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張靈甫從陝西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師範畢業生，職業離不開教書育人，張靈甫回到家鄉，找了一所小學，開始當起了教書先生。

　　教書是一項誨人不倦的工作，極考驗一個人的溫柔和愛心，很難想像張靈甫這種性格的人，教起書來會是怎樣一番情景，要他面對着一群鬧哄哄的鄉村小 孩，整天耐着性子重複念叨“人之初，性本善”，也實在是勉為其難了。他當然也敬重六先生，但是要他像那位老秀才一樣，一輩子窩在鄉村里做一個孩子王，在窮 鄉僻壤教書度此一生，這可絕非是他所願。他在西安讀書時是見過些世面的，鄉村的寂靜與西安城裡的噪動相比，就像是波瀾不驚的一潭死水，委實憋得難受，令他 難以在此安心教職。古人有詩云：“曾經滄海難為水”，說的就是這個意思。要說張靈甫那時有什麼野心，倒也不見得，只是外面那個造英雄的時勢，喧囂鼎沸，這 對於有一點激情，又有一點抱負的鄉村知識青年來說，的確充滿了難以抗拒的誘惑。

　　於是他一邊心不在焉地教着書，一邊開始考慮起自己的前途來。

　　家裡有個現成的榜樣。長房的三哥張致甫在西安讀完中學後，考進了北京的朝陽大學法律系深造，那時剛畢業回到西安做事，多年之後，張致甫在家鄉當 了好幾任的縣長。張靈甫對北京心馳神往久矣，便想循着堂兄的求學之路，也去北京試試運氣。他這個教書先生註定是做不長了，沒多少日子，他就辭別故里，千里 迢迢到北京去趕京城的考場。也許是因為深受家鄉積澱千百年古風的薰陶，張靈甫對中外歷史一直情有獨鍾，他投考的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並且一考即中，成了一名 時髦的北大學子。那一年，他剛滿二十歲。

　　自五四運動以來，北京大學就一直是全國學生運動和社會思潮的交匯中心，漢花園紅樓內外的校園裡充斥着眾多的學生社團，各種主義的宣傳方興未艾， 到處都有人在慷慨陳詞地演說、辯論，牆上的壁報語不驚人誓不休。當時的中國，處於一個激烈動盪的大時代，一方面各地軍閥為一己之私利，各自挾英美日德等國 的暗中扶持，爭權奪利，不時戰火四起，以至國弱民貧；另一方面，五四愛國運動以後不久，新文化、新思潮強烈地衝擊着封建舊道德、舊禮教，民主與科學成為思 想進步青年心目中的新旗幟，熱血沸騰的莘莘學子們為尋求救國救民之路，幾乎無心向學，他們滿懷熱誠，組織上街遊行，宣傳新思想，鼓動民眾起來反封建反軍 閥。

　　張靈甫當時也應該算是一個追求進步的新青年，他不安囿於窮鄉僻壤，跑到京城來尋求自己的夢想，欲通過讀書來出人投地，也是人往高處走，無可厚 非，如果不是適逢亂世，憑他孜孜以求的執著精神，最後讀成個飽學的鴻儒名家也不無可能。只是，生活在北大這個時刻會令人精神亢奮、熱血沸騰的大環境裡，只 有真正的書呆子才能兩耳不聞窗外事了。從閉塞的潼關內來到全國思想活躍的中心北京，在張靈甫的人生經歷中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北大的學生活動和宣揚各類主 義、思想的講座，令人大開眼界，很快他就被捲入學生運動的激進潮流之中。

　　西安的家人並不清楚張靈甫在北大除了讀書到底還做了些什麼。在他後來的同事、部下的印象中，他平時沉靜內向，很少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只是偶爾發 起脾氣來雷霆萬鈞。這麼說來，那些慷慨激昂的街頭學生演說家裡大概找不到他的身影，舞文弄墨倒是很可能有的，因為他後來不僅寫過諸如《遭遇戰之研究》、 《山地戰研究》、《日軍作戰心理的分析》、《在劣勢裝備下如何實施河川戰》等軍事專論，而且在硝煙瀰漫的抗戰間隙，還寫過若干與打仗風馬牛不相干的評論文 章，有一篇的題目竟然是《評文妖郭沫若》。如此看來，北大的校園壁報上還是有可能貼過他的墨跡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人造反歷來多由秀才們挑動起來，可秀才們自己造反卻多半造不出什麼結果來。文人學生好高談闊論，指點江山，但是江山被他 們指點之後，破碎依舊，筆桿子不能解決病入膏肓的社會之根本癥結。學生運動看得多了，張靈甫發現空喊口號也鬧不出多大名堂來，就對學運逐漸萌生了倦意。然 而時局的紛亂，已經使得這位嗜書的讀書郎難以靜心坐下來做學問，他曾丟開書本長嘆道：“大丈夫當撥亂反正，旋乾轉坤，措國家於磐石之安，凳斯民於衽席之 上，而吁衡大局，非武力不足以除強暴，非破壞不足以言建設，吾寧長事鉛槧乎？” 《張靈甫“烈士”傳》 台灣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 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