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中國錯失政治改革的黃金時段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04月14日15:10:2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中國人多少年來盼望政治轉型、和平過渡，盼到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政改決策，機會多麼難得！既然如此，就得反覆斟酌，爭取讓政改方案得到通過。如果這一次不能通過，一拖下去，時過境遷，夜長夢多，不知道又要拖到多少年以後了！——26年前改革者的擔憂，竟不幸而言中 ◆高伐林 　　眾所周知的是，趙紫陽的秘書，是鮑彤； 　　鮮為人知的是，鮑彤的秘書，是吳偉。 　　2012年10月上旬，今年剛滿花甲的吳偉，於中共十八大前夕，從中國大陸來到美國，參加在紐約長島舉行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他在大會發言中披露：“趙紫陽設想，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一成不變的，內容也是不斷發展的，要通過三到四屆黨代會，逐步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從傳統政黨向現代政黨的轉變，實現共產黨自身的轉型。” 　　利用會議的間隙，我找到吳偉，請他講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中共高層嘗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甘苦教訓。 吳偉。（高伐林攝） 未出茅廬就嶄露頭角 　　吳偉，1952年出生于吉林，16歲多就當了知青，後來當了五年兵；1977年“文革”後恢復高考，他考上了東北師範大學（當時叫吉林師大）政治系。苦讀四年，畢業後分配到吉林省委宣傳部，從那兒又考上中央黨校研究生。 　　我問吳偉：你是怎麼到了鮑彤身邊的呢？ 　　吳偉說：1985年、1986年那幾年，我在讀中央黨校期間，和其他幾個同學組織了關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小組，搞了一些活動。特別是1985年夏天，我們搞了一個全國規模的調查，有二百多個研究生參加。我起草了總報告，這樣就和陳一咨他們比較熟了。研究生畢業，陳一咨推薦我到鮑彤所領導的政改辦（那時還不叫這個名稱）去。1986年10月，政改辦成立的第一天，我就去報到、參加會議了。 　　吳偉對鮑彤評價挺高。他回憶說，雖然鮑彤是中央委員，又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書，地位相當高了，但他從來沒有架子，第一次見面，他說，你就叫我“老鮑”吧。到現在吳偉也仍然叫他“老鮑”，叫他夫人“老蔣”。吳偉印象最深的是，鮑彤不搞拉幫結夥，在工作中又極為嚴謹，給中央起草文件，從角度、結構到文字，不知要改多少遍，一個字、一個詞他都不放過。 　　如果不算臨時人員，這個研究政治改革的智囊班子，最多時大概有30多人。“一開始我和吳國光去的時候，第一批只有七個研究人員（領導不算在內）。到十三大之後，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編制有20來人，但實際上只有十六、七個，最後解散的時候只有17個研究員。”研究員都是副處級以上，要任命都是按照局長、副局長來任命——因為他們經常要到各省市調查，定個級別，到下面人家好知道按什麼規格接待，什麼級別的領導出面。 住了三個月“秦城監獄招待所” 　　那年，吳偉34歲。他在陳一咨的具體領導下，投入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過了沒幾個月，1987年年初，胡耀邦被中共元老們逼迫辭職，中央決定趙紫陽接替、代理總書記之際，吳偉被定下來給鮑彤當秘書，“我一直當到1989年的5月28日，官方把鮑彤抓起來，也把我和鮑彤的另一個生活秘書抓起來了。” 　　不過，吳偉馬上補充了一句：“也算不上正式抓吧”。鮑彤是被關到秦城監獄裡面，而吳偉等兩人，是在秦城三套院的第二套院，“算是個招待所”。 　　不管叫什麼，反正，他當時失去了人身自由。“主要是想通過我們調查鮑彤的活動。但是名義上是針對鮑彤的，不是針對我們的。” 　　吳偉在秦城那個“招待所”呆了將近三個月；生活秘書比他早出去一個月。三個月出來，已經物是人非。原單位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已經被中央明令撤銷。“但是所有的人不能走，要繼續清查、清理。當時由中直工委派出工作組，查‘黑手問題’，結果查來查去，根本就沒有！除了一個鮑彤被判刑七年、一個高山被判刑四年以外——哦，他們的問題後來都公布了，根本與黑手沒有關係嘛！” 　　其他的人呢？“我們研究室二三十個同志，只有一個受了‘警告’處分，其他黨員全部正常登記，沒有查出任何問題，包括我。因為我做的是共產黨的工作、正常的工作，不是搞陰謀詭計呀。” 　　話是這麼說，在使用安排上，吳偉當然屬於不能再被信任的人了。他告訴我：“到清理的後期，按當時中央清查清理辦公室的說法，我們研究室的這些人，都‘不能再進入中央國家機關’。我被分到了中國大百科出版社，給我安了個‘編輯部副主任’。我原來是正處級，而這個副主任是副處級，” 　　吳偉要較真了：“我有意見啊，去找領導：你憑什麼給我降職？我犯錯誤了嗎？” 　　他回憶，領導上說：沒有呀，檔案里並沒有記載你有什麼錯誤。吳偉追問：“既然沒有，為什麼給我降職？”吳偉對我說，我本來不會去爭這個，但這個時候，我不能不爭——因為人家一看我降職了，我要是沒犯錯誤，為什麼會被降職？ 　　好在，在中國，不乏解決這類問題的折衝辦法。“領導說，那你說怎麼辦？我心想，我要爭當正職也不合適啊，畢竟業務不熟呀。我說，加個括弧，寫上‘正處級’吧。”領導欣然同意這個下台階：“這可以！” 參與起草政改總體設想 　　在大百科幹了近兩年，政治氣氛實在太壓抑了，得不到重用，也得不到信任。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吳偉的一些朋友去了海南，1993年他也就索性捨棄公務員的待遇，“下海”了，先後搞了幾個公司。“我不是經商的料啊，不知道是運氣不好，還是自己缺少賺錢的本事，幾個公司都做得不好。”2003年之後，他就不做自己的公司了，到朋友的公司去任職。年齡漸大了，就辭職，回家搞研究、寫文章。但他對鮑彤的尊重，卻是多年延續下來了。最近幾年，他還是常常去見鮑彤，長的兩個月，短的半個月，就會去拜訪聆教。 　　《新史記》記者問吳偉：你當了兩年多的鮑彤秘書，主要幹了哪些事？參加哪一個具體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項目嗎？ 　　當時被安排在綜合組當處長的吳偉回憶：鮑彤當時明確交待：你在我這裡當秘書，但是還要參加研討，做你的研究工作。 　　他記得，當鮑彤秘書沒多久，就投入了起草剛剛代理總書記的趙紫陽關於遏止“反自由化”狂潮的“5·13”講話，“鮑彤下面有五個人參與起草，三個人寫第一稿，每人一部分——我也有一部分，然後吳國光統稿，政改辦的秘書長最後潤色。”《新史記》記者記得：1987年趙紫陽的這一講話出來，舉國大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頓時偃旗息鼓，原來眼前的吳偉參與阻遏了這一逆流。 鮑彤。 　　吳偉介紹，政改辦的綜合組，主要就是負責起草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文件，當時分了工：吳國光參加的是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一位副局長帶領吳偉等人，起草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 　　吳偉說，十三大報告和“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這兩個文件是有區別的：十三大撒報告是對外公開發布的，主要是講虛的、講原則性的問題；而“總體設想”不講虛的，大部分是很實的，講操作性的問題：“要幹什麼”“怎麼幹”，像撤銷黨組，撤銷政法委，等等，全都列出來了。 　　對於比較虛的原則，大家都舉手贊成；一談到實的，分歧就來了。吳偉回憶說，趙紫陽原來打算“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要在1987年10月的十二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以便隨後提交十三大審議，但是由於這個實的東西引起的爭議太大，“它太具體了，所以在全會上就不大能通過”，為了保證十二屆七中全會和十三大能順利召開，就沒有在全會上表決，改成了“原則同意”。十二屆七中全會公報這麼表述：“原則同意”這個總體設想，並把其中主要精神寫入十三大報告。 　　我後來查1987年10月20日通過新華社發布的十二屆七中全會公報原文，是這麼寫的，驗證了吳偉的說法： 　　全會討論並通過了《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討論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一致決定將這兩個文件提請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 　　全會討論並原則同意《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決定將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寫入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 　　我追問：你說當時“爭議太大”，那麼是關於政治性的爭議呢，還是關於操作性的爭議？當時黨內高層“左”的勢力、保守勢力還相當強大。不過吳偉說，這個“總體設想”主要都是操作性的，原則上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連十三大報告大家都通過了麼。 鄧牌政改與趙牌政改 　　吳偉回憶起八十年代投入政治體制改革的經歷，充滿了激情。 　　他說，當時高層有三個方面的政治力量，第一，是胡趙為代表的開明領導者；第二是鄧小平，作為黨內矛盾的仲裁人，一方面堅持改革開放，一方面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麼“左右互搏”；第三就是黨內保守派。 　　吳偉認為，趙紫陽經歷過兩次大徹大悟。第一次是“文革”，他從共產黨傳統的階級鬥爭學說中掙脫了出來；第二次，就是從1989年之後，經過思考，他實現了向徹底的民主主義者的轉變。 　　如何看三年多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吳偉的看法是，確有雙重性：從目標上說，趙紫陽與鄧小平是並不一致的。現在有人批評說，那只是體制內的改良。吳偉說，但是對“改良”，也有兩種不同的認識：鄧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他的措施，與趙紫陽提出的目標和措施是不同的。 　　這就是趙紫陽當時的難處——吳偉回憶說：鄧小平主張的，是對體製做些改良，在保持共產黨領導地位不變的情況下，革除體制內官僚主義呀、層次過多呀、職責不清或交叉重疊以致互相推諉呀，等等之類的弊端，以提高行政效率。鄧小平從來也沒有認真想過在中國搞民主；而趙紫陽受命主持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探索，他是要實實在在推動民主；然而，他又處在鄧提出的目標的壓力之下。“但趙紫陽還是將高度民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期目標，提出來了”。 　　吳偉回憶，趙紫陽接受了鮑彤和我們政改辦提出的方案——將政治體制改革設為兩個層次，把鄧小平的“提高政府效率”包括進去，然後把高度民主作為長遠目標。吳偉解釋，這樣一方面可以取得鄧小平的支持，另一方面又適合中國的現實發展需要。 　　他說，後來政改辦又提出，要實現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這“兩個轉變”的口號，趙紫陽也接受了。 當今領導人政改魄力未達到中共十三大高度 　　吳偉在紐約研討會的發言中具體闡明說：趙紫陽在主持政治體制改革中提出一系列措施，遠遠超出了鄧小平劃定的範圍。他提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這就擯棄了過去多年一貫制的“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鄧小平劃定的政改範圍是：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機構改革，提高效率，而趙紫陽主持制定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中，接過鄧小平“黨政分開”的口號，提出了一系列更新、更帶根本性的措施。 　　吳偉記得，當時趙紫陽的政改措施中有很豐富的內容，例如，他主張取消對文化作品的審查制度，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提出了開展社會協商對話，通過協調社會矛盾和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取消黨對司法的直接干預……等等。 　　吳偉說，後來趙紫陽還提出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提出要有政務類和業務類的劃分，“這是關鍵啊，為將來實現公務員中立奠定一個基礎。”——不過吳偉緊接著就澄清說：中國現在實行的所謂“公務員制度”，遠遠不是當時設想的制度了！ 　　吳偉還說，在中共十三大之後，趙紫陽又提出了幾條，例如，他提出：改造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改造”二字，不是過去所一貫說的“加強”。不過這一條，後來沒有在高層通過；吳偉介紹，趙紫陽又提出，開展廉政建設，“他看得很清楚，當時由於經濟上的雙軌制，導致腐敗盛行。” 　　恰恰這些，在“六四”之後，被鄧小平和黨內保守派指責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證據。吳偉說，“這也說明，趙紫陽所推行的這些舉措衝破了鄧小平的範圍，也成為後來鄧小平中止這場改革的原因。” 趙紫陽與鄧小平的改革設想不是一回事。 政改機會得來不易要珍惜 　　怎麼看待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選擇問題？最近一段時間，國內也有人在反思八十年代的政改，有一種觀點認為，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不成熟，所以最後就失敗了。對這一觀點，吳偉坦率地說：從總體上說，我無法反對，但我也不能籠統地贊成。為什麼？“因為時機選擇，並不是趙紫陽的選擇，而是鄧小平的選擇，趙紫陽只是被動地接受了鄧小平的安排，來主持制定方案，並組織操作。”“如果說時機選擇不成熟，那只是趙紫陽的改革在當時行不通；而鄧小平提出了十六字改革方針，如果趙照這條路去走，是可能成功的，他也可以照樣當他的總書記——但這就不是趙紫陽了！” 　　一直到“六四”槍聲響起之前，鄧小平一直在觀察，趙紫陽到底想幹什麼？吳偉說，“趙紫陽想幹什麼？他想堅持民主與法治！”趙紫陽在“六四”前夕再次提出：要在民主和法治軌道上解決問題，這表明他仍然堅持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提出的一系列觀點。 　　吳偉認為，正是由於趙與鄧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的分歧，在當時的實踐中，一方面體現了鄧小平的想法，一方面表現出實際操作者的想法。這二者的衝突，最後導致了鄧小平動手中止了改革。 　　鄧小平是黨內各種政治勢力博弈的癥結。吳偉分析說，在當時黨內高層的政治生態格局中，鄧小平算是中間勢力：他主張改革的時候，就傾向胡趙；當他發現胡趙超出了他所能容許的範圍，他就出手阻止，站到保守勢力那邊。 　　吳偉認為，1989年改革被中止是鄧小平主導的，但是黨內保守勢力從1985年之後持續不斷地反撲，已經醞釀了這個結果。“鄧小平最後表現出的政治態度，與陳雲、李先念、李鵬、姚依林他們，沒有什麼區別，達成了一致：對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容許存在，必須扼殺掉。” 　　回顧往昔，吳偉十分感慨。他說，在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中，我們當時有一個指導思想：中國人多少年來盼望要政治轉型、和平過渡，盼到了這次政改，機會多麼難得！既然如此，我們就要爭取讓方案得到通過——如果這一次不能通過，一拖下去，時過境遷，夜長夢多，不知道又要拖到多少年以後了！ 　　證諸20多年來的史實，可不就是如此嘛！到現在，領導人的政改思路和魄力，還難以企及中共十三大達到的高度！ 　　吳偉回憶，當時要著眼於能讓方案通過，每一條、每一句，都必須考慮聯繫實際——聯繫實際的意思首先是：必須考慮鄧小平這個“中國最大的實際”。吳偉告訴《新史記》：政改的方案，必須得到兩方面的理解：要讓鄧小平這個最高權威能夠接受，也要讓中國那些主張社會主義民主、主張保障公民權利的人能接受。難乎哉！ 　　那個年代，陳子明和王軍濤他們也在積極鼓吹他們的主張。吳偉說，按現在的說法，其實我們都是主張“憲政民主”的。不過我們政改辦的這些人非常清楚：我們與他們，並不是在觀點上有什麼“根本區別”，而是位置不一樣：我們還在在體制內，所以我們不能與上面搞翻了。“我們的目標是讓我們的政改方案能在中共黨代會通過——如果通不過，再好的方案也沒有用！” 　　吳偉說，有這樣一個目標，就要求我們和社會上鼓吹憲政改革的民主派“得有一個界線”。“當時鮑彤反覆地提醒我們，咱們內部，應該‘研討無禁區’，但是對外呢，就得講‘宣傳有紀律’，要讓人抓不住把柄。” “長鬍子的黑手”子虛烏有 　　李鵬等中共保守派勢力，一直企圖從鮑彤所主管的智囊班子中找到攻擊趙紫陽的炮彈。吳偉對筆者指出：他們懷疑鮑彤和政治改革研究室是動亂的“後台”、“黑手”，從這裡開始搞鮑彤。但是查到最後，卻有很多證據證明他們的指控站不住腳。“查來查去，中央政改研究室與‘動亂’根本沒有任何聯繫，沒法認定是‘黑手’！” 他說：“查到最後，和學生運動有一點聯繫的，只是我們那兒的高山，他在1989年5月19日，參加了‘三所一會’起草關於時局聲明的會議——高山本人是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秘書長，他是以這個身份參加的這個會議。跟我們研究室，從組織上說，其實並沒有關係。” 　　吳偉還說，鮑彤對高山參加這個會，事先是不知道的；高山回來以後對鮑彤匯報、向機關黨委報告了，結果，機關黨委批評了他，鮑彤也批評了他：你這不是給我們找麻煩嘛！本來紫陽就夠麻煩的了，你給我添了麻煩，更是給紫陽添了麻煩！ 　　5月20號，李鵬的日記里說，學生背後有“長鬍子的黑手”，還列舉了四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指控趙紫陽通過鮑彤領導的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插手學生運動。吳偉指出，李鵬這個日記，是“2003年整理出來的，但到那時已經是鮑彤蹲監獄之後了，早都查得一清二楚，根本沒有這些事情嘛。可是李鵬還是照樣這麼說！” 李鵬、姚依林貪污陳雲意見 　　吳偉向我證實，後來被怪罪到趙紫陽頭上的1988年“物價闖關”，確實是鄧小平的旨意，並非趙紫陽心血來潮，趙紫陽是背了“黑鍋”。而這，正是元老乾政最大的要害：權責不對等——干政的元老有權力卻不用負責任；在第一線工作的領導無權決策，卻必須承擔決策錯誤的責任。 　　吳偉在回答我的提問中，還披露了一些罕為人知的史實。他透露，政治局常委按照鄧小平的指令決定“物價闖關”時，陳雲曾經兩次表示反對。“過去沒有什麼材料說陳雲反對，但現在有了”。 　　陳云何時提出反對的呢？吳偉對日期耳熟能詳，張嘴就來：第一次，中央研究物價闖關這一重大決策，是1988年5月16日；兩天后，5月18日，姚依林到陳雲家報告給他，陳雲就明確表示了反對。“按說，陳雲是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他反對這一決策，那麼第二天，5月19日，中央常委開會，你姚依林作為中央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有責任把中顧委主任的意見告訴所有常委吧？但他一句話沒說。” 　　一個多星期之後，1988年5月28日，李鵬又到陳雲家，陳雲又談到物價闖關，正式地斬釘截鐵地對此做出判斷：你們搞不過去。然而，“兩天之後5月30日中央政治局開會，你李鵬是中央常委、國務院總理，有必要、也有責任向中央轉達中顧委主任這麼重要的意見啊，可他仍然一句話沒說！” 　　我問：李鵬與姚依林兩人，商量過要協調行動嗎？吳偉回答：這倒沒有證據來證明他們商量過。他們兩個人是不約而同地“貪污”了陳雲的意見。 　　為什麼他倆會這麼步調一致呢？吳偉的判斷是：因為他們倆都知道“物價闖關”是鄧小平提出的啊，如果將陳雲的意見講出來，豈不是等於用陳雲來壓鄧小平？！——他們不敢撞在槍口上。“鮑彤就一針見血地說，他們兩個人是去向陳雲打小報告的，但陳雲一反對，他們就不好辦了，只好不傳達。” 　　鄧小平、趙紫陽知道陳雲反對嗎？吳偉說，沒法證實，也沒法否定，因為直到趙紫陽去世，他沒有談過這個問題；看來鄧小平也不知道陳雲是這個態度。 　　我再問：陳雲講了兩次，都沒有得到中央的理睬，會怎麼看？吳偉說，也不知道，“沒有資料證明”。他認為，這是“很奇怪、很詭異的一件事”。 　　吳偉告訴我，中共十三大之前，中央常委討論人事安排初步意見後向鄧小平匯報時，趙紫陽說了一句話：我希望我當了總書記以後，中央只有一個“婆婆”——他這話的意思是，就鄧小平一個人發話，陳雲和其他元老的話，我就選擇性地聽。 　　我還是覺得疑惑，問吳偉：陳雲不贊成物價闖關的意見，既然被李鵬和姚依林“貪污”了，那你是從何知道呢？吳偉告訴我，“2005年出版的金沖及《陳雲傳》裡提到了這事。”吳偉讀到之後，就去問鮑彤，鮑彤說：“有這事嗎？我不知道。”其他趙紫陽的身邊人也都不知道，都覺得很吃驚。他們看了《陳雲傳》，裡面先敘述了陳雲的意見，然後說，中央（1988年）5月30日開會，通過了趙紫陽提出的關於物價闖關的安排，陳雲同志的意見沒有被採納。吳偉憤憤地對我說：“陳雲的意見，趙紫陽都不知道，採納什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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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改稱夢　　/無內容 - gskhgd 04/16/13 (733) 　　都過去了二十多年了還拎不清楚！　　/無內容 - tintin9999 04/15/13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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