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中的所作所為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04月24日16:18:1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
圍繞着八十年代初林豆豆給中央的申訴的爭論，在繼續發酵。前一段時間，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明鏡出版社出版後，遭《炎黃春秋》副主編劉家駒、文革研究專家徐海亮、邱會作長子邱路光等人質疑，舒雲寫了回應文章並以林豆豆手跡為證。最近文革專家余汝信對林豆豆所述史實提出質疑 老高按：圍繞着林豆豆給中央的申訴材料的爭論繼續發酵。 前一段時間，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之後，遭到包括《炎黃春秋》副主編劉家駒、文革史研究專家徐海亮、邱會作長子邱路光等人在內的一些人士質疑，整理者舒雲寫了回應文章並以林豆豆手跡的影印件為證。今天我讀到文革史研究專家余汝信的長篇文章，重點倒不是質疑林豆豆關於“九一三”經過的申訴材料本身的真假，而是對這篇材料所敘述的史實提出質疑，我也第一次得知，林豆豆的材料，還有“原始稿、修改稿與謄清稿”的區別。 這篇文章討論的問題相當重要，我轉貼如下。 林豆豆這篇申訴材料，是《林豆豆口述》一書中的骨幹文章之一，其中披露的情況對於林彪“913”事件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新史記》雜誌第9期（2012年8月）經授權以“我所親歷的913事件”為題進行轉載，受到廣泛關注。明鏡歷史網和明鏡網也都轉載。 舒雲本人對劉家駒在中國國內的《炎黃春秋》和海外《前哨》上刊出的質疑文章，寫出長篇回應文章，詳細解釋了林豆豆這些材料的來龍去脈和她本人所作的工作。首發於本周在海外上市的《新史記》第13期。敬請讀者關注。 《林立衡關於“913”經過寫給中紀委的材料》解讀 余汝信，愛思想 自2000年代中期始在互聯網上流傳的《林立衡“九一三”後寫給中央的材料》（以下簡稱《材料》），緣自於2004年3月台北天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李晨所著的《世紀風鈴》。 2006年3月，林立衡曾向筆者證實，這一材料確是她所寫（但她稱不認識李晨更沒有將材料提供給李晨）。故此，當時對林立衡抱着極信任心態的筆者曾經斷言：“關於‘九一三’當晚北戴河林彪住處的情況，《林立衡‘九一三’後寫給中央的材料》應是可靠的依據。”[1] 過了數年，筆者有機會看到了林立衡這一材料的原稿修改件以及修改後的謄清件[2]，才恍然大悟：李晨版的《材料》，雖的確截取於林立衡手書的謄清件，惟李晨私下對其進行了大量的改動和大幅度的改寫。 去年9月，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了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一書。筆者發現，書中聲稱“林豆豆口述、張清林記錄”的有關“九一三”的材料，實際上就是舒雲以“整理”名義進行了部分改寫的林立衡手書的謄清件，某些地方改動得比李晨小，某些地方改動得比李晨更大。 雖說已經過去了四十一二個年頭，“九一三”事件對國人來說，仍然是中國當代史的一個最大未解之謎。破解歷史之謎的關鍵，往往在於釐清細節。如果將原始材料中的細節隨意擅加改動而又不予說明，即很可能會掩蓋了歷史的本來面目，甚至將歷史弄得面目全非。因此，我們必須首先弄清那一些材料才真正是“原味原汁”的，那一些材料是經過加工甚至是深加工的。其後，我們才有條件憑藉當事人最原始的敘述，與其他相關材料相印證，去重新審視這一段歷史。 在看到了林立衡材料的原稿、並經與李文普、劉吉純、宋德金等人各自的回憶相比對之後，筆者今天依然認為，林立衡的材料總的輪廓，還是反映了1971年9月12日當晚北戴河所發生的事情的大致經過的。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它完全真實地反映了林立衡當時的思想活動，不等於說它準確無誤地反映了事件的全部細節，更不等於說筆者贊同林立衡在這一事件中的處理方式。相反，看到了林立衡的原稿之後，我們今天更有條件去深入探究一下事件經過的一些關鍵點，從中得到一些新的啟發，而這些啟發所引申出來的一些思考，很可能與林立衡的觀念有很大距離，甚至截然相反。 一、原始稿、修改稿與謄清稿 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林立衡關於“九一三”經過的原始稿，為用“鄭州汽車製造廠[3]稿紙”書寫，註明編碼共七十九頁。以每頁二百一十字計算，共一萬六千多字。 林立衡手書的原始稿，抬頭寫有“段君毅、胡立教同志並河南省委轉，韋國清同志並總政黨委轉，陳雲、鄧穎超、胡耀邦、黃克誠、王鶴壽同志並中紀委”。收件人未免多了些，但尚符合一般報送材料的規範。惟結尾部分卻不合常規，至少沒有署名，也沒有註上日期（原始稿前給鄭州市委李寶光、徐學龍的信倒有署名及日期，但此信是張清林後加的）。從行文內容、語氣判斷，原始稿很可能寫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1979年初至1980年初，修改時間則在1980年3月間，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閉幕之後。 原始稿經張清林修改。在修改過程中，抽去原始稿第26、29、38、40頁共四頁，增加補充了十頁（用“鄭州汽車製造廠一分廠稿紙”背面書寫）。經修改補充後共八十五頁，我們姑且將其稱之為修改稿。 修改稿最後定的抬頭是寫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因此，我們將這一材料定名為《林立衡關於“九一三”經過寫給中紀委的材料》。（雖說此材料張清林作了大量加工，本亦可將其名冠於標題之上，惟一來這樣標題不夠簡捷，二來更重要的是材料的框架主體、基本觀點均是林立衡的。但在作者署名上，我們還是依據事實署為“林立衡原稿，張清林修改”。我們認為，這樣處理可能比較恰當些。） 值得注意的是，由張清林手寫的大段增加部分，都在已抽去的原稿頁之後。如： 根據至少從六五年中央上海會議以來的一系列歷史事實，我們認為，九一三事件不等於林彪事件。九一三事件只是林彪事件的一部分。因為林彪事件並非七一年才發生的。說晚一點，六五年中央上海緊急會議就已拉開了林彪事件的帷幕。也就是說，林彪事件是六五年以來康生“四人幫”他們製造的一個持續了多年的極其詭秘的愚弄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政治騙局。九一三事件只不過是這個政治騙局的必然產物。我早在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就對原“林辦”張益民、張雲生、王淑媛等秘書、工作人員和當時空軍報社的王啟夫、韓喆勤、空軍保衛部原處長楊森多次說過：這樣騙“首長”（指林彪，下同）這樣騙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這樣騙下去……是長久不了的，總有一天會被揭穿，這個歷史的案總有一天要翻過來。（林立衡材料謄清稿(以下簡稱謄清稿)，頁50-51） 因為原稿被抽去，已很難判斷上述增加部分哪一些是由原稿改寫，哪一些完全是張清林的。 所謂“謄清稿”，是林立衡本人按照修改稿的增刪情況重新親筆所書。謄清稿共76頁，用“鄭州汽車製造廠公用箋”書寫。林立衡重新書寫這一事實本身，說明了她本人是全盤接受了張清林的修改意見的。考慮到張清林的確作過大量修改的實情，謄清稿的作者，我們仍舊署為林立衡、張清林二人。惟其核心的、基本的觀點，是林立衡的。在本文中，我們亦將其簡稱為“林立衡材料”。 回頭看林立衡材料的內容，由兩大部分構成。第一部分“作為倖存者，寫在前面的話”，主旨是批判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已遭唾棄的康生以及早在1976年已被“粉碎”的“四人幫”，捎帶指責了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期間“辭職”的汪東興、紀登奎等。 林立衡、張清林聲稱：康生、“四人幫”製造了林彪“兩謀一叛”的冤案。又如上文所引的文字稱，“林彪事件是六五年以來康生‘四人幫’他們製造的一個持續了多年的極其詭秘的愚弄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政治騙局。九一三事件只不過是這個政治騙局的必然產物。” 林立衡、張清林沒有提供任何可靠的史實細節和例證支持以上的指控。根據我們所了解的中國當代史常識，以上指控不僅毫無事實依據，而且極為荒謬。康生與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至少在文革的前、中期，並沒有政治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衝突。即使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後至“九一三”之前，也不見康有對林彪政治上的批評。至於“四人幫”，在“九一三”前根本未有形成，“四人幫”的形成是在1973年中共十大以後。 而對於林彪一案的審查，汪東興、紀登奎並非決定性的關鍵人物。林（彪）—陳（伯達）問題中央專案組是由周恩來牽頭的，決定性的因素是周，背後是毛。 因此，對於材料的第一部分，我們實在沒有必要花心思去理會。值得關注的，只是材料的第二部分，林立衡、張清林作為“九一三”當晚直接當事人的陳述。 二、被林立衡扭曲了的林、葉關係 林立衡在其手書的謄清稿第二部分開頭即稱： 林彪早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就多次囑咐我：“我身體好些還能管住她（指葉群），要是我身體不行了，管不了她了，那時你可千萬不能讓她胡來。她政治上不行，你可不要聽她的。”六四年後特別是六五年中央上海會議後，我和葉群之間的矛盾尖銳起來，就是因為我聽了林彪的話，反對騙林彪。葉群多次對我和公開對工作人員說過：“不騙‘首長’[4]，聽‘首長’的怎麼行？！要是聽他的，早就完蛋了！什麼時候聽他的，什麼時候就得完蛋，我們也都得跟着倒霉！聽主席的，就不能不騙他。”對此，我對工作人員說：“‘首長’和‘主任’（指葉群，下同）之間是兩條路線”，……六八年當林彪對我問及葉群時，我向林彪告發了六四年以來葉群干的壞事，林彪聽了震怒，叱咤葉群後，給工作人員規定，不准葉群再見他。（謄清稿頁53-54） 以上這些話，與“九一三”本無直接關聯，只是林立衡為“首長是被騙的”此一貫穿全文的中心語句所作的“註解”。為什麼“聽主席的，就不能不騙他”？“首長和主任之間”究竟是什麼樣的“兩條路線”？究竟林立衡“向林彪告發了六四年以來葉群干的”什麼“壞事”，以至使“林彪聽了震怒”？“九一三”事件已發生40年了，人們對這一切仍是一無所知。相反，從多年來各個方面披露的史料來看，林立衡所敘述的，與我們所認知的林、葉關係史，並不吻合。 林、葉榮辱與共，政治上是一體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這是林、葉關係的基本點。林彪、葉群家事中無關大局的磕磕碰碰，遠不能置換這個政治上的基本點。林立衡為了強說“林彪是被騙的”，扭曲了這一基本點，強將林、葉進行政治上的切割，就如官方為了維護毛澤東，強將毛澤東、江青進行政治上的切割一模一樣。官方稱，壞事都是江青干的，毛是被江所利用；林立衡則說，“壞事”都是葉群做的，林彪是不知情或被騙的，兩者顯然都不是事實。 事實是什麼呢？ 林彪主持軍委工作的翌年，1960年，葉群恢復軍籍，同時被授予上校軍銜，就任“中央軍委林副主席辦公室”主任。五年後，1965年11月，又任中央軍委辦公廳黨委常委，此一使葉群從師級幹部升格為軍一級高幹的任命，不可能不徵得林彪本人的同意。 以下兩例，應可說明林、葉1964-65年間政治上的緊密關係。 其一，1964年底，葉群與總政副主任劉志堅，率總政工作組到廣州軍區127師379團蹲點，調研部隊“四個第一”落實的情況，並寫出了調研報告。林彪看了報告後，於1964年12月29日在廣州聽取了葉群的匯報，並對當時的部隊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林彪稱，1964年的部隊工作“出現了不好的苗頭，軍事訓練搞的太突出，時間占的太多，軍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調，衝擊了政治。”“要趕快採取措施，使軍政工作比例正常化，恢復1962、63年的正常訓練情況，糾正最近一個時期出現的失調現象。”林彪的指示，實際上是對羅瑞卿不點名的批評。該指示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的同意和支持，作為軍委正式文件，下發全軍。 其二，1965年11月30日，林彪就有關羅瑞卿問題致函毛澤東稱，“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和口頭匯報”。第二天，葉群攜林彪的信及有關羅的材料，從蘇州趕到杭州，向毛澤東作了長時間的匯報。一周以後，毛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以揭發和批判羅瑞卿。 以上兩例，足可說明，葉群是林彪的得力助手，配合默契，既非林立衡冒充林彪所稱的“政治上不行”，更沒有什麼“胡來”甚至“騙林彪”。 作為“林辦”主任，葉群為林彪應付外間的方方面面。葉群的心態，是林彪不要操那麼多心，有些既非原則又不那麼要緊的事，就不告訴林彪，情有可原，那不是什麼“騙”，何況一般地說，所有“首長”的老婆，都是會給丈夫擋事的。此外，有知情者稱，葉群對林彪身體方面的照料，也是細心周到的。 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不久，周恩來以召集中央碰頭會（實際上相當於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形式，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運轉（本來毛屬意林彪負責，但林託病推辭）。葉群代表林彪參加中央碰頭會，以便於林彪與周恩來之間的相互通氣。至少迄今為止，尚未有材料證明林彪與周恩來及中央碰頭會之間有過齟齬不合，葉群在其間順暢的溝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1967年1月，葉群被任命為軍委文革小組成員，同年8月，為四人看守小組（軍委辦事組的前身）成員，隨即順理成章地成為軍委辦事組成員。葉群在軍委辦事組並無具體分工，不過是在負責林彪與中央碰頭會之間的溝通之外，又增加了與軍委辦事組之間溝通的工作。1969年4月中共九大，葉群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與林彪同時達致其政治生涯的頂峰。 換言之，目前並沒有材料揭示，在九年多的時間裡，林彪對葉群（更多的是代表林彪本人）參與軍委和中央的工作有何不滿。對葉群職務和政治地位的提升，林彪也沒有堅決反對。 到了頂峰，就該走下坡路了。“盛極而衰”，“物極必反”，這是自然規律。更何況毛當初用林，不過就是“為了打鬼，藉助鍾馗”，要利用林時，林、葉的政治地位可以被毛澤東一手所推高；不用林了，林、葉的政治地位，也可以為毛澤東一手所摧毀。 事實上，毛對他三年前確立的“接班人”，已漸生不滿。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林彪對文革的一套，已喪失熱情（其實，從林彪經多次催促才回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來看，他自始打心底里就沒有熱情），他並非是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真正傳承人；二、以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在毛的眼中已羽毛豐滿，尾大不掉，並將是毛真正傳承人上位的最大障礙。 九大一年之後的1970年5月，林彪將文革中已被迫害去世的著名劇作家田漢所作《關漢卿》一劇中的“發不同青心同熱，生不同床死同穴”，改作“發不同青心同熱，生少同衾死同穴”，以“書贈戰友葉群”。在“高處不勝寒”的此際，林彪將妻子葉群以共赴生死的戰友相稱，是否已經預感到了什麼？由此觀之，其實，對於毛的心計，不能說林彪沒有察覺，但林能做的，似乎只是消極應對而已。 三、毛澤東步步進逼之一——葉群的兩次檢討[5] 林彪的預感靈驗了——三個月之後，毛、林在廬山為以張春橋（毛心目中他的思想的真正傳承人）為代表的文革極左派翻臉。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澤東明里是狠批陳伯達，實質上是劍指林彪。毛稱軍委辦事組“犯了嚴重的錯誤”，其中，重點是“接班人”的老婆——葉群。 廬山會議後的1970年10月12日，葉群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不得不向毛澤東交出了一份書面檢討，稱“我犯了嚴重錯誤，干擾了主席，干擾了中央和到會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說她上了陳伯達的當，自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言的“動機是出於對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熱愛，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月15日，毛澤東對葉群的檢討作出嚴厲的、不留情面的批示。葉群在檢討書中說，她“這次犯的錯誤是嚴重的是路線性的”。毛在“路線性”三個字下邊劃了一道槓，在旁邊寫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葉群在檢討書中談到她在北戴河時，連續接了幾個這方面反映情況的電話，而她沒有注意核實情況時，毛在旁邊寫道：“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 葉群在講到林彪要寫信給毛，她出來勸阻，結果幫了倒忙時，引了毛過去講過的話“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毛在這句話下邊劃了一道槓，在旁邊寫了這樣一段話：“一個傾向掩蓋着另一傾向。‘九大’勝利了，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雲外，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風，請同志們研究一下是不是這樣的呢？” 葉群在檢討書中寫道，九屆二中全會上她接到軍委辦事組寄給她一份論天才的語錄。毛在下邊劃了一道槓，在旁邊寫道：“多年來不贊成讀馬列的同志們為何這時又向馬列求救，題目又是所謂論天才，不是在‘九大’論過了嗎？為何健忘若此？”葉群說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論天才的語錄，這就間接地上了陳伯達的當。毛在“不加分析地”五個字下邊劃了一道槓，在旁邊寫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種，無論誰搞的都是一樣，難道別人搞的就不算上當嗎？”葉群還說，她對陳伯達的反動本質認識不足，警惕不夠，因而過去對他的鬥爭不夠有力。毛在旁邊寫道：“鬥爭過嗎？在思想上政治上聽他的話，怎麼會去同他鬥爭？”葉群在檢討書中還對陳伯達提出了一些疑問。毛在旁邊寫道：“不上當是不會轉過來的，所以上當是好事。陳伯達是一個十分可疑的人。” 在葉群的檢討書末尾，毛寫道：“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 不給葉群面子，不就是不給“接班人”林彪面子嗎？！毛澤東給高級幹部的檢討寫如此“細緻”如此嚴厲的批語，從1959年那一次廬山會議批“彭黃張周”後從未有過！林彪自此以政治上的沉默對抗之。 翌年4月11日，葉群在壓力之下給毛澤東作了第二次檢討。毛澤東一反葉群第一次檢討時咄咄逼人的態度，表面看起來緩和了很多：“恩來同志：吳法憲、葉群二同志重寫過的自我批評，我已看過，可以了。請連同黃、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評，向政治局會議報告，作適當處理。” 其實，毛澤東在放“可以了”、“作適當處理”的煙幕彈同時，私下裡正為給林彪作最後的政治清算作準備。 四、毛澤東步步進逼之二——南巡講話[6]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澤東到南方“巡視”，發動各地諸侯倒林。從8月15日動身，到9月12日回到北京，共計29天。這期間除同個別人的談話不算外，同各地負責人的談話共13次，平均每兩天多談話一次。這些談話，都是針對林彪的，其中以武昌談話最為典型。 8月16日到武昌後毛同劉豐、劉建勛、王新、華國鋒多次談話。毛說：這次廬山會議，搞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毛說及九屆二中全會上“犯了錯誤”的人時稱：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壽、高崗、饒漱石改了沒有？沒有改。在此，毛已將林彪類同於中共黨內歷次“反黨頭目”。 毛對劉豐說：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軍下面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毛還說：不要把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秘書。林彪那裡，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還有黃永勝那裡是不是？ 毛說：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歷史上還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呢！ 毛對華國鋒說：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在廬山搞突然襲擊，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他們名為反對張春橋，實際是反我。 談到軍隊，毛說：我犯了個錯誤。勝利以後，軍隊的事情我管得不多。劉豐插話說：主席還是管的。毛說：我要管軍隊了。我光能締造就不能指揮了嗎？毛還對劉豐講到他不贊成老婆當秘書、當辦公室主任的問題，對一些負責人向林彪請示問題時要經過葉群這類事很不高興。 毛8月27日在長沙對華國鋒、卜占亞說：我們唱了50年《國際歌》，結果我們黨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動。這次不做結論，也是分裂行動了。8月28日毛對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說：以後就是高崗、饒漱石，想奪權。還有去年廬山會議。這次會議搞出來的那些東西，我看他們搞地下活動，突然襲擊，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綱領就是“天才”，設國家主席，推翻二中全會的議程和“九大”路線。這就是他們的綱領，他們是有組織的，瞞着人去搞的。中央五個常委瞞着三個，也瞞着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８月30日毛對劉興元、丁盛、韋國清等說：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毛對劉興元、丁盛說：你們和黃永勝的關係那麼深，黃永勝倒了怎麼得了呀？ 8月31日毛在南昌對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說：締造人民解放軍、領導我們軍隊的人，能締造、能領導，就不能指揮嗎？他們把締造和指揮分開，難道締造者就不能指揮呀？另外，我們這個軍隊是不是哪一個人締造出來的呢？或者是哪幾個人締造出來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毛再次說：軍隊的締造者、領導者就不能指揮，這是不對的。締造者、領導者也不是少數人，也不是我毛澤東一個，也不是你林彪一個。 隨後，毛在杭州找南萍、熊應堂、陳勵耘，在豐臺同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和吳忠，也講了類似相同詆毀林彪的話。 五、林立衡的政治悟性 毛澤東的南巡講話，已將林彪逼到牆角。就看即將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如何整治林了。 集中體現了林立果真實思想的《“571”工程紀要》，對毛澤東的整人策略，刻劃得入木三分：“今天甜言密（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座上賓，明天就成了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他是一個懷疑狂、瘧（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這，又何嘗不是林彪此際內心的獨白？！ 林家大難臨頭！ 思前想後，林彪、葉群、林立果橫下心來——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一走了之！256號飛機失事於蒙古溫都爾汗，林彪與葉群實踐了他們共同的誓言——“發不同青心同熱，生少同衾死同穴”！這大大出乎所有人（包括毛澤東、周恩來）的意料之外。“接班人”葬身異國，宣告了毛澤東文革理論的破產。據說，“九一三”後，毛大病一場。 林立衡是什麼態度呢？ 1971年，林立衡實際上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大義滅親。 九年過去後，1980年，林立衡不知是尚未看透還是不願觸及毛，還在說什麼“林彪事件是六五年以來康生‘四人幫’他們製造的一個持續了多年的極其詭秘的愚弄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政治騙局。九一三事件只不過是這個政治騙局的必然產物”。還在怪罪她的親生母親，說什麼“‘首長’和‘主任’之間是兩條路線……”。 “黃吳李邱”四人中最具政治悟性的，除卻黃永勝，就是邱會作。2000年，邱與史學工作者在談到“九一三”前夕毛的南巡時說： 毛主席南巡，當時我們都不知道。過了多少天，我記不起來了，至少是三至五天，或者個把星期了，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過兩句話：毛主席出門了，不在北京。就這兩句話！對這個問題，我們沒有想也沒有問。後來，聽到了一點點毛主席在武漢、長沙的談話消息吧！聽得不完全，就是一點點。我記得毛主席在武漢說的是廬山問題沒處理完，陳伯達後邊還有大人物！這個大人物當然就是指林彪了。毛主席後面還有一句，他說：你們大家要保護林彪同志。我認為這後一句話從事後來看是虛偽的。在長沙的談話，談話比較多，他指責黃永勝搞造反。照我的看法，黃永勝就是林彪的代名詞。 我從知道這兩次談話以後，我就有一個判斷：這是毛主席發起對林彪新的戰鬥。毛主席對林彪的一層窗戶紙捅破了，毛主席同林彪直接對立了。我同時也考慮到發起新的戰鬥不是廬山問題的重複，而是要對林彪加碼了！毛、林新的大戰開始了。 林彪、廬山問題應該算是處理了的問題，起碼可以說處理了兩次了吧！1970年9月6日，在廬山政治局會議上，周總理宣布毛主席的兩條指示，一條是廬山的問題處理了，不下山了；第二條是政治局回北京以後開一個學習生活會議，就算最後了結了。這個應當算是一次處理了！“批陳整風”匯報會就更鄭重了，經過了中央一級會議，最後還做了結論。為什麼毛主席又重新提起廬山的問題，這個我沒有多想，那毛主席提倡的“三要三不要”，那不是帶頭破壞了嗎！處理了兩次的問題，又提起，這是要搞團結嗎？這是要搞馬列主義嗎？這是要搞光明正大嗎？對這些問題，我是不能不想，但是也不是想得了不起。老實說我參加革命當時就40多年了，對發生“9·24”把我關起來這樣的事件，我連想也沒有想過，我一輩子也沒有受過處罰，所以，毛主席對林彪這個問題，我什麼沒有想也不是的，但想得怎麼厲害也不是的。因為我參加革命，我自認為我是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個家丁，成天就是聽話、辦事、睡覺，非常簡單、純潔，很天真嘛！後來我又想，三中全會的會期不遠了，毛主席南巡目的是重新發起對林彪的戰鬥，他還要做準備工作啊！輿論準備、突擊隊的準備。我以後就想到毛主席南巡，他主要的手段是發動中央委員向林彪直接開火，毛主席坐收漁利，這是毛主席慣用的手段，他打倒劉少奇也用的是這個手段，不過是個大手段就是了，他還不惜國家的利益、黨的利益，發動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很清楚就是打倒劉少奇嘛！[7] 當我們將邱的談話與林立衡的材料對照着看，政治悟性的高下立馬可見。當然，你可以說邱的這些話是“九一三”30年後才說的，那麼，我們倒想知道的是，林立衡寫這些材料到今天也已逾三十年了，她的那些觀念到底改變了沒有？改變了多少？ 六、在“九一三”中林立衡是否執行林彪的“意志”和“囑咐”？ 林立衡說： 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行動，就是以林彪親生女兒的身份，作為共產黨員代表他，並執行他的意志以及他多年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病重時對我的囑咐的。 鑑於林彪長期以來主要是62年以來特別是65年中央上海會議以來的身體狀況和這種身體狀況下的被康生“四人幫”他們的封建專制主義嚴重摧殘、損害並以便利用了的責任能力（此且不去從歷史的奧秘深處述及為什麼和長期被怎樣地造成了林彪的這種狀況，在此只順提一下，正是林彪被長期摧殘成這種狀況形成了我所面臨的使我極其為難的九一三事件之局面，九一三事件絕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責成和迫使我去做發動和組織“林辦”工作人員的工作，以便完成林彪的被嚴重摧殘和損害了的責任能力所無力做到，而在他的身體狀況和責任能力處於正常時本來一定要做到也極易做到的事。（謄清稿頁55-56） 林立衡以上的話，有點故弄玄虛，故意將話說得生澀難懂，如什麼叫“以便利用了的責任能力”？什麼是“歷史的奧秘深處”？什麼是“林彪被摧殘成這種狀況”？但以下的問題是必須弄清的： （1）林立衡在“九一三”中的行動是否“代表”林彪“並執行他的意志”？ 什麼是林彪的“意志”？林立衡沒有說明。只有明確什麼是林彪的意志（且不說林彪一生的意志，也不說林彪在文革中的意志，能搞清“九一三”前幾天林彪的意志是什麼就謝天謝地了），才能判斷林立衡是否代表了林彪的意志。怎麼能證明她是代表林彪？林立衡缺乏佐證。相反，在9月7日得知林立果有出走境外的打算直至9月12日晚，林立衡在五天的時間裡，並沒有直接了解過林彪對此關係其一生功名又生死攸關的大事的態度，連為了此事與林彪直接溝通的嘗試都沒有，如何能說是“代表”林彪？！ （2）文革中直至“九一三”林彪是否處於“病重”狀態？他的“責任能力”在“九一三”當晚是否被“嚴重摧殘和損害”，以至“無力做到”履行他的“責任能力”？ 筆者認為，林立衡是嚴重地誇大其辭。而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以下說法是可信的：“林彪的心臟、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沒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我們在他身邊只是覺得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後他情緒不好，身體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見面，也未感到有多大異常。他的身體狀況有病歷可查，服藥都由保健醫生記錄。301醫院、北京醫院專家、醫生給林彪看過病、檢查過身體的人很多，幾屆保健醫生現仍住在北京。‘9·13事件’發生前，北京醫院的蔣保生醫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9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張寧到達北戴河的前幾天蔣保生又請北京醫院、解放軍301總醫院的專家醫生到北戴河來也對林彪的身體狀況作了詳細檢查，認為同過去一樣正常，沒有發現新的問題。”[8] 林彪既然沒有“病重”，其“責任能力”（林立衡在這裡指的似乎是經獨立思維作出判斷和決定的能力）也就沒有理由失去，他的身體狀況和思維能力都與常人無異。而林彪的身體雖弱但總體來說無異於常人，亦就不存在被康生、“四人幫“嚴重摧殘、損害”一說。 七、被林立衡自己耽誤的五天 林立衡說，9月7日開始，她逐個逐步地分別找劉吉純、李文普及林彪身邊的兩個衛生員等反覆談話，其中找李文普談得最多，但李文普“不相信我從林立果那裡聽到的事。”李文普“後來他也感到事情不對頭，並對我說了葉群和林立果瞞着林彪幹的事。”（謄清稿頁56-57） 李文普的回憶，並未提及9月12日前林立衡有對他說過“從林立果那裡聽到的事”，更未提及他“也感到事情不對頭，並對我說了葉群和林立果瞞着林彪幹的事”。李文普的話不一定全真，也不一定全對，但他在這裡的回憶應是可信的。如果李文普自己都“感到事情不對頭”，作為林辦在北戴河的最高負責人，作為一名專職對林彪安全負責的保衛幹部，他是會有所作為的。如果說李文普在“九一三”中有什麼失職之處，正是沒有“感到事情不對頭”！ 倒是劉吉純的回憶提及：9月7日上午，張清林（林立衡未婚夫）和楊森（空軍保衛部副處長，林立衡隨從人員）對他說，不知豆豆（林立衡）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裡去了，你快去把主任（葉群）、老虎抓起來。劉吉純告之李文普，李說，你不要聽他們的，沒有那麼回事。9月7日晚上，林立衡對劉吉純說：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壞事，被上邊知道了。他們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挾持首長（林彪）到外地去。劉說，怎麼辦，是否去報告？她問，向誰報告？劉說，只有向汪東興、張耀祠、楊德中報告。她說，汪在廬山也受到了批評，現在對誰都不要講。首長國慶節還要上天安門。現在離國慶節還有二十多天，等幾天再說吧。[9] 林立衡從她弟弟那裡聽到了什麼？是否就是劉吉純所說“他們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挾持首長（林彪）到外地去”？原稿沒有提供答案。所謂“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壞事，被上邊知道了”，指的又是什麼“壞事”？“上邊知道了”又指的是誰？“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挾持首長（林彪）到外地去”，“外地”指的是哪裡？如果指的僅是國內，那麼，在北京、在北戴河呆不下去，在全國任何地方能呆得下去嗎？ 我們並不清楚林立衡材料中所謂“壞事”的真實含義。如果說，林立衡所說的“壞事”，是指林立果針對毛澤東的一些異常舉動，那麼，你大可面陳林彪，以求取身經百戰的林彪制止“主任、老虎”輕舉妄動的良方，那時，你大可“以林彪親生女兒的身份，作為共產黨員代表他，並執行他的意志”。你為什麼在五天的時間裡，都不告知林彪？但如果我們可以將所謂“壞事”理解為是指葉群因參與九屆二中全會上與文革極左派的鬥爭而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指責，那麼，可以想見，林立衡眼中的所謂“壞事”，林立衡對這一場鬥爭的是非觀，一直是以毛澤東的喜惡為準繩的。 在林立衡對劉吉純講了那麼一番話之後，劉問是否去報告，此一提議，合情合理。作為一位低級別的警衛幹部，劉吉純（即便加上李文普）根本沒有能力及權力，去處理如此重大的異常情況。林立衡聲稱“現在對誰都不要講”，企圖光是依靠林辦這幾位（甚至有兩人是衛生員而沒有包括林辦的秘書）去解決關繫到中國第二號人物生死存亡的大事，這顯然是一個既不切合實際更非明智的念頭。即便從林立衡的立場出發，9月7日晚到12日晚這整整五天的時間，是林立衡自己耽誤的，怎怪得了別人？！ 八、林彪的態度——“首長是被騙的”嗎？ 林立衡說： 九點多，應我的請求幫助我掌握情況的林彪的衛生員小張（張恆昌同志）告訴我，他聽見了“主任”說：去廣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 小張說他始終沒聽到“首長”的任何聲音。（謄清稿頁58） 這是應引起我們十二萬分注意的一段話。 可以合理地推斷，葉群說“去廣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時，林彪是在場的。李晨、舒雲在各自的書中更按自己的理解，將“他聽見了‘主任’說”改為“他聽見了主任跟首長說”。客觀地說，李晨、舒雲的理解沒有錯，錯只錯在他們擅自修改了原文而未有作任何說明。 在原始稿中，林立衡更有一段話：“九月十日，林彪的衛生員小陳（陳占照同志）對我說他前兩天聽見葉群對林彪說她想跑，林彪凶了她，喝斥她（從林彪的房子裡）‘出去！’並且不准葉群見他。” 這麼重要的情節（如果確有其事的話），為什麼要刪去呢？個中緣由，只有林立衡、張清林自己才清楚了。 如果確有其事，那就說明林彪早就知道葉群、林立果出走的意圖！惟既然修改稿刪去了這段話，我們也不作深究，還是以林立衡最後的謄清稿為準去作分析罷。 葉群明確提出“去廣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時，林彪沒有表態。其實，不表態至少也是一種未加反對的態度。否則，林彪對葉群的提議大可當即表示強烈反對，甚至可以招喚警衛人員，力阻葉群、林立果的一切“異動”，而且，林彪根本不會上汽車！如果說，上汽車是林彪服的安眠藥還在起作用，那麼，李文普跳車和緊接着的槍聲，林彪還沒有醒嗎？如果林彪醒了，他最信任的李文普都下車了，林彪不問個究竟嗎？最後，到了機場，林彪屈就自己從飛行員使用的簡易舷梯向上爬進機艙，是夢遊所致嗎？ 因為葉群明確地將出走的境外目的地告知了林彪，也就等於說她並沒有欺騙林彪。林立衡自己提供的這一“證詞”，本身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徹底否定了她自己的林彪“被騙”說。 有了林立衡這一“證詞”，有沒有李文普的“到伊爾庫茨克多遠，要飛多長時間”已經無所謂了。即便李文普說了謊，林立衡能說自己的也是謊話嗎？ 林彪在9月12日晚的目的地應該是明確的——那就是中國境外，不管是蘇聯，還是香港。只有到了境外，才能徹底擺脫毛澤東的控制。所謂去廣州或去大連，只是一種掩飾。三更半夜（據林辦秘書告訴筆者，林彪從無夜航的記錄），甩開警衛部隊，在中國境內轉移住地，毫無意義。而且，林家甚至連掩飾自己真正行蹤的戲都未做全。比如，林辦並未按慣例要求空司、廣空或沈空實施專機航行、降落的保障；並未要求廣州、瀋陽軍區進行林彪到廣州、大連的住宿、警衛準備。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尤其是毛澤東南巡講話的步步進逼，使林家（除林立衡外）深恐劉少奇、陶鑄、賀龍（尤其是劉少奇）的相同命運在等待着林彪（賀龍1969年6月9日蒙難於北京，劉少奇1969年11月12日蒙難於開封，陶鑄1969年11月30日蒙難於合肥），筆者認為，這是林彪、葉群、林立果不惜孤注一擲，冒九死求一生的最根本原因。 林立衡對林彪“主動走”與“被騙走”一直很糾結。她的全部精力，都用在編織“林彪是被騙的”這一神話。這正反映林立衡被“封建專政主義”給林彪戴上“叛徒”“賣國賊”的帽子而不知所措。應該說，林彪走到這一步，完全是被毛九屆二中全會以後的一系列舉措逼迫所致。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哲人都有如此清醒的認識，今天的我們，更可大聲為林彪聲辯——主動走，又如何？！ 就以中國共產黨人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的鼻祖馬克思來說吧。馬克思是猶太裔德國人，因對本國的專制主義制度進行過尖銳批評而被迫害，長期流亡於法、英兩國並死於英國，葬於英國，至死未回祖國。他與恩格斯合著的聞名於世的《共產黨宣言》，1848年誕生於英國。他的《資本論》巨著，亦在1867年完成於英國。再以列寧來說，他也長期在奧地利、瑞士、芬蘭從事革命活動，十月革命前夕才從芬蘭秘密返回俄國彼得格勒。林立衡如果真的信奉馬克思主義學說，更應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在《共產黨宣言》的扉頁上，公開疾呼的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林立衡只有走出“被騙說”，才能取下“緊箍咒”，才有可能說清當年的問題癥結。 九、不要報告林彪——林立衡給8341出的難題之一 林立衡說： 當我對張洪具體說了李文普、劉吉純等許多工作人員一致不同意我給林彪講林立果對我講的事和他們為什麼不同意我給林彪講時（見後），張洪聽了馬上也說，就是不要給“林副主席”講了，我們都知道“林副主席”身體不好，免得驚動“林副主席”，這件事由我們來處理就行了。（謄清稿頁71-72） 以上這段話是張清林所添加，惟由林立衡謄清過，也可算是林立衡的話罷。 林立衡為什麼不將林立果出走境外的意圖告之林彪？這是很多人在看了林立衡的材料後首要的疑問。 上文將林立衡沒有向林彪講“林立果對我講的事”的原因，推到李文普、劉吉純、張宏及“許多工作人員”身上。實際上，李文普、劉吉純的回憶都沒有提及他們不同意向林彪報告，按正常的邏輯推理，張宏也不會給林立衡這樣的建議。 相反的，李文普在回憶中如是說：“當時，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動，這樣大的事，為什麼自己不去向林彪報告，加以制止，卻要我不讓首長上飛機。”“她為什麼不去向她父親報告？只要林彪說句話，‘林辦’工作人員都會聽林彪指揮。她不敢去向林彪查問，卻把責任推給我們這些不知底細的工作人員。究竟她心中是怎麼想的？”[10] “究竟她心中是怎麼想的？”外人實難以百分百的準確猜度。不過，從林立衡在北戴河幾天來的表現去觀察，又不是不能揣摩得幾分的。在9月7日至12日五天時間裡，她有太多機會接觸林彪，但她從未有向林彪示意（更遑論正式報告）的打算。她並非是因向林彪報告而受阻，才不得不繞過林彪，繞過她的親生父母與同胞弟弟，去找沒有能力解開這一死結的李文普、劉吉純，去找她陌生得名字也弄不清楚（“九一三”過後近十年了還是弄不清楚）的8341駐北戴河部隊負責人的，[11]而是主動前往的。林立衡以“必須經過組織程序”去解釋她的行為。[12]而合乎邏輯的推論只能是：林立衡此際其實已經很明白：林彪、葉群、林立果三人與毛澤東決裂的態度是一致的，她已是林家的異類。因此，她已不可能在林家內部阻止這一決裂過程，只能尋求外力（8341部隊及林辦秘書）的幫助。 對於林立衡來說，抽象的“組織程序”與“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遠遠高於具象的家庭血緣關係，高於父母親情。 林立衡有沒有與其父親溝通，這又回到她是否能代表林彪的“意志”這一疑問上來。沒有溝通，如何就能“代表”？什麼是林彪的“意志”？如果是因為毛在南巡中對林發出狠話，林彪認為在國內再也沒有條件講清楚，就到境外去講清楚，林立衡的行動就沒有代表林彪的“意志”；如果林彪就是想到蘇聯去做寓公，把一生的功名全部置之度外，林立衡的行為更沒有代表林彪的“意志”；最後，即使是林彪因護妻護子心切而違心地倉促逃生，林立衡的行為也沒有代表林彪的“意志”。林立衡的報告，打亂了林立果、葉群（不能證明不包括林彪）的計劃，使他們不能悄然而去，而葬身於異國他鄉的荒漠之中。林立衡的報告，將毛、林關係的主動權交給了毛澤東。毛要整林而南巡鼓動，但即將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如何處理林？毛澤東並非勝券在握（否則他就不會南巡發動“諸侯”了），可謂“山重水複疑無路”，只是在林立衡的報告後，毛才拿到主動權，可謂“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是這個“主動權”的代價實在太大）。大禍釀成，“組織”發話，林立衡一時間得了一個“為黨立功的正是林彪的女兒林立衡同志”的褒獎。 十、不要報告北京——林立衡給8341出的難題之二 8341在北戴河部隊的負責人張宏，對於林立衡的報告將信將疑，也不可能直接向林彪求證，因此，他的第一反映就是提出要“請示中央”，首先向他的直接上級汪東興報告。 張宏的第一反映是合乎邏輯也是合符“組織程序”的，這時，也僅是在9月12日晚十時左右。 但林立衡說： 對此，我為了不讓張洪向北京報，便提出疑問：向他報告行嗎？（七二年八月廿六日周總理問我：聽說你們對汪東興還有懷疑，叫部隊不要向汪東興報告。） 我沒有給汪東興報告。但是我最後還是表示由他決定是否向汪東興報告。 張洪知道我對汪東興的態度後又說他向周總理報告。我出於內心的信賴和願望，未加思索地馬上表示了同意。但是我一想到周恩來同志一點也不知道毛澤東同志在南方各省打招呼的事，擔心康生、“四人幫”這伙權奸在他們設的圈套後面又給周恩來同志構下了陷阱。我不能讓康生、江青他們及其一夥利用我的行動去對周總理髮難，或者讓他們撈半根救命稻草。所以我當即對張洪等人說：北京現在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你給總理報告，時間也來不及了，遠水解不了近渴。你們是在這裡專門負責警衛的，你們要對黨和人民負責，絕對保護“首長”的安全。請求你們調動部隊，主動採取措施。（謄清稿頁73-74） 林立衡不向周恩來報告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毛、周之間的溝通情況，林立衡能了解多少？[13]什麼周“一點也不知道”毛在南方各省打招呼的事，你林立衡一個孩子都知道了，周有什麼道理不知道？[14]什麼不能讓康生江青“利用我的行動對周恩來發難”，康江在此事情上如何能向周“發難”？既然是緊急關頭，父親都保不住了，還管得什麼發難不發難？！ 林立衡如果及時地直接向周恩來報告了，會更有利於北京準確判斷北戴河事態發展的嚴重程度。周要是馬上採取斷然措施阻止事態繼續發酵，結果可能完全改觀。 張宏並沒有聽林立衡的。按林立衡的說法，張宏說：我還得向“汪主任”報告，他是我們的直接領導。“汪主任”會向上報告——但這已是多經轉折多費周章，與林立衡直接報告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林立衡不願意向中央報告，自然有她的小算盤——她希望將天大的這麼一件大事，局限在北戴河的小範圍內悄悄地解決。她企圖將林彪與葉群、林立果分離，天真地認為如果8341部隊在北戴河將葉群、林立果處置了而不告訴北京，林彪就可以保住了，這是林立衡對中共黨內嚴酷鬥爭一點悟性也沒有的一廂情願，對8341部隊的行為準則更毫無所知。她想用紙包住火，不將信息透露到北京“以免被人利用”，以保住她父親的政治地位。林立衡的小算盤，可以說是政治上的小學生級數的，絕不現實。 晚上11時半過後，事態發展已一發不可收拾。迫不得已，林立衡才直接與張耀祠通了電話。林立衡對張“簡單地報告了一下緊急情況，強調說了林彪是被騙的，不是要跑的等等，說了情況十分緊急，請求他現在就下命令叫部隊攔住……”（謄清稿頁95-96），張耀祠說，他要“再請示”。緊急關頭，從晚10時至11時半過後，林立衡自己又耽誤了一個半小時，這又怪得了誰？ 十一、林彪是被拽走的嗎？ 林立衡說： 同時間，在56號樓的張清林接到林彪的衛生員小張按我事先的要求打來的電話，小張說：他們（指葉群、林立果）正在床上拽“首長”，情況十分緊急！“首長”馬上就要被拽走了！汽車再有十分鐘就要開動了！你們快，快、快呀……（謄清稿頁89） 拽，拉的意思。林立衡在這裡要表達的，無非是：林彪不僅是被騙的，而且還是被葉群、林立果強行拉扯走的，是被迫的。 而根據舒雲在《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一書中引述的林彪內勤張恆昌、陳占照兩人在“九一三”後的回憶，林彪完全是有自主能力的。 舒雲書中說： 張恆昌（林彪內勤）回憶：約22點30分，我和陳占照商量，準備讓林彪休息。這時葉群來到林彪客廳，同林彪說話。陳占照先去吃夜餐，準備吃完夜餐再讓林彪休息。等陳占照回來後我去吃夜餐，還沒吃完，陳占照打電話讓我馬上回去，這時大約23點30分。林彪叫我通知葉群，空軍療養院的兩個護士（在96樓照顧林彪）不帶了，讓人把他們送回去。我去告訴葉群，她和林立果在屋子裡說話，劉沛豐守在門口，地上放著幾個皮包。劉沛豐攔住我，不讓我進去。我把林彪的話寫在紙條上，讓劉沛豐轉告。然後我回到內勤值班室，陳占照說，首長馬上要走，叫趕快收拾東西。陳占照要我報告林豆豆，我找了一會兒，沒找到。大約23點40分到50分左右，葉群、林立果，還有劉沛豐，一起到林彪客廳。劉沛豐手裡提著三四個皮包。[15] 舒雲書中又說： 陳占照（林彪內勤）回憶：23點左右，林彪打鈴，我到了客廳，林彪要找小張，我去叫張恆昌。不一會兒，小張從林彪客廳出來，告訴我，林彪馬上要走，要我去告訴葉群，走的時候不要帶空軍療養院的兩個護士。23點50分左右，林立果、葉群、劉沛豐一起到林彪客廳。過了一會兒，葉群和林立果走出來。林彪又打鈴，對我說馬上夜航去大連，不休息了，有些東西可以不帶，夠用就行了。到大連住一個星期就回來，回北京過國慶日。這時，劉沛豐站在客廳門口，一言不發，我還看到沙發上放著三四個黑色手提包。[16] 舒雲書中還說： 陳占照回憶：汽車調動出庫，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一起出來，林彪走在最後面。走到內勤門口，林彪問，東西都裝車沒有？我說，沒裝車。林彪再沒說什麼，也沒停步，連帽子、大衣都沒帶，就鑽進了汽車。[17] 根據李文普的回憶，“大約11點多鐘，葉群拉我到林彪臥室門外叫我等着，她先進去和林彪說了幾句話然後叫我進去。這時，林彪早已從床上起來穿好衣服。林彪對我說：‘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準備一下，現在就走。’”李文普還描述了林彪自行上車時的情形：“楊振剛把車開上來，剛到車庫門口停下，林彪光着頭出來和葉群、林立果、劉沛豐走到車旁。這是一輛三排座大紅旗防彈車，林彪第一個走進汽車坐在後排，葉群第二個走進汽車，坐在林彪身邊。”[18] 有心的讀者自可將林立衡原稿與張恆昌、陳占照以及李文普的回憶相比照，從各自敘述經過的合理性考慮，看誰更可信一些？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張恆昌提及“陳占照要我報告林豆豆，我找了一會兒，沒找到”，這與林立衡說張清林在56號樓接到小張（指張恆昌）“按我事先的要求打來的電話”迵然有別！兩人之中，必定有一人說了謊話。筆者認為，此恐非張恆昌，因按常理，如確有此電話，應是立功的表現，張恆昌在揭發時不會不講出來。另還有研究者懷疑，按時間節點推算，張清林此時應早已不在56號樓。 此外，十分重要的一個細節是：根據目擊者的陳述，林彪是自己從飛行員使用的簡易舷梯爬進機艙，[19]而不是按慣例由常規的客機舷梯在警衛人員或機上服務員的攙扶下步入機艙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林彪不僅是有自主能力的，而且，他對此際自己的角色劇變心知肚明——這並非是堂堂“副統帥”的一次正常出行，而是逃亡者前途未卜的一次倉皇逃命！ 十二、8341部隊的處置並無大的不當，更無陰謀可言 林立衡事後對8341部隊大為不滿，她說： 結果，從96號樓到機場，從北戴河到山海關，在近三個小時的時間內，對我們的五次報告和請求，除了叫我們“跟着上飛機”外，所採取的唯一具體措施，就是列兵荷槍不動和隨後“快追”。列兵不動和隨後“快追”所起的唯一作用是什麼？這個作用造成的後果是什麼？康生“四人幫”他們製造這一死無對證的結果的目的是什麼？產生上述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什麼？對這些問題的回答，57號文件和三個“材料”不僅對在我找八三四一部隊後長達近三個小時之久的時間內所急劇發生的眾目昭彰的嚴重事實極力迴避，諱莫如深，並因無法迴避而玩弄文字，製造了謊言，顛倒了事實，混淆了是非。（謄清稿頁100-101） 實事求是地說，“九一三”並不是毛澤東、周恩來設計出來的一個“局”，也並非康生、“四人幫”製造的“死無對證的結果”。它完全是一個突發事件，不僅出乎自詡料事如神的毛澤東意料之外，更出乎周恩來與林辦所有工作人員及8341部隊的意料之外。僅以周恩來為例，周第一次接到報告就詢問黃永勝：是不是林豆豆和葉群又鬧矛盾了？可以看出，周對如此“猛料”的報告，難以置信。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指證，在“九一三”當晚，毛、周或8341部隊有任何令林彪出走的陰謀。一切關於“陰謀”的猜測都是些不着邊際的臆想，都缺乏確鑿的證供。當人們受誘導陷入這些無窮的臆想之中時，更難以抽出身來去思考引發這一事件的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 在林立衡的原稿中李文普說：“主任”說的是去廣州，林立果說的也是去廣州。我看就是去廣州。要是沒有發生什麼事，那可不是一般的問題了！那可不得了！（謄清稿頁63） 李文普不大相信林立衡的話，情有可原。他認為，如果要阻止林立衡口中所稱的葉群、林立果的異動而林彪又是什麼被騙的話，你林立衡為什麼不在林彪面前揭穿葉群、林立果的騙局，等林彪來命令他而要林立衡這麼一個孩子來使喚他呢？ 對於張宏的心理狀態，也應作如是觀。尤其是林立衡一不願將她所謂的危急情況報告林彪，二不願意報告北京，張宏能不對林立衡所說頓生疑竇？他立即主動向汪東興反映，是8341部隊的紀律使然。當他的直接上級沒有明確指示時，他只能按兵不動，當有明確指示時他只能照原樣傳達，他並沒有做錯什麼。 即使是張耀祠，林立衡向他報告之後，他也不能獨自作出指示，他必須請示更高層並等待命令，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沒有意料到林彪要連夜出走境外！ “九一三”是8341部隊碰到的前所未有的突發事件。關鍵在於對中央上層鬥爭毫不知情的在北戴河的8341部隊，直接面對的這場突發事件的當事人，是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二把手，黨的唯一副主席！面對這一場建國以來高層警衛工作中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事件，8341部隊根本沒有經驗可供借鑑，也根本沒有處置預案可資遵循。即使處理得手忙腳亂，不盡人意，那又如何？又從何談得上有什麼“陰謀”？！ 話說回來，林立衡又何嘗談得上處理得當？在五天時間裡，你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去制止事態的擴大，在9月12日晚的緊急關頭，你既不報告林彪以盡到一個女兒的責任，而且開頭又不讓8341向中央報告，推己及人，林立衡大可不必苛求他人。 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至今已將近四十二個年頭。林立衡給中紀委寫材料，也已過去近三十三年。在這麼漫長的歲月中，人們在沉思，歷史也在沉思。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探索在艱難中前行，歷史也在前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麼多年過去，曾改名為“路漫”的林立衡本人，想必也會有不同於當年、精神境界高於當年的再思考和再認識。我們誠摯地盼望，林立衡的新思考、新認識，能儘早公諸於世，這不僅是一份沉甸甸的孝心，更重要的，是她應履行的歷史的使命。（2013年3月） 余汝信，文革史研究者。1950年出生於廣州。本世紀以來在互聯網上發表有文革研究文章六十餘篇。著有《香港，1967》（2012），編注有《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2006）、《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2008）。 [1]余汝信：《新世紀林彪研究述略》，載《百年林彪》，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版，頁55。 [2]兩部分材料均為複印件。 [3]1975年至1987年，林立衡、張清林夫婦被分配安置在該廠工作。 [4]指林彪。 [5]本節資料來源：葉群1970年10月12日第一次書面檢討和1971年4月11日第二次書面檢討以及毛澤東對其的批語。 [6]本節資料來源：《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7]《邱會作同志談話記錄》，2000年9月5日，未刊稿。 [8]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華兒女》1999年第二期。 [9]參見劉吉純口述、丁丑整理：《難忘的“九一三“前夜——一個警衛人員的回憶》，《歷史學家茶座》第一輯，2005年5月，頁75。丁丑即宋德金。 [10]《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 [11]原始稿、修改稿和謄清稿中，均將中辦副主任兼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誤作“張耀慈”，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宏誤作“張洪”或“張虹”，中央警衛團二大隊大隊長姜作壽誤作“江副大隊長”，二大隊中隊長蕭奇明誤作“曹中隊長”。 [12]林立衡的原話是“我找大隊部，並不是我對汪東興、張耀慈等人抱有多大希望，只不過認為必須經過組織程序，而當時也只能經過八三四一部隊。”（謄清稿頁60） [13]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與周關係的緊密程度遠超出與林彪的關係。據《周恩來年譜》，1971年8月毛南巡前提議在國慶節前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周即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並進行兩會的準備事宜。毛澤東的有關提議，還是周到北戴河向林彪傳達的。 [14]據《周恩來年譜》，1971年9月3日，汪東興已將經毛澤東閱改過的汪等追記的毛澤東在武昌談話的五份追記稿，專送周恩來處。9月4日，周恩來已收到談話稿。 [15]參見《林彪內勤公務員張恆昌關於九一三事件的揭發材料》，轉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9月版，頁654-655。 [16]參見《林彪內勤公務員陳占照關於九一三事件的揭發材料》，轉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頁655。 [17]參見《林彪內勤公務員陳占照關於九一三事件的揭發材料》，轉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頁655。 [18]《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 [19]《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頁83。另舒雲整理的山海關場站參謀長佟玉春口述一文中也有類似記載：“我看見林彪他們沒有等梯子車過來，就順着駕駛艙工作人員的小梯子往上爬。”（《我所親歷的“九一三”事件》，《黨史博覽》2012年第10期） 相關文章： 劉家駒批評舒云：毛澤東給林豆豆的信和周恩來與她的談話 |
|
 |
 |
| 實用資訊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一周回復熱帖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12: | 余杰：沒有胡錦濤 就沒有薄熙來 -zt- | |
| 2012: | 廖亦武：這世界是一座窄轉窄的橋 | |
| 2011: | 民族英雄還是大漢奸? －朱舜水客居日本 | |
| 2011: | 高考歲月：13億人成立自己組織的時候到 | |
| 2010: | 版主無恥！"LuZhiShen"必須 | |
| 2010: | BILL%*: 看過沈醉的“我的回憶”就知道 | |
| 2009: | 周恩來殺了林彪，毛澤東又殺了周恩來 | |
| 2009: | 無恥或是光榮的韓戰最後一排炮 | |
| 2008: | 漫談八年抗戰（二） 盧溝橋頭的槍聲 | |
| 2008: | 江上的母親－－母親失蹤十年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