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父親的家，那裡我什麼都看不起。鴉片，教我弟弟做《漢高祖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懶洋洋灰撲撲地活下去。”

　　——張愛玲《私語》(一九四四年七月)我父親和母親離婚後，姐姐和我的生活起初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星期一早晨，姐姐坐我父親的汽車去學校，星期 六司機又去接她回家。照料她的保姆何干，每星期三還為她送去換洗的衣服和食物。逢到星期例假和寒暑假，姐姐回到家中，照樣做她愛做的事情。如看電影、看小 說，到舅舅家聊天，自己動手繪製聖誕卡和賀年卡，和我姑姑也還保持一定的聯繫。我還記得那時父親要換汽車，聽從姑姑的建議，買了一輛英國車“獲 素”Vouxhall，雇她用過的一位白俄司機。“獲素”是當時英國車的代表，大多是汽車玩家買的。但有一次姑姑陪我父親帶着姐姐和我，乘這輛車到閔行去 遊覽，回途的時候汽車突然走不動了。司機下車檢查，原來是電箱四周第三章青春？逃出我父親的家的電線接頭不牢，造成電箱脫落。我們下了車，看司機一時修不 好，只好另外僱車回家。

　　我父親看出這個女兒有創作的天分。

　　我父親雖有不良的嗜好，但也很愛看書。他的書房裡有中國古典文學，也有西洋小說。姐姐在家的時候，沒事就在書房裡看書，也常和父親談一些讀書的 感想。父親鼓勵她作詩、寫作；他那時也已看出這個女兒有文學創作的天分。姐姐在他指導之下，也真的寫了一些舊詩。有幾首父親很滿意的，親友來訪他就拿出來 給他們看。

　　父親再婚，並沒有先問過我們的意見，我們心裡再不願意，也不能出口反對。後母三十六歲才結婚，一嫁到我家就要做兩個十幾歲孩子的母親，本來就是 很棘手的。如果她能了解我家的情況，聽任事情的自然發展，不加干涉和過問，矛盾也許不會激化得那麼快。但她自以為能左右我父親的意志，可以不按照父母離婚 協議的有關條文進行，終於導致我姐姐逃出我父親家這個慘痛的結局。

　　姐姐寫《後母的心》，後母讀了很感動。

　　記得後母剛進門那段期間，和我姐姐表面上還保持着禮節性的見面招呼，偶爾也有一些談論天氣和日常生活細節的話語。那年放暑假，姐姐在父親書房裡 寫作文，寫完放在那裡，到我舅舅家去玩。後母無意中在書房看到姐姐的作文，上面的題目是《後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姐姐這篇文章，把一個後母的處境和心 情刻畫得十分深刻、細膩，很感動人。後母看完也很感動，認為姐姐這篇作文簡直就是設身處地，為她而寫的。後來凡有親友到我家，後母就把《後母的心》這篇文 章的大意說個不停，誇我姐姐會寫文章。其實我姐姐完全為了習作，鍛煉自己的寫作技巧，並沒有討好她的用意。我父親心知肚明是怎麼回事，但為了使後母高興， 也就隨聲附和，未加點破。在我父親的立場，當然也希望後母與我們保持親切友善的關係。不過我覺得，我們與後母只是保持着一種表面的禮貌，心裡的鴻溝是很難 消除的。

　　姐姐的性格，是屬於內向型的，不會隨便說些巴結後母的話。

　　其實她看到年齡比她大或比較陌生的人，一向話就很少，不善於交際應酬。只有和表姐她們或年齡相仿的幾個要好的同學在一起，她的話才比較多。尤其 一談起她喜愛的小說、電影、劇本等等文學藝術的話題，她就逸興飛揚，侃侃而談。從她中學時期到她離家以後的幾年，我們每次見面，談的也都是小說和電影，很 少談日常生活和親戚朋友。對於她的私生活或心事，更是絕口不提。

　　因為太愛看書，她讀中學的時候就患了近視，戴着一副淡黃色鏡架的眼鏡。平時的穿着也很隨便，經常穿的是一般女性都穿的旗袍。冬天則常穿着一件有皮領子的呢大衣，大約是我母親從國外帶回來的。

　　聖瑪利亞女校幽靜的校門。

　　花貓闖禍驚好眠，我們為它向父親求情。

　　我們搬進麥根路向二伯父租住的大別墅後，姐姐有一些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因為那房子太大，房間又多，住的人還沒有老鼠多，夜裡睡覺就聽到老鼠四處亂竄，吱叫不休。於是傭人就去抱了一隻黑白相間的花貓回來，希望減少鼠 患。後母從孫家請來的一個黃姓女僕是紹興人，小腳伶丁，卻又很胖，她很喜歡貓，那隻花貓就由她負責餵食，有時也替它洗澡、抓跳蚤。

　　我姐姐也很喜歡那隻花貓，回家來常逗它玩。它不知從哪裡找到一顆彩色的乒乓球，最愛追這顆球為樂。球殼內似乎裝了沙粒，滾動起來沙沙作響，花貓聽了越發興奮，追逐得更為起勁。我們常常看它玩這遊戲，還在一旁拍手叫好。

　　一天晚上，為了讓它抓客廳的老鼠，就把花貓關在客廳里。

　　女僕大概怕它在那裡無聊，就把那顆球也放在客廳里。大家安睡之後，花貓�屯嫫鹉穷w球來了。夜深人靜，花貓奔跑和球滾動的聲音顯得格外清晰，老鼠可能是不敢出來了，也把睡在樓上的父親和後母吵醒了。

　　我父親為此大為惱怒，第二天一定要把那隻花貓趕走。姐姐和我一直為那隻花貓求情，傭人也在一旁說那花貓會捉老鼠，父親才未堅持下去。不過，他把那顆惹禍的彩色球沒收了。後來那隻花貓就無精打采的，常趴在後院裡靜靜地曬太陽。

　　教小胖唱《漁光曲》教了一上午。

　　還有一次吵到我父親及後母睡覺是教小胖唱《漁光曲》。小胖也是我後母雇來的小丫頭，因為長得胖，大家就叫她小胖。暑假的時候，姐姐一早起來就彈 練鋼琴。大概是基本功反覆彈練厭煩了，正好看到小胖，就想起教小胖唱歌。一九三四年六月，王人美主演的電影《漁光曲》在上海上映曾連演八十四天，收音機里 差不多每天都在播它的主題曲，我姐姐就決定教她唱這首歌。可是小胖不識字，天資也不聰慧，開頭兩句“雲兒飄在天空，魚兒藏在水中”，教了差不多整整一上 午，還是不會唱。但這�桶盐腋赣H和後母吵醒了。不用說，父親又大為惱怒，把小胖叫去大罵了一頓，又叫我姐姐以後早上不許彈練鋼琴。

　　她愛吃紫雪糕，爆玉米花，山芋糖，掌雞蛋，合肥丸子。

　　姐姐喜愛吃的菜餚和零食，大多是甜的。我們到外面去，她一定要買紫雪糕和爆玉米花。在家裡，她愛吃有個老女僕做的山芋糖。

　　做法很簡單：把生山芋切成片，抹上糖汁，放在油鍋里煎炙，再加幾粒花生米在上面。撈出冷卻，就是一道好吃的甜點。姐姐放假回家，傭人多會做山芋糖給她吃。

　　另外她愛吃的兩樣菜也很普通，一樣叫“掌雞蛋”，一樣叫“合肥丸子”。掌雞蛋和炒蛋差不多，不過是把雞蛋像攤麵餅一樣在鍋里煎熟，盛到碗裡後又 把碗倒扣在鍋里，隔着水蒸一下就行了。合肥丸子是合肥的家常菜，只有合肥來的老女僕做得好。方法其實也不難：先煮熟一鍋糯米飯，飯涼了後捏成一個個小團， 再把調好的肉糜放進糯米糰里捏攏好，大小和湯圓差不多。然後把糯米糰放在蛋汁里滾過，再放進油鍋煎熟。除了姐姐，父親和我及家裡的傭人也都很愛吃這道合肥 丸子。

常常便秘，每次灌腸都如臨大敵。

　　姐姐的健康情況比我好，沒生過什麼大病。但她有個毛病是我沒有的，就是便秘。不知是因為偏食抑或後母來後情緒受影響，她常常便秘。寒暑假裡，我常看到她為了通便服用ENO果子鹽，但不大能聖瑪利亞女校1937年的檔案之一：張愛玲和她的同學張毓貞。

　　解決問題。要想暢快地排泄一次，就必須藉助於灌腸；每次灌腸，都是如臨大敵，非常緊張。

　　姐姐的中學同學，我只見過兩個。她們都住同一寢室。一個姓吳，她家離我家不遠，暑假時常帶着她的弟弟來我家。姐姐和她的同學聊天，我就和她弟弟玩。有時我們一起打網球。

　　她的另一個同學，就是後來姐姐的老師汪宏聲在《記張愛玲》一文中提到的張如謹。她家在鎮江，寒暑假都回家住。但寒暑假中，她總要抽空到上海一兩 次，來找姐姐聊天。每次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張如謹也喜歡文學，姐姐在《存稿》一文中曾提到她：“我有個要好的同學，她姓張，我也姓張；她喜歡張資平，我 喜歡張恨水，兩人時常爭辯着。”

　　她是聖瑪利亞校刊《鳳藻》的編輯，高中的時候就寫過一部長篇小說《若馨》，姐姐還在校刊上寫過一篇《若馨評》。根據汪宏聲的說法，張如謹後來結婚了，不再寫作；而我姐姐在畢業年刊上的調查欄里，關於“最恨”一項，她寫：“一個天才的女子忽然結了婚……”

　　對於生活周遭的細屑瑣事，她常常是視而不見的。

　　我姐姐在學校的情況，我當然是不清楚的。後來讀到汪宏聲的文章，才稍有了解：

　　“唱到張愛玲，便見在最後一排最末一隻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來，不燙髮，衣飾也並不入時，走上講台來的時候，表情頗為呆滯。”“於是我 知道愛玲因了家庭里某種不幸，使她成為一個十分沉默的人，不說話，懶惰，不交朋友，不活動，精神長期的萎靡不振。說起懶惰，她是出名欠交課卷的學生。” “她不知修飾，她的臥室是最零亂的一間。”

　　上海國泰大戲院，張愛玲經常在這裡看電影。

　　汪宏聲還提到姐姐曾經寫過兩首打油詩。

　　第一首

　　鵝黃眼鏡翠藍袍，一步擺來一步搖。

　　師母裁來衣料省，領頭只有半寸高。

　　第二首

　　先生善催眠，噓噓莫鬧喧。

　　籠袖窗旁坐，白眼望青天。

　　汪宏聲的這些描寫，和姐姐在家的情況相去不遠。對於不喜歡做的事，姐姐確是無精打采，能拖就拖。但是對於看小說、電影、畫圖、寫作等等喜歡的事，她全神貫注，全力以赴，從不需要別人叮嚀提醒。

　　至於臥室零亂，那也毫不足怪。我們一直有專用的保姆照顧，連一條手絹也沒折過，更不用說自己收拾房間了。

　　不過，最重要的是，姐姐是一個專心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對於生活周遭的細屑瑣事，她常常是視而未見的。

　　與二伯父打宋版書官司打輸了。

　　姐姐讀高二那年，我們與二伯父的爭產官司失敗，這件事她倒一直是留意着。一九一二年我祖母去世時，父親十六歲，姑姑十一歲。房產、地產雖照祖母的遺囑分妥，但以父親、姑姑年齡尚輕，名下分得的產業都由二伯父託管。

　　一九二八年我們由天津搬回上海，姑姑也與母親從英國回來了，才正式與二伯父分析遺產。房屋、地產、不動產都有契據，容易分割清楚，我祖父留下的 一批宋版書則引起了糾紛。當時宋版書已很值錢，全部在我二伯父手中。我姑姑認為那也是遺產的一部分，應作三等份分配，不該由我二伯父獨得。二伯父不願照 辦，就發展成我父親與我姑姑一方、我二伯父一方的爭產官司。當時二伯父延請的律師是汪子健，父親與我姑姑的律師是李次山。

　　訴訟期間，證據對我父親及姑姑是有利的。但二伯父請的汪子健是個經驗豐富的老律師，他建議分化我姑姑與我父親。他們認為姑姑的態度比較堅決，不 易妥協，我父親的態度則比較動搖，似有商量的餘地。於是一方面由律師給當時擔任推事的法官和庭長一筆錢打通關節，一方面由二伯父向我父親做工作，亦答應給 他一筆錢作交換條件，向法庭自動聲請撤銷告訴。我後母也在旁說項，勸我父親接受二伯父的條件。我姑姑雖未撤銷告訴，但經此轉折之後，這件官司最後判我二伯 父勝訴。姑姑後來知悉詳情，一直怪我父親背叛了她這個親手足，以後就很少來我家走動了。

　　表妹黃家瑞說我姐姐是“一個既熱情又孤獨的人”。

　　一九三七年夏天，姐姐從聖瑪利亞女校畢業。她向父親提出要到英國留學的要求，但被拒絕了。父親那時經濟狀況還沒有轉壞，但他和後母吸鴉片的日常開支太多，捨不得拿出一大筆錢來讓姐姐出國。姐姐當然很失望，也很不高興，對我父親及後母的態度就比較冷淡了。

　　後來我才聽說，我母親為了姐姐出國留學的事，一九三七年特地回上海來了。她托人約我父親談判姐姐出國的問題，父親卻避而不見。不得已，才由我姐 姐自己向父親提出的。結果不但遭到拒絕，還受到我後母的冷嘲熱諷。我姐姐受傷最深的就是她在《私語》中寫後母罵我母親的話：你母親離了婚還要干涉你們家的 事。既然放不下這裡，為什麼不回來？可惜遲了一步，回來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日軍攻擊閘北，八？一三抗日戰爭爆發。我們每天看見人群為了躲避日軍的炮火，不斷地從閘北湧向租界。夜裡還聽到炮聲隆隆，無法安眠。我舅舅家那時剛從蕪湖搬回來，住在淮海中路的偉達飯店，母親也住在那裡，就派人來把我姐姐接過去，在那裡住了兩個禮拜。

　　我的表妹黃家瑞回憶說，我姐姐是“一個既熱情又孤獨的人”。和她們姐妹一起玩的時候，姐姐也很放得開，尤其和她的三姐黃家漪，聊起天來更是嘻嘻 哈哈，有時笑得很大聲。可是一九三七年初秋和她們同住偉達飯店那段時間，姐姐情緒很低落，不愛說話。就是說話，也總是細聲細氣的。她常常拿個本子，靜靜地 坐在一旁，側着臉看人，給人畫素描。不然就低着頭，在那兒寫小說。除了畫圖和寫作，她不做別的事我姑姑發誓說：“以後再也不踏進你家的門！”

　　後來姐姐回家來了。她走的時候雖讓我父親知道，卻沒跟後母說一聲。兩人心裡都有疙瘩了。她一回來，後母就開罵，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擋，後 母卻說姐姐要打她，上樓去告狀。我父親不問青紅皂白，跑下來對我姐姐一陣拳打腳踢，把我姐姐打得倒地不起還不罷手。他打我姐姐時嘴裡一直說着：“今天非打 死你不可！”

　　幸虧我祖母留下的老傭人何干不顧一切去把他拉開，姐姐才沒有真的被他打死。

　　我姐姐當着全家大小受這一頓打，心裡的屈辱羞恨無處發泄，聖瑪利亞女校的學生宿舍，張愛玲在此度過六年中學生涯。

　　立即想要跑出去。但我父親已下令那兩個門房不准開門，連鑰匙也沒收了。何干偷偷打電話去我舅舅家，第二天我舅舅和我姑姑來為我姐姐說情，順便再 提讓我姐姐出國讀書的事。然而說情無效，我後母又在一旁冷言熱語的，我父親和我姑姑一來一往都不善罷干休，竟至兄妹扭打起來了。姑姑的眼鏡被打破，臉上受 了傷，一直在流血。我舅舅拉着她，要她趕緊上醫院去。我姑姑臨走時發誓說：“以後再也不踏進你家的門！”

　　老女僕何干的忠告扭轉了姐姐的一生。

　　我姑姑和舅舅走後，姐姐就被軟禁在樓下的一間空房間裡。那段日子，我也不大敢到她房裡去看她。因為我父親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許任何人和她見面、交談；也囑咐看守大門的兩聖瑪利亞女校雖是美國人辦的，學生校服卻是中式旗袍。

　　個警衛務必看緊，不許我姐姐走出門。

　　姐姐在那空房裡也沒閒着，偷偷地為她的逃走做準備。每天清晨起來後，她就在落地長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鍛煉身體。後來她得了痢疾，身體虛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我父親從何干那裡知道我姐姐患了痢疾，卻不給她請醫生，也不給她吃藥，眼見得病一天天嚴重。姐姐後來在《私語》裡把她被軟禁、生病、逃走的經過寫得很清楚，但不知是有意或無意，她漏寫了一段，就是我父親幫她打針醫治。

　　原來何干見我姐姐的病一日日嚴重，惟恐我姐姐發生什麼意外，她要負連帶責任。她躲過我後母的注意，偷偷地告訴我父親，並明確表明我父親如果不採 取挽救措施，出了事她不負任何責任。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僕，說話比較有分量。我父親也考慮到，如果仍張愛玲﹙後排左三﹚在校上音樂課之情景。

　　撒手不管，萬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惡父”害死女兒的壞名聲，傳揚出去，他也沒面子。

　　於是父親選擇了消炎的抗生素針劑，趁後母不注意的時候到樓下去為我姐姐注射。這樣注射了幾次後，姐姐的病情控制住了。加上老保姆何干的細心照料和飲食調養，姐姐終於恢復了健康。

　　我寫出姐姐漏寫的這一段，並不是為我父親辯白；事實上他不過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名聲而不得不採取挽救的措施。但何干給我父親的忠告，是真正地立了一大功。如果沒有何幹這個關鍵性建言，中國近代文壇也許就沒有張愛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