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同中國本該在二戰後根據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報的精神簽署協議，可是國共內戰以及韓戰的爆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皆未參加美國主導的舊金山會議，後來退居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日本簽署了《中日合約》。由於中華民國急於爭取到全權代表中國的地位，在該合約談判中，日本有恃無恐，獲取實際利益。但日本也清楚，中國的主體在大陸，這個合約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在1972年中日建交時，日本人還是忐忑不安的，畢竟真正能夠代表中國的大陸還沒有和自己簽署戰後協議。沒想到在戰爭賠償問題上大陸的中共領導人和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一樣，都是『以德報怨』。“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只是中共政府在其他問題上有些麻煩，即要求在兩國間的條約中加上“反霸權”（即反對蘇聯）的條款。不要求戰敗國賠償戰爭損失，卻要求對方和自己一起反對霸權主義，這樣的外交策略在今天看來有點滑稽可笑，但當時卻是協議簽署的一個攔路虎，從1972年中日聯合公報發表開始談判，一直到中方的主角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至1978年仍沒有談攏，機會留給了鄧小平。傅高義評論道：作為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者，鄧小平不難對國家利益作出冷靜判斷並採取相應的行動。一方面，鄧小平要利用日本人被豁免戰爭賠償的內疚心情讓他們來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服務，另一方面，鄧小平也面臨着如何說服國內的民眾中感情上接受將日本人作為客人、雇主和老師來接納。傅高義認為，後者的難度不亞於前者，因為當時40歲以上的中國人對抗戰的苦難記憶猶新。因此，鄧小平訪日期間的隨行電影工作者（那個時候中國幾乎沒有電視節目，通過圖像了解外部世界就是看放電影前的『新聞簡報』）將日本的現代工廠、高速鐵路以及日本人民對中國客人的友好畫面錄製下來，成為幫助中國人消除對日本人的仇視的絕好宣傳片。

至於中日間的障礙“反霸條款”也在中日兩國外交官的智慧下化解了—將語氣和緩些，並加上『本條約不影響締約各方同第三國關係的立場』等字樣，這樣可以緩解蘇聯對日本的惱怒。當然，作為中方讓步主要是希望儘快簽署協議，以便日本幫助中國現代化。

鄧小平訪日期間(1978.10.19-29)，很多日本人對日本曾經給中國造成的災難表達了歉意，日本政要也發誓絕不讓這種悲劇重演。鄧小平接受了他們的道歉，並沒有要求他們詳述那些暴行。對於很多不同領域的日本人來說，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既是對日本人過去的行為表示懺悔，也是為中國的繁榮做貢獻的方式。

我們看看當時所謂日本人對鄧小平的“道歉”：鄧小平與日本天皇的午餐中，天皇使用了過去“不幸的事情”，在場的黃華外長解釋說“這『相當於對戰爭損害作了間接道歉』”。又如，福田首相在歡迎鄧小平的宴會上講話，他回顧了中日兩國兩千年的密切交往。然後說『到了本世紀，經歷了不幸關係的苦難。』這時他脫離講稿補充說：『這的確是遺憾的事情。』中方把這看作是一種道歉。

隨着中國的實力強大，今天的國人看到上述用這種“不幸”或“遺憾”表示的『道歉』一定是嗤之以鼻，絕不滿足的，即使是1995年日本戰敗紀念會上村上首相的講話中對亞洲各國“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國人也未必滿意，認為應該對中國人民說謝罪才是。當時的鄧小平之所以如此大度，在他對東道主將的訪日三個目的說的很明白了：第一是互換友好條約，其次是過來感謝幾十年為中日關係的改善努力的日本友人，第三是像徐福一樣來尋找『仙草』。作為實用主義的政治家，鄧小平最主要的目的顯然是最後一個。至於道歉的語氣，純屬面子問題，待中國將來發展了、強大了讓後代們和日本人勾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