惲仁祥

    在互聯網上見到《中國四千萬貧困兒童困境調查》一文，我一口氣含淚拜讀了兩遍，以難以形容的心情寫點東西，並為4000萬貧困兒童吶喊！

    為讓朋友們了解4000萬貧困兒童的處境，先摘幾段“調查報告”的內容如下：

    中國四千萬貧困兒童困境調查

    四千萬貧困兒童困境調查:一天兩頓 午餐乾糧

    成長之困：四千萬貧困兒童調查

    原編者按 在剛剛過去的“六一”兒童節，許多孩子獲得了夢寐以求的禮物，參加了豐富多彩的活動，過了一個充實而快樂的節日。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這樣幸運。在廣西、貴州、青海、陝西、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區)的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還生活着四千多萬14歲以下的兒童。

　　儘管近年來這些兒童在國家相關政策的扶持下，生存境遇有了一定改善，但他們在營 養健康、疾病防控、教育資源等方面與城市兒童的差距仍在擴大，長期的貧困導致他們的精神世界黯淡無光，遠離現代科技和社會發展，更讓他們對外部世界充滿迷 茫。兒童的命運既是個人的命運、家庭的命運，也關係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讓我們一起來關注這四千萬貧困兒童的成長。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知識改變命運”曾激勵着無數寒門學子奮發圖強，改 寫自己的人生。然而，記者在多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採訪時發現，這裡有相當比例的學生因家庭條件差、自然環境惡劣、學校生活艱苦，受教育的質量難以保證，一 些學校甚至因學生疲憊難支放棄下午課程。

    校長韋應忠已經見慣了這種情況，並沒有提醒他。韋應忠說，學校共有226名學生，其中80餘人的情況和羅廷習類似。“他們能走到學校已經不錯了。”韋應忠 說，平時，一些學生實在太累，走到半路就回家了，尤其是下雨天，低年級學生曠課率特別高，學校每年總有兩三名學生因為家遠輟學。另外，學校一年的缺水期達 4個月，沒法提供營養午餐，很多學生餓着肚子，只盼着下午課早點結束，好回家吃晚飯。“下午課實際上只有家近一點的孩子在聽。”

　  福建省周寧縣泗橋鄉赤岩小學校長周倫炳告訴記者，由於缺乏專職教師和實驗設備，現在學校的計算機課和實驗課只能口頭講述。在課改後考試越來越注重學生動手 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導向下，農村學生單純依靠刻苦應對應試教育的方法，將很難應付新課改的要求。“今後農村孩子考入名校的難度會越來越大。”周倫炳說。

　   身體發育遲緩 健康狀況堪憂

    與城市的不少“小胖墩”相反，許多貧困地區兒童吃飽飯尚成問題，營養不足、發育遲緩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其健康狀況令人心憂。

    今年9歲的韋波看上去只有5、6歲的孩子高，瘦小的他和20多斤重的背簍顯得極不協調。

    僅摘錄這幾段文字，估計大家就能知道4000萬貧困兒童的概貌。

    請注意：這4000萬貧困兒童，記者僅是文中所述約七個省(區)的調查結果，而且可以推測，即便這約七個省(區)也不是調查到每個角落，則全國該是多少貧 困兒童？值得深思啊！這一調查報告，激起了對我的童年和少年的回憶，那是我一生中苦難的歲月。但萬萬沒有想到讓一夥走資派、文痞們歌頌了30多年“改革開 放的春天”、“第二次解放”，竟“春天”、“解放”到了恰恰實實一夜回到了解放前。這才是眾所指責的“鄧三科”的“貢獻”。

    在30年前毛澤東時代，我是親自到過一些貧困地區的，最貪困的僅是玉米棒子芯同玉米一起磨成粉吃糊糊或玉米餅，連土豆等瓜菜代糧，總還能填飽肚子，青年穿 燈芯絨服裝、姑娘穿毛衣很平常。就沒有見到9歲的兒童瘦小到了像5歲的娃娃。那是我的童年萬惡的舊社會又“改革開放”回來了。1949年解放，我己17 歲，當了幹部，去縣城常州市開會，乘公共汽車我可買半票，說明身高不超過1米3。1951年土改工作結束，鎮壓反革命開了個頭，組織上保送我到省立鎮江中 學插班念書，已是19歲，而上體育課時，最低的雙槓我上不去，是體育老師把我抱上去的，可想我當時身髙有多高。但這是解放前舊社會的貧病交替把我折磨的。 我父親、哥哥身高都是1米7幾。我6歲時，日寇占領了我家鄉，一把火把我的家毀為灰燼，住進了土地廟，吃了幾個月燒成了焦炭的“糧食”。父親本來身體就有 病，這一折磨很快就去世了。我家成了新四軍聯絡站，抗日勝利，國民黨一來，一頂“共匪家屬”的“罪名”，連敲榨帶迫害，第二次家破人亡，借高利貸買霉豆 並、挖野菜度日。禍不單行，我患上血吸蟲病，1949年解放時己肝腹水，病到這個程度很少有活下來的。在這前，分別在我剛生下和8歲時病死過兩次，算是搶 救活了，叫命硬吧，這在我寫的書裡都有詳細介紹。這第三次是毛主席、共產黨把我救活的，徹底治癒是毛主席《送瘟神》詩篇發表以後，這才開始發育成人。我的 這些遭遇完全是日寇、舊社會、國民黨反動統治造成的。我常說我是這三個階段(即日寇入侵前的封建統治、日寇統治、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反動統治能活下來的 “活化石”。僅流通的貨幣從童年時的銅板、銅錢、銀元，到日偽時的偽幣和硬幣通用，國民黨的金圓卷、銀元卷等紙幣。見到一洋面袋金圓捲紙幣買不到10斤大 米，見到了上午能買10斤大米的錢，下午就買不到3斤大米……。這幾個朝代變遷，直到1949年4月解放，我才算從閻羅王路上回到了人間，才真正從鬼路上 走上了做了人、有尊嚴的道路，直到毛主席去世。

    從上述我的經歷，我的童年和少年是悲慘中度過的。舊社會的兒童，成活率極低，我媽生九個孩子，活到解放僅3個，農村都差不多，生的多活的少，農村兒童死得 最多是岀麻症和破傷風，所以不存在節育問題。而且，幾乎每年都有傳染病，如霍亂、傷寒等等。一傳開，今天替別人抬棺材，明天是別人替他抬棺材，有的村莊死 到了揍不起能抬棺材的一班人。凡同我年令差不多的農村朋友，都會回憶起舊社會這些悲慘情景。但有一樣比當今社會好，就是社會風氣：農民間相互幫助。大家看 樣板戲《紅燈記》中一句對白：“拆了牆，就是一家”。聽了特別親切，生動地如實表達了勞動人民間的階級感情。可不像當今，說是“沒有階級”了，所以人間也 就沒有階級感情了。如今天(2013年6月21日)《京華時報》報導：一個人騎電動車突然暈倒在地，路過的人不僅沒有一人相救，還有一青年發現他雖還在呼 吸，但己無知覺，不僅掏走他口袋裡的1元錢，還把電動車騎走了。由於沒有及時救治，騎車人被民警發現送醫院不治身亡。這種事例，在我們的文明古國從未聽說 見死不救還盜財。這隻有高舉“鄧三科”“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才造就了這種“鄧三科”社會風氣。至於將來是不是還有別的什麼“理論”與其合伍？只有天知 道。可以說人不知廉恥是“鄧三科”最大的創造和發明。這在舊社會沒有見過。這就是我見到的舊社會，包括日寇時期。所沒有介紹的是反動派屠殺共產黨和進步人 士，以及日寇屠殺老百姓。但沒有見過用坦克、大炮屠殺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和市民。這是D某“理論”的專利。如有記錯的或有重大遺漏的，請大家指正、補充。

    我的青年和中年大部分是在毛澤東時代幸福地度過的，也作個概略介紹。

    1949年6月，即解放兩個月，我參加縣幹部培訓班。一結束，我承擔了當時秦區長抓的典型：一個行政村的土地核查和二五減租減息工作。初冬任區秋征糧庫總 會計兼總保管工作，同時兼任鄉團副書記、書記，後改為總支任總支書記直到離開農村。1950年擔任一個行政村的土改，並由縣土改工作隊指導。接着是承擔全 區土改清冊編制的具體領導工作，完成後，1951年9月即離開農村念書。挿入初二念書，一改我解放前上小學不用功、不複習(哪門課都考過不及格，常被老師 打手心、關夜學即放學不讓回家)，學習爭分奪秒，課間休息都啃書。如實講，第一學期成績就優秀，尤其數理化，大多是100分滿分，這個成績的獲得，包括讓 我同她同坐一桌的女同學王靜儀同志的幫助。還擔任團支書和校總支宣傳幹事。53年升入本校高中，尤其是教務處毛主任和初中班主任洪鳳儀一再督促我抓緊體育 鍛煉。從高一開始鍛煉，到高二就獲得勞衛制二級獎章和三級長跑運動員獎章。高三畢業時獲全校運動會5000米長跑冠軍，一直到大學畢業，保持了5千米、1 萬米全系長跑冠軍，但學習成績降為優良。高中時還被校指定給初中一年級一個班每周講一堂時政課。升大學也是學校保送的，四所軍工院校任選一個。大學還擔任 過班主席、班反右中心組長等。學習成功的體會就是弄懂原理，熟悉最後計算公式的推導全過程，這樣記住的公式不易忘，忘了也能推導出來。多做題、做難題(那 時除同學間組織學習小組外，沒有當今亂七八糟的高額費用補習班)，也就是華羅庚的“熟能生巧”，其實搞科研也是這點“竅門”。正如毛主席說：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身體就是靠持之以恆的鍛煉。至於一些媒體宣傳的學習“捷徑”、保健“妙方”，只能參考，有些甚至是胡亂宣傳的誤導。

    我五年制大學，結果學了四年提前一年畢業支援國防建設，分配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即七機部前身)代管的國防部國防科學情報技術資料研宄所工作，成了一名軍 人，直至毛主席去世，被走資派非法強迫“退休”。我要向大家介紹的是，毛澤東時代把我這位在舊社會極度畸形兒培養成為大學畢業生、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位軍 人，難道還不足以證明是翻天復地的變化嗎？！在毛澤東時代，像我這樣變化的何只是千百萬。從中學到大學不知道什麼叫學雜費，都國家包了。大學不僅不要學雜 費，伙食也是靠助學金吃了國家的，還有每月4元錢另用，棉衣是國家補助的，看病是公費醫療(是真正的公費醫療，不像現在我作為退休軍隊老幹部，一個普通會 計都可隨便剋扣該報銷的醫藥費)，就連學習用品，如繪圖儀器、計算尺等都是向學校借用的，參考書是校圖書館借的。更不知道住宿費等等，一報到就分配住宿。 包括洗澡、游泳池學校都有，是免費的。大學畢業不僅不愁找不到工作，從四年級開始校里就研究分配問題，像我還提前一年就畢業了。包括走上工作崗位，一報到 就先發薪金、宿舍早按排好。待到結婚的，組織上早安排好房子包括家具、櫥房…。有了孩子，國家統籌醫療、上學、分配工作等都不用操心，都國家包了。可是這 樣一個毛澤東時代，被一夥走資派、反動的社會一小撮殘渣餘孽誣衊為“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改革開放”折騰成人民上不起學、買不起房、死了也火葬 不起，幾千萬兒童被貧困得吃不飽肚子、營養奇缺而畸形，成了我惲某在舊社會受的苦難接班人。據報導：“貴州畢節5名流浪兒垃圾箱身亡的均為男孩，年令10 歲左右。據目擊者描述，事發垃圾箱綠底白蓋，近一人高、長約1.5米、寬約1.3米，蓋可封閉。垃圾箱旁是一個拆遷工地，孩子們在拆遷工地圍牆裡面，用一 些寫有廣告語的塑料篷布、水泥磚和三合板圍起來，並在裡面住了好幾天”。又據報道：“南京幼女(註：一個1歲、一個3歲，姐妹倆)餓死真相震驚全國，小小 年紀遭如此大難。2013年6月21日民警在南京江寧泉水新村發現兩個女孩死在家裡。記者崔永利爆孩子餓死真相：孩子整夜拍着門喊着媽媽;餓得趴在馬桶里 吃糞便;尿不濕不換導致下身潰爛”；“孩子們光着屁股，一次次絕望地拍着窗戶，滿臉都是糞便!最後孩子抱出來的時候都已經風幹了”。這些事例，雖發生在近 年，但這是十八大前“改革開放”30年反動統治的結果，是“鄧三科”把一個社會折騰成這種樣子，還是人民政府嗎？世上還有更反動的嗎？可是走資派及一小撮 文痞還在大唱“改革開放的春天”、“第二次解放”、“中等發達國家”……。所以我重複一句：古今中外沒有比中國走資派、文痞最無恥、不要臉的。

    在舊社會，我所見到的就是方園5平方公里的天地，誰見過城市、火車、電燈、大學……。解放後第一次進到常州市，洋相岀夠了。看到電燈，一按就亮、一按就 滅，不像農村祖代用的豆油燈盞，要劃火柴才能點亮，嘴吹一下才滅。所以好奇就不仃按開關，直到服務員來勸阻才罷休。還有和別人一道到常州鬧市區鐘樓大街 上，看到大商店一個木盒子裡唱京戲。我就問：那麼小的盒子，怎麼能呆那麼多人在演戲？陪我玩的怕給人聽見“丟面子”，拍了我一下說：別吭聲，那是收音機。 這類洋相，凡當我看《紅樓夢》劉姥姥進大官園鬧的笑話，就會想到自己第一次進城。由此，不少城裡人看不起鄉下人。但你一想：城裡人第一次到農村，把小麥苗 說成艽菜等笑話也不少啊！其實這是符合對事物的認識由不懂到懂的認識規律的。如此愚昧的我惲某，在毛澤東時代能成為工科里較難攻下的無線電工程系大學畢業 生，而且被組織上以品學兼優的條件選拔提前一年畢業參加國防尖端科研工作，同我一起被選拔的同年級有8位同學，約半數是農村出來的。泥腿子後代進了尖端科 研所，這在我們民族史上是少見的，而在毛澤東時代是平常得很。

    以下是美國的一張統計表。

    美國《時代周刊》對中國“改革開放”前後30年對比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時代的成就，大多是在文革時期取得的。這張統計表，不僅有力批駁了走資派和文痞們攻擊文革把“國民經濟搞到了崩潰邊緣”的無聇爛言；同時揭露了“改革開放”的“春天”的謊言。

    從上述統計表，還可證明：反文革派(基本上是走資派，以及對共產黨懷刻骨仇恨的殘渣餘孽。其中極大多數是官謎、財謎，搞陰謀、耍兩面派有一套)大多沒有多 大真本事的茅于軾之流。反文革派，多數是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不學無術之輩。最大的本事就是篡黨奪權造謠言，壓迫、迫害老百姓。但害苦了幾千萬兒童即祖國的花 朵在貧困中掙扎。並讓5000多萬育齡男女喪失了生育能力，1億多人“被精神病”，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就達800多萬，走資派、反文革派罪悪滔天。希望幾 千萬貧困兒童永遠記住這筆帳，長大後堅決打倒走資派，徹底批判“鄧三科”。髙舉馬列毛偉大紅旗、光復毛主席周總理和朱老總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科學社會主義江山，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