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孚，1874年4月22日生，山東蓬萊人，北洋後期直系軍閥首領。七七事變之後，其居住在北平什錦花園，因留戀故宅未曾南下，日偽方面妄圖誘其出山，利用其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在淪陷區組織傀儡政府。吳佩孚堅持主權原則，毫不退讓，屢屢挫敗日偽陰謀。日本特務惱羞成怒，1939年12月4日，借為吳佩孚醫治牙疾之機，將其殘忍殺害。筆者特地梳理了吳佩孚身處險境、臨危不懼地與日本人和漢奸周旋的詳細經過，以饗讀者。

　　棺材嚇跑土肥原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在盧溝橋製造事端，企圖切斷二十九軍的最後一條對外聯繫通道。被日本人欺負了很久、一直忍氣吞聲的二十九軍知道決戰的時刻到來，奮起抵抗。但是由於日軍計劃已久，來勢洶洶，為保存火種，二十九軍還是棄守北平。

　　此時的吳佩孚正居住在什錦花園。很多人來勸他南逃，他總是淡淡地說：“北平也是中國的領土，我死也要死在中國的土地上，我為什麼要走?”吳佩孚知道日本人早晚會來找他，在客廳的牆壁上掛上了關羽和岳飛的畫像，設置香案祭拜，以示自己以忠義的關羽、岳飛為榜樣，誓死不與日本人合作的決心。每逢關羽、岳飛的誕辰、忌日，吳佩孚都要焚香禱告，頂禮膜拜。客廳的樓上是他的書房，書房中懸掛着關公的巨幅畫像，案頭放着他自青年時代就一直帶在身邊的《說岳全傳》、《紀效新書》等書。

　　北平陷落之時，扶乩唱和的友人南下的南下，投敵的投敵，深居簡出的深居簡出。門庭若市的什錦花園，一時間往來穿梭的人群少了許多。這個時候的吳佩孚，落得清閒，在津津有味地干一件很適合他幹的事情——給《春秋》作注，寫一部《春秋釋義》。這可不是他在故作姿態，表示自己甘於寂寞，主動和日本人和漢奸劃清界限，這件事他到北平之後，就斷斷續續地在做了。吳佩孚發出豪言，“要用20年時間給時間跨度為240年的《春秋》作注”。

　　1937年，吳佩孚過64歲生日時，平津一帶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日本人不斷進行挑釁，29軍能讓則讓，中日雙方還沒有大打起來。吳佩孚過了人生當中最後一個開開心心的生日。生日當天，高朋滿座。好友章士釗知道他喜歡對聯，特地送上壽聯：秉筆翻於西狩後，收京群憶北征年，說的就是吳佩孚準備用20年時間完成《春秋釋義》的風雅之事，遣詞造句寫到吳佩孚的心坎里了。吳佩孚非常高興，把它高懸於大廳之上，供所有來賓觀賞。

　　吳佩孚想潛心著述，並用關羽、岳飛像表明心跡，可是很多人卻想把他拉下水。日本人知道他滯留在北平，喜出望外。日本人占據北平後，送給吳佩孚的第一份大禮就是對外界發布虛假信息，“吳大帥進入東交民巷避難”，企圖製造吳佩孚附逆的既成事實。吳佩孚一生堅持三不主義，堅決不入外國人的地盤，當時人所共知，吳佩孚對這條消息不置可否，外界也反應平平。

　　在日本人眼中，他們在華北和華東扶植起來了兩個地方性的偽政權的首腦都是一些過氣的二流人物。無論是南京偽“維新政府”的首腦梁鴻志，還是北平偽“臨時政府”的首腦王揖唐，都是臭名昭著的安福餘孽。這幫傢伙之所以能上台，是因為他們本來和日本人走得就很近，在北洋時代他們就是親日派。日本人非常清楚，靠着這一幫連中國老百姓都瞧不起的漢奸敗類是無法維持淪陷區的統治的。

　　於是，日本人提出一個口號，要在中國尋找“第一流人物”“組建新政府”，以實現“中日親善”。1938年7月12日，日本五相會議正式通過《伴隨時局的對話謀略》要綱，將這一方略落實到紙面上，《伴隨時局的對話謀略》要綱的第一條就是：“啟用中國一流人物，削弱中國現中央政府及中國民眾的抗戰意識，並釀成建立鞏固的新興政權之氣勢。”

　　吳佩孚這位曾經的直系大哥，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他們的目標人物。吳佩孚雖然只是個解甲歸田的將軍，但在日本眼中，他是北洋勢力，尤其是北洋軍人的代表，在政界、軍界有着廣泛的影響。只要把他拉過來，就會有很多他的擁躉隨之而來，加上吳佩孚始終維繫着一支精幹的幕僚隊伍，他的軍事核心機構八大處也一直保留着。只要他肯出山，可以迅速成立一個精幹的政府，加上他在北洋系武人當中的強大影響力，在短期內聚齊一支隊伍，不是什麼難事。如果有這樣一個政府幫日本人“看家護院”，日本人可以騰出很多的兵力和財力。這就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盤。

　　被日本人同時納入視線的還有著名外交家、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皖系大佬、也曾擔任過北洋政府總理的靳雲鵬。日本人不久發現，靳雲鵬因為下台較早，已經沒有什麼實力，將關注焦點放在了吳佩孚和唐紹儀身上。此時的唐紹儀住在上海的法租界，有與日本人談判的意向。因此，日本人制定了專門的“南唐北吳”計劃，打算策反吳佩孚和唐紹儀，由吳佩孚掌軍，唐紹儀掌政。

　　日本人想讓吳佩孚成為第二個“溥儀”。在日本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陸軍中將的布置下，大小漢奸輪流上陣，充當說客，吳佩孚不為所動。北平陷落時，白髮蒼髯的老賊江朝宗不甘寂寞，率先落水，作為北平維持會的會長率眾歡迎日軍入城。他仗着臉老皮厚，上門拉吳佩孚下水，吳佩孚罵得他狗血淋頭：“你年紀比我大，還當日本人走狗，賣國求榮，真是白髮蒼蒼，老而不死。”吳佩孚遂與江朝宗絕交，不准他再登門。

　　有一個叫上角利的日本特務，長時間在山東地界流竄，能說一口流利的蓬萊土話，穿衣打扮，也像一個活脫脫的蓬萊老鄉。這個傢伙，跑到北平來，他宣稱要向吳佩孚學習中庸之道，並照顧吳佩孚的起居。吳佩孚一開始被他的外表迷惑，時不時地找他了解了解家鄉的情況。上角利這廝有備而來，對答如流。這傢伙來得很勤，時間一長，吳佩孚起了疑心，為什麼這個老鄉老是向他吹風，讓他和日本人合作。仔細一盤問，上角利破綻百出，吳佩孚當眾拆穿了這個冒牌老鄉的假面具。上角利這廝夾着尾巴跑了，從此再也不好意思上門。

　　日本人前來拜訪的由頭很多，有來切磋學問的，有來求學問道的，有來請大帥“卜上一卦”的，搞得吳佩孚不甚其煩。當真容得他們進來，這幫傢伙往往在一番恭維之後，就會唱起老調，請吳佩孚出來主持國事。吳佩孚好脾氣，只要這些人不談及政治，他就和顏悅色地滿足他們的要求，只要一談到政治，吳佩孚就不客氣地大聲喝止。

　　看到大小漢奸、特務全都無功而返，1937年10月，日本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親自出馬，前來拜會吳佩孚。賓主落座，寒暄過後，土肥原突然用誠懇而沉痛的腔調對吳佩孚說：“請大帥救救日本。請大帥出來主持中國的國事，結束與日本的戰爭。”吳佩孚立即不客氣地回道：“我是中國人，我應該先救救中國!”

　　吳氏坦率表示：“爾等就商於我，首須急速撤兵;次則將所有占據地方之軍政、財政，及一切行政交還，顧問、指導官必須取消，經濟統制亦應立即解除。我為主，日為客;我發命令，日本人亦當極端服從。能如是，自可建議政府，恢復和平。”

　　因為吳佩孚與日偽方面保持接觸，所以日偽方面始終沒有中止“勸進”工作。時間長了，吳佩孚也鬆了一些口，比如說，願意出來促進“和平工作”。這更加讓日本人覺得吳佩孚有可能上鈎。

　　1938年7月，日本大本營在華設立“對華特別委員會”，代號“竹機關”，由土肥原賢二為機關長，海軍中將津田靜枝、外務省顧問坂西八郎協助其工作。日本人喜歡用部隊長的名字稱呼軍事機關，這個策反機關又稱為“土肥原機關”。由於土肥原要往返於北平和上海兩地，統籌“吳佩孚工作”和“唐紹儀工作”，分身乏術，所以他讓高級特務大迫通貞少將在他不在的時候負責“吳佩孚工作”。竹機關的駐地北平南山莊成為土肥原、大迫等人誘降吳佩孚的司令部。在土肥原、大迫等人的策劃下，對吳佩孚的“勸進”工作進行得更熱鬧了。高級特務川本芳太郎拜吳佩孚為師，宣稱要學習“大帥的立身處世、道德文章”;吳佩孚的老朋友、原軍事顧問岡野增次郎也被土肥原機關由東京調到北平，出任“敦請專使”，前來“陪伴”吳佩孚;大量已經落水的吳佩孚舊部被組織起來，組成了“正太社”，勸“大帥出山”;日偽假名的“民眾團體”發來的“擁戴電報”、“勸進電報”，像雪片一樣飛進什錦花園。

　　在土肥原機關的策動下，1938年9月，臨時、維新兩偽政府合併為“中華民國政府聯合委員會”，迫切需要吳佩孚走到前台充當傀儡，領導整個偽政府。此時的汪精衛，還不是日本人考慮的優先對象，誘降汪精衛的“梅機關”此時尚未設立。

　　1938年10月7日，日本五相會議給土肥原賢二發來訓令。訓令中說：

　　閣下之任務仍一如既往，但尤應以推翻蔣政權工作為重點。

　　隨着唐紹儀的逝去，就解決新中央政權建立困難的意義上，可以掌握足以成為骨幹的中青年人士，其意義將更加重大。

　　關於貴機關應進行的主要工作，此次會議的初步意見如下：

　　一、建立新政權的準備工作

　　對吳佩孚、靳雲鵬、舊東北軍的工作;

　　通過唐紹儀殘部進行工作。

　　對廣東和廣西的工作。

　　二、為推翻蔣政權的工作

　　通過蕭振瀛進行工作;

　　通過高宗武進行工作;

　　對李宗仁、白崇禧進行工作。

　　由於唐紹儀被軍統特務誤殺，吳佩孚顯得更加重要，於是訓令當中又把爭取吳佩孚，放在了第一位。土肥原這個日本的特務頭子，不是吹出來的。他見到，沒有生活來源的吳佩孚肯收下落水當漢奸的昔日老部下的接濟，覺得誘使吳佩孚出山，有戲。他制訂、部署了周密的誘降計劃：

　　第一步，發表通電，邀請民間“有志之士”吳佩孚及其他元老出馬;

　　第二步，由“臨時”、“維新”兩政府若干要人及在野元老共同組織“和平救國會”;

　　第三步，由兩政府參加上項“救國會”之要人各一名，懇請吳佩孚出馬，任綏靖委員長;

　　第四步，發表《和平救國宣言》;

　　第五步，吳佩孚發表通電，響應近衛首相聲明，接受前項推戴，對全國軍隊發表通電，勸告停戰和平;

　　第六步，綏靖委員長事務所先設於開封，主要實施綏靖工作，以兩政府管轄外之軍隊實施之。

　　土肥原大肆利用報刊、廣播等大造吳佩孚即將出山的輿論，日本的《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等連篇累牘地發表消息，“吳近日將赴開封，組織軍隊，討伐蔣”。

　　此時的吳佩孚如泰山巋然不動，當然，他不能不“與時俱進”，此時他提出了自己的出山條件：“事變若由余來調停，大概可望得到解決。如果舉國輿論寄希望於余，余則可任此勞。但是在調停之前，余須先行培植一勢力，足以使重慶政府接受調停。為此，餘思招撫華北之土匪。如余發布命令，各支土匪將會立即匯合。如此，就易於培養軍、政勢力。作為軍、政勢力之骨幹的軍隊一旦建立，即可組織政府，擴大行政區域，取消臨時政府。若蔣介石不聽調停，則可把新政府之行政區域擴至重慶，以解決事變。”

　　吳佩孚的意思非常明白，他要建立一支軍隊，用實力“幫助”日本人解決中日戰爭。日本人不可能答應，為什麼呢?答應了，就意味着默認吳佩孚東山再起，再次成為中國的大軍閥，成為第二個蔣介石。但是不管怎麼說，吳佩孚總算提條件了，說明吳佩孚想談。土肥原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別的不說，先誘使他上鈎，當了“首腦”再說。你不是想建立軍隊，建立政府，武力調停嗎?那麼，先讓你幹起來吧。反正決定權在我們日本人手中，你的政府不過是個傀儡。

　　日偽千方百計想把吳佩孚拉出來做傀儡，是很多人不願意看到的事情。尤其是國民政府和廣大的愛國軍民。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代表國民政府中樞曾在1938年12月8日，托劉泗英帶密函給吳佩孚，規勸他把握住民族立場，信中寫道：

　　…… 邇來道路流傳，奸人妄思假借名義，以資號召，遂致愚氓揣疑，謠諑繁興，弟及中樞諸同仁深知先生正義凜然，不可侵犯，惟念居住困難，輒為懸系不已!昨朱騮兄過訪，報告先生來電，並由報章得悉先生熱忱愛國，力主正義，其不屈不撓之精神，非惟同人心折，尤為中外欽仰!所慮者，華北環境惡劣，先生對於此間真象恐未洞悉，屢擬設法奉聞，苦於妥人可托，適唔劉君泗英，知其曾隸麾下，關懷亦甚殷切，且願間道北上，親謁階前，特托代為奉候，並將此間一切情形詳細麵陳。……

　　吳佩孚在1939年1月10日給孔祥熙回了信。他在信中說了心裡話，對自己應付日本人有足夠的自信。他在信中說：

　　……惟剛柔相濟，似相反實相成，我兄公忠體國，計當如此!弟處境安如泰山，應付綽

　　有餘裕，請釋遠慮!一切詳情，統由泗英面達，惟照不既，此頌……

　　吳佩孚特地在信後附言：“純剛純強，其國必亡;純柔純弱，其國必削;能柔能剛，其國乃昌。”此為太公語錄。由此可見，吳佩孚對付日偽早已是胸有成竹，他引用的《太公語錄》的話，就是他的方法論。

　　孔祥熙密信中提到的朱騮兄，就是國民黨大員朱家驊，朱家驊曾來電勸阻吳佩孚不要做漢奸，吳佩孚回信直截了當地說：“我不做漢奸。”上海商會也打電報給吳佩孚，吳佩孚回電：“平期關岳文史，春秋內外之義，尤所兢兢。舊京寄跡，殊服異俗之賓，從未一入門庭。”

　　1939年1月26日，日本的同盟通訊社突然播發吳佩孚所謂“和平息戰運動給江天鐸的響應電”。同盟通訊社由日本外務省支持的新聞聯合社和日本陸軍支持的日本電報通訊社在1936年合併而成，是日本當時的國家通訊社。吳佩孚在通電中“說”：

　　余悟誦仁言，憂傷不已，讀後愈覺心膽欲裂。自客年事變以來，以近畿的血刃肇其始，漸自其大，及於全華，同種相爭，天地為悲，山野改形，洪流蕩盡，地獄慘狀，曠古未聞。公等醉心於人民塗炭，首創和平息戰，以此激勵於余。余冀和平，實乃宿願，苟能不損國權，維持財貨，拯救百性，回復昇平，余當不辭。

　　伏祈教化中心及世界視聽所集之南北相通，糾合同志，向兩國軍民從事啟發，兄弟閱牆，為東南所危，終非善計，螳螂捕蟬，黃雀已尾其後也。須留餘力，以備他日自用，勿煮豆燃萁。倆各方意見一致，余必從公等單命，誠心應承出任職務。

　　此電發出後，世界輿論一片譁然。因為日本的同盟通訊社與西方的大通訊社有合作協議。這條通電在世界各地瘋狂傳播。吳佩孚在西方是很有名的人物，上過《時代》雜誌封面。能上《時代》雜誌封面的，可不是一般人物。

　　但是世界各地的人們很快冷靜下來，拆穿了這份虛假的通電。既然是吳佩孚的通電，應該有中文的電訊消息。該通電只有日文版，沒有中文版，不用說，是日本人一手炮製的假玩意兒。吳佩孚沒有對這則電文進行回應，身處日偽包圍的他，想回應，也沒有途徑，除非是表示贊同。

　　日本同盟社發表吳佩孚附逆的電文只不過土肥原硬逼吳佩孚“上馬”的前奏。接下來土肥原就緊鑼密鼓地耍開了把戲。1939年1月30日，陳宦、袁乃寬、陸宗輿、馮恕、吳廷燮、陸錦、吳毓麟、王廷楨、王人文、江天鐸、鄧廷述等42名大小漢奸發表宣言，成立“全國和平救國會”，他們“敦請”吳佩孚出面組織綏靖委員會，並出任委員長。這個群魔亂舞的會議，大批記者應邀而來，會議“主辦方”一再向記者表示，本來吳“委員長”是要親自出席的，只不過綏靖委員會千頭萬緒、“百廢待興”，吳“委員長”無法親臨現場，只能向各位記者朋友表示歉意，不過，吳“委員長”草擬了一份對新聞界的講話稿——吳“委員長”一方面向與會的記者朋友表示感謝，另一方面希望記者朋友大力呼籲“中日停戰”。為了讓與會的各國記者都能看懂講話稿，講話稿用中、日、英三種文字印刷。

　　由於與會記者強烈要求吳“委員長”出來面呈一切。“主辦方”決定於次日，也就是1939年1月31日，召開新聞發布會，由吳佩孚宣布“綏靖委員會”的施政綱領。

　　土肥原此舉無非是讓吳佩孚公開表態“落水”，吳佩孚又豈會不知。望着日本人草擬好的講話稿，吳佩孚站在關公像前微微一笑，眉頭一皺，妙計已上心來。

　　31日上午130多位記者早早地來到記者招待會現場——什錦花園的大客廳，靜靜地等待吳佩孚的出現。日本方面為了防止意外發生，里三層外三層地將什錦花園圍得像鐵桶一般。不用說，進入什錦花園的人，都經過了嚴格的搜查。

　　九時許，吳佩孚在八大處舊屬的簇擁下，出現在大客廳里。土肥原見了吳佩孚手上抓着日本人的發言稿，走到了主席台前，大喜過望，看來吳佩孚是打算念稿子了，只要吳佩孚念了稿子，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可是吳佩孚突然將講話稿遞給了身邊的幕僚，土肥原嚇得汗都出來了。只見吳佩孚清了清嗓子，開始了大聲演講： “余受‘和平救國會’之推薦，組織綏靖委員會，並出任委員長，以實現日華之間的和平。余在正式任職之前，必須先聲明三點：第一，‘中華民國’應是保持領土完整和主權尊嚴的國家;第二，作為和談的前提，日本軍隊必須退回事變前的駐地，把華北的政權交給綏靖委員會;第三，綏靖委員會在建立了政權和軍隊之後，始可在日本和重慶政府之間進行和平或武力調停。余在國內戰爭中已有數次調停經驗，所以對此是充分自信的。這三點條件日方若不答應，余出山任職之事斷難從命!”

　　吳佩孚語氣堅定，擲地有聲，兩三分鐘就說完了，隨即轉身退出會場。

　　記者們沸騰了，議論紛紛——有些人拍手叫好;有些人還沒緩過神，還在發着愣;有些人倒吸了一口涼氣，大吃一驚。土肥原等一干日本特務氣得七竅生煙，到場的漢奸們則噤若寒蟬。土肥原反應快，立即下令查收記者們的筆記，將攝影記者的膠捲曝光。會場秩序大亂，來自西方國家的記者紛紛大聲抗議日本人的粗暴舉動。隨後，土肥原又下令嚴密封鎖消息，尤其是防止消息從西方國家駐華記者的電訊稿中走漏出去。

　　當天，日偽方面的報紙，紛紛刊登了吳佩孚的“講演稿”。然而，日本人枉費心機，真實的消息還是通過各種途徑傳了出去。1939年2月6日，香港《大公報》發表總編輯張季鸞撰寫的題為“日本政治進攻的又一慘敗”的社評。社評中說：“根據最近兩天我們所得的平津方面的確報，可以證實吳佩孚決不作日本的傀儡，日閥們雖然做盡了醜態，替吳氏發通電，造談話，結果經英美駐平記者出來證明，純是日本人的一套把戲，這是日本侵華政治進攻的又一慘敗。”

　　3周后，中共駐重慶代表董必武在《群眾》雜誌撰寫了“日寇企圖搬演新傀儡”一文，文中指出，“目前抗日的都是友人，附逆都是仇敵”;充分肯定吳佩孚“尚能維繫全國人民之望”;希望他“自全晚節”。

　　土肥原沒有放棄，他又一次來到什錦花園，與吳佩孚進行新一輪的談判。1939年3月10日發行的《半月文摘》雜誌探得兩人談話如下：

　　土：吳先生向來反對國民黨，此時何不率舊部南下討伐國民政府?

　　吳：我是中國人，我同國民政府有種族血統親親之誼，此時我不但不能討伐，而且也不能反對。而貴國被認為是中國的兄弟之邦，但視今日在中國之舉動，已經不是兄弟之邦應有的行為了。

　　土：先生既不願去反對國民政府，是否願意在中日之問呼籲和平息戰?

　　吳：和平我一貫贊成。但此時中國是因被壓迫太甚而不得已應戰，中日兩國的和平，但須經過此次決戰後才有可能實現。

　　土：問題是現在兩國人民均願尋覓和平，先生可出面主持和局，使和平得以實現?

　　吳：議和我也贊成，如貴國真有誠意，應首先用行動表示，然後我以在野之身，向重慶國民政府表示個人意見。但必須有一個條件：貴國軍隊應首先撤離中國領土。

　　吳佩孚多次化解了土肥原的無恥伎倆，好脾氣的土肥原面子上有點掛不住了。土肥原又來到了什錦花園做最後一次努力。任他巧舌如簧，吳佩孚還是那個態度，讓我調停中日戰爭可以啊，不過我得武力調停，我得有實力、實權、實際地盤，要不然，我說的話蔣介石不會聽啊!土肥原實在忍不住了：“大帥，你再不和皇軍合作，我可能壓不住那些少壯派將領啦。他們早就想對您下手了。”

　　吳佩孚大笑道：“多謝將軍閣下的美意，來來來，我領你看一樣東西。”

　　土肥原一愣，吳佩孚要給他看什麼呢?

　　土肥原跟着吳佩孚來到一個客廳，客廳中央赫然放在一具棺材。棺材前面放着一座神位，神位上寫着幾個大字——吳佩孚上將之靈位。土肥原驚道：“大帥，您這是何意?”

　　吳佩孚微微一笑：“什麼意思?你還看不明白嗎?我的後事，我早準備好了，就不勞你們日本人幫我費心了。”

　　“你，你，你……”土肥原半天說不上話來。不一會，他回過神來，站直身子，向吳佩孚恭恭敬敬地鞠了一個90度的躬。“大帥，在下實在佩服!打攪了!”隨即轉身離去。

　　原來，來勸進的日本人、漢奸來得多了，吳佩孚也煩了。就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中，以表明自己堅決不當漢奸的志向。

　　這件事，在當時也有記述。《少年時事讀本》1938年第16期刊載了《吳佩孚寧死不做傀儡》一文，文中說：“吳佩孚深明大義，寧死不做傀儡;因為怕他們來纏繞不休，所以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客廳上，並囑僕役對來訪的那般客人說：‘你們一定要逼他，他只好躺到棺材裡去了。’”

　　注釋(略)全文詳見，康狄之《最後的北洋三雄》，世界知識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