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在洛杉磯的公寓 葉周攝 來源：大公報

編者按：上篇博文回憶《四隻鵝蛋》的開場白提到葉周先生，鑑於當時的情形，我的語氣中頗有點“貶義“，雖然這並不是我的初衷。但擔心這樣的“說法”對他不公平。 之後，我又上網找了一下關於他的信息。搜索的結果發現，他有一篇關於張愛玲的文章。2010年9月發表在“大公報”上。我想，這個時間應該在我們當年的談話之後。

慚愧地說，張愛玲的小說我一部都沒看過。唯一的一部作品還是透過李安的電影《色戒》而了解的。但我知道，她的作品，尤其是對上一代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但如果不是因為讀葉周的這個“回憶錄”，殊不知她晚年的生活如此淒涼。這使我想起了偉大的音樂家莫扎特。有感於很多藝術創造者因為不善妥協的性格，而使得自己生活在“熊掌和魚刺不可兼得”的環境之下。但我個人則是非常崇尚這種藝術特質的，儘管具有這種特質的藝術家現在越來越少。。。

作者葉周簡介： 葉周，原著名文藝理論家葉以群之子。（葉以群：原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1946年與矛盾在上海合編《文聯》半月刊，窗辦了香港南群影業公司。） 葉周現任channel 18 製片人。洛杉磯華文協會會長。原澳門澳亞電視台任總編輯。

(葉周/大公報)  張愛玲的足跡——從上海到洛杉磯的故居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作家張愛玲在洛杉磯西木區的公寓裡被發現已經離世，時值中秋。根據法醫的鑑定，她逝世的日期應該是六、七天以前，死因是心血管疾病。

張愛玲最後所住的公寓離我上班的電視台不遠，在她逝世整整十五年後的一個午後，我特地去附近走了走。那是一幢非常普通的公寓，格局簡陋，在洛杉磯西木區這類公寓很多，但張愛玲最後居住的那一幢實在不起眼。在十分窄小的公寓入口，街道的坡度有些陡，我想象着年邁的張愛玲每天走過那條道路，步履蹣跚。我讀了一下呼叫對講機上住戶的姓名，在原先張愛玲住過的二○六室，現在的住戶姓Pai，看上去不像是中國人的姓氏。恐怕現在這位新住客並不知道曾經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在這間屋子裡長眠了。

在上海，走過靜安寺附近的常德路(原名赫德路)和南京路交界的地方，會看見一幢七層高的公寓常德公寓(原名愛丁頓公寓)，張愛玲也曾經是那裡的住戶(一九五號，六樓六五室)。張愛玲在愛丁頓公寓租房時登記的職業是穆偉均律師事務所打字員。那是一幢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西式公寓，出資建造者是意大利人，公寓外型雍容大度，有寬敞的鋼窗，還有環形的大陽台。

張愛玲當年的丈夫胡蘭成曾在文章里寫道：“夏天一個傍晚，兩人在陽台眺望紅塵靄靄的上海，西邊天上餘暉未盡，有一道雲隙處清森遙遠。”張愛玲認識年長她二十多歲已婚的胡蘭成就是在愛丁頓公寓裡。一天胡蘭成主動到愛丁頓公寓裡來拜訪她，吃了閉門羹，只能在門縫裡留下一張條子。後來張愛玲就從那兒出去，順着靜安寺路，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路走去胡蘭成住的美麗園回訪他。這一趟走過去並不遠，也就二十多分鐘。後來他們交往後，也就時常“步行去美麗園，去靜安寺街上買菜。”

一日午後好天氣，兩人同去附近馬路上走走。張愛玲穿了一件桃紅單旗袍，胡蘭成按捺不住說好看，張愛玲不免有些咱沾沾自喜道：“桃紅的顏色聞得見香氣。”

相比起愛丁頓公寓，張愛玲在洛杉磯西木區住的公寓就簡陋得多。五層高的樓房，設計上沒有任何特色可言。在那個街區里，附近的幾座公寓都更為亮麗。

我從上海到美國，時常有這樣的感受，在上海進出過的好房子遠多於美國。與父母住的枕流公寓，是英國式的公寓，李鴻章兒子的產業；後來在電影雜誌社和電影製片廠文學部工作時的辦公室，也都是在三四十年代建造的歐式花園別墅里。記得謝晉導演拍攝白先勇的《最後的貴族》，其中女主角上海家中的景，就是在文學部的大廳里拍攝的。而美國除了富人區的豪華住宅，或是如同紐約第五大道上的高級公寓，平日所見的建築也都稀疏平常得可以。這也就難怪張愛玲在美國的居住環境遠不如上海的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張愛玲在洛杉磯寫了她生命中最後的著作《小團圓》，可是我發現她書中的很多事卻都是關於上海愛丁頓公寓中的舊事。其中就有很多是與胡蘭成的事，那也應該是四十多年前的記憶了，可是她就記得那麼深刻。包括她寫到的其它人，不論是作家編輯荀樺、導演燕山，都有真人可尋。這些人都對她的創作和生活有過深刻的影響。

住在上海愛丁頓公寓時，張愛玲曾對胡蘭成說：“我不想出洋留學，住處我是喜歡上海。”也為此，胡蘭成曾表示：“所以我政治上諸般作為，亦終不想要移動她。”不過這也是他的一種託辭。抗戰勝利後，曾為汪偽政權效勞的胡蘭成避走鄉下，張愛玲還是住在愛丁頓公寓，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才搬走。等到仍然有著名份的胡太太張愛玲到鄉下去探望胡蘭成時，卻發現他身邊已經有了另外一位。張愛玲也沒有作什麼激烈的表示，只是默默接受了。似乎張愛玲就十分習慣了與胡蘭成及其新伴侶的三者同行。為了避免當地人對胡蘭成身份的猜測，胡蘭成在人前都介紹張愛玲是他的表妹。張愛玲也都默默接受。

抗戰勝利時，張愛玲二十七歲。她和胡蘭成的婚姻也走到盡頭。離婚後，她搬出了愛丁頓公寓。離婚前張愛玲去溫州看望避難中的胡蘭成，他還記得，一天“兩人在小巷裡走，要我選擇她與小周，而我不肯。我且又想起她曾幾次涕泣，……”

一個半月後，張愛玲就從上海寫來了信：“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歡我了的。”可是用胡蘭成的話就更絕情：“其實我並不覺得愛玲與我決絕了有何兩樣，而且我亦並不一定要想再見她，我與她如花開水流兩無情，我這相思只是志氣不墜。”

“五中如沸，渾身火燒火辣燙傷了一樣”，那是怎樣痛苦的感覺？唯有張愛玲能以她獨特的方式表達出來。

可是命運弄人，在胡蘭成的記憶中，張愛玲曾對他說：“西洋人有一種阻隔，像月光下一隻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難受。”

如果真像張愛玲說過的：“我不想出洋留學，住處我是喜歡上海。”那麼她就會一輩子終老在上海。即便有些輿論對她不利。可是，一九五○年後，她最終選擇離開了上海，去了香港，最後又去了美國，走上了不歸路。

一九八二年，北大學者樂黛雲在哈佛做訪問學者，偶然看到張愛玲的作品，大為讚賞，於是輾轉託人，想請張愛玲到北大做一次“私人訪問”。張愛玲回信致謝，但表示並不想回國：“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陸沒有什麼牽掛，所以不想回去看看。去過的地方太少，有機會也想到別處去……”而她所說的“別處”，就是歐洲。張愛玲平生所憾“去過的地方太少”，就是指她一直未能去歐洲看看。

張愛玲行為做事十分決絕，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張愛玲的作品已經“重歸”中國現代文學史，而且大陸讀者對張愛玲“遲來的愛”也洶湧而至。可是她面對時代發展帶來的改變視而不見。她再次選擇了幽居避世，不論在美國，或是來自中國的客人，她都拒絕見面。

曾經有一次例外，八十年代初，著名翻譯家馮亦代到洛杉磯，想去看望張愛玲，托熟人向她聯繫。張愛玲知道馮亦代過去也在上海，表示同意見面。可是，張愛玲的答覆總是“遲覆為歉”，待馮亦代得到通知時，人已經離開洛杉磯了。後來，馮亦代提到此事，感到萬分惋惜。

張愛玲晚年的生活狀況十分艱難，有幾個原因導致了她的生活的不易。洛杉磯的公共交通極不方便，去一個地方常要轉車幾次。稍有能力者，都要買部汽車代步；搭公交車的，十有八九是新移民，或是生活艱難的窮人。可以想見，張愛玲裝束怪誕，手提紙袋混跡其中，該是何等狼狽！又是怎樣的不方便。

據熟悉張愛玲的人回憶，從一九八四年八月到一九八八年三月這三年半時間內，為了“躲跳蚤”，據說她平均每個星期搬家一次。按這樣算的話，張愛玲搬家次數盡高達一百八十多次，簡直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紀錄了！她去看醫生，反反覆覆申訴美國跳蚤的可惡，醫生也難以置信，疑心是她心理有問題。其實，她患的應該是一種難以痊癒的皮膚瘙癢症。

她給夏志清的一封信里描述她日常的生活：“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遠道上城裡：主要去看醫生。有時候回來已經過午夜了，最後一段公交車停駛，要叫汽車──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張愛玲所去的醫院是政府指定的專為窮人治病的免費醫院，路途很遠，要搭公交車去，排隊看病還要等候大半天，十分不便。

晚年張愛玲幾乎已經與中餐無緣，我在她住地附近走了一圈，幾乎找不到一家出售中國食品的超市，更不可能有中國餐館。據說她平時不願自己動手烹飪，也不願到外面去吃，僅以罐頭蔬菜、盒裝鮮奶、雞丁薄餅、胡桃薄餅、蘇格蘭鬆餅等作為飯食。

可以想象，長年累月吃那樣的食品人怎麼受得了？從口感上沒有什麼快感可言，營養也一定跟不上。她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出奇地瘦，神態安詳。她躺在房間裡惟一的一張靠牆的行軍床上，身穿一件赭紅色的旗袍。身下墊着的是一張灰藍色的毯子。身上沒有蓋任何東西。她頭髮很短，手腳自然平放着。走得平靜，有尊嚴……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功成名就，子孫滿堂才稱得上“大團圓”。可是，張愛玲最後到了美國，孤獨終老，沒有頭銜和功名，一直租房子住，也沒有購買房產、更沒有後代。這樣的人生結局，就連一般人的“圓滿”也沒達到。顯然與傳統觀念中的“大團圓”相去甚遠。恐怕這也是她在洛杉磯西木區那幢她生命中的最後居所里，修改着她人生最後的著作時所念念不忘的。

(摘編自《大公報》作者：葉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