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先师潘怀素公

（西班牙）黄河清

    偶从《北京之春》2008年7月号上读到乡贤周素子先生关于先师潘怀素公的回忆文章。感慨系之。或因年代阻隔，旧事陈年；或因接触不多，了解有限，周先生的回忆有些处略嫌粗糙。特检出2003年应一位友人嘱写的有关先师回忆文字，交《北京之春》发表，以与周先生文互为补正，为先师潘怀素公留下一点比较真实的记录。——作者

对乐律、佛学素有研究

    2003年7月，应友人嘱，作此点滴回忆。

    1978年3月，先师潘怀素先生在北京去世，我从家乡温州赶赴北京奔丧，由此拜识了梁漱溟先生、李健生先生。

    先师潘怀素（1894—1978），原名潘茳、字思白，浙江永嘉昆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获博士学位；返国后，曾任北京《晨报》记者，为文学团体“创造社”成员，翻译出版过《和影子赛跑》等剧本；3、40年代，先后任北京师大、燕京大学教授、汉藏教理院教师、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一二九”运动中，与张申府等18名教授联名发表抗日救亡宣言，抗战期间继续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创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共建政后曾任政务院参事。

    潘怀素对乐律、佛学素有研究。

    潘怀素认为：目前世界各国流行使用的十二平均律有缺陷，某些音程不协和；近、现代专家、学者寻找、创制纯正律制的尝试都失败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有纯正律制存在，它不是传统的十二律吕，也不同于西洋人发明的十二平均律，它纯正、协和，弥补了十二平均律的不足，接近天籁。潘怀素从智化寺京音乐入手，对民间音乐、隋唐燕乐、南宋乐星图谱、出土乐器深入研究，经30年努力，发掘与整理出中国纯正式乐律：二十三不等分纯正律。

    1978年3月，潘怀素从温州赴北京向科学大会献礼，晕厥街头，被巡逻民兵发现，经友人送医院救治无效去世，享年84岁。

    我从先师潘怀素学乐律，但尤爱听先师谈历史、谈政治、谈民国轶事。兹就回忆所及，录诸文字，存以备考。

创建中国农工民主党 密谋组织第三势力


    潘怀素早年聪敏颖悟，得到温州郭溪潘姓大族资助，留学日本，和郁达夫、郭沫若是同校同班同学，考试成绩潘第七、郭第八。60年代，潘曾为自己的乐律研究致函郭沫若求助，郭用毛笔回信，字很漂亮，行文也客气，但以自己不懂律学将事情推到了科学院的声学研究所。我看过郭的这封信。1977年，潘同我谈到反胡风、反右、批判梁漱溟诸类问题时说：其实，建国初期，民主人士中就有人被中共收买了，一个是郭沫若，另一个是黄炎培，都当了副总理。1950年10月1日第一个国庆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郭沫若在毛泽东走近时，突然打出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许多人起哄喊万岁，梁漱溟大摇其头。此事，80年代，梁漱溟也同我讲过，梁是亲见，梁还在文章中写到此事。

    潘怀素留学德国时和朱德、张申府、章伯钧诸人同学。潘说：朱德是带着小老婆来留学的，章伯钧在德国加入了共产党，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蒋介石办黄埔军校时，潘怀素和章伯钧返国投奔蒋，蒋同时接见潘、章，问答中，蒋得知章是共产党员后，明显冷淡。潘被聘任为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章则离去他往。

    潘怀素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潘说：我同邓演达交情很深，1930年和邓演达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我们在屋里开会，季方在门外站岗放哨。现在季方是主席了。我有一次找他叙旧，也有希望他能帮点忙的意思，他竟然对我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这也势利得不像话了。

    潘怀素说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同他有关。潘曾在南昌会晤陈果夫、陈立夫昆仲，并由二陈介绍晋谒了蒋介石。那次，同二陈会晤，谈的就是新生活运动。潘离南昌不久，蒋就向全国发出了新生活运动的号召，并带头实行之。从那以后，蒋介石在任何场合，都祇喝白开水就出名了。潘对宣传的“四大家族”一说很反感，说：什么四大家族，陈氏昆仲不治产！后来，我到了海外，看到陈立夫50年代初期在美国靠养鸡维生的文章报导，才明白宣传说教灌输的厉害。

    潘怀素曾与史量才密谋组织第三势力。1934年报业钜子、上海《申报》老板史量才从杭州返沪途中，遭特务狙击，中弹身亡。都说这是史因办报骂蒋，得罪了蒋而被暗杀。潘说：其实，史量才和我在杭州曾密谋成立第三势力，且有国际力量介入。我因微恙，没搭乘史返沪的车，滞留一天。翌日，报载史量才遭暗杀，我才知大事不妙，赶紧逃之夭夭，躲过一劫。

    潘怀素参与了西安事变。当时潘是救国会的人，受救国会的委派，从上海跑到西安作杨虎城的工作。潘离开西安的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就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潘说自己有预感。救国会“七君子”在苏州受审时，十大罪状之一有“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致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则害国”，即指救国会事先与张学良、杨虎城有勾结。潘说：于事实上来说，这并未冤枉救国会“七君子”，我就是救国会派去西安做张学良、杨虎城工作的。我同杨熟，见了面，谈了话，张没见到。

    潘怀素说“七君子”事件，其实是八君子。当时，我也是抗日救国会的。被抓的人中我也有份，我情报灵，见机行事，在抓我之前跑掉了，要是也被抓，就是八君子了。

“一二九”运动时救过姚依林

    潘怀素在“一二九”运动时救了姚依林。姚依林当时是清华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非常活跃。潘说自己和张申府诸教授为姚依林等学生摆过庆功酒，后来，姚依林被缉捕，逃到潘的住所，潘把他藏起来，送他出城。潘说的这两件事后来都得到了证实：张申府回忆“一二九”文章也提到了偕潘怀素诸教授请姚依林吃饭的事；1978年，姚依林写了亲笔信，为潘怀素向新任文化部长黄镇说项。

    潘怀素在中共建政初的1949年末－1950年初，在北京举办佛学班，开讲佛学。来听讲的大多是中共权争中未能安排中意官职的失意高干。这就惊动了最高层。朱德作为老同学，出面劝阻潘停讲。后来聘任潘为38位政务院参事之一，工资待遇为行政9级。

    潘怀素曾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有一关键处错了，从德文原文看应如何如何。这话传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耳朵，周派了徐冰来询问。此事不仅我听先师讲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戴浩也知道，在潘去世后同我讲过，祇是都不知道潘指的是哪一关键处错了。戴浩是“二流堂”干将、电影界元老、聂绀弩好友。戴有许多故事。

    潘怀素同参事室主任廖鲁言因事吵架，愤而去职。据参事室会议记录，1952年7月21日，政务院撤销了潘怀素参事职务。这距1950年4月14日任命潘怀素为参事，不到两年。1985年，梁漱溟谈到此事时说：潘同廖鲁言语言冲突，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就不干了，他还以为是过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至于潘与廖因何事冲突，梁没说。我的记忆中，潘对廖的蛮横态度十分不满，具体为何事争吵，则语焉未详。

    姚依林为潘怀素向黄镇说项，写的亲笔信我没看见过，是听刘甲樱、梁漱溟、李健生、戴浩、汪向荣、周有光、吕骥说的。他们都看到过这封信。刘甲樱说是自己看着姚依林写好拿来交给潘怀素的。


1978北京科学大会之行

    1978年3月，北京开科学大会。先师潘怀素在家乡温州对我说要去北京献礼，献自己乐律研究成果的礼。潘让我先发电报给科学大会、郭沫若、黄镇。电文潘口述、我记，长长的。那时电报费一个字7分钱，这份化了我半个月工资的电报石沉大海。潘执意径自赴京，我罄囊而出，给了他40块钱，买了张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船。临别前夕，我写了首诗呈先师：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祇唱善美真。此回当奏纯正曲，流水高山自有人。船上临别时，我向先师索字留念。潘抖抖索索地从他的百宝行囊中掏出一本中日词典，在扉页上用钢笔写了“三生论  真善美”送给我，并说：仓促间，想不出什么词来。我的“三生论”你是知道的，记住它，我以后给你详细讲。“三生论”是先师钻研佛学的心得，指“生命、生存、生活”。我将其理解为鲁迅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此前途者，……”先师说：经念歪了。我于先师的律学，仅知皮毛，于其佛学，更远在山门外。现在剩下的也祇有痛心与遗憾了。

    北京的科学大会没有邀请潘怀素，潘到了北京，自然不得门而入，食宿也成了大问题。中国古谚“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是说80岁的老人吃顿饭的功夫就可能出事、出意外，很有道理。84岁的老人谁敢接待留宿。潘的友人刘甲樱是民革中央委员，曾同潘的学生姚依林一起坐过牢，给潘出主意找姚依林帮忙。刘甲樱找到了姚，问姚还记得潘不，说潘现在处境不好，需要帮助。姚连说还记得还记得，他救过我，可我不知道他在哪，怎么帮他呢？刘甲樱这才说出潘来北京向科学大会献礼的事。斟酌之下，刘、姚一致认为，先要解决潘的归属、食宿问题，学术献礼事，待安定下来，自然能解决。姚依林当时的实际位置相当于中共中央秘书长。姚同黄镇有私交。姚依林当即就写了封给潘面交黄镇亲收的信让刘甲樱带回。我赴京奔先师丧，第一个找到的是刘甲樱，刘亲口对我说了上述事。

    我找到章伯钧遗孀李健生。潘在章伯钧病重时帮李健生设法把求救信送达周恩来处。李姨也说自己看到过姚依林的这封信。李说：某日，潘来说眼镜在挤车时挤掉了。我给了他5块钱配眼镜。潘得病去世，亏了戴浩，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人缘广，讲义气，弄了辆车子来，看病、请医生，同统战部联系，找人，都是戴浩。潘去世后，他的乐律研究资料以及一支康熙年间的玉笛是李健生代为保管，后交给了从河南焦作赶来奔丧的潘的儿子。我曾特地跑到焦作找到潘子，欲复制一份研究资料，未能如愿。

    李健生为潘的事给我回过好几封信，每封信的字都端端正正，一笔不苟，都很认真地回复我的问题和谈自己的看法。李的字，不仅没有丝毫脂粉气，竟个个铁画银勾，没有欧帖的妩媚，不似颜体的硕实，却胜柳公权的骨格清奇。李的字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至今珍藏着李给我的信。1990年李姨去世，我挽李健生先生联：相夫苦作天下最大大右派，苦受一万日假恶丑，丈夫应谢巾帼；课子乐为世上最小小人物，乐承五千年真善美，巾帼更胜丈夫。

    李那刚硬强项的钢笔字是给了我启发的。

    1985年2月9 日，李健生要我陪同她去看望梁漱溟。我们从城东建国门外的永安西里坐公共汽车到城西的木樨地。李梁晤谈我作了录音，已另整理成文备考。附奉参阅。

    我找到戴浩。戴叔留我住在他的宿舍里，说：你的老师潘怀素也住这儿的。外人进出北京电影制片厂要登记、被盘问。潘脾气大，受不了这个，不住这儿了。可他没地方住，就露宿街头，在民族文化宫前的长椅上过夜。潘说自己有气功，能打坐睡觉。可84岁的老人，连续几天露天坐着过夜，又不巧那几天来了寒流，春寒料峭，气温骤降，气功再高，也经不起这样折腾啊！终于病了，挣扎着去邮局给河南的儿子发了电报，就晕厥在街头了。巡逻的民兵从他身上找到了戴浩的电话，就把戴找来了。戴把潘送到了北医大附属医院，向医院介绍说他是国际著名音乐家。医院找了给朱德会诊过的医生来给潘看病，诊断为肺炎。结果却救不回来。


律学研究：用纯正律代替平均律

    戴浩告诉我：导演凌子风是潘怀素小舅子。凌子风受不了潘的怪脾气，骂他是“潘疯子”。

    潘怀素的脾气确实大。他拿着姚依林写的面交黄镇亲收的信找到了文化部，却找不到黄镇。彼时，四人帮倒台不久，文化部是重灾区，又要开科学大会，黄镇新官上任，忙得不可开交，就躲起来办公了。接待潘的是黄镇的秘书，秘书挡驾的本领都是训练有素、超级一流的，碰上潘无论外貌、衣着都是糟老头却又脾气比首长还大的人，那还不赶紧把你当小菜一碟打发了。潘跟秘书吵架了，气的把信都忘了拿回来就拂袖而走了。刘甲樱、李健生、戴浩、吕骥诸人帮他出主意：无论怎么样得先把那封信拿回来。于是潘二进衙门。秘书受了气，比他还惦记着呢，说找不到那封信了。怎么说，都没有了。还假惺惺地要潘把研究资料留下来，潘哪受得了这个，骂了一通，又拂袖而去。这一拂袖，就把老命给拂掉了。潘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视同拱璧、珍逾生命。不管到那儿，他都提着我戏称之为百宝行囊的手袋，那里头装着他的全部心血，怎么可能随便给人！

    他曾说过，如果我的研究成果被认可了，是可以得诺贝尔奖的。诺贝尔没有音乐奖，大约指物理奖吧。因为音律同声音的震动、同声学密切相关。潘在我初入门时很生动地把自己律学研究的缘由讲给我听：全世界用十二平均律，但十二平均律有缺陷，某些音程不协和。这从钢琴难登大雅之堂得到证实。西洋的交响乐团没有钢琴，钢琴上不了交响乐。这是因为钢琴一键一音，定死了，改不了；交响乐团的其他乐器，无论是拉弦、吹奏、弹拨、打击乐器，都可以根据演奏员的听觉、技巧来作些微的调整，使整体演奏更加协和、悦耳。如能从律制上予以根本的改变，用纯正律代替平均律，那在音乐史上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了。我们祖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纯正乐律：二十三不等分纯正律。这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相信了潘所研究的价值。可惜由于我的鲁钝、无能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我至今没能继承先师的衣钵，为先师乐律研究的发扬光大作出有益的建树来。

    戴浩同我讲过救聂绀弩的事。应我之求，带我去看过聂绀弩一次。那时聂已卧床不起，半躺半坐在床上假寐。聂同戴打了个招呼，我深深地向聂鞠了一躬，说了句：我和我的朋友们向你致敬，请你保重！聂祇在戴介绍我时看了我一眼，就又半睁半眯地假寐了。我感觉到聂并不喜欢我的打扰，就拉戴叔一起告辞了。事后，我有打油诗记所见的聂绀弩：棒儿下肢竿儿手，陷深眼窝一骷髅。浑身没有三斤肉，祇剩几根硬骨头！

    我找到朱复。朱复是一位对先师敬重的热心人，北京昆曲研究会的。朱复去看过潘怀素还在医院病床上的遗体。朱复向我这样描述道：潘脸上盖着一条淡蓝格子的手帕（这条手帕是我送给潘的），皱巴巴、脏兮兮的，眼睛没合上，半睁着，嘴边沾着浓痰。估计是一口痰上来，堵住了呼吸就过去了。要是有亲人在身边，帮他把痰吸出来就好了。

    潘怀素虽然84岁，但身体健康，没病没痛。他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饮食、睡眠都很正常。记得1976年的除夕，天气很冷，在零度左右。江南不比北方，室内没火炉、火墙，室内外的温度相差无几，所以江南人冬天在室内一般不脱外衣。我那天准备了一瓶潘称赞过的通化葡萄酒。吃了分岁酒后，我拧了一把滚烫滚烫的热毛巾给潘擦脸，潘用热毛巾紧紧地捂在脸上，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然后擦脸擦手，对我说：好舒服。这是文化，南方人冬天饭后用热毛巾擦脸是文化！接着，潘脱了大衣。我不让脱，潘说不要紧，轻松一下。第二天，大年初一，潘精神焕发，果然没事。万不料为了向科学大会献礼，竟几乎是倒毙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街头！

    潘怀素有上海友人杨天孙、饶于安。杨系一老太太，写的一笔十分娟秀清丽的字。先师关于纯正律研究的主要文稿就是杨誊抄的。杨给过先师许多生活上的帮助，但未论及婚嫁。先师去世后，我与杨女士有联系。饶于安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也对律学感兴趣，与先师交往甚密。我与饶先生有一面之缘，后来听说饶先生去了美国，如果他能看到这篇小文，希望与我联系。

    潘怀素与乡贤词学大师夏承焘幼即交好。潘沦落之际，夏给过他帮助。我看到过夏给先师的一封毛笔写的5、6张毛笺纸的回信。我因喜好古诗词，时作学习吟咏。先师说我还未入流，有机会带我去拜识他的老友夏承焘。让我兴奋不已。

    潘怀素在重庆北碚与张申府有一段轶事：北碚缙云山有一座相思岩，其地有树，树叶可当茶，色微红。古往今来文人骚客雅称其为相思茶。先师一日往游相思岩捡拾落叶相思茶一锦囊，持归赠张申府。隔日问张曰：茶味如何？张答曰：何能堪也！已弃之门外。先师因作“甜茶怨”。词曰：“少小长在相思岩，友清风、伴明月、沐朝霞、浴夕蔼，悠悠岁月，从不到尘凡界，弱质天生但自爱，若假惺惺作态，叫人喜欢，怎比得内江糖、川东菜，也不与碧螺、云雾、龙井、祁门赛，更不给达官品、财奴快。这番来，祇道是同荷露、伴梅雪，热腾腾为天下有情人共偿相思债，却不料被抛在门儿外。”张申府读之，击节赞赏曰：词味胜茶味多多矣！

    我在先师去世后，曾整理过一篇文章《潘怀素的乐律研究》，发表在北京出版的《音乐论丛》1978年或1979年的某期上。某年，有署名“美国纽约东方音乐研究所李XX（忘其大名，记忆中似乎是位女士）在香港《明报月刊》某期上发表文章纪念杨荫浏先生去世，文中提及拙作，称拙作介绍的潘怀素先生的乐律研究”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律学论文“。这位女士是先师知音。我一直无法联系到这位女士。如果这位女士看到这篇小文，希望下顾联系hhq65@hotmail.com .我找到梁漱溟。潘怀素与梁漱溟相识相交于抗战时期赴重庆的轮船上。我读过一封梁给潘的信，因为那一笔行草十分漂亮高雅，印象极其深刻，我现在还记得原句是：”佛法不违世法，四真实之义最为通达，愿公宣扬。不胜祝颂之至。“时间在佛法几乎被彻底消灭的七十年代初期。

    梁漱溟对潘的乐律研究很支持；我因先师之故，在以后同梁公的交往中也获得了梁的信任，成了忘年交，耳提面命，受教良多。记得起来的有关先师的有这样一些事。

    潘将研究文章请梁转托章士钊带香港发表。梁对我说过，交托了章，但章没有办成。我曾问过梁：你和章是同辈人？梁说：不，章长一辈。

    梁十数年来一直每月给潘寄钱资助其生活。梁的日记中有反映，潘则没齿不忘，时常向我说起。

    我在先师去世后，将他的一些研究资料整理成文，呈交一份给梁。过了些时，梁交给我一封萨空了给梁的信，口气很恭敬，内容是说已把潘的文章转给音协主席吕骥了。

    我曾想将先师遗文整理出版，定名为《潘怀素文集》，请梁题签作序。梁很快就题写了书名寄来，对于作序，则云：“我于潘老之学，全然一门外汉，不能赞一词……  潘老固非躁释矜平之人，我不能为之讳，更不能斥其非。故作序之请，愧难报命耳。”

    2003、7、23于地中海畔  2008、7、15删改而定（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附：北京之春7月份周素子忆潘怀素文

“右派情踪”（十六）

（新西兰）周素子

潘怀素

    我与潘怀素老人仅见过一次面，连续谈过近4小时的话。此次见面是蒙夏承焘先生热诚安排的。

    夏先生是当代词学泰斗，为杭州大学教授，“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关押批斗后，长时冷落在家，蓄须韬晦。所居杭州大学宿舍在西溪18平桥第一桥道古桥边。居处界于留下与城区之间，我当时在留下村店做工谋生，凡假日进城，必经过先生寓所，常在那里坐谈、逗留。先生既是我哥哥周昌谷的忘年交，又是我的同乡先辈；我又是先生平生教学在途穷时最末的一个学生，添为“入室”弟子。

    那是1975年之夏，我在留下，奉读夏承焘先生致书，嘱我于某日到他家与老前辈潘怀素老人见面云。正当盛夏，我身着淡蓝衬衫，蓝灰格子裙，戴一系黑带的草帽，师母无闻见了，大大赞美我的朝气哩。座间的潘怀素老人，其时80多岁，须眉皆白，背微驼，然神情开朗，无龙钟之态，随身带有一只硕大的沉重的手提箱。他为夏承焘同乡少年朋友，原是某音乐机构的专家，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失去工作，近廿年漫长艰苦的生活中是如何过来的，家庭情况如何皆不及问，通过见面交谈，知他在这廿年中，孜孜不倦仍于音乐的学理钻研不止，成果累累。在政策稍为松动的今日，他带着他的研究心得，数上北京寻找机会，日则到各部门、各要人处求见，请求推荐其成果，夜则枕着大手提箱，宿于各车站候车室。他曾找过日本留学时期老同学，当时仍据文化要津、红得发紫的郭沫若帮助。郭看了他的研究成果，说是“看不懂”，“无法介绍”，就此再没有理会他。

    他没有渭滨遇文王的幸运，他以80岁的高龄，在寻求知音，寻找继承人。他此次来杭，一是知道法国蓬皮杜要来中国访问将经杭，希望他的研究成果有资格进入蓬皮杜艺术中心，想找到接近蓬皮杜的机会。另外想在省城物色一个可以承继他事业的学生，以便在撒手西归时，他的一生心血不至于白费。

    夏先生对于潘怀素的研究硕果爱莫能助，但对于他要找一个学生继承事业一则，立刻想到了我。我原先是学音乐的，反右前在福建师大音乐系学习。夏先生觉得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既可代潘物色到人，又可提携我走出困境，找一个出路。我面对着尚在为理想奋斗的中国老知识份子，心中充满尊敬、钦佩又深感辛酸。我们坐在夏先生客厅的小圆桌边，夏先生夫妇外出办事去了。我已经将近廿年脱离音乐，我怕自己听不懂潘怀素先生深奥的音乐理论，故全神贯注，潘先生对我的音乐修养似乎毫不怀疑。他打开手提箱，里面全是文字手稿，研究数据。他边向我宣讲，边展示文字数据。他眉飞色舞地讲了近4个小时，竟毫无倦容。我当时还不到他一半年纪，反觉神情紧张，疲倦起来。其实，潘怀素老人的研究成果，即使4天4夜也讲不完的。那天他和我说的主题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根据研究，他得出中国音乐将是今后世界音乐趋向的领导，他将中国庙堂钟鼓音乐、民间打击乐器、丝竹乐器，所有的音率振动频率数据，加以详细的纪录，归结到亿、万、千位数字。尤其对庙堂钟鼓音乐的纯净、协和程度，他对之十二万分推崇。二是对西方音乐的十二平均律持批判态度。他说西方钢琴即以十二平均律原理创制而成的，用“平均律”的方法就不可能很协调，不协调即不纯。音乐的本质是以协和悦耳为主，“平均”之法，终究不够完美。三是他根据自己求出的音频，发明了以中国最纯美的5音振动频率的钢琴。祇要有机会，有资金，即可投入制造，进行弹奏。我看了那个纯音钢琴设计图，觉得反而比目前世界通用的十二平均律钢琴键盘来得简单、方便。潘怀素老人用恳切的眼光看着我说，这个钢琴将来就是由你弹奏的，它发生的纯美声音，将会震撼世界……。。如果我的眼泪不是在多年的折磨中枯干了，我一定会落泪！我虽然对千万位数的数字极不敏感，但我能清楚感知5声纯音之美，我应该舍弃一切，跟随老人徜徉在纯美的5声中，为之付出平生精力，也是值得的！记得少年时期，我尚在杭州音乐专科学校学习过，那时上海音乐学院的大哥大姐们特地来我校与我们交朋友，我和殷承宗建立通讯关系，我写信给他说，我恨自己不像莫扎特那样出生在音乐世家里，我为什么不在幼年接触钢琴。后来升学在福建音专被打成右派后，曾痛惜失去了与音乐的关联。可是目前，有这样的机遇，与音乐的缘份重新呈现。一位音乐家，肯把他的成就诚心传赠给我！祇要我愿意。可是现实生活，我有3个未成长、须要抚养的女儿，我不能没有为之活命的那点微薄工资。齐白石的祖母曾告诫孙儿说：“那见文章锅里煮啊！”对于潘怀素老人的诚心，一旦承诺，就要有始有终，我觉得我不可能为之付出一切。我深思后，慎重的说了我的想法。老人非常理解我，赞许我一丝不苟的态度。但他惋惜的说：“你是牛郎，这个事业是织女，隔着一条不能逾越的银河，我愿意作为鹊桥，成全你……。”

    道古桥的一面之交，一席之谈，竟是我和潘怀素老人的最后一面。他后来的消息，均是夏先生夫妇告知我的。潘怀素在杭并没有机会见到蓬皮杜；他后来又自温州上京数次，均求告无门。他与一位崇拜者上海人朱姓女士结了婚。我不了解潘怀素过去的婚姻史，80多岁的老翁因事业的追求而臻结合，算得上“迟开的蔷薇”。约在1980年，在改正落实右派的潮流中，他终于被落实在北京中央民族音乐研究院，他的研究成果，备受重视，视若国宝。姜大公终于遇上“文王”了。他大约殁于1982年左右。

    1990年，偶然在我杭州音乐专科学校俞绂棠老师（也是右派）处，得到了潘老先生的一些消息。俞绂棠老师晚年编辑《浙江音乐》并纂修音乐史。在他的材料中，我见到了潘怀素成果的资料，他的成就终于进了“史书”。但遗憾的至今未听说五音纯音钢琴的诞生。中国纯美的音乐是否能如潘怀素所言，将是世界音乐的前驱，是否再有人致力于这一学说的阐发，并付之实践，我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