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其實是名士們精神出了問題

　　有些日子沒有寫時評了，好心的網友問我怎麼回事，其實是因為這段時間一些文化名士們或消沉或乖張，不大好評說;而我又是只想寫寫文化時評、專門拿他們說事的。

　　名士們的消沉自不消說，最近凸顯乖張者莫如兩位：

　　一位是北大的孔教授，自稱孔子N代玄孫“孔和尚”人喚“孔三媽”者孔慶東。他老先生突然跑到張家界一座廟裡打坐，說是要出家，一時驚世駭俗。又傳他在博文里寫了(轉抄陸游的)一首七律，有學生說不合格律犯了孤平，教授批曰：“你媽是孤平” !結果鬧上法庭，判他道歉、賠200元。

　　二是廈門大學易中天教授，突然宣布說要花五年時間“像做愛一樣寫作”，寫一部36卷的古今中外從未有過的史詩式的《易中天中華史》，從女媧講到鄧小平，顛覆中華歷史，重啟人類文明。近日已發售兩卷，觀點果然空前絕後，擇其要者，一是憑直覺斷定女媧肯定不是男性生殖器，而是女性生殖器;二是女人找到了快感，性才成為生活;三是中華文明早在中唐就掉到褲襠里了。

　　於是有出版界人士就在微博上公開表示：“直覺告訴我，易中天教授精神發生了問題。”

　　易中天們是不是精神出了問題，我不敢憑直覺斷定;不過說到名士的精神出問題，中國歷史上倒確實有過，那就是魏晉時期。

　　過去人們把魏晉名士嘯傲山林、酗酒嗑藥、放浪裸奔的種種怪搞說成是什麼名士風流、魏晉風度，有人甚至說是知識分子追求個性解放的文化符號，那其實是有意無意地美化了他們。魏晉風度雖然是魯迅叫響的，但魯迅先生也明確說過：“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也就是說他們顯然是精神出了問題。

　　概而論之，魏晉時無論是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精神出問題的症狀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所有士人的言論絕對不談時事，一味清議玄談，而且去儒非禮，崇尚虛無。二是嗑藥，吃什麼“五石散”，渾身發癢只得寬衣敞肚，這是曹魏的組織部長、也是當時最著名的白富帥何晏帶頭而變成時髦的。三是酗酒醉生夢死，劉伶成天讓人抬着棺材跟着他走，說是醉死在那兒就埋在那兒，是最傑出的酒麻木。四是放浪形骸，赤身裸體，亂追女人，阮咸幹得最徹底。這群瘋子不足為怪，最瞠目結舌的是當時的大作家們也瘋態可掬。比如曹丕當時兼任作協主席，大作家王粲逝世了，曹丕親自主持開追悼會，居然說，他生前喜歡聽驢叫，我們就都來學驢叫吧。於是眾人一陣驢叫，算是禮成。

　　可以說，那時的名士“風流”可比現在的孔、易教授們厲害多了，但這些都只是表面現象。要考究魏晉名士精神出問題的緣由，我們不能不注意其中三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一個是孔北海孔融，也是孔子的玄孫，不過比孔慶東早許多輩，據說他是第20代吧。曹丕《典論》論文裡就專門“典”到過他，名列建安七子之首。這位儒家祖師爺的嫡系後人應該說是“文化信仰”很堅定的，可是西漢的獨尊儒術，也經不住東漢三國的政治黑暗和殘無人道的殺戮獸行，“仁義道德”那一套在士人的心目中完全破滅了，連孔子自家的後人也不相信了。孔融把什麼都看透了，就故作“公知” 狀，越位當意見領袖亂發微博，曹操說什麼他反對什麼。曹操破了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老婆甄氏捉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冷笑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曹操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就說，那可不一定，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你何以不禁婚姻?曹操說孝道總還是要講的吧?這是倫常底線，不能突破。孔融居然說，什麼呀，生孩子只不過是因為男女圖快活而已!瞎，這可太不像話了，曹操就藉此將他銷號了。由此可見，魏晉名士的精神出問題，可以說是春秋戰國之後中國政治思想分裂期思想信仰危機所致。

　　另一個是竹林七賢之首嵇康。此公娶曹操曾孫女長樂亭主為妻，既是世族貴胄，學問也大得很，文學、玄學、音樂、書畫無不精通，是當時知識分子的精神領袖。可是宮廷篡奪你死我活、“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為了逃離政治漩渦，就故意怪搞，跑到太行山南邊竹林里去打鐵。他每天髒兮兮的也不洗臉梳頭，打鐵打得一身黑就跳進池塘里泡泡。司馬昭想拉攏他，派鍾會去套近乎，他只管叮叮噹噹打鐵，居然不理不睬。朋友山巨源(山濤)勸他做官，他公開發表《與山巨源絕交書》，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 “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昭只好下決心把他殺掉。當時三千名太學生聯名上書，求司馬昭赦免嵇康，並讓其到太學講學，但並未獲准。在刑場上，嵇康顧視日影，從容彈奏《廣陵散》，曲罷嘆道“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從容赴死。由此可見，魏晉名士精神出問題是有其政治原因的。

　　“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從此“悲涼之霧，遍被華林”，中國的思想文化一片死寂。然而魏晉名士中真正精神出問題而骨頭沒問題畢竟沒有幾個人，更多的是用清談、飲酒、佯狂等形式來排遣苦悶、保全性命，最後不得不向權貴妥協、為權貴效勞。其中阮籍是很有代表性的。

　　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也是竹林七賢的首領，才華橫溢，在當時名氣很大。他原來也趾高氣揚喜歡品評歷史人物，發過“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樣的宏論。可是在司馬家族發動“高平陵政變”篡奪政權之後，阮籍的精神就出了大問題，他選擇了逃避，徹底放縱自己。他另願做恣情任性敗俗之人，小心避禍，“口不臧否人物” ，但仍然不能解除內心的痛苦，以致“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晉書·阮籍傳》)他和劉伶一起喝酒胡鬧，甚至酒後吐血。司馬昭欲為其子求婚於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馬昭沒有機會開口，只好作罷。但是阮籍還是不得不做了司馬集團給他的一個官，當了東平太守。他故意騎着小毛驢去上任，進了衙門便令人拆去隔牆，十幾天后又騎着驢子離開了，好像開玩笑似的。後來他打聽到步兵營中有一位廚師很會做酒，而且營中藏有美酒300斛，就主動要求當了一名步兵校尉。在這兩任官職期間，他每日只是與劉伶飲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鄉里，從不發表任何政治見解。然而在政治鬥爭最關鍵的時候，他還是被迫為司馬昭自封晉公、備九錫寫了“勸進文”。因此，司馬氏對他採取容忍態度，對他放浪佯狂、違背禮法的各種行為不加追究，最後得以終其天年。由此可見，魏晉名士精神出問題只不過是知識分子被迫依附新的統治集團初夜的人格掙扎。

　　除了阮籍之外，魏晉名士更多的是如王戎山濤之流，在一陣裝瘋賣傻之後又投靠權貴做起官來，所以王夫之說“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他們的精神出問題很好玩，又很可悲，這可以說是中國士人的傳統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