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汪精衛秘密離開重慶經由昆明飛抵越南河內，於 12月9日在河內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艷電”，響應日本政府的近衛聲明，向國民黨當局建議“中日和平”，力勸蔣介石投降，聲言日本政府的聲明是和平的原則，國民政府應以此為依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從此，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進了日本帝國主義懷抱。

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黨內親日派脫離中央投日，對國民黨來說，自然是一大醜聞。國民黨最高當局當然不願家醜外揚，於是便“嚴密封鎖”消息，禁止媒體報道。重慶各報雖略知內幕，但身處“陪都”之地，在新聞管制的高壓政策下，都無法揭露此事。

結果，第一個將這則驚天新聞公之於眾的是民國新聞怪傑嚴怪愚，他是湖南《力報》採訪部主任，當時正在重慶採訪。

嚴怪愚本名嚴正，湖南邵東縣人。早年上湖南大學時，常用嚴怪魚為筆名發表抨擊時弊的文章。此名來自他家鄉的一種鯰魚，此魚習性古怪刁鑽，故當地人常用“鯰 魚拐事”或“鯰拐子”來形容性情怪僻之人。嚴正取其諧音而用之。後來，有人指責他又怪又愚蠢。於是他索性以嚴怪愚為名了。

1935年，嚴怪愚從湖南大學經濟系畢業，供職於湖南《力報》。1936年 “三八”婦女節，二十六歲的嚴怪愚與大家閨秀姚家芳參加了長沙市政府舉辦的湖南第一次集體婚禮，這事在當時很轟動。姚家芳的父母極力反對女兒嫁給一個“窮 書生”。但嚴怪愚不向反對勢力低頭，情願托朋友向成衣店賒賬為新娘子做嫁衣，亦不去討好很有錢的岳父，其個性由此可見一斑。

嚴怪愚婚後半年多，曾與省府主辦的《國民日報》打了一場“筆墨仗”：1936年10月19日， 文壇巨匠魯迅先生逝世，國民黨政府竟下令禁止新聞界著文悼念。在嚴怪愚的力主下，《力報》挺身而出，冒着風險刊登了一系列悼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其時，剛好 段祺瑞也辭世了，當時在東南新聞界風頭十足的《國民日報》主編羅心冰，就抓住魯迅與段祺瑞兩人的遺囑大做文章，還出特刊追悼段祺瑞，與《力報》唱對台戲。 羅心冰在一篇《隨便談談》的文章中，說段祺瑞至死不忘國事，仍在為國家操勞，貶責魯迅死也不忘個人恩怨，為兒女操心。因此，他得出結論說，“魯迅之死不算 得損失，段祺瑞之死才算得損失”。嚴怪愚馬上在《力報》上撰文回駁，他寫道：“魯迅的遺囑，我喜歡他的‘硬’，喜歡它刻毒而近乎實在……段祺瑞的遺囑，我 喜歡他的堂皇，口氣足，雖然實際上做不到，事實上近乎誇大，可是到底可以給‘幻想’一點安慰。但我更愛魯迅，因為他一生沒有做過‘媚’的文章，他始終站在 反帝反封建的前沿，為民眾的覺醒而吶喊。的確，段祺瑞功在‘民國’，那麼，魯迅則功在‘國民’了。”

於是兩人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在報端上打起了筆仗，此番論戰，嚴怪愚明顯地占了上風。老報人羅心冰萬萬沒想不到自己會敗在年僅二十六歲的嚴怪愚手裡，他大罵嚴怪愚“領了俄國盧布”和“啃了俄國的黑麵包”之餘，只好央人斡旋調停，論戰才告結束。

抗戰開始後，愛國心切的嚴怪愚同范長江等一批熱血青年記者，活躍在烽火連天的抗戰前線。1938年春，他作為隨軍記者來到徐州大戰的前線，同其他記者一起受到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的接見。

在徐州前線，還發生過這麼一件事：一次，嚴怪愚在陣地上撿到一個炮彈引線管，他不知是什麼東西，撥弄了幾下順手一扔，結果“轟”的一聲，震耳欲聾，等他清 醒過來，發現右腿已被炸得鮮血淋漓了。一些士兵替嚴怪愚包紮傷口時取笑說：“嚴書生，怪愚，名不虛傳。好在你命大，不然早就報銷了！”他也忘了疼痛，跟着 眾人笑起來，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啊！”

短短的兩個月的前線歲月，他采寫並發表了《憑弔台兒莊》、《隴海東線》、《我們新的長城——黃河防線》等10萬多字的戰地通訊，用他那飽蘸感情的筆鋒，揭露了日本侵略軍的野蠻行徑，謳歌了中國軍民英勇抗戰的業績，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鬥志。

同時，嚴怪愚還冒着“傾共”嫌疑，毅然在《力報》上刊登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不久，在武漢，由范長江、陳儂非等人介紹，嚴怪愚毅然參加了黨領導下的“青年記者協會”和“中國新聞社”。

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日時，國新社名記者范長江也在重慶，他得到消息後由於種種原因發不出去，情急之下，他想到了嚴怪愚，於是就將有關材料轉 給了嚴怪愚，說：“這可是全國乃至國際上轟動一時的醜聞和要聞，重慶各報均不敢發表。《力報》辦在湖南，‘山高皇帝遠”，老弟，你敢不敢斗膽捋虎鬚，把這 個馬桶蓋揭開，以喚起全國民眾的警覺！”

嚴怪愚瀏覽了一下材料後不禁拍案而起，大呼：“可恥！可恥！真是民族敗類。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領土；殺戮我同胞，而今竟有人認賊作父，想將五千年文明古國拱手相讓；我必須冒着坐牢殺頭的危險，馬上予以揭露。”

當晚，嚴怪愚就按捺滿腔憤怒寫成《汪精衛叛國投敵前後》一稿，連夜電發《力報》總部。主編陳楚收電後，翌晨即以頭版頭條刊登出來，這篇電訊稿一針見血地指 出：“汪兆銘先生倡導的和平運動，是公開投敵的可恥勾當，也是片面抗戰路線的必然趨勢。日寇在華進行政治誘降，看來已初見成效；國人切不可等閒視之！”

嚴怪愚的這篇新聞稿一出，石破天驚，整個國統區都為之震動，群情激憤，紛紛要求嚴懲賣國賊。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懾於重慶當局的惱怒，一時惶惶不可終日。因抓不到遠在重慶的嚴怪愚，只有煞有介事的掩飾，忙登報謊稱：“嚴怪愚造謠惑眾，誣連黨國，在重慶捉拿歸案槍斃了”云云。

但紙是包不住火的。半個月後，國民黨當局也改變了策略，一腳踢開汪精衛，中央社和各報社才紛紛報道了汪精衛的叛國醜聞。國民黨中央還宣布將汪精衛開除出 黨。這樣，嚴怪愚和《力報》同仁才倖免於難。薛岳則轉怒為喜；自鳴得意。他手下的文人政客們還厚顏無恥地吹捧道“湖南最先刊登汪精衛已投敵的消息；證明薛 主席有膽有識，政治開明；領導有方，抗戰堅決……”（1984年，嚴怪愚病逝之後，香港報紙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八大名記者不屈不撓的一生———嚴怪愚猛捋汪精衛的虎鬚》的長文，追憶了這段往事。）

《力報》因捷足先登揭露了汪粕衛的叛國醜聞，影響面迅速擴大，發行量由原來的三千份猛增到一萬二千份。嚴怪愚因其果敢的壯舉而贏得了“新聞勇士”的美譽。

此後，嚴怪愚還曾槍挑“模範省”。

事情是這樣的：1939年 秋，嚴怪愚從重慶回長沙，出任《力報》總編輯。當時國民黨桂系大員自吹廣西“模範省”，有“國防強大”、“建設繁榮”、“道德高尚”三大成就。於是，嚴怪 愚懷着好奇心親自入桂採訪，寫了篇《春草遙望近卻無》的通訊，揭露某些人弄虛作假製造廣西繁榮的假象，使所謂“模範省”名譽掃地。文中說：“廣西的國防確 實很強大，省城桂林有一架進口的暫時還不能起飛的軍用飛機足以證明；廣西的建設確實很繁榮，不睜開眼睛就看不到衣衫襤褸)的難民流入湖南；說到道德那就更高尚了，要在離城三五里的偏僻處才可以看到暗娼和抽大煙的，如此‘模範省’怪不得聞名遐邇了。”國民黨軍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白崇禧看了，竟在廣西“擴大行政紀念周”上，指名道姓把嚴怪愚大罵一通，並揚言要捉拿嚴怪愚並把他槍斃。

嚴怪愚的所作所為，令一些黨國大員極為惱怒，但又無可奈何，只好對他進行利誘，但都被他拒之門外。“政學系”在桂林創辦《大公報》邀他加盟，他也拒絕，認為那會失去言論自由。然而，他對當時較弱小的中共，卻冒生命危險去同情和支持。1946年， 國共談判破裂，國府勒令中共代表團限期撤離上海。代表團啟程時，迫於緊張的局勢，各方人士都不敢在便衣盯梢下前往送行，月台上只有一個送行者，他就是嚴怪 愚。第二天，上海《申報》消息稱：“昨日中共代表團成員全部離滬，只有《東南日報》特派員嚴怪愚先生一人在風雪中送行……”

《晚晚報》因發表了嚴怪愚的一篇描寫何鍵公館黑幕的小說，就被當局查封，也使得他很久不能用嚴怪愚這個名字發表文章。1940年， 湖南當局趁取締八路軍駐湖南辦事處之機，誣陷嚴怪愚主持的《力報》“言論荒謬”、“協同‘八辦’陰謀推翻政府”。於是，報館查封，三人遭捕，嚴怪愚被投入 監獄達八個月之久。此舉惹起民眾抗議，許多讀者拒絕辦理退訂手續，要求《力報》復刊。出獄後，嚴怪愚即與馮英子找省黨部書記廖維藩交涉復刊，廖同意復刊， 但提出復刊後的《力報》必須聽從政府指令。嚴怪愚即刻表態：“與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當即拂袖而去。後來，他們輾轉到達湘西沅陵，在那裡恢復了《力 報》，還創辦了《中國晨報》，使之成為西南抗戰運動的輿論陣地。

1949年4月， 白崇禧退據長沙，緊張地部署湖南防務，但對嚴怪愚的一“箭”之仇（指其揭穿廣西“模範省”的檄文）仍然耿耿於懷．在他開列的“黑名單”中親筆加入了嚴怪愚 的名字．為了穩住嚴怪愚，白崇褡特意托人約請當時任《長沙晚報》社長的嚴怪愚與他當面談談。嚴怪愚料知凶多吉少，只得秘密回到老家邵陽暫避鋒芒。

1949年8月，在衡寶戰役中，一介書生的嚴怪愚加入湘中二支隊，象戰士一樣居然也端起了湯姆遜衝鋒鎗，與桂系王牌軍激戰，昔日對桂系的口誅筆代演變成真刀真槍的較量，這是正處潰敗之際的白崇禧始料不及的，這是歷史的黑幽默。

解放後，嚴怪愚任湖南省邵陽專區土地改革委員會委員兼《工商晚報》編輯；1951年任湖南通俗讀物出版社副主任兼編委主任。後任教於長沙一中、長沙師範專科學校。

在新聞界，嚴怪愚與范長江的感情最深。1979年，嚴怪愚在上海一家雜誌上讀到馮英子撰寫的《悼長江》，才知道範長江於1970年被“四人幫”迫害死了。嚴怪愚愴然淚下，留下兩行詩句：“往昔依稀人不見，小窗微雨立多時。”1984年3月1日，嚴怪愚謝世。（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