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N個細節

　　法國著名作家維埃爾·雨果有一封很著名的信《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感動了很多的中國人，並被選入了中學語文教科書。信中有一 段很著名的話：“這是某種令人驚駭而不知名的傑作，在不可名狀的晨曦中依稀可見，宛如在歐洲文明的地平線上瞥見亞洲文明的剪影。”

　　“這”指的正是圓明園。

　　圓明園始建於清康熙年間，歷數代人，是整個中華民族高度智慧的結晶。但不幸的是，1860年英法聯軍的一把大火點燃了整個大清帝國的裙裾。一個 積累了成千上萬工匠勞動，一個龐大帝國幾乎傾全力打造的頂級藝術園林在頃刻間化為灰燼。那麼，我們不禁要問，事情為什麼會是這樣？

　　龔橙有人說這都因為那個不怎麼出名的“漢奸”龔橙。連政府都惹不起的洋人原本是不打算去圓明園的，只是由於時任英法聯軍翻譯官的龔橙極力推薦，洋人才“勉強”一路開進，來到了那個後來令他們目瞪口呆的萬園之園。

　　龔橙何許人也？暫且賣個關子，我們先來說說其父，提起乃父，大家一定會有如雷貫耳之感。其父名自珍，寫過《病梅館記》，也寫過“不拘一格降人 才”，與林則徐、魏源等人是好友。在近代史上也算是開一代風氣的人物，但就是這麼一個大知識分子卻偏偏有些不入流的毛病——“喜歡跟女人往來”，而且是走 到哪禍害到哪。在他任職宗人府主事時，他就禍害了一把自己頂頭上司滿洲親貴明善(貝勒爺奕繪)的小老婆顧太清。

　　後院起火是天下男人的大忌，又不是繡球，任誰都不願往自己身上攬那些花花綠綠的帽子，於是明善一劑毒藥，龔自珍就這麼稀里糊塗地死了。

　　有道是父仇不共戴天。龔橙是龔自珍的獨苗，這為父報仇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稚嫩的肩膀上。史書記載，龔橙雖然名氣學問不如其父，但行為風範卻頗 有乃父之風。據說，龔自珍在世時，教子極嚴，龔橙每有小錯，即遭責打。待龔自珍死後，龔橙為乃父整理遺著時，常常立一木主(象徵其父)於書桌上，每當讀到 他認為不正確的地方，便用戒尺擊打木主，嘴裡道，“爹，您又錯了！”

　　1860年，日夜尋思着為父報仇的龔橙眼見着機會來了。用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孽海花》裡影射龔橙的話說就是：“庚申之變，我輔佐威妥瑪，原想推翻滿清，手刃明善的兒孫，雖然不能全達目的，燒了圓明園也算盡了我做兒的一點責任。”

　　不過《孽海花》終究是小說，其可信成分有多少，沒人敢打包票。於是有人站出來替龔橙做了辯護，近人孫靜庵就說：“人傳孝拱(龔橙)於英焚燒圓明 園事，為之謀主，海內群指為漢奸。豈知當時英人慾徑攻京城，孝拱力止之，言圓明園珍物山積，中國精華之所萃，毀此亦可以償所忿矣。是保全都城，孝拱與有功 焉。”(《棲霞閣野乘》)按這個說法，龔橙非但無過反倒是有功了，孰真孰假，難以分辨。

　　燒園之後除此之外，就連洋人的表現也有不同記載。近人王湘綺在他的《圓明園宮詞》小注中有這麼一段話：“京師即陷，文宗(咸豐)北狩，於是園中 大亂，始則小民與官宦爭奪之，其後英法大掠之。有謂，夷人入京，遂至園宮，見陳設巨麗，相戒勿入，雲，恐以失物索價也。乃夷人出，而貴族窮者，倡率奸民， 假以夷民，遂先縱火。夷人還而大掠。”黃浚在他的名作《花隨人聖庵摭憶》中也說：“是焚圓明園之禍首，非為英法聯軍，乃謂海淀一帶之窮旗人。”王湘綺、黃 浚都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文人，頗精於晚清掌故，應該說他們的話不一定就是向壁虛構，空穴來風。

　　《花隨人聖庵摭憶》還說，在圓明園被掠期間，“貝子綿勛帶兵一千名赴圓明園彈壓，願往者不過二百餘名，土匪聞知即勾結夷人帶隊來撲，綿勛眾寡不 敵，幾為所獲”。照這個邏輯，英法聯軍即使鐵定了是燒園的罪魁，那麼那些參與打劫的國人無論如何也逃脫不了幫凶的嫌疑。火燒圓明園，英法是大惡，參與搶劫 的旗人、土匪，甚至農戶難道就一定是小善？

　　不過燒歸燒，當時圓明園剩下的也並非就是大水法的那幾根石柱，至少在1895年，康有為遊園時還是有相當一些遺蹟存在的。“雖蔓草斷礫，荒涼滿 目，而壽山福海，尚有無數亭殿……竟日僅能游其一角。”(《法蘭西遊記》)但1900年，隨着義和團起事，八國聯軍蜂擁而入，“園內的官員、太監和駐軍乘 機勾結了園外的流氓痞棍，又對圓明園進行了最後的洗劫，及至清王朝覆滅之時，當年花遮柳護的瓊樓玉宇已化作一片荒涼的殘垣斷壁。”(《清代檔案史 料<圓明園？序>》)緊接着風雨飄搖了幾十年的清政府垮台，北洋當政，軍閥混戰，主要領導人走馬燈似地換了一撥又一撥。政局的持續動盪，沒有 人有心思來多關心關心那一堆殘垣斷壁。園中曾經花了大價錢移植的名貴古木被燒成了取暖的木炭，雕梁畫棟的石頭被當成了現成的建築材料。徐世昌拆走了鳴春園 和鏡春園的木材。王懷慶來晚了，就把安佑宮的大牆以及西洋樓的石料運了幾大車。等到抗日戰爭，北平淪陷期間，由於缺糧，大批饑民開始陸續跑到園中圍湖造 田。曾經風光無限的頂級園林居然一下子變得十里飄香，面目全非了。

　　燒園之前

　　圓明園被燒，很大一部分責任在於英法聯軍這自不用說，但是一味的責怪洋人而忽視自己的毛病卻也算不上是多么正常的心態。英法聯軍放火燒園，還劫 走了我們祖先營造的財富，虜我妻兒，殺我同胞，這都是不容置喙的事實。但是在收穫憤懣之外，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心平氣和地靜下心來想想，想想我們自己的一言 一行，我們究竟有沒有過失？

　　讓我們把目光向前，眾所周知，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起源於英法的換約要求，在他們是擴大利益，在頑固的大清國，這是恥辱！

　　抱着這樣的心態是沒法真正談判的，事實確實如此。通州談判中，那個一度令國人十分自豪的僧格林沁就蠻橫地扣押了參與談判的英方代表20餘人，而且據說其中19人後來更是被中方凌辱至死。

　　(《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這實在是有違國際公約，令人大跌眼鏡。於是，“英法聯軍藉口戰俘被虐待，要求賠償撫恤金 五十萬兩，若不允，則放火燒園”。經過緊急磋商，“恭親王回復照會，允其所請，但被傳送回復的守備私下毀棄，該守備另外捏造了一洋文收條回營交差，致使聯 軍空自等候了三天，其首領大怒之下，遂下令縱火燒園”。(《庚申英夷入寇大變記略》)如果這是事實，那個抱着一腔愛國熱忱私毀回復的守備究竟是英雄還是罪 人呢？

　　不容否認，《帝國的回憶》是一本站在洋人立場上寫就的史書，其中有很多有悖於我們慣常思維的地方，但正是這種不同的思維方式給我們提供了一面觀察自己的鏡子。

　　在《帝國的回憶》中處處可見參加燒園的英法士兵對自己心情的描述：“對圓明園內部徹底的破壞，只不過是對大清國皇帝桀驁不恭以及清國人對待戰俘 方式的一個小小的懲罰”，“由於戰俘們受到了清國人殘暴的對待，我們對清國人的憎惡之情真是太強烈了”。很難說這樣的心情完全是出於虛構，當然也不排除英 法聯軍為鼓舞士氣，為了讓自己放火燒園能稍微名正言順一點而故意做的宣傳。但無論如何，僧格林沁扣押對方談判人員卻是正史記載的事實。

　　晚清著名外交家，像龔橙一樣曾經被稱作“漢奸”的郭嵩燾在論述近代中國的外交時有一段很精闢的話：“吾嘗謂中國之於夷人，可以明目張胆與之劃定 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盡多事，夷人盡強，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流之萌，而不可稍攖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 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無可奈何。”

　　近代中國留存在國人大腦里的通常只是苦難和屈辱，我們的教科書塗滿了血淚，我們常常由衷地痛恨那些侵略者。誠然敵人是有過錯的，但我們在詛咒他 們的同時，是否也應該做好捫心自問的工作。責任從來都是雙方的，這世上永遠沒有一廂情願的事。歷史悠悠千古，當圓明園的大火熄滅一個多世紀以後，當我們靜 下心來，憤懣之外，似乎還有別的更重要的東西需要我們去面對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