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報》2012年5月10日

　　2010年10月13日，古城南京。

　　與眾多開國元勛後人生活在北京不同，張聞天的獨子張虹生在這裡安靜地生活着。

　　調離外交部、調離社科院經濟所、遣送至廣東肇慶、遷居無錫……在兒子眼中，變故一次次地打擊着張聞天，“官越做越小”，但是這並不能抹去張聞天在政治舞台上的痕跡。

　　“我父親這個人，自己的功勞從來不講，所以了解他是比較困難的。”張虹生說——

　　我10歲才和父親第一次見面。

　　1939年，我出生在新疆迪化。我出生時，父親還在擔任着日理萬機的總書記。我出生後不久就被寄養在迪化八路軍辦事處，由一位幹部的母親照管我的生活，母親便隻身回到了延安。由於小時候特淘氣，也曾挨過不少打，胳膊經常是青的。

　　父親張聞天取名《詩經》“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之意。我原來不叫張虹生，而叫陳洪聲，因為“洪聲才能聞於天”，為陳潭秋所取。後被父親改為現在的名字，父親認為“洪聲”這個名字繁體筆畫多，小孩不容易寫。

　　1942年，標榜革命的盛世才背信棄義，撕毀了統戰協議，投靠了蔣介石，抓捕了被他請來的中共人士160多名。3歲的我亦隨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被捕入獄。這樣，我從3歲到7歲當了近4年的小政治犯。其他小獄友是隨父母一起被捕的，他們都有爸爸媽媽，唯獨我沒有，我就管陳潭秋叔叔叫爸爸，管陳潭秋夫人王韻雪阿姨叫媽媽。在獄中，共產黨人堅持了長達4年的不屈不撓的鬥爭，我和小獄友積極配合充當了秘密小交通，阿姨們開會，過組織生活，我們便按照大人們交代的暗號放哨，平日裡幫着傳遞個小紙條或帶個口信什麼的。1945年“雙十協定”簽訂後，在黨組織強烈要求與國民黨將軍張治中先生多方斡旋下，我們獲救出獄。1946年抵達延安時，父母早已為開闢東北根據地去了大東北。父親任當時合江省(現黑龍江省)委書記和省軍區政委，遠在佳木斯。我和父親又是天各一方。

　　1949年，東北局勢日趨穩定後，我才被警衛人員送去見父母。那年，我已經10歲了。因為我從小聽講過許多英雄故事，所以沿途老打聽我父親是不是司令員?當聽說是什麼書記時，連連說不好，還是司令員好，有手槍、騎大馬……

　　第一次見到父親時，發現他沒有盒子手槍，也沒有騎高頭大馬，真有些失望。但後來發現他和媽媽每天是坐小汽車去上班的，感到這汽車比我們在延安坐的馬背搖籃要好，特想去試一試。可父親總也不讓。有一天，我趁他們出門前，早早坐進了汽車，心想這次是坐定了。沒想到，他上車後看見我坐在裡面，很嚴肅地要我下去，我死活賴着不走，他看着實在趕不下我，就走着上班去了。又一次，我到警衛班要玩槍，警衛不同意，我就和他們吵，吵得很厲害，搶了槍就去追他們，當時父親不在，秘書知道後好說歹說把槍給騙了下來，我又跟秘書鬧，結果被他們給捆在床腳下了。我想待會兒父母親來找我，看你們怎麼說，沒想到父親聽說後不但不幫我，還說他們綁的對，並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頓，那時我真想不通。

　　到北京以後，父親被任命為駐蘇大使，我亦隨父母一起去了莫斯科。一年之後，父親回國述職，我因在使館沒有玩伴，也跟着回國了。那時，我家住在北京景山，我在育英小學上學。育英小學在西郊萬壽路那邊，父親從不讓司機開車送我上學。上中學後，我就騎自行車上學。吃飯在學校包伙，周末才回來一次，每月給3元零花錢。當時我每月回家的公交車費就要2塊5，等於我實際零花錢每月只有5毛錢。下課後，同學們常常結伴去買零食，我都不能跟他們比。一般說來，幹部子弟，每月零花錢大多在10元以上，還不算星期天回家帶的糖果、糕點和水果什麼的，可我從來沒有帶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