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

編者按：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時候，奚兆永教授發表了15萬字的文集《馬列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命運——對九十年歷史的沉思》，我們曾在網上發表，也曾印製廣泛寄贈。在建黨92周年之際，我們在這裡選登這個文集中的精彩段落，以饗讀者。

        本文前面已經指出，改革開放並不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它應該是從1984年10月舉行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因為正是這次中央全 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始了包括農村和城市改革在內的全面的改革；也正是在全會通過的這個《決定》裡給出了“改革經濟體制”的權威解釋。 如果按照一般的說法，改革開放距今已有33年；如果按照後一種說法，改革開放也已有了27年。總之一句話，時間都相當長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要問：改革 開放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一些人可能還不大能接受。其實，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 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 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頁）

    ——“至於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注意到了這一點。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會不會產生新的 資產階級？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同上，第139頁）

    ——“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頁）

    ——“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同上，第172頁）

        應該說，鄧小平的態度是很鮮明的。他認為，如果出現了兩階級分化，如果出現了新資產階級，如果出現社會風氣變壞，形成貪污、盜竊和賄賂橫行的世界，那改革就失敗了，中國就走上邪路了。

        現在的問題是，改革開放的領導人似乎沒有人敢於用鄧小平提出的標準來衡量改革開放的成功和失敗。但是，這個問題是一個客觀存在，是迴避不 了的。人們有理由根據鄧小平關於改革成敗的論述要求中央領導人回答：中國有沒有出現兩極分化？有沒有出現新資產階級？中國的社會風氣有沒有變壞，形成貪 污、盜竊和賄賂橫行的世界？

       如果真正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真正以實踐為作為檢驗改革開國成敗的標準，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首先說新資產階級的形成。本來，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已 經基本上消滅了。說基本上，是因為改造資產階級不僅是要改變他們的生產關係，還要包括人的改造，而這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但是改革開放後，由於實行了一系列 鼓勵和扶持私營經濟的政策，新的資產階級迅速地成長了起來。其增長速度之快，甚至令一些西方的資本家也無法想象，感到吃驚。這些年來，各地發展私營經濟好 像在開展競賽。前幾年，浙江的民營經濟發很快，走在全國前頭，於是全國許多地方的省委書記或省長都前去取經。後來，江蘇的民營經濟加快了發展速度，趕了上 來，一位記者甚至做了這樣的報道：“連續3年，江蘇民營企業的數量超過浙江、廣東，雄居全國第一！這是江蘇民營經濟向全省7400萬人交出的喜人答卷，也 是為全省GDP增長作出重大貢獻的成績單。”好像全省人民都在關注着、盼望着私營企業的發展。如此強姦民意，製造輿論，真讓人感到吃驚！其實，哪是這種情 況？！

前不久，《財富》雜誌公布世界500強名單，中國有69家企業榜上有名，其中有兩家私營企業，一個是華為公司，一個是江蘇沙鋼集團。這說明，中國不僅有資 本家，還有世界級的大資本家。網上有人將其與美、日的私營企業為主的情況比較，認為中國上榜的國有企業不值得人們關注，在他們看來，中國要有一大批世界級 的大資本家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這表明，占有了財富的階級，同時也是掌握了輿論的階級。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化，上層建築也在隨之發生變化。

       如果說，過去要論述新資產階級形成這個問題需要拿出數據，那麼現在，當私營企業已經占據半壁江山的時候，再拘泥於數字恐怕就顯得有些迂腐 了。應該說，在今天新資產階級形成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現在，中國有八成的工人在私人資本家的企業里出賣了動力，受資本家的剝削，你還能說，沒有形成新 資產階級嗎？實際上，早在前幾年，中國1%的家庭就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這幾年，不僅資本家的數量在增加，其資本的規模也在擴大。今天已經有兩個 大資本家進入了世界500強，如果再出一批大資本家，那財富就會更加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裡，而國家的命運也會集中在這極少數人的手裡，中國的老百姓還有什 麼希望？

       不僅資本家人數在增長，資本的規模在擴大，而且為資本家服務的官員、知識分子也在迅速地向他們靠攏。他們有着共同的階級利益，共同的意志和 共同的語言，他們還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我們只能如實地將他們稱為新資產階級。隨着新資產階級形成，他們在政治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訴求。他們要加入共產黨，要 參加人大、政協，要進共產黨的領導班子，不僅要當中央委員，還要當政治局委員，當然，他們更需要在黨里、政府里、軍隊裡找到他們的代理人，替他們講話，為 他們做事。

      實際上，社會在各方面也已經為這個新資產階級準備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新資產階級要住豪宅，於是富人區、別墅區就應運而生；新資產階級要坐高 速列車出行，於是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就迅速修建，適應其需要的商務席和一等席車廂也隨之配套齊全；新資產階級是社會的新貴，他們要有貴族化的活動場所，盡 管中國國土資源有限，城市水資源也嚴重不足，但是，“錢能通神”，一個個高爾夫球場還是如雨後春筍般地建設起來；新資產階級是暴發戶，往往要附庸風雅，他 們要講究美觀，於是不惜重金請老外來中國設計各種建築，並且要周圍的建築與之協調，如不協調，又不惜勞民傷財要對周圍地區的屋頂進行“改造”；新資產階級 還有他們特殊的需要，於是，色情場所，賭博場所雖然在新中國早已禁絕，但也可以為之重新開放。這一切，無疑極大地加深了社會的鴻溝，激化了社會的矛盾，這 也是新資產階級出現後所不可避免的現象。

       其次說農村改革。關 於農村改革，前面已經多次提及，現在是專門講它的失敗。本來，小農經濟是一種落後的過時的的生產方式，馬恩列斯有很多論述，毛澤東也有很多論述，而有的人 就是不聽，最後失敗是很自然的。小農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它不能發揮協作的優越性，它也不能大規模地進行農田水利建設，更不能使用農業機械和 先進的科學技術。它所能靠的只是過度勞動和消費不足。最初搞家庭承包時，它可以靠起早貪黑、省吃儉用來發展生產節約開支，但是，一家一戶的個體經濟沒有後 勁，不能持久。開始，過去集體經濟時留下的水利設施還能繼續利用，但是，時間一長，這些水利設施因為年久失修，效益就大大下降。靠吃集體經濟時的老本顯然 是不行的。這些年自然災害頻發，不是澇就是旱，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大不如前，顯然與此有關。

       農業區情況如此，牧業區情況更糟。家庭承包後，一家一戶為單位，為了增加收入，家家都多養牲畜，造成了草原因過度放牧而退化的現象。過去的 草原，牧草可長到半人多高，而草原退化後的牧草不僅矮趴趴的，而且稀稀拉拉，不成樣子。這不是一個地方的現象，新疆、青海、內蒙古，差不多所有牧區都有這 種現象。最近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播放了青海省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和手段。說穿了，這個方法和手段就是成立合作社，減少放牧的牲畜數量，讓草原休養生 息，逐漸使草原復壯；同時讓合作市社開展多種經營，把勞動力轉移到工副業生產上去。實踐證明，這個在小農經濟下不能解決的難題，一旦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就 迎刃而解了。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孰優孰劣不是很清楚了嗎？但是，我們是付了那麼多年的代價才將其弄清楚的，這個教訓太深刻了。

       現在的農村實際上是靠政府的反哺政策來維持的。給農民免除農業稅，提供一定的社會保障，或者通過土地流轉讓他們得到一部分土地收入，但是， 這種從外部輸血打氣的辦法是沒有生命力的，也是不能持久的。農業生產本身應該有自己內在的動力，才能做到持續的發展。這是一個如何建設新農村的大問題，要 解決好，只能走社會化、集體化的道路，舍此別無他途。

       再次說兩極分化。城鄉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必然引起社會的 兩極分化。中國的基尼係數本來是很低的，也就是說，是相當公平的。但是改革開放以後迅速攀升，並有加速的趨勢，已從改革開放前的0.16躍升到2007年 的0.47，以後又進一步高升，去年達到0.5以上。收入水平差距之大不僅和改革開放前不能相比，就是比之於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大大超過，可見收入分配 不公問題之嚴重。之所以出現嚴重的分配不公，有人認為是國家壟斷造成的。問題是，過去一些行業也是國家壟斷，但是並沒有如此大的收入差距，可見根本的問題 並不在這裡。根本的問題是所有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去實行的公有制由於改革開放以來大搞私有化，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私營經濟在GDP中的比重已達到 50%以上，而其所雇用的勞動者則高達全部僱傭勞動者人數的80%。這兩個數字是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日前在視察黑龍江時所提供的，應該是可靠的官方數字。 對於私營企業來說，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不過是勞動力的價值，只要勞動者能夠生存，能夠在勞動一天以後第二天能夠繼續做工就行了，因此他們總是把工資壓得 很低，這樣資本家才能獲得更多的利潤。因此，隨着私營經濟的超速發展，必定是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發揮作用的 結果。事實也是這樣。我國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收入已從過去占GDP的55.4%降到39.74%，而企業的盈餘則從占GDP的21.25%上升到 31.29%。這種趨勢隨着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仍在繼續之中。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存在行業的問題。據統計，全國證券、航空、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煙草等八個行業的員工人數只占全國職工總人數的 8%，，而他們的收入卻占到全國職工總收入的55%。這些企業基本上都是國營企業，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其實也是生產關係發生變化的結果。關鍵在於，這些 帶有壟斷性的國有企業，按照國家的現行政策，可以把他們所獲得的利潤的絕大部分留在本企業而不上繳國家，這就使得這些企業把本應上繳給國家的利潤變成企業 職工的工資和福利，而為了“激勵”，落在高管手裡的部分尤為可觀。這是非常不合理的，也是極其錯誤的。列寧早就指出，“無論直接或間接地把個別工廠或個別 行業的工人對他們各自的生產部門的所有權合法化，都是對蘇維埃政權的基本原則的極大歪曲，都是對社會主義原則的徹底背棄……。”（《列寧全集》第34卷， 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48頁）我們怎麼可以公開違背列寧的這一教導，長期實行這種公開背棄社會主義原則的政策呢？

       此外，國家公務員利用職權，“近水樓台先得月”，率先給自己加工資，而且幅度很大，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一個重大問題。還有所謂三公消費，數 字大得驚人，這樣做完全違背了巴黎公社的原則，公務員不再是社會的公僕，而成了社會的主人。人民群眾對此當然非常不滿。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個政 治問題，它使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嚴重地脫離群眾，使國家機關變質，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社會後果。

       複次說開放。毛 澤東並不反對開放，文化大革命也並沒有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早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就說“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並不 反對任何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3頁）事實也是這樣，不是別人，正是帝國主義對我們實行封鎖禁運，搞所謂制裁，才是無法做生意的原因。但 是，衝破他們的封鎖和制裁，我們還是做了生意。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還從西方國家進口了一些大型的成套設備，如軋鋼設備、石油化工設備和裝置，裝備了武 鋼、北京石化、上海石化、四川尼綸廠等大型企業。但是，這種開放是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的，完全不同於舊中國的那種所謂開放。改革開放以後，開放的規模 當然更大了，但在指導思想上卻出現了盲目引進的問題。許多地方為了引進外資展開惡性競爭，給外商以種種優惠條件，也不管這些項目是否先進，對環境是否造成 不良影響，統統引了進來。甚至提出發展“兩頭在外”的所謂“外向型經濟”的口號，極大地增加了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中國被綁上了以美國為首的所謂“經濟 全球化”的賊船。其實中國並沒有從中得到多少好處，相反，所受到的傷害卻很大。由於對外商的“優惠”，中國工人的工資被壓得很低，飽受外商的剝削，大量的 利潤被裝進外商的腰包；一些大量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的項目造成中國資源枯竭、環境惡化；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也被壓得很低，使西方國家可以用低廉的價格購買 中國的商品，緩和他們國內的矛盾；中國用血汗換來的外匯卻不能購買自己所需要的先進技術，只能用來購買美國的的國債和債券，美國是一個債台高築的國家，它 用發行鈔票的方法來清償債務，而中國卻要吞下美元貶值所造成的苦果。現在都喜歡說“互利共贏”，這裡哪裡有什麼“互利”，又怎麼談得上“共贏”？

       應該說，我們的損失不僅是經濟上的，更是政治上的。本來，美帝國主義一貫敵視我國，是我們兇惡的敵人，但是，由於在經濟上綁在一起，我們卻 要和它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強調雙方具有“共同利益”。本來，當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經濟危機時，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國家都會感到高興，因為這表明， “資本主義制度的喪鐘就要響了”。這裡不妨舉馬克思和恩格斯例子來說明。我們知道，馬克思曾準確地預言了1857年發生的金融危機。他在1856年9月 26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不認為，一場大的金融危機的爆發會遲於1857年冬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72-73頁）果然不出馬克思所料，1857年11月這個危機爆發了。對此次危機的爆發，馬恩都感到由衷的高興。馬克思在1857年11月13日給恩格斯 寫信說，“雖然我自己正遭到經濟上的困難，但是從1849年以來，我還沒有像在這次危機爆發時這樣感到愜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 社1972年版，第198頁）此時的恩格斯雖然為了馬克思寫作《資本論》，還在干“畜生干的生意經”，自己的財產在危機中也受到了損失，但是，作為一個無 產階級革命家，他對危機的爆發也從內心感到高興。他在1857年11月15日寫給馬克思的回信中說，“我的情況正同你一樣。自從紐約的投機崩潰以來，我在 這裡再也不能安靜，而在這普遍崩潰的情況下，我感到非常愉快。最近七年來，資產階級的污穢畢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現在，這些污穢被沖洗掉了，我又變成 另一個人了。危機將像海水浴一樣對我的身體有好處，我現在已經感覺到這一點了。1848年我們說過，我們的時代來了，並且從一定意義上講確實是來了，而這 一次它完全地來了，現在是生死的問題了。我對軍事的研究因此就具有更加實際的意義；我將立即研究普魯士、奧地利、巴伐利亞和法國軍隊現有組織和基本戰術， 除此之外就是騎馬，即獵狐，這是一種真正的訓練。”（同上，第203-204頁）1994年12月18日，恩格斯已經74歲，距離他逝世（1895年8月 5日）只有7個月零18天時間，他還是與過去一樣，為歐洲發生的危機而感到興奮不已。他在給俄國民粹主義革命家拉甫羅夫的覆信中寫道：“至於我本身，沒有 什麼不好，但我開始覺察到，74歲畢竟不是47歲。然而事變應當幫助我們保持生命力；整個歐洲都沸騰了，危機到處趨於成熟，特別是俄國，那裡不會再這樣持續很久了。那就更好。” （《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2頁，黑體為引者所加）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態度表明，他們和資本主義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命運是 不共戴天的，他們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可是我們現在領導人的態度就完全不同了。他們在危機時向帝國主義國家表態說，要與資本主義世界“同舟共濟”、“共度 時艱”，而且還以行動向這些國家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客氣地說，這哪裡還像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人？哪裡還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這正是把我國經濟捆 綁在世界帝國主義主義經濟賊船上，搞“全球一體化”所帶來的一個極其嚴重的政治後果。

        最後說社會風氣的變化。我 們知道，舊中國的社會風氣是很壞的。但是在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很快就徹底蕩滌了舊社會所遺留下的那些污泥濁水。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在接見 吉布尼和林達光時說，“你們如果50年代、60年代初來，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風尚是非常好的。在艱難的時候，人們都很守紀律，照顧大局，把個人利益放在集 體利益當中，放在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當中，自覺地同國家一道度過困難。1959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是這樣度過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 版社1993年版，第233頁）事實也是這樣。在毛澤東的直接關懷下，解放後迅速解決了各大中城市都普遍存在的妓院、煙舘、賭場、舞廳的問題，一些烏七八 糟的東西在新中國絕跡了；解放前曾經橫行鄉里的黑惡勢力，在解放後遭到了致命的打擊，也早已不復存在。貪污腐化的現象經過“三反”、“五反”的巨大衝擊也 有了根本的改觀。文革中，人們學習毛澤東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進行“鬥私批修”，社會風氣也是很好的。可以 說，在改革開放之前的新中國，社會風氣一直都是很好的。在這期間，還曾出現了像楊根思、黃繼光、邱少雲、徐學惠、向秀麗、雷鋒、王傑、焦裕祿、麥賢德、劉 英俊、歐陽海等一大批英雄人物。可以說，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年代。但是，改革開放以後，由於社會的兩極分化和以追求金錢為目標，已經絕跡的那些黃、賭、毒 的東西又死灰復燃，以新的形態重新冒了出來；而黑惡勢力也重又出現，與黑社會有關的惡性事件時有發生，而且手段更殘忍，規模也更大。改革開放前，中國的老 百姓都感到很有安全感，許多人家大門經常都是敞開着的，現在卻怕這怕那，家家戶戶都裝上了防盜門，有的還裝上了防盜窗。過去人們講誠實，把說謊看作是可恥 的行為。南京路上好八連的戰士連拾到一分錢都要交公。現在說謊成了普遍現象，甚至單位領導也教其屬下說謊。各種假成績、假文憑、假成果幾乎無處不在，甚至 製造假證件也已經發展為一種行業，各個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們鋪天蓋地的廣告。人們為了賺錢，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幹得出來。賣的豬肉、牛肉是注水的，賣的奶粉 是有毒的三聚氰胺嚴重超標，飲料是加了塑化劑的，餵養生豬和菜牛的飼料是加了瘦肉精的，連吃的糧食和食油也多是轉基因的糧油作物生產的。人們生活在一個被 欺騙的、時時感到不安全的環境裡。至於人人痛恨的貪污腐敗更是層出不窮，愈演愈烈。群眾中的宗教迷信活動在解放後已大大減少，可是改革開放後，為了賺錢的 目的，又大興土木，大建寺廟，大造佛像；由於不作無神論的宣傳，而整個社會又失去了精神支柱，迷信宗教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包括一些黨員幹部，還包括有相當 數量的青年人。須知，即使在解放前，青年人中燒香拜佛也被社會視為愚昧落後，其人數也是極為稀少的。社會風氣的這種變化和倒退，難道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帶 來的惡果嗎？！

        總之，根據鄧小平所確定的改革成敗的標準，根據改革開放以來實踐所產生的上述結果，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是更加完善和發展了，而是大大 地削弱和變異了，許多地方變得和資本主義差不多了，有的地方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西方國家的輿論界公開地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稱為“有中國特色的資 本主義”，這並不是攻擊的語言，而是根據事實得出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中央領導人應該有勇氣說，改革沒有獲得成功，改革是失敗的。

        承認改革開放的失敗無疑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應該有這樣的勇氣。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的“左派”幼稚病》裡曾講過一段非常著名的話：“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烏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誌，這才是黨履行自己的義烏，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進而又教育和訓練群眾。德國（以及荷蘭的）‘左派’沒有履行自己的這一義務，沒有極仔細地認真地嚴肅地研究自己明顯的錯誤，這恰恰證明他們不是階級的黨，而是一個小組，不是群眾的黨， 而是知識分子和沾染了知識分子惡習的少數工人的一個小團體。”（《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頁）在這方面，列寧和毛澤東都給我 們做出了榜樣。1918年夏，列寧領導的蘇俄遭到14國的武裝干涉，而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等白衛分子也發動了國內戰爭，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實行了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對此引來了對列寧和蘇維埃政權的種種攻擊和非難。對此，列寧當然也作出了回應。甚至到1921年春改行“新經濟政策”時，列寧還回 擊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考茨基關於“‘戰時共產主義’是一種過錯”的說 法，他說，“他們實際上起了資產階級走狗的作用。應當說我們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是一種功勞”，當然他也講了“這個功勞的真正限度。‘戰時共產主義’是戰 爭和經濟破壞迫使我們實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項適應無產階級經濟任務的政策。它是一種臨時的辦法。”（《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版，第502頁）但是，半年之後，當列寧在1921年10月17日作《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這一報告時，列寧就專門設立了一個“我們的錯 誤”這樣個小標題，專門談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的錯誤。他說，“當時在某種程度上由於軍事任務突然壓來，由於共和國在帝國主義戰爭結束時似乎已經陷於絕 境，由於這一些和其它一些情況，我們犯了錯誤：決定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當時我們認定，農民將遵照餘糧徵集制交出我們所需要的糧食，我們則把 這些糧食分配給各個工廠，這樣，我們就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了。”而“經過一段不很長的試驗我們終於確信，這種構想是錯誤的，是同我們以前關於從資 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論述相牴觸的，以前我們認為，不經過一個實行社會主義的計算和監督的時期，即使要走到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也是不可能的。”（同 上，第74頁）毛澤東在八大選舉中央委員時也公開承認自己曾犯過許多錯誤。他說，“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 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在井岡山時我提的那個土地法很蹩腳，不是一個徹底的土地綱領。肅反時我犯了錯 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頁）

 不僅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是這樣，就是一些資產階級政治家也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和失敗。今年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100周年。辛亥革命成功了嗎？沒 有。有人說它推翻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的制度，其實，它推翻的只是一個滿清政府，它既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也沒有推翻中國的專制制度。中國仍然是一個殖 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仍然是一個只有專制而沒有民主的國家。中華民國雖然建立了，但是由於革命的果實落到了袁世凱和北洋軍閥政府的手裡，所謂的 中華民國實際上是有其名而無其實，國家不僅沒有進步，反而不如以前。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坦承：“革命雖號成功，而革命政治所 能實際表現者，僅僅為民族解放主義。曾幾何時，已為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革命第一次失敗之 根源。”（《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4頁）他還說，“自辛亥革命以後，以迄於今，中國之情況，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 勢。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獄。”（同上，第115頁）孫中山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政治家尚能如此襟懷坦白，公開承認 革命失敗，難道素稱具有三大優良作風之稱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不能公開承認改革開放的失敗嗎？

 問題在於，關於改革成功和失敗的標準，鄧小平早就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已經向人們講得很清楚，後來又白紙黑字地印在《鄧小平文選》一書裡，人們了解得一清二 楚，而現實的狀況更是如此一目了然，如果採取不承認主義，那共產黨還能夠取信於民嗎？還能保持自己的威信嗎？還能繼續領導人民前進嗎？

 毛澤東說，“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人民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當黨的領導機關負責 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 符合於人民利益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頁）毛澤東的這些教導不僅不可忘卻，而且一定要加以踐行，這樣才能真正 取信於人民。

在這方面，鄧小平也曾說過，“我們認為，沒有缺點和錯誤的中央是沒有的。問題在於我們是不是嚴肅認真地正視問題，是不是實事求是地對待問題。……按照馬克 思列寧主義的原則，認真地總結經驗，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發揚成績，修正錯誤。這樣做，照列寧的話說，就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誌。”（《鄧小平文選》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頁）

作為一個非黨群眾，我真誠地希望中國共產黨，不僅要在在口頭上或書面上講“指導思想”，而且應當在行動上真正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去辦事，這樣才能得到廣大群眾的衷心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