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驅車來到人民大會堂，要為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揭幕。大會的召開意在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加以落實。但是，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內容空洞，而且關繫緊張，幾乎沒有解決毛澤東設想的任何問題。

　　毛澤東做了一個很糟糕的開幕式講話。[1]大會將是一次團結的大會，他開始說道，熱烈的歡呼聲迴蕩在大會堂里。但是，他講話的大部分內容都在為中共的分裂事件作粉飾，並聲稱是正當的;就是在這種分裂過程中，他把老同事們丟在了一邊。

　　由於林彪的關係，經修改的黨章宣稱，“毛澤東思想”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這比起1956年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有了明顯的變化，當時，在劉少奇的全盛時期更有集體領導氣氛的情況下，沒有舉起任何在世的人的“思想”旗幟)。“文化大革命”把毛澤東推到了新的高度，而永遠帶着微笑的林彪是首要推動者。

　　“文化大革命”已經讓位於穩定而和諧的毛林時代，這不是順理成章的嗎?

　　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看來的確像是毛澤東和林彪的工具。新的中央委員會的167名成員中，只有54名是前一屆連任的人。

　　然而，在毛澤東看來，前景很難說。

　　在大會的前夕，政治上受到迫害的外交部長陳毅，以其出名的機智和尖銳，對毛澤東說：“我怎麼能參加大會呢?人家說我是‘右派’。”毛澤東回答說：“那你就來代表右派麼。”[2]

　　跟1956年的“八大”不同的是，“九大”是秘密召開的，沒有向外界透露任何相關的詳細消息。這是氣氛多變的跡象。這是第一次中共召開代表大會而沒有任何外國共產黨的觀察員出席。

　　毛澤東在會議期間的行為像個佛祖(而且受到佛祖一樣的對待)，會上更多的是儀式而不是辯論(1 512名代表中，只有11個人在大會上發了言)。

　　密室中的氣氛則極為緊張，整整花了一個多星期才選出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代表們排着隊走過大廳前面的一個木質投票箱，投票的方式回到了延安時代。為了調和、平衡各派之間的關係，中央委員會的規模不得不臃腫到原來計劃的兩倍。

　　在可怕的風暴之後，毛澤東穩住了這條船。他似乎已經得到了馬克思主義最高聖人的地位，儘管劉少奇和鄧小平在第八次代表大會時就曾反對這種做法。然而，晴空中還是有一些陰雲。

　　一半以上的代表穿着軍裝。毛澤東已經讓軍隊介入，以便收拾“文化大革命”的殘局;這種介入的結果就是在大會上軍人坐在他面前。在中南海里，他自己的工作人員也改穿軍裝。毛澤東是否放棄了他自己黨指揮槍的原則?在一些務實的軍官和極左派別之間，還有未解決的問題，這是“文化大革命”強加在中國頭上的。

　　大會給“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毛澤東的庇護下升上來的“直升機們”安插了高職位。毛澤東的妻子進入了由21人組成的政治局，進入政治局的還有她的兩個上海同夥姚文元和張春橋;這3個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毛澤東的左手。

　　甚至紅衛兵運動的那兩個煽動分子，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聶元梓和清華大學化學系的蒯大富也設法得到了大會代表的席位。

　　在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層人員中，有另一張新面孔：華國鋒。他和藹可親、五官分明而目光有神。華是來自湖南的辦事有條理的政治家，毛澤東1959年回韶山時發現了他。新的中央委員會裡沒有鄧小平的名字。

　　同時，大會把林彪的追隨者推到了突出地位。如果有不祥預兆的話，作為一種完美的對稱，林彪的妻子葉群跟毛澤東的妻子一樣也提升進了政治局。

　　惡作劇之神正在為未來播下種子，因為林彪一群人和“文革左派”在社會背景和觀點上是大相徑庭的。雖然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也許只是因為許多人垮台了)，但是他與極左派的聯繫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

　　毛澤東曾依賴軍界，而且仍然需要他們，但是，他更贊同“文革左派”分子們的觀點。暫時來說，他跟兩翼共事，沒有特意走向哪一邊。

　　看來，毛澤東對林彪的妻子和他自己的妻子同時進政治局有着複雜的感情。[3]他擔心江青容易“被勝利沖昏頭腦”，並在一封信中這樣對她說了。[4]至於林彪那個難對付的年輕的第二任妻子葉群(她還是林辦主任，是林身邊工作人員的行政主管)，毛澤東不久就用相當帶有性別歧視的詞語——林彪的“老婆”[5]——來稱呼她了。幫派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已在毛澤東的“中央帝國”衰敗的又一個跡象。

　　陰雲中最暗的一塊是毛澤東對林彪有所懷疑。他與林彪相識已有40年了，並且跟他一起工作也有30多年了。但是，1966年以後，兩人的關係因為接班人這個問題而蒙上了陰影;這個問題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是很微妙的。

　　“像戴高樂和我本人這樣的人，”毛澤東1965年對安德烈?馬爾羅說(劉少奇在座)，“都沒有接班人。”[6]然而，三年以後，“九大”的一則新聞確實宣布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除了二號人物的存在提醒毛澤東死亡正在來臨以外，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的問題還有更多的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林彪的軍隊1967年後作為政治體制基石的作用越來越大了。毛澤東現在一心要重建他在1966年如此堅決地拋到風中的黨的機構，但林彪的軍隊中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回到營房裡去。

　　第二，毛澤東覺得60年代的林彪滋長了一種權勢政治心理。林彪提到“絕對權威”[7]，這激怒了毛澤東心中的猴性。毛澤東跟林彪不同，他並不把不計一切代價保衛政權大廈置於最優先的地位，他也不像林彪那樣傾向於使用軍事權威的蓋子來窒息政治上的觀點分歧。

　　第三，赤裸裸的野心起了作用。毛澤東在1966年給妻子的信中曾經表達過，他對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包裝成神奇的包治百病的靈藥的做法感到憤怒。“我歷來不相信，”他寫道，“我那幾本小書，有那麼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8]到1969年，毛澤東懷疑，林彪奉承他是別有用心。

　　他在“九大”召開之前就告訴一位同事：“如果林彪身體不行，就讓鄧小平回來。”他不久就讓林彪大吃一驚：提出林彪應該選好接班人，並且推薦張春橋。[9]

　　毛澤東和林彪都堅持“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關鍵性價值觀，甚至當他們在如何貫徹這些價值觀上意見不一致時，也是如此。兩個人都比周恩來和其他一些領導人左，其中包括幾個重要的軍區司令員。例如，兩人都鄙視在工業管理中實行物質刺激，在文化政策方面都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

　　但是，林彪希望以軍管的方式繼續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毛澤東不僅由於林彪的野心而不信任他，而且覺得軍事方法不能代替政治方法。“我贊成軍隊雷厲風行、令行禁止的傳統軍人作風，”他對地方官員們說，“但在思想領域裡行不通。”[10]

　　毛澤東希望推進會“觸動人的靈魂的無盡頭的革命”。林彪則希望鞏固在軍界領導下的“文革”的“成果”。

　　毛澤東對大會作了總結性講話。在對批評會議進程不透明的外國記者挖苦一番以後(“在北京的記者不大安分”[11])，他盯着到會人員，咕噥說：“就說這些。會議閉幕。”

　　並不是所有的人民解放軍領導人都喜歡林彪，或他的“左傾”主義，或軍隊直接扮演政治角色的主張。這樣的異見者，大部分擔任軍區級的而不是中央級的軍事職位。但是朱德是其中之一。“你以為你是誰?”林彪在他們的一次爭論中對着德高望重的朱德大喊大叫：“你是什麼總司令，你沒有真正當過一天總司令。”[12]

　　毛澤東的問題在於，這些非意識形態主導的舊式的軍事指揮官們，不是林彪主義者，但也不是毛澤東主義者。在攤牌的時候，可以期望他們放棄林彪。但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傷了他們的心。

　　毛澤東責備林彪搞了怪誕的毛澤東個人崇拜，這讓他更像個宗教領袖，而不是政治領袖。的確，林彪給毛澤東貼上了“天才”的標籤。“毛主席的話，”林彪裝腔作勢地說，“一句頂一萬句。”

　　“你說過頭了嘛，”毛澤東後來聲稱他對林彪說過，“一句就是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13]

　　毛澤東擔心，神的一貫正確也會意味着神遠離人間。他懷疑林彪正試圖把他踢到聖人高高在上的座位上去。

　　1971年的一天，江青在頤和園散步，在排雲殿的牆上看到一段話：“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一條完全無害的標語。但是，話雖然是雷鋒(一位著名的年輕烈士)說的，但那些將近兩米高的字，卻是林彪的書法!

　　江青很憤怒，林彪竟然給公眾這樣一種印象：他是這條標語的作者。他不是在利用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提高自己的聲譽嗎?[14]

　　林彪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加以歪曲，讓毛澤東心裡感覺不安，是可以理解的。林彪把“毛澤東思想”，而不是單純的“毛澤東”，說成是理論正確性的法寶。1970年，無線電廣播開始宣稱：“毛澤東思想是最紅最紅的紅太陽。”[15]換句話說，毛澤東思想的魔力能比毛澤東本人活得更長，而且能由一隻全新的手作為中介加以傳播。

　　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緊張關係的產生，還因為林彪希望任命一個人填補國家主席的空缺;此前劉少奇一直擔任這個職務，直到“文化大革命”把他打倒。 “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林彪說，他應用的邏輯思路顯示了他心裡所想的和毛澤東所想的有多麼不同，“名不正，言不順。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16]

　　林彪說他希望毛澤東成為國家主席，就像在人民共和國早年那樣。毛澤東不想要這個基本上是象徵性的職位。但是，林彪始終堅持他的意見，毛澤東則抱怨說他不得不六次宣布他不想再當國家主席。

　　“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講了一句吧，”毛澤東後來說，諷刺性地暗指林彪假裝尊敬主席的話，“那就是六萬句。”他氣憤地說，顯然“半句也不頂用，等於零”[17]。

　　毛澤東逐漸覺得，林彪在試圖引誘他把國家最高職位交給林。毛澤東的感覺大概是對的，但他無意這樣做。

　　表面上看，林彪在天才論和國家主席問題上笨拙地做過了頭，很令人吃驚。在新的黨章中不是已經指定他做毛澤東的接班人了嗎?根據形勢，耐心的謹慎不是最重要嗎?

　　但是，在二號人物位置上，林彪深感焦躁。處在毛澤東的陰影里，距最高職位那麼近，同時又無限遙遠，這似乎影響了他的判斷力。(對二號人物來說，這並非是罕見的情況，正像安東尼?艾登在丘吉爾的陰影里、休伯特?漢弗萊在林登?約翰遜的陰影里，以及喬治?布什在羅納德?里根的陰影里那樣。)

　　對林彪來說，另一個問題是，不僅毛澤東，還有許多中國人開始懷疑，他是否具備當中共主席應該具備的條件。[18]

　　1969年10月1日，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的第一個國慶節慶祝大會上，林彪和毛澤東一起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林彪講了話。他那細聲細氣帶着鼻音的發言，絲毫不能引起人們的興奮。他的頭埋在講稿里，甚至當他念稿子時，廣場上的100萬人還在喊：“毛主席!毛主席!”

　　人群中的許多人肯定會懷疑——城樓上的一些領導人的確在懷疑——林彪患有肺病的身體是不是當主席的料。

　　槍聲在遙遠的東北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岸邊響起。“兄弟”、和平友好條約的夥伴以及自認為是黑暗世界中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燈塔的蘇聯和中國，因為幾小片冰凍的荒地而兵戎相見。

　　在“九大”召開前夕的戰鬥中，有將近一千人被打死，其中大部分是中國人。

　　毛澤東並不吃驚，他甚至可能還殘忍地覺得這證明自己正確。他若干年來一直認為，蘇聯，而不是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問題。中國諺語說：“不怕南面虎，要防北方熊。”毛澤東把這諺語當作制定政策的根據。

　　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對他來說，主要的國際問題是如何對付美國。他向蘇聯提出的問題——例如1965年他在跟柯西金那次會談中提出的——是衍生的問題：在中美發生戰爭時，莫斯科是否能給中國施以援手。

　　到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文化大革命”的斷壁殘垣上降下帷幕時，在毛澤東看來，形勢正好反過來了。他能打美國牌對付蘇聯嗎?

　　毛澤東的世界觀之所以產生劇烈變化，有兩點原因。美國的政策在變。毛澤東覺得，美國已經在越南遇到了麻煩，將來不會為中國製造麻煩了。1969年中，尼克松的確在關島告訴世界，美國在亞洲進行軍事擴張的時代結束了。

　　與此同時，蘇聯的外交政策完全符合毛澤東十年來對其所持的陰暗觀點。莫斯科派坦克進入布拉格，以便結束杜布切克在馬克思主義之內實行民主的試驗。毛澤東立即稱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是“新沙皇”。

　　如果“有限主權”的理論能促使蘇聯人干預並“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那麼難道不可能激勵他們努力在中國也拼湊出親蘇的一小撮人，並且在蘇聯的刺刀下支持他們上台嗎?

　　當勃列日涅夫於1969年中召開共產黨國際會議，並以亞洲集體安全條約的形式提出搞一個莫斯科牽頭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的翻版時，毛澤東說：“他就像臭名遠揚的婊子堅持要為自己立貞節牌坊。”[19]

　　毛澤東無情地剝掉了俄國熊臉上的馬克思主義假面具;但似乎沒有意識到，他正在為後來的一種觀點樹立先例：他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已經被濃厚的民族主義塗抺得難以辨認。

　　毛澤東的同事中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在外交政策路線上驚人的轉變。

　　蘇聯已經開始使毛澤東心神不安。一方面是毛澤東真誠地覺得，斯大林死後蘇聯社會主義的演化不合他的口味，另一方面是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爭論十分鮮明地顯現出他和蘇聯之間在文化上存在鴻溝。很難把這兩個因素分割開來。

　　如果毛澤東像張國燾一樣曾在20年代訪問過蘇俄，他或許會跟張國燾一起發現，甚至列寧領導下的俄國社會主義，對中國口味來說，也不是一道開胃的菜。

　　到1969年，毛澤東對蘇聯的敵意還有出於簡單的民族主義的考慮。美國處於頂峰，而蘇聯正在崛起。向美國一邊傾斜會對中國有利。

　　毛澤東對蘇聯的煩惱，還有一絲不合理的因素。蘇聯是一面鏡子，毛澤東在其中看到了某種醜陋現實。

　　他變得憎惡蘇聯搞“土豆燒牛肉式共產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太窮，而不能使消費水平成為衡量真正社會主義的尺度。他嘲笑蘇聯“修正主義” 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不是因為他有明確的另一種觀點，而是因為他對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的未來有些悲觀，而他正在這一悲觀的泥潭中苦苦掙扎。

　　毛澤東正處於一種演變的邊緣，即放棄階級分析，而把勢力均衡作為國際政治關係的關鍵。

　　得到毛澤東和林彪贊同的60年代末的路線，是號召全世界起來“推翻”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然而，進入70年代後，林彪繼續煽動動亂，毛澤東則變成了東方的俾斯麥。

　　這一變化的線索是毛澤東開始使用“霸權”一詞。[20]這個醜陋的詞不同於“帝國主義”，更不同於“修正主義”。它不像另兩個詞那樣是出自馬克思主義的術語集，而是中國一個古老的詞語，基本意思是“對別人施加控制的權勢”。

　　權勢，而不是某種特定的社會制度，是它的基點。任何把權勢強加於別人的人都是霸權主義者。

　　毛澤東做了很多事，促成了全球性戰略三角的確立;這種三角關係成為20世紀70年代早期世界舞台的標誌。

　　林彪在1970年仍然主張對兩個超級大國採取強硬的、不偏不倚的並武裝到牙齒的態度。雖然這種主張似乎是符合邏輯的，它來自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時期對華盛頓和莫斯科的“帝國主義”的分析，但它不是一項精妙的政策。

　　大概毛澤東在做出這一分析時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無論如何，他不打算長期對美國和蘇聯保持等距離的姿態。

　　林彪根本不同意毛澤東向西方傾斜的觀點。周恩來跟林彪不一樣，這位總理對西方有第一手的了解，他更容易作調整。這種轉向西方的政策給了周恩來一個他很歡迎的機會，使他能重啟他以前與美國人、法國人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人的聯繫。

　　在第九次代表大會之後的一段時期里，毛澤東不得不同時費力處理好幾個問題。其中就有赫然逼近的林彪作為他接班人的問題。怎樣穩妥地把他從二號人物的位置上移開，而投入那早已存量豐富的歷史垃圾堆呢?

　　一個尷尬的事實擺在那裡：許多人民解放軍的軍官仍然把美國，而不是蘇聯，視為中國的主要敵人。

　　還有蘇聯人和美國人對毛澤東的轉向會如何反應這一關鍵性的變數。莫斯科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他的反蘇主義?他的親美主義會得到長期陷入反中共情緒中的華盛頓的回報嗎?

　　越南戰爭使毛澤東制定新的親西方的外交政策變得很困難。然而，毛澤東覺得，印度支那局勢的發展，使中國的親西方政策更合乎邏輯。到1970年，毛澤東已經對印度支那戰爭本身不那麼感興趣了，轉而更加關注戰爭之後會出現什麼樣的力量組合。

　　日本似乎是毛澤東通往親西方政策之路上的一個障礙。當華盛頓仍然是北京以如此驚人的色彩描繪的“日本軍國主義”的贊助者時，毛澤東怎麼能倒向美國呢?然而，毛澤東曾長期觀察日本，主要不是從北京跟東京雙邊關係的角度，而是從全球戰略形勢的角度;他對日本的觀點，是隨着他對任何特定時段的主要矛盾的看法而變化的。

　　只要美國是中國主要擔心的對象，日本的力量就的確是對中國在亞洲的利益的挑戰。但是，如果美國變溫和了，對日本的擔憂，就可以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忘卻。而且，如果蘇聯成為中國主要擔心的對象，日本就會(跟美國一起)成為對付北極熊的統一戰線的潛在候選者。

　　北極熊也沒閒着。莫斯科至少跟北京一樣被黑龍江—烏蘇里江衝突震驚了。如果毛澤東能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稱為“新沙皇”，那麼這兩個起疑心的人肯定能意識到，他會轉向華盛頓以尋求安全保障。

　　不過，蘇聯人也意識到，北京的林彪和其他人，不像毛澤東那麼反蘇。他們尋求在毛澤東的外交政策發生顯著變化之前行動，或至少把它降到最低限度。他們施以壓力要求跟中國人會談。

　　當胡志明逝世並留下讓兩個馬克思主義巨人因相互爭鬥而感到羞愧的遺囑時，這種壓力不可抗拒了。中國不得不接待柯西金。但是，當他1969年9月到達時，只有周恩來跟他會談，而且是在北京機場的航站樓。毛澤東不肯再見任何蘇聯領導人。

　　實際情況是，毛澤東不想跟他已決定要公然反抗到底的政權最終解決任何問題，無論是邊界爭端還是其他問題。他的堅定，因為下述事實而增強了百倍：林彪希望保持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對美國和蘇聯保持等距離的政策。

　　林彪完全可能會苦澀地想，不是他，而是毛澤東在改變他的路線。毛澤東40年代在說到美國正在其國土上建立軍事基地的那些國家時說：“我相信，不要很久，這些國家將會認識到真正壓迫他們的是誰，是蘇聯還是美國。”[21]

　　毛澤東1970年一次尖銳的談話表明，他認為莫斯科已繼承了華盛頓的衣缽(一年以後周恩來在我面前重複過)：“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陰魂已進入克里姆林宮。”[22]

　　1970年8月，在廬山上召開的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的緊張關係公開化了。在兩天半的時間內，展開了一場極度緊張的鬥爭，其激烈程度，不亞於11年前在同一座山上毛澤東和彭德懷元帥之間的那場鬥爭。這震驚了中共與會的255名領導人物，也讓毛澤東夜不成眠。

　　雖然毛澤東抱怨說，林彪和他的“高級將領們”搞“突然襲擊”[23]，但是，早已感受到毛澤東吹出的涼風的林彪，大概只是處於防禦。

　　爭論的問題跟以前一樣：國家主席問題，“天才”問題，人民解放軍在政治中的作用問題，美帝國主義是否仍然是個威脅的問題。

　　不同的是，毛澤東公開而明確地反對林彪的觀點、他的背後活動以及他繼續作為接班人的身份。林彪又一次敦促將毛澤東任命為國家主席。但是，毛澤東現在相信，既然林彪知道他不想要這個職位，那麼林彪的真正目的是他自己要奪取這個職位。毛澤東在江青的幫助下，不聲不響地挖林彪的牆腳，並採取行動除去了他的助手陳伯達。林彪的計劃失敗了。他對他的親信、空軍將軍吳法憲說：“用政治方式做事行不通。用武力能幹成這件事。”[24]

　　跟1959年在廬山一樣，毛澤東贏了。林彪對毛澤東沒有像彭德懷那樣粗魯，但是，他的行為比彭德懷更狡猾。實際爭論的問題似乎沒有1959年衝突時那樣有分量。在1970年，野心(在林彪的方面)和複雜心理(在毛澤東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廬山的後果很明顯。政治上，林彪從此開始與周恩來處於尖銳的衝突之中。他和“文化大革命左派”們(例如江青)的聯合開始解散。不久，他就只是一群心懷不滿的將軍們組成的陰謀小集團的頭目了。就政策而論，在“天才”、國家主席和美國問題上，潮流對林彪不利。

　　1970年10月1日，在明亮的陽光下，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國慶遊行隊伍。彩車、禮炮、氣球和體操運動員的表演，都非常精彩。在他旁邊，站着兩個正在訪問北京的美國人，埃德加?斯諾和路易斯?斯諾夫婦。《人民日報》後來在頭版發表了毛澤東跟這位資深記者及其妻子的照片。

　　“美國友好人士”是對斯諾的稱謂，而在該頁右上角神聖的方框裡，則選用了毛澤東的一條語錄：“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

　　當毛澤東和斯諾從天安門城樓上向下凝視遊行隊伍中毛澤東的全身像、半身像以及語錄時，這位美國人不禁詢問道：“感覺如何?”毛澤東做了個怪相。他後來向斯諾解釋說，個人崇拜是件“煩人的事”[25]。它已經起到了它應起的作用，再繼續搞下去只能對林彪有利。

　　兩個月以後，吃早飯時，毛澤東告訴這位左翼記者說，歡迎理查德?尼克松訪華，作為旅遊者或作為總統都可以。這一談話為1971年春毛澤東跟林彪在外交政策上的衝突設立了舞台。

　　毛澤東和尼克松握手的最後障礙，是2月美國支持的南越武裝力量對老撾的入侵。[26]對毛澤東的親美政策來說幸運的是，“入侵”幾乎沒有什麼收穫。它只再次表明西貢政權的脆弱性，於是成了毛澤東正在形成的世界觀的一個說教性寓言。

　　毛澤東開始着手制定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先期訪華的計劃。這位德國出生的奇才，在杜魯門總統把“中國丟失”給毛澤東的時候，是哈佛大學的學生。一兩年以後，人們從了解中國外交政策內幕的人士那裡聽說，林彪在堅持“九大”對兩個超級大國保持等距離外交政策時，對毛澤東大為光火地說： “如果你能邀請尼克松到中國來，我就不能邀請勃列日涅夫?”毛澤東為他生涯中最大的——雖然不是最危險的——戰鬥之一制定了策略。這場戰鬥只能是大而血腥的。在中國公眾的眼裡，林彪的地位已經提升得非常高了，甚至已規定了他是中國的下一代最高領導人。

　　林彪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中崛起的，很難把這個初露頭角的背叛者重新描繪成“右傾分子”。而且林彪掌握着槍桿子。連彭德懷的身邊也沒有聚集起這麼一幫高級的軍事領導人;到1971年中期，他們已經在密謀以“林彪王朝”代替“毛澤東王朝”了。的確，自從長征途中跟張國燾的鬥爭以來，毛澤東還沒有遇到過那麼多的中共軍事力量擺好陣勢反對他。

　　除掉林彪，是值得為此而付出代價的。毛澤東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作權衡，他必須謹慎地行動。於是，在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他首先把跟林彪結盟的理論家陳伯達當作靶子，切斷林彪和極左派的聯繫[27];然後，在1970年12月和1971年4月的會議上，他向圍在林彪周圍的“大將軍們”開火。

　　對法定接班人本人，毛澤東則假裝要“保護”，甚至是“拯救”。

　　當時軍界內部關鍵性的分裂，以及周恩來一番漂亮的工作，為毛澤東贏得了勝利。

　　人民解放軍曾經長期是一支自力更生的政治軍隊，其生存和土地緊密聯繫着。50年代，在取得政權以後，以及軍隊經歷了蘇聯式的職業化以後，這種情況改變了。解放軍在北京的中央級領導層和軍區領導層之間出現了鴻溝。

　　中央一級(特別是規模雖小但在成長中的空軍和海軍)變得更像其他國家的現代軍事機構。而軍區一級，則在很多情況下由長征時的樸實的老紅軍領導，仍然更為傳統，較少受到當時時興的意識形態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無意造成的結果，加劇了這種分歧。

　　毛澤東曾經鼓勵林彪把社會秩序軍事化，把軍事秩序政治化。他已經用同一手法除去了許多軍區的軍事司令員。到1971年初，毛澤東需要改變敵友關係。

　　周恩來和那些司令員們，不像毛澤東和林彪那樣死抓住“文化大革命”的價值觀不放。他們的聯盟(一個非常反“文革”的聯盟)現在從林彪手中救了毛澤東。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從這次分裂中收穫了反林彪的果實。

　　早些時候，毛澤東曾經宣傳“全國人民學解放軍”的口號。現在他冷冷地說：“這還不完全。”他又補上了一句爆炸性的、使前面的口號無效的話：“解放軍學全國人民。”[28]

　　人民解放軍也不再能倖免於這隻猴子不斷改變念頭的“辯證法”的擺布。

　　不久，最後一個省的黨委會宣告建立。這只能意味着剪去了人民解放軍的翅膀。當初由於被紅衛兵砸爛，黨委會已名存實亡，而軍人走上了政治舞台。現在要求他們放棄光輝的政治行為，重新回到戰壕里去。

　　每當毛澤東把對內的門關緊一些以對付林彪時，他都把中國對外的門向美國人再開大一些。

　　他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強迫林彪信任的核心人物作自我批評，一直逼近到林彪的妻子。就在這同一個月，即1971年4月，他向華盛頓發出一條信息說，既然老撾危機已經平靜下來，美國官員在仲夏到北京來的道路已暢通了。

　　在基辛格越過喜馬拉雅山進入中國之前不久，中國報紙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講述中共黨指揮槍的光榮傳統。正當世界因看到基辛格進出毛澤東的大門而震驚得頭暈目眩時，一個同時進行的二元性行動，使中國建軍節低調的慶祝活動染上了另一種顏色。林彪的朋友、人民解放軍舉止文雅的總參謀長黃永勝，在演講中攻擊了美國，而一次都沒有提到蘇聯。

　　與此同時，毛澤東命令重新發表1945年的一篇文章《論政策》，文章說他當時決定和蔣介石談判是正確的，從而暗示他新近跟美國人打交道也是正確的。

　　然後，毛澤東開始在華南視察軍事基地，為反對林彪作辯解;在這過程中，迫使悶悶不樂而沉默的總參謀長黃永勝戲劇性地跟他對峙。“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他在黨的會議上開始時說。然後，他顯然把臉轉向了總參謀長。“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29]

　　毛澤東在視察上海時，接見了與黃永勝關係最親密的一位軍官，問他：“你對黃永勝的印象怎樣?”這位軍官起先沒有意識到毛澤東的敵對意圖，熱情地讚揚了他的那位上級。

　　毛澤東冷冷地說：“黃永勝是劉少奇一類的騙子。”

　　據廣州一個可信的故事說，後來這位渾身冷汗的軍官卑躬屈節地承認，他把“騙子黃永勝”看錯了。毛澤東像貓一樣愉快滿意，認真地就該軍官在反林彪和反黃永勝事業中未來的角色給他下達了“秘密指示”。[30]

　　毛澤東自己承認，他在廬山會議之後運用了所有這些方法反對林彪。他提升會削弱林彪權力的人，他稱為“摻沙子”。他重組了北京軍區，以便為攤牌做好準備。林彪圈子裡的人越來越意識到毛澤東積極的反林彪舉動，變得氣急敗壞，於是策劃了一個刺殺或廢黜陰謀，從而引起了1971年秋天的大決鬥。

　　林彪撤退到景色宜人的蘇州，在楊柳下和運河邊同他妻子及莽撞的26歲兒子林立果進行緊急磋商。林立果借裙帶關係已經快速提升為空軍副司令。雖然他們初春這次會談的確切結論不得而知，但是後來事件的發展讓人覺得他們沒能達成一致意見。

　　衝動魯莽的林立果以及另外幾個空軍的專橫兇殘的年輕人開始策劃針對毛澤東的政變。在沒有得到林彪及其高級追隨者的同意，甚至並不完全知情的情況下，他們就按照一個粗糙的計劃幹起來了。林彪的第二任妻子、比林彪小22歲的葉群，在陰謀進行的過程中加入進來。

　　大概林彪聽說時，政變企圖已是既成事實。黃永勝及其他林彪的親信可能根本沒有捲入其中。

　　同時，林彪肯定始終因毛澤東而心神不寧，現在可能已經恨他了。他曾說毛澤東或許能活“100多歲”，這暴露了他對接班一事的焦慮。[31]

　　政變代號是“571”。按中文的發音，它是“武(裝)起義”的意思。計劃藍圖以“B—52”指稱毛澤東。使用仍在進行中的越南戰爭里臭名昭著的這個詞，肯定是一種侮辱，或許它還暗指毛澤東的親美主義。“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為了他的階下囚。”

　　“[B—52]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B—52寵愛筆桿子，不喜歡槍桿子。”

　　“B—52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

　　“甚至[B—52]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

　　“目前，我們力量準備還不足，群眾對B—52的個人崇拜迷信很深。”[32]

　　林彪的親信心裡有一些愚蠢而不切實際的計劃。一個是讓毛澤東在交通事故中被殺。(1971年的北京有足夠的交通量上演一場有說服力的事故嗎?)無論是因為什麼，林彪一伙人的離奇計劃幾乎都沒有真正付諸實施。

　　林彪倒台以後，中國政府指控說，他們還有其他一些圖謀殺害毛澤東的計劃。據說曾把毒藥放入毛澤東的食物中。毛澤東1971年秋天在上海逗留時，所住的公寓遭到空軍戰鬥機的“掃射”。當毛澤東結束南方視察向北進發，準備在北京做最後的攤牌時，一包炸藥放進了他乘坐的火車裡。(陰謀分子驚慌失措了;毛澤東的隨員得知了炸藥的事;毛澤東下了火車，乘汽車繼續向北京行進。)在林彪死亡前的幾小時之內，一個軍官“出現在中南海”，做破釜沉舟的努力，要把毛澤東當場擊斃。(他因為內疚而畏縮了;槍從他手上掉下來;他跪在地上，乞求饒恕他的罪大惡極。)

　　這些令人震驚的指控不可能核實，可能是誇大了林立果和那些專橫的年輕人多少已開始實施的行動。林彪自己不大可能試圖親手殺死毛澤東。

　　無論如何，毛澤東個人處境極不安全，他覺得他必須搬出中南海的住處。據江青說，他不能“在那裡安全地睡覺或吃飯”，他的住所已遭到“敵人的滲透”[33]。

　　夫妻兩個帶着工作人員，搬到了一個賓館。由於賓館不方便，他們後來又搬到人民大會堂的防空洞裡。

　　希望擺脫緊張的壓力是毛澤東一生中一再出現的衝動，為此，他於8月中離開北京到南方旅行了一個月。在武漢、長沙、南昌和其他城市，毛澤東講他“無限忠心”的接班人的壞話。毛澤東的火車上又額外增加了一百多個穿軍裝的戰士。[34]

　　毛澤東一回到北京，就預示着戲劇走向了高潮。9月10日以後，政治局裡4個親林彪的人民解放軍領導人，就沒有再在公眾場合露面。從第二天晚上起，中國的高層領導有幾天時間全都不見了，他們是在人民大會堂內進行緊急磋商。在這期間，中國的空中飛行活動實際上停止了。

　　從五一勞動節以後，毛澤東只有一次公開報道的露面，那是跟緬甸的吳奈溫會面(不是在北京);從8月初開始就沒再露面。人們開始流傳關於他健康狀況的流言蜚語。外國人會意地點頭，他們已注意到，美國心臟專家保羅?達德利?懷特醫生應中國醫學會的邀請，已於9月18日到達北京。而中共黨員們由於了解到不少敏感信息，足以對毛澤東和林彪的緊張關係進行猜測，也開始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