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日本後，把關於民陣大會的文章寄給林希翎大姐（稱“大姐”不是因為年齡輩分，而是因為“普天（或上帝）之下皆兄弟姐妹”的情感），發表在她主辦的《開放》雜誌上。不久，收到她的來信，批評我“一稿兩投”，因為同一文章也發表在楊中美主編的剛出版的《民主中國》月刊上。我第一個反應是：“《開放》和《民主中國》在法國和和日本分別發行，我的文章都不要稿費，自己保有版權。”但我馬上意識到：必須幫助林大姐。我回函道歉，給《開放》另寫一稿，並附上五千日元。林大姐在《開放》發表並任命我為駐日本編輯。

我近來整理自己的文論，重新打字後在網上等發表，但沒有動另一篇在《開放》上發表的短文（關於日本外務省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隔壁家長打小孩”，與我無關）。我十幾年來一直希望，等我有了一本護照可以去歐洲時，要去看望林大姐，得到她的許可才能在別處發表那篇短文。現在，要到天國才能看望她了。

中國近代以來的自由民主運動，多為當局鎮壓、個人利用，於中國的社會進步沒有多大價值。慶幸1957年的自由民主運動，正是有了林大姐這樣的旗幟，才沒有被完全出賣。林希翎永存在中國的近代歷史中。

[趙京，2009年9月22日，美國 聖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