安門上方的毛澤東畫像，我心裡突然想起了荊軻刺秦王前在易水河畔所發出的千古絕唱：“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是的，就我當時的身心狀況而言，我覺得這兩句古詩好像是專門為我而寫的——當時的我渾身沾滿泥污，被荷槍實彈的四個軍人五花大綁地押送着前行，又時值黃昏，陰沉沉的天正下着濛濛細雨，而我的頭上還流着血，雨水和着血水從頭上順着臉龐往下淌着——在那一刻我真有一種身赴刑場的感覺。坦率地說，我當時對生命已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只能被以這樣一種只有在電影中才能看到的鏡頭——由一前一後、一左一右的幾個士兵押向冥冥中的前方！我沒有怕的感覺，也沒有痛的感覺。我的心裡好像在默默地念叨着：“別了，我的青春!別了，我的天安門!別了，我的廣場……”

 

就那樣，我懷着異常悲壯的心情被士兵們從天安門押送進去，又過了一道門來到掛有“戒嚴指揮部”牌子的大院，我被士兵解開繩索後交到北京市公安局手裡。公安人員對我的證件、物品進行了搜查登記。一個工作人員動作麻利地抽取了我的褲帶、鞋帶，鉸掉腰鈎、紐扣後給我戴上了一副手銬，然後又猛地一下把我掀倒在雨地里，一些士兵與公安則望着我發出一些惡毒的冷笑……

大概半小時後，來了一輛吉普車，兩名公安把我押上了吉普車，車便又向外開去。車出了天安門後向東拐進勞動人民文化宮，在一間小屋前車停了下來，公安人員下了車，並指令我也下車。就在我邁着痛疼的身體剛要出車門時，那個開車的司機警察竟然操起一根短鐵棒往我頭頂重重地砸了一下，血一下子淌下來，我差點痛暈過去。

我被押進小屋裡，然後他們就出去了。小屋裡有一張小桌子，桌子後面有一張椅子，桌子前面沒有凳子，我看到水泥地板上有大片的血跡，而最乍眼的是正對着桌子的一面白灰牆壁上齊腰高處血跡斑斑，有的血跡還呈爆炸狀，我猜想是像我一樣的“犯人”在受審時被審訊人員揪住頭髮猛撞牆壁才會出現這樣梅花放射狀的血跡。可是我當時已經被士兵折磨得沒有什麼感覺，雖然屋內氣氛恐怖，但我確實沒有害怕的感覺。不過我的雙腿痛得實在站不住，便挨着牆壁坐到地板上，我不知道自己會面臨一種什麼樣的命運安排。

一會兒，門被推開了，外面的雨下得很大，一個公安人員進來了，穿着制服，沒戴帽，大概四十多歲的樣子。這個中年人可能看到我已遭到很嚴重的毆打，因而沒有再打我，他向我做了一些常規性的提問，如姓名、籍貫、學校、進京時間等，作了一些筆錄後，沒有再問我問題。但一會兒他竟解開褲帶當着我的面向着房子中央地板一個下水漏斗處撒尿，尿順着漏斗流進下水道，但也有一些濺在了外面，他撒尿時沒有任何不自然，是那樣的悠然從容，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似的。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到這樣素質的國家工作人員，雖然也許是因為外面的雨下得太大他出不去，而且我也不認為他是有意侮辱我，但這種缺乏羞恥感的低等動物行為確實比打我還讓我難受。

大概半小時後，雨漸停了。他出去叫來另外一個人，那人讓我站起來，但我當時受傷的腿腳已腫脹得站不起來，他強力把我拽起來，我因為站不住，他們兩個人便架着我去到另一間稍大一點的房子。在門口看守的警察將我推進了屋子，我幾乎跌倒在地板上。該警察招呼另外兩個年輕人過來把我攙扶到靠牆的位置坐下。我這時才適應了房裡昏暗的燈光。

 

低矮的小屋裡面已經關押了十來個年齡不等的男人，看得出大部分人都受到過程度不等的體罰。最嚴重的是在裡面靠牆角的地板上平躺着一個渾身烏黑並帶着手銬和腳鐐的青年男子，因為其臉部、頭部、裸露的手、胳膊、腿、腳都呈青黑色，而且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那種面目全非的恐怖樣子使我以為人都死了。在後來的幾天才了解到這個青年是北京市民，因為6月4日抵擋軍隊進城而被當作“反革命暴徒”抓捕，然後就被折磨成這個樣子——真正的體無完膚！所幸的是人年輕，生命力旺盛，幾天之後，他身上的膚色慢慢變淡，人也活了過來。

我由於渾身痛疼且又疲勞異常，進房不久便臥在牆根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來後腿腳腫脹得寸步難移，好在是裡面已先我進去幾個大學生，他們是人民大學經濟系85級的劉希亮，南京建工學運的張建成、西北農業大學的柯偉，在此後的幾天裡，我到外面上廁所均是由他們攙扶着進出。

關押在小屋裡的人們沒有正常的飯食，好的時候一天能每人給幾個小饅頭，不好的時候一天只能吃上一個餅或饅頭，喝的是自來水，因而普遍的感到飢餓。我進去的第二天早晨醒來後看到大家一大早沒有吃東西，便將自己背包里剩餘的幾個饅頭和幾袋榨菜（其他東西被抄）取出分給大家，不過也只是杯水車薪，大家止個心慌而已。

 

大概是6月9號下午，天氣陰沉沉的，突然公安人員把我們幾個學生拉出去分別照了相，我們均不知道要做什麼，我們回到小屋後，我和劉希亮他們悄悄分析會不會把我們拉出去槍斃，我說這種可能性是有的。最後我們商議若把我們拉出去槍斃一定要喊口號，而且商定的口號有“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之類，絕不做可憐狀，好在是這種想象中的事情並沒有發生。

在小屋裡通過交談，我知道他們幾個的情況都沒有我嚴重，比如說，柯偉是因為在北京站下車時被從身上搜出一把水果刀就送過來了，並沒有其他事情。我判斷他會提前出去，由於他在西北農業大學上學，而剛好我有一個初中的女同桌也在西農附近的一所中專學校上學，我便讓柯偉一旦回校便將我的情況告知那個女同學然後由這個女同學再設法將相關信息送到我家。後來，柯偉等人果然被釋放，我所託付之事柯偉和那位女同桌也都一一照辦了。

 

                 7，我在秦城監獄的日子

在勞動人們文化宮關了我六天后，6月12日下午，公安人員突然把我單獨叫出，然後把我押上一輛警車，將我押往半步橋監獄。在半步橋監獄將我關進一間要經過好幾道鐵門的號子。那個號子裡只關押了一個中年人，經交談，知道他是北京當地人，因為經濟問題被判了八年刑，現在還剩三年刑期。當他了解到我的情況後，對我很友好，用臉盆將桶里的熱水倒出來，讓我先擦了澡，我知道自己身體早就髒的不像話，也就很爽快的擦了個熱水澡。很快，晚飯來了，一個窩頭，一個饅頭，一份稀飯。他給我領了飯，又把自己的饅頭讓給了我，要我吃飽。

由於身體尚未復原，加上七八天沒有睡過好覺，所以飯一吃我就上床睡了，半夜要撒尿，而房子裡又沒有廁所，只有一隻馬桶放在牆角，我感到難為情，但又沒有辦法 ，只好硬着頭皮在馬桶前站了十來分鐘才完成這個程序。

還好，第二天一大早便把我叫出去上了另一輛警車，車上還有另外幾個學生模樣的人。我們被上了手銬並被勒令蹲在車廂里，不許抬頭觀看。隨後車子啟動，約莫兩個小時後，我們到了後來才知道的位於北京昌平縣的秦城監獄（也有人說我們到達的是隸屬於公安部的秦城看守所）。

秦城監獄是五十年代為關押高級幹部而由蘇聯專家設計，由後來曾擔任過公安部長也曾在這裡被關押過的謝富治督導建成的。監獄外觀一點也不起眼，均由三層低矮的青磚小樓房構成，北面是光禿禿的低矮山嶺，周圍則是大片的農田。89年我被關進去時，江青還在這裡服刑——當然我們不可能見到她，但江於兩年後在該監獄自殺。

我被看守人員領着穿越了曲曲折折的走廊和幾道鐵柵門後，被關進六號房間。我進去時，裡面已有三個學生：一個是清華大學熱能系88級的孫建偉，一個是清華大學計算機系85級的梁煜，還有一個是北京師範學院的陳來。由於都是學生，我們很快就惺惺相惜，有了戰友、同志加兄弟般的感情。

 

六號監舍位於一層，根據太陽的光線可辨出是東西方向。房子由兩道門組成，外面是一道大鐵門，大鐵門上有瞭望孔供看守在外面瞭望。裡面是一道鐵柵門，平時兩道門都從外面鎖死，只是在開飯時才打開外面的門。室內面積不到20平米，而占地面積最大的是由木板製成的大通鋪，大通鋪不到一尺高，床沿一頭抵住西面的牆壁，一頭下面用木頭固定死。床下不留任何空間，大通鋪兩面裝有暖氣片，西牆兩邊靠近二樓樓頂的地方開有兩小扇鋼筋窗戶，由於位置很高，人站着只能看到天空和不遠處的山巒，而看不到任何地面景觀。房子東北角樓頂處有一架方柱狀監控器對着室內。而一進門右側拐角有一小間衛生間，推開小門進去後，裡面有一個洗漱池，還有一個抽水式座便器，座便器外側靠近走廊的牆壁上由一個瞭望孔，以方便外面的哨兵觀察衛生間的情況。不用懷疑，在我後來生活過的十來所看守所和監獄裡，秦城監獄的衛生間是最高級的了。

我是6月13號被送進六號監舍的。此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裡，又陸續關進四個人，他們分別是北京大學的熊焱、天津中國民航學院的連勝德、北京語言學院的張前進、中國政法大學的龔志忠。龔志忠是昆明人，在政大攻讀雙學位。連勝德我已在前面有過介紹，我和他的“緣分”不僅在於我們同在“外高聯”工作相識，而且被捕後又被關進秦城監獄的同一個監舍。而在這同監舍的八個難友里，除了陳來、梁煜、龔志忠後來失去聯繫外，相處關係最好而又保持聯繫時間最長的當屬熊焱、連勝德、張前進和孫建偉了。

熊焱是湖南雙峰縣杏子鋪人，在湖南師範大學政教系畢業後於87年考入北大法學研究生。圓圓臉，戴一副眼鏡，人長得白淨秀氣。他是北大學生領袖之一，5月18日與王丹、伍爾開希等人同時參加與李鵬的對話會並做了讓李鵬很不高興的發言和質詢。六四大屠殺後他在著名的“北大三角地”發出公開的退出中共的聲明，後與王丹等人同被公安部下令全國通緝。他本於6月12號左右乘車逃往西北方向，但6月13號下午被警方在山西大同抓捕，6月15號中午被關進我們監室。熊焱進號門時給我的印象最深了——他進門時上身穿着白襯衣，下身穿着休閒褲，腳穿一雙旅遊鞋，留着長發，戴一副眼鏡。他一進門就舉起戴着手銬的雙手笑着對我們說：“我們是革命同志啊！”我由於從骨子裡面崇拜五四精神，喜愛北大人，加上他又是全國通緝的學生領袖之一，因而大我五歲的他很快就成了我最好的兄長。熊焱也很喜歡我，給我談過許多事情，還送我一件襯衣。91年冬他出獄後還在北京給我匯款50元錢並在信中要我“多讀書，好好讀，拼命讀！”92年秋他出國，就讀於哈佛，93年他夫人出國伴讀，夫婦倆還同時在美國軍隊學習過一段時間，一時傳為佳話。他還和另外一個學生在美國一家法院以“反人類罪”對李鵬提出起訴。後來他到一所神學院攻讀神學，現在好像是在美國軍隊做專職牧師。

張前進家在四川，是北京語言學院英語系86級學生，天生一個樂天派，瘦高個，串臉胡，喜歡開點玩笑，2002年我還在西安和他通過電話，後來他去了美國，我在渭南監獄服刑時還收到過他從美國發來的賀年片，目前在從事傳教事業。

年齡最小的是家住山東惠民的孫建偉，他比我還小兩歲，17歲上的大學。6月4日凌晨和其他同學一塊在一條街道阻擊軍隊進城，由於他向警方承認自己“扔了兩塊磚頭”，因而被當作“小暴徒”送進來，還好，他的學業也未受到影響，93年在清華畢業後考入北京理工大學計算機專業讀碩士，接着95年又攻讀該校該專業的博士學位，一心一意地做專業了。他和我通信最多，直到98年初我在漢中因競選人民代表被捕後才失去聯繫。不知他現在的情況如何，不過他一直不同意我從事政治活動，要我好好搞專業。雖然志向不同，但雙方的友誼並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介紹這幾位難友，是因為89年秦城監獄的這一段生活對我很重要，六號監舍的這八位兄弟都是相當有能耐並在不同程度上對我產生過一定影響的人。雖然現在天各一方，雖然在這八位兄弟中，現在只有四人（即連勝德、熊焱、張前進和我）還在公開致力於中國的民主事業，雖然留在國內的目前只有我一人還在艱苦奮鬥，但我相信八位兄弟不但不會忘記同在秦城監獄的那段歲月，不但不會背叛祖國的民主事業，而且我相信都在從自己所選擇的方向上為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事業做着艱巨的努力，做着精誠的奮鬥！我相信未來，我們這些曾經的難友一定會有歡聚一堂的日子的。

 

前面說過，我們都是一群很年輕的人，熊焱年齡最大，也不過26歲，最小的則只有18歲，我呢，剛好20歲。因而大家都很活躍，都有着比較良好的精神狀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大家都是因為尋求祖國的民主事業而集中到一起來的。八個人雖分屬七個省（兩個四川人），但大家的心卻是一致的，正如熊焱所說的那樣——“我們是革命同志啊！”雖然我不太使用“革命”這個概念，但我們相互引為“同志”是再恰當不過的了。正是因為學生行為的正義性，因為民主事業的正義性，所以我們都不會有思想包袱，不會有什麼精神負擔，大家都表現出一種蓬蓬勃勃的朝氣，大家談論學潮，打探對方的家鄉風情，唱崔健的歌，甚至講政治笑話，有戀愛經驗的甚至講自己的女友，而且講的興高采烈。甚至喜歡開玩笑的人要求結了婚的熊焱談談自己某方面的經驗和感受。當他們談論到愛情這個話題時，我會想到我初中時的女同桌，當然我和她之間沒有青春意義上的戀愛，但我們之間好像有過十三、四歲男女同學間的那種若即若離的相互吸引力。因為在我初二轉學時，她還在月光下送過我小禮品，當然我也回贈了她小禮品（之所以會出現她先我後的情況完全在於自己在少年時代就特別的自尊），那其實是一種很美好的回憶，直到現在想起那個遙遠的月光下的夜晚我都有些留戀，甚或還有一些傷感。因為那是26年前的事情了。我有時也會想起一位大學女同學，她那如花兒一樣紅艷艷的小臉會時而不時地飄過我的腦海，只不過那種回憶很純潔，純潔得如同一朵掛在眼睫毛上的雪花，當你準備細看時，它卻融化了、消失了……

 

我們的生活還可以，平時三頓，周末兩頓，主要是小饅頭，二兩一個，一頓兩個，一份菜，菜不多，但做工油水還可以，一般情況下菜里會有幾小片切得薄薄的、亮晶晶的小肉片，吃起來很香的。有時還會吃上紅燒肉，由於紅燒肉是大塊的墩墩，又有難看的肉皮，太油太膩，我一塊都吃不下，因而吃紅燒肉時就將厚肉墩墩夾給別人。湖南的熊焱最愛吃紅燒肉。我有時候會想到這樣一個怪問題：白白淨淨、秀秀氣氣、斯斯文文的熊焱怎麼能吃得下去那樣油膩的肥肉墩墩，當然每天早晨會給幾個窩頭，兩小片蘿蔔泡製的鹹菜。窩頭是用玉米麵做的小拳頭大的饅頭，底部有一個凹進去的小窩，否則蒸不熟。窩頭大家都不太吃，因而常常會堆在暖氣片上，只是在餓了的時候吃上一些，大部分窩頭都被弄到馬桶里沖走了。不過我倒覺得冷窩頭吃起來還挺香的。連勝德也喜歡吃涼窩頭，有時候他看到我吃時，就會用成都口音對我唱到：“給我一點窩頭，給我一點窩頭”，那眼神和表情挺滑稽的。每次打飯時，幹部會推着飯車和菜桶來到各個號子門前，這時外面的那扇鐵門就會打開，飯菜饅頭從鐵柵門底部的一個小方框中遞進來。雖然才開始感到屈辱，但時間長了，大家也就習慣了。記得有個張管教，五十歲左右，和我們號的關係處得不錯，有時候會多給我們兩個小饃或多打一點菜——挺和藹的一個小老頭。

我們也輪流打掃衛生，一般飯後我們都會用衣服做成的抹布將地板擦一下，衛生間也輪流擦洗。後來熊焱的愛人送來了香皂牙膏之類的日用品，我們也開始刷牙、擦澡。

我們才進去時都很狼狽，因為戴着土銬子（不是鋸齒狀的“手鐲子”，而是上鎖的鐵環），又始終不給打開，無論吃飯、睡覺、上廁所都不給打開，一天24小時戴着。因而很麻煩，尤其是上廁所時特別麻煩，這裡我就不細說了。晚上睡覺出現驚悸時突然彈張的胳膊會被手銬弄得很痛。自然衣服是脫不下來的，好在當時是夏天，要是冬天就糟糕透頂。這種被土銬折磨的狀況持續了一個多月，直到7月中旬才被全部解除。

我們也利用時間學習，熊焱帶有羅茲曼編寫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我認真地讀過一遍。有趣的是我發現書中的“現代化”概念和我當時想象的不一樣，我當時想象的“現代化”便是“高度發達、高度先進”的意思。而書中認為“中國的現代化”發端於晚清時期的“洋務運動”。另外他還有一本《英語口語辭典》，孫建偉還帶有一本清華大學編著的供理工科學生使用的精讀英語，我也會在沒事的時候翻翻。

我們隔壁的五號監舍是一個小號，才開始關押着一位女同學，據連勝德根據聲音辯析說該女同學是中國醫科大學的李翠萍，我不了解情況。但我們每晚睡覺前會輕輕地敲擊幾下牆壁，早晨起床後也會友好地敲幾下，有時候也能聽到對方輕叩牆壁時的“篤篤”聲。那情形很刺激人，大家屏聲靜氣，側着耳朵貼着牆，好像在搞地下情報活動似的。不過後來也許因為管理不方便（因為各個監室不但有監控，而且衛生間也有瞭望孔，而看守幹部則全是男的），六月底就把她調走了——因為我們聽不到她和管教說話的聲音了。

李翠萍被調走後，大概是7月2號，王丹被關進了這個小號，王丹說話有些沙啞，所以熊焱他們和王丹打過交道的一聽也就聽出來了。我對王丹直到現在都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敬意。5月18號在與李鵬對話時他的精彩發言我相信給全國的電視觀眾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不僅89年作為全國頭號通緝犯而被北京當局判處四年徒刑，96年10月30日再次被當局判處11年徒刑，只是由於美國的干預，98年才被從錦州監獄直接送往美國。王丹現在仍在一如既往的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做精誠奮鬥，我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我相信，在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以王丹為代表的八九“天安門一代”會以自己的卓越奉獻而無愧於自己的祖國、無愧於我們的人民的！

 

大概也是自7月中旬開始，我們每周還可以有一次洗澡放風活動。洗澡時由管教把我們帶到二樓一個淋浴間，淋浴間有兩三個噴頭，雖然七八個小伙子顯得擁擠，但由於是熱水，又是淋浴，當然感覺比在衛生間用涼水擦澡要好得多。可惜每次只給我們十分鐘時間，時間一到，管教就會在外面吆喝，我們呢，不管洗好洗不好，也只能是服從命令，匆匆的穿好衣褲便被帶回監舍。

放風也是每周一次。秦城監獄的放風間和現在的看守所放風間不一樣。現在的看守所號子是和放風間連為一體的，一般裡面是生活、勞動、睡覺的地方，隔一道門，外面是放風間，因而每天都可以去放風間活動的。但秦城監獄的放風間遠離監舍，建在一個單獨的大院子中，大院子外面是圍牆，上面有士兵巡迴，裡面是一排被隔成四四方方的天井院，這些天井院並不大，大約十來個平方米，四周隔牆都很高，但由於是敞口的，所以我們被關進去後可以在裡面活動活動。由于晴天才放風，所以平時曬不到太陽的我們可以好好曬曬太陽。大家差不多全都脫掉上衣，有的甚至將長褲也脫掉好讓儘可能多的皮膚感受太陽的溫暖。我呢，一則由於身上皮膚黑，二則總好像還有一點山中少年的青澀之心，總覺得當眾裸露身體是一種不雅的行為。所以一般情況下也就只是仰着臉、閉着眼睛曬一會兒就行了。雖然放風時間很短，也就半小時左右，但也會常常曬得頭暈眼花，而且會出滿頭滿身的細汗，回到號子又趕緊去用涼水沖洗。

我的襯衣褲子由於在6月7號被捕的那天下午被兇惡的大兵們撕爛，特別是那件襯衣被大兵從右下擺一直撕裂到胳肘窩部位，所以平時也就只好在右下側打個結綁死，後來熊焱給了我一件白襯衣，梁煜給了我一件紅色的運動短褲，我才擺脫了衣衫襤褸的情況。

 

我們才進去不久，大概是6月20號左右，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那天上午天氣很陰沉，好像要下雨，我們也都在床上坐着或看書或小聲說着話。這時突然從二樓或三樓的某間房子傳來“嗵”“嗵”的擊打聲，那聲音很像打人時所發出的那種悶聲。我們以為是哪個號子的難友在被看管們虐待，正議論時，突然不知哪個號子的兄弟大喊一聲“不要打了！”於是我們號子還有其他一些號子也紛紛喊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跟着我們開始唱《國際歌》，歌聲迅速蔓延到其他號子，不一會兒整座大樓都響徹着充滿戰鬥性的《國際歌》歌聲，聲音是如此的大，以至於我們都能感覺到整座樓房的震動。大家心裡都悲憤極了，惹得管教、武警士兵紛紛出動，費了好大勁才將整座樓房的集體抗議和集體騷動平息下來。後來我們才知道弄錯了，那聲音其實不是打人的聲音，而是武警士兵在進行常規的體能訓練，以後我們還會多次聽到這種聲音。這件事其實折射出政治犯們的某種帶有普遍性的鬥爭規律，其實凡有真誠信仰和追求的人們既就是在失去自由的極為惡劣的條件下也會在某種情況刺激下進行忘我鬥爭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不僅在89年的秦城監獄經歷過，在後來的其它監獄生活中我還遇到過這種情況，我本人也會在某些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作出自己的正面抗議和反擊，這是後話，暫不說吧。

 

管教幹部有時會有選擇性地給我們發放一些報紙。大概在6月25號我們得到了一張《北京日報》，上面報道了中共在6月24日召開的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情況。讓我們感到震驚的是全會對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等人的處理——胡啟立被免去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芮杏文被免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的職務，閻明復被免去統戰部部長一職。而趙紫陽不僅被趕下總書記的寶座，而且一併被免去了其政治局常委（當時共設五個常委，即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以及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全會指責他犯了支持“動亂”的錯誤，而最為荒謬的指責是他犯了所謂“分裂黨”的錯誤——一個黨的總書記被指責為“分裂黨”，這叫什麼邏輯？！這裡我不妨也談談我對趙紫陽的認識。

其實在大學以前我對他的看法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只知道農民很喜歡他，因為中國農村的土地承包製度是由趙紫陽首先在四川搞起來的，因而在民間口頭流傳着“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說法（因為萬里也同時在安徽推行承包製試驗）。中學時代只知道他先做了幾年的總理，後來在87年元月胡耀邦被鄧小平趕下台後，趙取代胡做了中共黨的總書記。由於當時的自己還缺乏獨立的觀察和思考，認為中央決策不可能不正確，因而對於胡的下台和趙的上台沒有覺得有什麽不對。但88年到西安上學後，由於種種前面曾經敘說的原因，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開始發生哥白尼式革命，特別是我接受了民主自由價值觀，因而我開始重新審視發生在86年的那場自由化學潮，結果我對胡耀邦的下台深為同情。也因此我對取代胡耀邦的趙紫陽開始表現出不滿情緒，邏輯很簡單——既然胡是因“縱容自由化”而下台的，趙的上升只能說明他是一個“反自由化”的人，他是踩着胡耀邦的肩膀坐到總書記的位置上的。因而在平時看電視新聞有他出現的鏡頭時總是斜着眼睛看他。而他最讓我生氣的時間是在1989年的4月29日晚，當時在袁木、何東昌一幫老官僚與首都部分院校師生進行所謂的“對話”時，一個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忽然拿出了一本封面有趙紫陽打高爾夫球的雜誌，這讓我對他的印象不好到了極點，因為當時傳聞中的“倒彩電”醜聞據說和他的兒子有關係，因而在5月中旬他會見戈爾巴喬夫之前，他和鄧小平同為我心中所深惡痛絕的人。但是5月16日他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能勇敢地將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垂簾聽政”現象面對全世界的電視觀眾說出來（五月十六日下午，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一開頭他就說：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仍要鄧小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中國黨的這個決定），5月18日在廣場看望絕食學生時所留下的熱淚全部洗刷了我對他的不良印象。而當5月19日晚他又拒絕出席首都黨政軍萬人大會，以實際行動抵制戒嚴，反對軍隊入城，反對對學生和市民進行鎮壓，這相對於頑固派們的猙獰惡毒來說，我覺得趙是一個多麼善良的老人，一個多麼慈祥的老人，一個多麼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現在趙紫陽為保護我們學生受到錯誤的清算，年輕的我們心中怎能平靜，熊焱、連勝德連連嘆息，但是我們又能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只能從心裡為老人感到悲哀，為我們的祖國悲哀，為我們的人民悲哀。此後，這位老人就長期處於軟禁狀態。2002年10月，在我組發的全國193位民主人士致中共十六大的公開信中，我還特別建議執政當局本着人道主義精神恢復趙紫陽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遺憾的是老人卻在2005年2月17日鬱郁長逝——那真是很令人痛心的事！但我也衷心的相信歷史會給他一個公道的，未來會還他一個公道的！

 

在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不久的一個下午，當局把我們這些囚犯們集中到門外的走廊上開了一個會。當我們走出監舍時，外面的走廊里已坐滿了人，好多管教在喝令大家坐下，不許東張西望。而所謂“坐下”就是讓大家都就地坐在水泥地板上。我在出門的瞬間掃視了一下會場，一排坐四個人，前後大概也就上十排吧。總共可能不到五十人，大部分是年輕人，但也有中年人。我們坐在中間排，和大家一樣，靜靜地沒有人說話。前面擺了一張桌子和一張椅子。一會兒，一個約五十左右穿着制服的男人拿着個杯子過來坐到椅子上，頭油光光的，有些臃腫肥胖，應該是個官階不低的頭頭。只見他掃視了一下會場，便開始擺着官僚強調訓話。事隔20年後，我大概還能記得下面這些東西——

“報紙都看了吧，趙紫陽的下場怎麼樣？想效仿匈牙利，想表演納吉（50年代的匈牙利總理，1956年改革失敗，被蘇聯支持的保守派處死）的那一套，那是做夢。現在，我們的黨中央，我們的軍隊已經對這場動亂、對這場反革命暴亂做了及時的平息。你們這些知識分子，讀了一點書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就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了，真以為自己是天之驕子呀，真以為自己上了大學就不得了啦，我告訴你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你們還嫩着點。新中國是共產黨打下的江山，是千千萬萬的烈士用鮮血換來的，不由共產黨執政由你們執政呀？你們不要再幻想搞什麼三權鼎立，搞什麼多黨政治，搞什麼輪流坐莊，那是妄想，那是做白日夢。我們的黨是英明的，我們的政權是強大的，我們的軍隊是戰無不勝的，因此，我奉勸你們，要好好地反思自己的世界觀，反思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不要為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所毒害。我告訴你們美國的民主是騙人的，是富人的民主，黑人、窮人是沒有權利的，只有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才能真正的當家作主。你們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是沒有出路的，因此，我要再次奉勸你們要好好地從靈魂深處反省自己的錯誤。”

應該說這個老官僚還是掌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他所說的這些話也基本上是官方意識形態中的“老生常談”，他在我們面前擺足了“官老爺”的架子，不僅官腔十足，而且每講幾句話，都要拿起杯子呷一口茶。我記得他在談到趙紫陽時還說過趙不該哭了，“哭什麼？不嫌丟人！”——這個老官僚又哪裡懂得人性和人道主義呢？！而在中間談到生活問題時他還說過什麼“肉有什麼好吃的，不過香了嘴，臭了屁股”之類的大粗話，實在讓人感到吃了蒼蠅似的。

 

我大概在七月下旬開始生了一場大病。

由於四月中旬學潮爆發以來的長期奔波，由於被捕時遭受過非人的折磨，由於生活營養跟不上，到秦城監獄後我的身體是非常虛弱的。七月中旬我就開始發燒，但也沒在意。不料幾天后卻越來越嚴重。我睡到了水泥地板上也止不住渾身的灼熱。難友們在吃飯時間給管教幹部說我病了也沒有引起重視。直到有一天晚上半夜我渾身酸澀，頭痛欲裂，實在支撐不住了，熊焱、連勝德、孫建偉等人便一起大聲打報告，對值班幹部說我病得很嚴重時才引起獄方的重視。醫生進來給我量了體溫，高達39.8℃，於是醫生下令立即送我去醫院。一會兒進來幾個士兵把我平放到擔架上抬了出去。當時大概是凌晨兩點鐘左右，外面還下着細雨，躺在擔架上，任細雨飄過我的臉龐，我感到了些許的涼爽。在昏黃的路燈的映照下，我看到好像把我抬出了監獄，因為在出一道大鐵門時，我看見了高牆上的鐵絲網和探照燈。那一刻我還不知道自己得的什麼病，我只知道從抬着我的士兵和醫生幹部一行人匆匆行走的腳步里可看出自己病得不輕。39.8℃是個什麼概念我當時也不清楚，我只是後來才了解到人的正常體溫是37℃左右，倘燒到42℃人就會死亡，而自己竟然快燒到40℃了，難怪我頭痛得要裂了。

我被送到監獄醫院，幾個醫生一合診，確定是高燒引起肺炎，於是立即給我打針並掛上吊瓶。醫生忙完後對值班士兵叮囑了幾句什麼便出去了。於是病房裡便只剩下我和士兵兩個人。日光燈發出的光是蒼白的，值班士兵默默地在房中走來走去，腳步輕輕地，也不說話。而我則平躺在白色的病床上，靜靜地看着鐵支架上懸掛着的吊瓶，看到吊瓶里的液體一滴一滴很有節奏地順着導管下流着，看到刺進我手背上靜脈血管的針頭被橫七豎八的白膠布纏裹着。我以前生病時都是吃的片片藥、打的針劑，從來沒有輸過吊瓶，卻想不到生平第一次掛吊瓶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不了解病情，我心裡有一種恐懼感，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治得好，我就那樣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又睡不踏實，稍一動，手背上插着的針頭便把我痛醒了。但天色也漸漸亮了，一瓶輸完，士兵叫來醫生又給我掛上了第二瓶。

大概早八點左右，士兵換崗了。新來的士兵年齡也就十六七歲，臉圓圓的，但膚色也許是訓練的結果，有些黑。由於輸液的結果，我尿憋得厲害，我已經憋了好長時間，再也憋不住了，於是只好開口說我要撒尿。令我大為感動的是該士兵給我找來一個小缽，他把我扶起坐在床邊上，然後幫我把褲子解開要幫我接尿。我說讓我去廁所吧，他說醫生不讓我動。我身體也確實很虛弱，坐起來感到身體是虛飄的，於是只好由他端着小缽為我接尿，我雖然十分難為情，卻因為憋得慌，也就顧不得其它心理尷尬而放任自流了……我尿完後該士兵又將它拿出去倒了。因為連續輸液，尿來得特別快，在他的班次上又為我接過兩次，我在內心裡真正的有一種特別的感動。在閒聊中我了解到他家在山東，我曾對他說：“真對不起，給你添麻煩了。”他還笑着說“沒事，你是病人嘛，這是我的責任。”

當他說“這是我的責任”時，我想可能是醫生這樣叮囑過。但不管怎麼樣，我心裡都十分地感動，既就是20年後的今天，想起這件事我還是特別的感動，我看到了人性中特別善良與溫暖的一面。儘管由於六四大屠殺和6月7日的苦難遭遇使得當兵的在我心中留下了十分嚴重的陰影和創傷，但這個山東兵確實讓我看到了人性中十分美好的一面，我看到了人性的溫暖與光輝。雖然我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但我相信如此善良的人上帝一定會保佑他的，我祝他幸福，祝他一切都好！

到下午自己能勉強支撐着下地時，我便不讓值班士兵再為我提供這種服務了，我自己拿着小缽解決這個問題，我就那樣在監獄醫院打了兩天吊瓶。第二天夜裡睡不着的時候，我就平躺在床上想些心事——我想到了遙遠的故鄉，想到老家的母親不知要急成什麼樣子了——因為當時高校從時間上講應該早放假了，而我卻沒有按時回去。我還想到了母校和同學，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回到歷史系讀書……

經過兩天的吃藥、打針、輸液，到第三天下午我的體溫完全降下來，我又被士兵用擔架抬着送回六號監舍。兄弟們關切地圍過來問長問短，我說不要緊並向他們表示了感謝。也就是從那一天開始，幹部給我安排了一個月的病號飯。病號飯的油水要好些，主要是麵條、湯飯，裡面會有些雞蛋、豆腐、西紅柿或青菜一類的東西。我一個人吃病號飯還很不習慣，所以每次送來病號飯，我也會招呼兄弟們一下，但兄弟們都很客氣，都不願意動我的飯食。有時候他們扭不過我的熱情，也只是象徵性的嘗嘗。由於監獄方面的及時醫治，由於難友們的關心，加上自己畢竟年輕，因而時間不長，我的體能也就基本恢復了。

 

說心裡話，相對於我後來在其他監獄的見聞而言，我對秦城監獄的印象竟是非常“美好”的，無論是裡面的幹部、管教、士兵、醫生，還是其環境、設施我都有一種很奇怪的“親切”感。除了七月初給我們集體訓話的那個官腔十足的某領導給我印象不好外，其他人員對待我們不像是對待一群“反革命”，沒有誰給我留下一副兇巴巴的樣子，也沒有誰大聲地呵斥過我們。尤其是幾個管教幹部都上了年紀，有些頭髮都花白了，對我們這些年輕人真有一種長輩對待孩子的那種美好感受。雖然因為我的疾病得到了及時的救治而加深了我對秦城監獄的好感，但我相信我的上述感受並沒有任何的誇張，我在內心裡向那些能稱之為“叔叔”的管教們表示敬意和謝意，那些人可能早已退休了，我祝願他們安度晚年（當然在我說這些話時我並不會忘記給我留下“美好印象”的秦城監獄及其管理人員都是限制和剝奪我們人身自由的所謂“國家機器”，這裡的“美好印象”是相對於我以後在其他幾所監獄的糟糕印象而言的。）

我在前面說過，同監舍的七八個難友因為年輕，且都是為了正義的民主事業而關進來的，所以大家都有一種樂觀的蓬勃向上的精神狀態。但這不等於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時間都會保持這樣的風貌，尤其是對於年齡較小的孫建偉和我來說，七月份以後內心都有些急。孫是山東惠民人，到清華上學也不到一年，由於他“承認”向進城部隊“仍過兩塊磚頭”，因而不知道自己會面臨什麼樣的處理，而且由於年齡才十八歲，他對於他父母的思念很厲害。我也一樣，因為我一直很愛自己的母親，而且母親也一直很愛我，因而我特別擔心母親的掛念。我害怕家母承受不了這樣巨大的打擊。有一天下午我和孫建偉談到“母親”這個話題時，我和他竟然相約——他面向東南他家鄉山東的方向，我面向西南我家鄉陝南的方向一塊祈禱起來——我們均祈禱我們的母親平安……

 

而事實上在六四事件發生後，我的一些親友圍繞我發生了很多感人的事情。首先我哥到師大去找我，沒找到。得知我去了北京，我哥又到北京去找我。我哥在北京找我找得很辛苦，後來他給我說：在北京一些高校找不到我，有人就提醒說，是不是到一些醫院去找找，看我是不是出事了？於是我哥又去到很多醫院找我。而醫院的大夫聽說我哥找人大都是首先把他領到太平間去辨認屍體。我哥說他當時實在忍受不了太平間的畫面。基本上他去過的每個醫院太平間裡都停放了很多血跡模糊的屍體，他就那樣一具一具的辨認。說在積水潭醫院的太平間裡他看到一具屍體面相很像我，他說他當時一下子眼淚都出來了，但仔細一看又有些不像，他拿不準到底是不是我，突然想到我的胸膛上部第二個紐扣處有一個小時候留下的燒疤，於是為了弄清這具屍體到底是不是我，他便解開紐扣，他說他解紐扣的時候心跳得特別的厲害，手都在顫抖，結果解開查看後，發現那人胸口上部並沒有傷痕，他心裡才鬆了一口氣……

我哥為我前後兩次奔赴幾千里之外的北京，但都找不到我，我母親急得整天流淚，又是燒香，又是許願。特別是為了使我能夠平安回來，五十多歲的母親還專門步行去到四十多里外的一個香火很旺的“祖師洞”里向“祖師爺”許願說，只要我能平安回來，她就向“祖師爺”燒三年高香（後來我果然平安回來，母親則很虔誠地向傳說中的祖師老爺還了三年願）——這事我一直不知道，直到95年我從漢中回老家陪母親看病時，母親才告訴了我）。與此同時，母親還找人為我算命，算命的說，我不會出大的危險，說到7月某日我人不回去信就一定回去。說來也奇怪，到了那一天，我托西北農業大學85級學生柯偉稍的口信真的於那一天被那個在省農業學校讀書的初中女同學稍到家。直到這時全家人才知道我在北京被抓起來了。但因為人有了着落，家裡人也就鬆了一口氣。而且不久，秦城監獄讓我們每人給家裡人發的一封信件家裡人也收到，於是我母親我妹妹又給我寄了一封信和一個小包裹去北京，結果信和包裹都收到了。

而同樣令我感動的還有我一幫正在高中補習的同學。當他們六月份聽說我在北京“死了”時，便開始發動捐款，要到我家裡去“慰問”，但被老師制止。高考結束後，有一位叫韓揚的同學還不辭辛苦地跋涉了上百里山路（因為他不知我家的準確地址，隔的又遠，中途還把路弄錯了）去到我家親自為我母親拭去悲傷的淚水……這位男同學當年考上西安一所學校，後來我們在讀書期間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誼。

 

我們被關到秦城監獄後，各人也都受到警方的審訊，熊焱和連勝德收訊次數最多。熊焱由於是全國通緝犯，大概於八月中旬還從我們號調走了，估計是單獨關押在小號里。我對於警方的審訊問題早有心理準備，考慮到我在西安的事情北京方面不會去調查，而我在北京的事情除了6月7日被捕時在我書包里搜出的調查記錄和遺書外沒有其它直接證據能證明我在“外高聯”的身份與活動，而且6月中旬連勝德一進六號監舍，我便請他在官方審訊時不要說認識我，不要說我在“外高聯”的事。再說6月4日我在火車上，不在北京，這樣我的問題就會輕得多。果然，警方在訊問我時一開始要我老實交代自己在北京的活動，我一口咬定就他們直接掌握的那些東西，他們由於拿不到我第一次來京的活動證據，因而便將訊問重點放在我為什麼要做調查、為什麼要寫遺書的問題上。我說做調查、記筆記只是我個人的生活習慣，沒有任何目的，而寫遺書則是由於6月5日我還看到有人死亡——當想到自己也有死亡的可能性時便寫下了遺書。在前後幾次的談話中我始終堅持這樣的說法，最後也就不再提審我。

也許正因為我的這種機智，加上我又不是北京學生，結果“秋後算賬”時我竟成功地保住了學籍。大概是9月16號下午我們都還在午睡時，號子門被打開，管教讓我“收拾東西”，我不知道怎麼回事，匆匆忙忙地將一點衣物一拿，和眾兄弟道了聲“各位保重”後便隨管教出來了。外面的院子停有一輛警車，幹部讓我上了車。兩個小時後我被轉到北京市內一個叫“K字樓”的監獄，在那裡臨時關押了數天后，大概於9月25號左右我被陝師大公安處的兩名幹部從北京接回西安。

 

                

 

8，1989年——我的人生里程碑

作為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的一名大一學生，我認為我在1989年席捲中國的民主運動中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從悼念胡耀邦到鼓動“五四”大遊行，從參與組織“學生自治會”到做“敢死隊員”抗議戒嚴，從組織“聲援團”入京到參加“外高聯”，從“六四”當天二度北上京城到6月7號被捕入獄……所有這些活動都讓我的1989年充滿了“革命性”的內涵， 1989年不僅讓我感受到了一種青春的壯麗，而且對於我整個的人生來說，二十歲的1989年具有不可替代的里程碑的意義——

 

第一，我對共產黨的認識發生了顛覆性轉變。

本來在我的整個中小學時代，我對共產黨的認識就是共產黨通過政治老師和教科書所灌輸給我的那一套，即“偉大、光榮、正確”。雖然說在高中階段的後期我已對某種社會弊病開始進行批評，雖然說在進入大學後，我的思想迅速發生巨大變化，但直到學潮爆發前我對共產黨還基本上是正面評價態度，還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它對這個國家的領導權。但學潮發生後，隨着“動亂”定性，隨着“戒嚴令”的頒布，特別是隨着“六四”大屠殺的槍聲，隨着強權保守派以機槍坦克所製造的血淋淋的紅色恐怖事件，我心中自童年開始積累起來的對於共產黨的曾經的敬意一下子喪失殆盡。我認為中共不僅因為六四大屠殺事件一下子站到了國家的對立面，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而且也站到了我的對立面，執政黨在我心中已墮落為“兇手”和“罪惡”的代名詞。正是從此時開始我決定為在自己的祖國推翻這個黨的統治而奮鬥。雖然我的這種想法後來因為執政黨在經濟領域的“從良”決策（搞市場經濟、加入WTO等）而有所修正，但最基本的思想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即必須結束共產黨對於中國的壟斷性統治，必須實行民主的多黨政治。

 

第二，從實踐的意義使我第一次認識到民主的重要性。

無論是毛澤東們製造的反右、文化大革命，還是鄧小平們製造的摧毀民主牆、反擊自由化事件對於我來說都是“歷史”中的悲劇，缺乏活生生的經驗性認識，因而在89年以前，我對民主重要性的認識還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且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抽象性。但89學潮及“六四”大屠殺事件，使我第一次認識到“民主”竟然是與活生生的生命聯繫在一起的——據官方的新華社報道說，在6月4日軍隊入城過程中，總共有51名大學生死亡，其中北京大學生36人，外地大學生15人——既就是官方的統計是可信的，它也使我第一次認識到專制制度將會導致象我一樣年輕的兄弟姐妹們的流血死亡！更何況這個數字是被執政當局大打折扣的（六四鎮壓死亡人數，根據中國紅十字會前黨組書記譚雲鶴的說法，“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有727人，但與中國紅十字會記錄的2,700人相差甚遠——轉引自趙紫陽遺著《改革歷程》）。而我本人則因為這種不民主直接承受了凌辱、捆綁、毆打及至入獄等血與火的洗禮，因而我對於不民主的悲劇有了一種刻骨銘心的經驗性痛疼。我認識到只要這種反民主的國家制度不改變，這種血淋淋的厄運還有可能降臨到我們的兒女、降臨到我們的子孫後代身上，因此——

 

第三，我決定為祖國的民主事業奮鬥終生！

是的，我的民主理想正是在1989年的學潮中樹立起來的。雖然我在17歲那年就立下了政治抱負，即“踏平坎坷，致力政壇，振興中華，威震世界”，但當時的理想只是個人奮鬥意義上的某種目標，而不具有社會理想層面的具體內涵。但在89年的五四大遊行中，我公開地為遊行隊伍撐起了第一面寫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大旗，這面“民主”大旗經過“六四”血案及秦城監獄的洗禮，已經高高飄揚在我整個的心靈宇宙，“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從那時開始不僅成為我的奮鬥目標，而且成為引導和規範我整個人生方向的最高憲法！為了民主的國家社會理想，20年來我先後三次被現政權關入監獄（包括98年因競選人民代表被判刑三年，2003年因從事民主人權活動被判刑五年），期間受盡種種的苦難和折磨，但這並不能使我放棄對民主理想的追求，相反，這系列的來自國家政權的打擊和迫害使我更加清醒地意識到現行政治制度的罪惡性和殘酷性，從而促使我更為全面地總結經驗和教訓，更好地去為祖國和人民的民主事業而做竭誠的努力和奮鬥！

 

現在，不僅敢於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國家公民越來越多，不僅體制內外和社會各界人士關於民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而且以《零八憲章》為旗幟的憲政運動得到了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的高度讚譽。我相信，不僅1989年倖存下來的民主力量會繼續努力，而且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投身於偉大的中國民主事業的。我相信通過國內國際各種力量的共同努力，一個偉大的、民主自由的中國必將在不久的將來誕生於世界的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