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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6月28日至7月4日出版的《書刊報》，摘編發表丁冬先生登載在《文史參考》上的文章：《王洪文的腐敗生活》。丁先生文章中所寫的那些事實，在下無異 議，只認為標題應改為《一個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腐敗生活》，因為文中揭發的王洪文“腐敗生活”，全部發生在中共中央副主席任上。　　

 丁先生寫這麼一篇文章，想告訴人們的無疑是：“四人幫”不但是反革命，生活也腐敗。但實際上，文章倒向人們傳播了一個意思相反的信息：那個時候官場非常清廉，包括那些被超常規選拔上去（或曰“造反起家”）的新官也不腐敗。

 一、那時候官俸很低，升官不發財

 丁 先 生說，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原來月工資67元2角，到中央工作後還是67元2角”，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原來沒有工 資，在大寨掙工分，大寨每個工分1元5角，一個月出滿勤是45元。陳永貴除了繼續掙大寨的工分外，山西省每月補助他100元，中央每天也給陳永貴1元2角 的生活補助費，一個月36元” 。中央（古代叫“朝廷”）的新官拿這麼一點錢，國家用這樣的方式給他們發工資，在古今中外歷史上是絕無僅見的。　　

二、他們都比較自律。

丁先生說：“參加國務院會議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葉費，吳桂賢原來不知道這個規矩，就喝了茶，知道這麼規矩後，就說自己不愛喝茶，只喝白開水了。陳永貴在消費上也比較克制，接見外賓收到一些計算器之類的小禮物，他都上交。” 　　

丁先生抖出這樣的材料，顯然不是要讚揚文革，是為了襯托王洪文生活“腐敗”。王洪文在生活上也確實沒有象他的同僚吳桂賢、陳永貴那樣嚴格要求自己：　　

三、丁先生說：“王洪文原來月工資68元”，“上海方面也給王洪文生活補助”，上海市委辦公廳主任張敬標說，“洪文處是每個季度給點錢，……有幾百元”。

四、 免 費享用企業試製品。丁先生盡其所能地羅列了上海市輕工局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馬振龍送給王洪文“試吃、試穿、試用、試玩”的輕工新產品：“從香煙、酒 類到糖果、罐頭，從手錶、照相機、打火機到錄音機、電視機……高級瓷器、玻璃器皿……高檔食品、家用電器、日用百貨、漁獵用具……”王洪文究竟“試吃、試 穿、試用、試玩”了多少產品，價值幾何？除了已經吃掉的以外，其它大致應該原物還在。“四人幫”被一舉粉碎後，王洪文的辦公室，在北京和上海的住處不用說 是被查抄過的，應該有記錄單子，張敬標按季度給王洪文幾百元生活補助，也應該有財務憑證，丁先生為什麼不如實公布出來呢？丁先生語焉不詳，是不是要給人們 留下想象空間？　　

五、丁先生說：王洪文“當了中央副主席後，並沒有量入為出”，他“愛打獵，愛釣魚、愛看電影過路片、愛請客。1974年1月，十屆二中全會開了三天，他就宴請上海的中央委員兩次，一次是從上海‘莫有財’菜館調去廚師做中餐，一次是把上海錦江飯店的名廚調去做西餐”。　　

六、 丁 先生說：“王洪文愛喝茅台酒，被捕以後還從他辦公室酒櫃裡發現不少整瓶茅台酒。”這些整瓶茅台酒是從哪裡來的？丁先生說：“當時人民大會堂舉辦國宴。每次 國宴結束後，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並在一起，然後重新裝瓶，內部供應，一兩塊錢一瓶，王洪文看中這個機會，去買了許多次，一些人知道後就很看不起他。” 一個中央副主席，用自己的菲薄收入買宴會上吃剩的酒喝，有失身份可以說，腐敗的帽子恐怕扣不上。　　

丁 文揭 露王洪文“腐敗生活”的文字，已纖介不漏搜集在帖子裡，王洪文的“腐敗生活”，也可能僅如丁先生所揭發的而已。翻遍“四人幫”罪行材料，包括葉永烈先生於 2009年4月發表的182萬字的巨著《“四人幫”興亡》，未有一言說王洪文有貪污罪，有來源不明財產罪，這個當時還年輕的副主席，也沒有任何桃色新聞。 　　

中 共十 大選拔了三個工人和一個農民直接進入中央最高決策層，他們是王洪文、吳桂賢、陳永貴和倪志福（政治局候補委員），丁先生的文章寫了其中三人在當時的現實表 現。改革開放中湧現出來的拔尖新官們，不管是中央的、省部的，還是地市的、縣區的，還是鄉鎮的，如果都能象吳桂賢、陳永貴那樣，或者“腐敗生活”只達到王 洪文的水平，我們現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還用得着如此辛辛苦苦地反貪反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