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陳平講馬共內奸萊特事件真相（1~3）

　　

　　來源：陳平總書記回憶錄《My Side Of History》　　張泰永編譯

 

　　記得1951年8月被迫離開學校，轉入地下後，輾轉多處匿藏，於1952年中又轉移到新加坡郊區離軍港不遠的三巴旺勵德學校當地下小學教師作為職業掩護。此時的我，除了教課，主要是做些組織文件的抄寫和油印工作。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我被吸收為黨的同情者，獲得了進一步接觸黨的重要文件的機會。《萊特事件真相》的機密文件，就是其中之一。

 

　　坦白說，當時讀了印象並不很深刻，只懂得了我們黨內出了一個名叫萊特的大叛徒和大內奸。至於這個大叛徒和大內奸是何許人?如何混入黨內?幹過多少壞事?對黨造成了多大的破壞?他是怎麼被發現的?他最後的下場怎樣?……這一連串的問題，並沒有在我的腦海里留下多少印記。隨後入了黨,參加革命了數十年,也沒把這當一回事,直至陳平總書記回憶錄My Side Of History出版後,閱讀了相關的章節,以及其他學者的有關論述之後，才對上述問題的來龍去脈和方方面面,有個較為全面的了解和認識。

 

　　以筆者的認識，在眾多有關萊特事件的論著和文件中，陳平總書記在其回憶錄對萊特事件的來龍去脈及其下場的論述，最有權威性，也最為具體生動，環環相扣，因為陳平同志自年僅十六七歲的40年代初的抗日戰爭時期起，就和萊特有了接觸，到了戰後的和平鬥爭時期，這種接觸就更為直接，更為全面，最後也是陳平同志和楊果同志最先起來在黨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裡同萊特展開鬥爭，同時對萊特充當英帝和日寇的間諜和特務的真面目及其罪行進行調查和揭露的，而當萊特潛逃時，又是陳平同志奉中央之命親自出國，一路追蹤，最終不負使命，為黨清除了這一最大隱患和威脅，從而使黨走上正確的革命道路，為推翻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爭取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獨立、民主、自由和正義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

 

　　萊特事件雖然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共產黨內出現內奸和叛徒也不是什麼罕見的事，但是像萊特這樣一個三面國際間諜竊據了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的最高職務長達十年之久的事例，在國際共運史上確實是不多見。這一慘痛的歷史教訓是以馬來亞共產黨的無數優秀革命者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今天重溫這段歷史，仍然不失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以下是筆者根據陳平總書記回憶錄英文版有關萊特事件的章節集中起來重新校譯出來的版本，由於翻譯水平有限，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尚請讀者和專家、學者匡正。

 

　　最後謹向XQ和LW老友表示衷心的謝意，是他們在百忙之中為譯文作了認真和仔細的校正。沒有他們的幫助，這篇譯文要拿出來示人，是不可想象的。

 

 

 

　　前 言

 

　　[導讀] 我在開始時說過，追求夢想是要付出代價的。現在，我要說，背叛也必須付出代價。任何人最終要為此付出代價。

 

　　過完25歲生日後好幾個月，我才發現自己實際上只有23歲。那年是1947年，我剛剛被宣布為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黨中央把任命我擔任黨的最高職務的決定，當作是必須嚴守的秘密達數月之久。這樣做完全必要，因為由我取代他的職位的萊特神秘失蹤了。更糟糕的是，他捲走了黨的幾乎所有資金，包括現金和黃金，總值超過一百萬元叻幣(殖民地時期使用的馬幣)。

 

　　黨交給我的第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追蹤萊特的下落。我們知道，這個叛逃者已經逃離馬來亞和新加坡。為了跟蹤他，我需要一本護照，而要想得到護照，我需要有自己的出生紙。過去，我從來不把這樣一張紙放在眼裡。我通過合法的政府渠道，取得了一張副本。令我吃驚的是，上面寫着：王文華，也就是我，生於1924年10月，而不是我原來一直以為的1922年10月。

 

　　這張出生紙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向我說明，我的年輕相貌在我的一生中為什麼總是成為一個問題的原因。在我求學時代如此;入黨初期如此;日本占領時期跟英國人打交道時還是如此。當我成為馬共總書記時，黨內許多同志都比我大十歲或更多。也許我太年輕，不能勝任這個職務，這種對我有所保留的意見，是難於避免的。當時，看了我的出生紙副本，我覺得不把有關我的年紀降到更為年輕的年齡段這件事說出來，對有關各方都好。我把自己這個想法和黨內親密戰友說了。畢竟，年齡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有無堅定信念以及我是否願意為它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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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共產主義事業的人，我對自己用盡各種辦法促成的這次會面，充滿敬畏之情。儘管這是我和總書記第二次見面，而且我們個人之間的相互關係，看來也很友好，可黨內森嚴的等級制度要求我在他這次訪問期間，只能跟在他身影左右轉。我入黨已經四年了，我們的領袖在我心中依然是一個謎。特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沒有人知道他真正姓甚名誰。大家只知道他黨內使用的化名叫萊特。以萊特名義下達的任何一道命令或指示，要求你必須立即認真對待，絕對服從，嚴格執行。他作為一個越南族人，領導着一個基本上是華族人參加的運動，這件事本身，毫無疑問就是一件咄咄怪事。令人驚奇的是，在那個年代，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被提到黨的議事日程上來。

 

　　萊特在布蘭丹時依然故弄神密,他指示我用“張紅”的化名介紹他。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在那間小木屋的會議室里，我就坐在“張紅”的右側。

 

　　會談開始時，戴維斯先出示東南亞司令部的授權書。接着，逐個確認他自己、布隆姆和陳翻譯,是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登海軍上將的軍事代表。因此，他說，他們“獲授全權”同馬來亞的所有抗日組織合作。

 

　　輪到張紅髮言時，他聲明，他是以馬來亞共產黨、人民抗日軍、黨的軍事得力助手及其政治組織——抗日同盟會推選出來的代表的身份出席會談的。對於自己是馬共中委的身份卻隻字不提。不過，他清楚表明，他來參加會談是獲得授權，負責執行會議期間討論通過的任何決定。

 

　　這的確是一個非同凡響的場面。裡面，端坐着一位在戰前馬來亞表面上看來是頭號通緝犯的人物，他就是被前英殖民當局宣布為非法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他正在那裡與那些若無其事地把非法地位強加於我們、監禁甚至驅逐我們的那些人制訂合作條款和條件。

 

　　談判一開始，戴維斯就提出一個總體規劃，要求我們同意在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的指揮下行動。作為回報，英國人承諾，將提供訓練、武器和彈藥給我們的游擊隊。此外，東南亞盟軍司令部還願意給我們提供持續的財政資金。而且，據戴維斯說，他已就此事提出請求了。張紅要求他們每月提供5萬至7萬元叻幣的財政資金。這個估計，看來一點也沒有令英方小組感到為難。

 

　　當第一次會議在進行時，我就清楚意識到，這次會談對我黨未來至關重要。在這時候，我們處以極其有力的討價還價地位。英國人非常需要我們的幫助。

 

　　結果，戴維斯在協商一開始就清楚表明，這個會議只談軍事方面的事務。他、布魯姆和陳不代表英國政府和任何一個同盟國政府，包括蘇聯政府。他說，他們在這裡僅僅是蒙巴登海軍上將統率下的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的代表。張紅對這樣的身份並不反對，並且向我暗示，只有他可以代表馬共發言。我靜靜地坐在那裡旁聽。

 

　　我記得很清楚，第一次會議上所討論的其中一個問題。當時，張紅與英方就應該用re-occupying還是re-occupation(這兩個詞的中文意思實際上都是重新占領或占有)給英國終將重返馬來亞定位是有分歧的。經過一來一往、反反覆覆的推敲，終於達成妥協：在協議里採用re-taking(重新拿回、收復)這個詞。問題因此得到解決。這是對歷史的故意歪曲。“重新占領”的弦外之音具永久和合法的含義;而“重新拿回”，至少在張紅看來，最多不過是表示一種原本就不該拿回的暫時狀況。

 

　　第一天的第二次會議歷時兩句鍾，最後雙方在大部分問題上取得協議，同時決定當晚要起草好這次會議的記錄，以便提交給第二天早上的會議研究後正式簽署。

 

　　翌日，當戴維斯高聲朗讀由病中的布魯姆在昨天傍晚草擬的《關於合作條款》和《關於建議和決定的詳細說明》時，我非常仔細聆聽。我注意到，協議的前言裡把六位出席談判者——英方四位和兩位共產黨人——的名字全都給寫上了。戴維斯念完這份文件，便把它遞給桌子對面的共產黨代表。張紅以飛快的速度在上面簽名後，立即交還對方。他認為我的簽名是不必要的。

 

　　戴維斯熟練地簽上他的大名。理查德-布魯姆隨後。陳翻譯成為簽署這個協議的最後一人。查普曼因為不屬於以錫蘭為基地的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派來的小組的一員，不需要在協議上簽字。

 

　　大家互相握手慶賀，暫時緩解了伴隨談判而來的焦慮和緊張氣氛。當一切圓滿結束時，我們大家都相信，這份文件必將成為歷史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我想，這樣說是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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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離開會議時，對其結果，內心竊竊自喜。一份正式的協議，終於在原則上把我們對合作的理解給寫上了。我們有機會得到武器、彈藥、醫藥、制服和財政援助了。實際上，我們需要這一切來裝備我們的游擊隊。

 

　　在看到我們這次談判的全部積極一面時，也不能否認一個事實，即這次交易也存在陰險的一面。英國人看透我們，我們也看透他們，誰都不信誰。

 

　　三個出席會談的亞洲人全都使用化名，就是那種共同的情緒的表現。陳春林，實際上就是林謀盛,他是隸屬於馬來亞組的中國特工的頭目，而且，就我看來，他是一名國民黨特務。他曾負責從國民黨情報機關重慶總部召收合適的特工，然後派他們潛入日軍占領下的馬來亞活動。很明顯，這就是英國人之所以決心對共產黨方面採取有所保留的態度的一個原因。

 

　　我從參加馬共那一刻起，便轉入地下活動。我無意把自己的真實身份暴露給英國人。

 

　　查普曼不愧為一位高手。他極其巧妙地把自己清楚知道張紅真實身份的事實掩蓋起來。1941年12月19日，他曾出席在新加坡牙籠區一個昏暗的二樓辦事處舉行的會議。會談的對手就是在“布蘭丹化名張紅”的萊特。當時，萊特就曾向他清楚表明，自己是馬共總書記的身份。尤有甚者，陪同萊特到場的兩個政治部特務，早前就已把有關這個共產黨領袖在英國情報機關里所扮演的角色的驚人秘密，向查普曼簡單介紹。他們說，萊特於1930年代初入黨時起，就已經是英國特務。他是一名臥底。(資料顯示，戰前馬共黨內的最高職務稱為中央書記，英文為secretary general，從1947年陳平同志擔任這一職務起，中文改稱為總書記——譯者)

 

　　作為一個對黨忠心耿耿的同志，我對這些事一無所知，也不抱任何懷疑。說真的，萊特在布蘭丹亮相時，他的欺騙伎倆進一步發展到令人十分震驚的地步。其時，他實際上已經被日軍憲兵部收買了，並且積極地為日軍情報機關效勞。

 

　　然而，儘管萊特已經從雙重特務搖身一變為三重特務，他在黨內依然大肆吹噓自己同強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圈子有着非常廣泛的聯繫。他聲稱自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共產國際的代表。長期來，他所進行的這種欺騙，使他在黨內備受景仰。同志們保護他不受英國人的傷害。同志們也保護他不受日本人傷害。布蘭丹之後的四年，他依舊獨善其身，沒受到同志們的批判。在這整個時期，他繼續毫不手軟地利用黨謀取個人私利。

 

　　我在開始時說過，追求夢想是要付出代價的。現在，我要說，背叛也必須付出代價。任何人最終要為此付出代價。

 

　　一

 

　　從 地 下 活 動 分 子 到 抗 日 游 擊 戰 士

 

　　【導讀】 一聽說萊特的名字，就足以在像我這樣的初出茅廬的共產黨積極分子中間，喚起強烈的忠心耿耿的感情和敬意。1940年，我正埋首於分配給我的擴大霹靂學生組織影響力的任務。

 

 

 

　　當我於1940年的第一個月加入成為候補黨員時，馬來亞共產黨成立還不到10周歲。黨的正式組織可以追溯至1930年4月最後的那幾天在森美蘭州瓜拉庇勞市鎮附近的橡膠種植園內舉行的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焦點人物，是位名叫阮愛國的共產國際代表，一個越南人，隨後他就是以越盟領袖形象示人的胡志明。此外，還有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的領導人。這次大會是根據早些時候設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關於成立獨立的馬來亞共產黨的決定召開的。

 

　　數十年後，當我第一次訪問越南時，我有機會曾和胡主席本人談論過這件事。我們一起曾嘗試確定馬共成立的確切日期。胡已經不能提供清晰的日子，不過回憶起他從大會出來時，看到街上紅旗隨風招展。很明顯，這是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旗幟在馬來亞上空飄揚。在當時，當局把展示五一旗幟看作是非法行動。工人們不顧法律，在慶祝活動期間，照常這樣做，懸掛橫幅和紅旗。節日一過，馬上就把它們收起來。我們馬共內部根據胡主席這段回憶推算，後來把馬共建黨的日期定為1930年4月30日。

 

　　馬共初期的活動，自然而然地集中於新加坡，因為島上的工會組織比起馬來亞半島其他任何地方的工會組織都更為集中。新加坡海峽殖民地警察對馬共的成立，很快就有反應，而且明顯地根據非常準確的情報資料，在整個1930年代上半期，對馬共採取了經常性而又是毀滅性的打擊行動。警察部隊各部門面對共產黨的挑戰，也做了一些自我改組，重新設定自己的目標。1933年成立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取代了名為犯罪情報部(CID)的職責。馬共在1930至1935年的警察搜捕行動中，至少損失了6名在任領袖。法律行動導致其中的5位被驅逐出殖民地，並被遣返中國。

 

　　當我於1940年在怡保開始進行地下活動時，萊特當黨的領袖剛剛兩年。他在黨內的正式頭銜是中央委員會書記。許多歷史學者都曾寫到這個神秘人物，此人令黨內我們這些同志感到費解，就像令戰前的英國當局和日本占領當局以及戰後捲土重來的殖民統治者那樣感到費解。他詭譎地選用“Wright”作為自己在黨內的化名，這個“r”字音開始的英文字，按中文讀法，不久就誤為Lai Te。後來，不同人寫或說英文時，又把它稱為“Loi Teck”“Lai Tak”“Li Tek”或“Lighter”，這一來就更加面目全非了。他還有其它化名：如“張紅”、“黃金玉”和“黃紹東”等。

 

　　萊特並不是像某些著名歷史學家所堅持認為的那樣是中國人。他是土生土長的越南人。他來到新加坡的確切時間尚未查明，不過，根據1947年我所領導的一個馬共特別調查組得出的結論，幾乎可以肯定是於1932年底。有人說，他年輕時到過俄國學習，之後又回到中國，並成為共產國際上海委員會的一位成員，然後又和胡志明一起於1920年代回去印度支那，在西貢組織共產主義運動。可是，我們的調查結果並不支持這些猜想。

 

　　萊特來新加坡前，是西貢的一名中級共產黨幹部。雖說他的母語是越南語，但他也能說帶有濃重的越南口音的廣東話和國語。在調查期間，越南共產黨人告訴我們，萊特曾被法國人逮捕過，之後就不見了。我相信法國情報機關一定認為他已不再有用處，就和英國人勾結起來，把萊特派來新加坡。

 

　　他先是在新加坡的港口當碼頭工人，並捲入了工會的事務。之後，加入了當地的共產主義運動。1934年,馬共新加坡市委會的五名成員在一次警察掃蕩行動中全都被捕了。這次突襲方便萊特獲得在黨組織內快速晉升的途徑。他抓緊這個機會。不久他就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和在尚存的領導機構中伺機往上爬。

 

　　其時在馬共組織內起作用的市委會有兩個：一個是新加坡市委會，另一個為檳城市委會。全馬其它各州的黨組織，都是在各州‘地委會’領導下活動的。地理面積大的州，如彭亨和柔佛，各自擁有兩個獨立的委員會。就彭亨來說，分東彭和西彭;柔佛則分柔北和柔南。

 

　　官方的統計數字顯示，1931至1935年間，單單在新加坡，警察就對馬共採取了432次的突襲搜捕行動，逮捕了226名嫌疑份子。這些被拘留者當中的大部分人，隨後都被遣返至中國。不過，這一切鎮壓行動，都沒有像1934年新加坡市委會所遭到的打擊，那麼引人注目或那麼具破壞性。有那麼多黨的領導人物坐牢或被驅逐，讓這位從越南來的移民迅速就升上取而代之的新市委會的一名成員。隨後，在幾個月時間內，他又被委任加入黨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央委員會。1938年，他終於成為黨的最高負責人。

 

　　一聽說萊特的名字，就足以在像我這樣的初出茅廬的共產黨積極分子中間，喚起強烈的忠心耿耿的感情和敬意。1940年，我正埋首於分配給我的擴大霹靂學生組織影響力的任務。我在抗敵後援會的範圍內進行工作，我努力的主要地點是在怡保—和豐地區。

 

　　我按照這種方式活動不到四五個月，在新加坡的中央委員會就突如其來地停止抗敵後援會的活動。指示解釋說，由於“形勢改變”，後援會的活動需要結束。

 

　　然而，並非全都前功盡棄。我的工作表現引起黨的高級負責人對我的注意，因而在1940年底，我就被提拔為霹靂地委領導下的馬共怡保區委會的四名委員之一。我仍舊負責學運工作，不過，我負責的工作範圍如今已經擴大到包括較為次要的工會方面，諸如那些店員、理髮匠、泥水匠等工會。店員工會包括餐廳服務員、廚師和幫廚。我轉入地下以來，這是第一次能吃得很好。大約此時我們舉行定期秘密會議的一個點，就設在怡保的一所天主教學校。這所學校的校長有個海南籍廚師，擅長於烹飪西餐。這位廚師是黨的同情者，每當我們在他的廚房聚會時，就在那裡享用名副其實的盛宴。

 

　　那些極重要的工會，如錫礦工人、種植園工人和交通運輸工人的工會，都是由年紀比我大、遠比我有經驗的區委會成員負責。應該說，1941年初，我的同志們和我雖然在影響怡保華人社會的公眾輿論方面，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可是，當時該市區馬共黨員的實際數量全部不超過60人，而且，這個數目，事實上全都是華人。就霹靂地區來說，我們的主要力量是建立在南部的整個近打河谷的錫礦場工人身上。在全州，我們的黨員數量約有500人，在全國，堅定骨幹分子的數量則剛過3000人。

 

　　1941年6月22日，德國展開“巴巴羅莎軍事行動”，進攻俄國。誠如阿道夫-希特勒所預測，全世界都屏息靜候事態的發展。俄國人完全猝不及防，蘇聯空軍在基地上損失了約1500架的戰鬥機。就馬共來說，對英國的態度必須作出立即重大的改變。當時，萊特及其在新加坡的其他中央委員，對快吞沒整個歐洲的戰火，在政治上重新調整了自己的立場。8個月前，對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這場衝突，他們是那麼迫不及待地表明與自己沒有關係，如今終於認識到它是一場生死攸關的反法西斯鬥爭。支持英國不僅符合共產國際的主張，而且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考慮到自1940年9月27日柏林公約簽訂後，德國的軸心國夥伴之一的日本，對太平洋周邊國家進一步擴張的可能性陰森地逼近。

 

　　萊特在“巴巴羅沙軍事行動”展開後沒有幾天，曾聯繫他在新加坡的政治部控制人，提出讓馬共新招募的兵由英軍進行軍事訓練的建議。他認為，他們應被動員到馬來亞司令部的特別防禦單位，並且在馬來亞總司令白思華中將的直接指揮下。英國駐新加坡總督申頓-托馬斯斷然拒絕接受這個建議。申頓總督的這一決定以顯著位置發表在我黨在新加坡的地下報《自由報》和當地公開出版的日報《海峽時報》。這是一個令總督很快就會深感懊悔的決定。約莫6個月後，令申頓總督難堪的是，他得找機會徹底改變自己當初對馬共的冷落了。

 

　　我恰好處於頗為獨特的位置來追蹤這些事件的發展。6月初，我被調到怡保—和豐地區黨的宣傳部門。我當時的部分任務是負責我們在當地的地下報《人道報》的出版工作。它經常報道和評論本國的發展變化，以及歐洲、當然還有中國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發生的事件。由於警察方面把消滅所有的共產黨出版物當作其有必要優先處理的事項，我們得不斷地在預期要發生的突然搜捕前先一步轉移工作地點。

 

　　後來，我們覺得把工作地點設在離怡保西南3英里以盛產萬里望花生的半鄉村地區最為安全。我們的工作地點在兩個月的時間內一搬再搬，先是從錫克人的牛奶場的牛棚，搬到一個廢棄了的錫礦場年久失修的木屋，之後又再搬到位於2英里以南的拿乞的一間偏僻的亞答屋。這第三個地點，隱蔽在一個華人菜園和一個馬來甘榜之間長滿高高的茅草叢裡。從安全角度看，拿乞無疑是三個地點中最理想的一個。任何一個路經此地的警察，都會以為我們的屋子是馬來甘榜的屋子;而那些原本與我們毫無關係的馬來居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跟那家華人菜園是有關係的。

 

　　結果，這個最後地點危害健康的情況，成為主要因素。這個地區蚊蟲滋生，我終於得了嚴重的瘧疾病。幾乎一個星期，我就趴在床上，動彈不得，因為我的身體由於激烈的顫抖和高燒引起的痙孿不斷交替發作。身邊的同志通過組織系統報告說，我病得很重。於是，有位州委來探望我，並命令立即把我送去醫院。

 

　　我被抬到自行車的行李架上，兩個和我一起搞印刷的同事各在一旁支持我，推着我經過那間華人菜園，走了約一英里，直到通往怡保的公路。我們在這裡叫了一輛的士送我去怡保中央醫院。當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我已經在醫院住了5天，病情依然很嚴重，有時神志不清。1941年12月8日拂曉，山下奉文中將率領的日本第25集團軍在暹羅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直至馬來亞半島沿岸東北面上端的哥打峇魯登陸了，並且開始揮兵南下進攻新加坡。

 

　　在之後的24個小時裡，印度籍醫生不停地灌我吃金雞納霜，然後命令我出院，因為每張病床都要騰出來容納來自在北部防線作戰的英軍傷員。接下來有好幾天，我住在離醫院不遠的一個同志的店裡養病。當病情好轉，我又和黨恢復了聯繫，並奉命轉移到怡保以北的朱毛，擔任負責宣傳工作的一位州委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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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朱毛執行任務期間，第一次遇見一位隨後將成為我的妻子的女子。她叫李坤華，檳城人。她父親是海南人，母親則是廣東人，所以，她的海南話和廣東話都說得很好。她在非常小的時候就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當她只是一個少女時，她就已經積極參加活動。檳城女子學校當局發現她們的這位年僅13歲的學生的政治傾向後，她們確定她的這些社會活動，不但會擾亂其他學生，而且會威脅到她們的教育機構的正常運轉。於是，要求坤華退學。

 

　　為女兒失學憂心忡忡的雙親，分秒必爭，趕緊安排她報讀檳城女修道院。他們確信，已經表現出有語言天賦的女兒在愛爾蘭修女們嚴肅認真的輔導下，將會很快就學好英語的。大約在兩年時間內，坤華的學習進步很快。之後，她就被逮捕了。此時，德國剛入侵俄國。她的一個搬遷到新加坡的組織內朋友，參加了一個馬共主辦的親俄反德刊物的編輯部工作，曾郵寄一份給她。警察根據這個線索追蹤到坤華的家，並以擁有違禁讀物的罪名把她抓走了。

 

　　有個家庭聘用的律師相當準確地提出抗辯理由說，這本導致一名芳齡十五的學生被拘留的公認的非法地下刊物，跟反英絕無關係。恰恰相反，它是相當強調反希特勒的。法官聽後表示同情，當場以必須守行為一年作保，釋放了這個少女。但是，修女們從她們的角度看，對坤華涉及和法律發生衝突的事件相當不滿意，因此很快就放棄了對她的拯救。她第二次發現自己又被檳城的一所教育機構逐出校門。

 

　　此時的她，正處於教育啟蒙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甚至是徹底絕望的時刻，她決定前往吉打跟在當地教書的一位姐姐住。她在吉打僅住了14天，日寇就打進來了。姐妹倆想趕回檳城的家，可檳城之戰打響了，往來島上的渡輪服務已停航了。姐姐的一位教師同事前來救了她倆一把，並且護送她倆南下到當時比較安全的霹靂。這位同事是一名黨員，出身於一個在朱毛市郊經營錫礦場的富裕家庭。他把姐妹倆臨時安排在礦場的一個辦事處棲身。

 

　　當地組織獲悉她倆的窘境後，就安排她們到一家農戶家庭居住。其時這個地區的所有農民都在馬共領導下。此時為1942年1月。由於受到令人虛弱的瘧疾的煎熬，以及一早就被怡保中央醫院趕出來，我的身子依然在康復中。而當我放鬆自己投入到新的宣傳工作任務時，我得悉姐妹倆剛從吉打來到這裡後的情況。當我們終於不期而遇時，坤華和我都能毫無困難地發現彼此志趣相投。她告訴我，她父親是抗敵後援會的一位堅定支持者，幾個月前剛被英國人驅逐回中國了。她後來聽說，他父親乘搭的那艘船遭到日軍攻擊時，他試圖跳海逃生游回馬來亞時溺死了。我們倆當時都專心致志於馬共的活動，所以我們在一年多的時間之後，才開始談到有關戀愛的事。

 

　　男女黨員墮入情網談戀愛是不成其為問題的，只要他(她)們選擇的對象不屬於是一般定義的“反動分子”或“國民黨同情者”之列，都沒有問題。政治上中立的也沒問題，當然，如果是我們事業的同情者就更好，而最理想的，就是如果他們是堅定的黨員。然而，有一條必須嚴格遵守的規定。這就是，如果你談戀愛了，必須把事情向黨組織報告。這種關係在還沒得到黨正式同意之前，是不允許進一步加以發展的。一旦得到正式批准後，這種關係就可以毫無任何阻礙地發展下去。不過，也發生過許多沒按照必要的手續向組織報告他(她)們談戀愛的事例。這種情況經常會引起許多麻煩。例如，如果你被發現在和沒得到同意的對象談戀愛的話，你至少會成為和你在一起過組織生活的同志們公開批評的目標。討論這類事情的會，沒少開過。

 

　　坤華和我談戀愛的時候，我已是霹靂州代理書記。我嚴格遵守這條規定，主動與萊特聯繫，並向他作了報告。他同意了。我知道他會同意的。我的未婚妻是一個可以獲得紅授帶獎的具有不容置疑的優良記錄的共產黨人：兩次因積極活動被學校開除、一個被驅逐出境的父親、目前身份是黨員。但是，我們要等多兩年半的時間才能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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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朱毛活動還不到一個星期，日軍就打進來了。它們剛剛在日得拉附近的北部戰場打了幾場勝仗。它們對檳榔嶼島的攻占，在霹靂河畔發動的迂迴戰術軍事攻勢，令英軍被迫從怡保以北的江沙往後撤。在聖誕節前夕，英軍第6/15印度步兵旅同西村中將率領的精銳的日本帝國衛隊，在朱毛地區展開了一場激戰。這場激戰之所以造成雙方損失慘重，是因為守軍拼命死守防線，阻止日軍前進和為了拖延時間，以便讓其他英軍部隊在近打河谷盡頭的金保一帶修築防禦工事。

 

　　如今,形勢瞬息萬變。至12月中旬，新加坡總督申頓-托馬斯被迫改變其原先拒絕馬共通過萊特提出的表示願意讓共產黨志願人員協助英軍的態度。總督之所以改變看法，實際上是在聽了白思華將軍關於遠在北部的馬來亞英軍防線已土崩瓦解的匯報後作出的。前線的英印軍部隊已經潰不成軍，山下奉文大將也已經把其總部往下移到吉打州首府阿羅士打，並在此和他的部下在剛剛被放棄的英國皇家空軍基地的軍官食堂里慶祝勝利。

 

　　在新加坡，大家都在急急忙忙地來搶救馬共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議。擅長講廣東話的政治部高級官員因奈斯-特蘭姆勒，也正是內奸萊特的操控者，安排了馬共中央書記同當時還是上尉軍銜的特別行動執行組成員菲德烈-史賓塞-查普曼於12月19日在芽籠的會面。參加這次至關重要的會面的還有政治部警監王振玉。會面是在黨用作藏匿地點的賣木炭店鋪樓上的一間房裡舉行的。

 

　　在“東方使命小組”名義掩護下在新加坡進行活動的特別行動執行組，表示願意為其在島上的101特別訓練學校接受儘量多的共產黨新兵，只要學校還能容納。當時，學校的指揮官就是查普曼。隨後英國人又同意，那些被捕的共產黨員如果願意當義勇軍的話，就可立即釋放出獄。第一期訓練班將於12月22日在該校丹戎巴萊總部開課。這所總部位於裕廊河口一個小懸崖峭壁上的徵用大樓。

 

　　萊特答應把第一批為數15名的志願人員按照預定時間到一個十字路口等候，以便運送到丹戎巴萊。根據計劃，將訓練和武裝這批志願人員以游擊隊方式作戰。可能的話，要搶在日軍推進之前，就把他們部署到森林的隱藏處。查普曼親自在開課儀式上給首批共產黨人新兵講了課，事後，他向特別行動執行組總部報告說，這批馬共游擊隊新兵“年輕、壯健、士氣高昂，是我們學校從未有過的好材料”。查普曼在同一報告中說了一句發人深省之言。他說，由於警察方面和萊特之間已經建立了友好關係，同共產黨人的溝通總是非常融洽。

 

　　查普曼和萊特舉行會談之後，馬共中央就在新加坡召開會議，並發出一項指示，號召黨在全馬和新加坡的州委會和市委會着手準備進行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游擊戰爭。這項命令是黨在新加坡的總部明確地發出的，而為此中央書記本人還親臨遠在霹靂的金保以北的雙溪古月。此時日軍正推進至霹靂州北部地區。萊特和霹靂州委高級負責人就在雙溪古月召開一次緊急會議。會議再次非常明確地命令整個馬來亞的共產黨組織把游擊戰爭作為立足點。尤其是命令出席會議的同志派學員參加非常規戰的特別訓練班。萊特透露，特別訓練班很快就會在吉隆坡開課。

 

　　特別行動執行組的軍官開始實行這個計劃，他們接觸了黨在吉隆坡地下組織的一位高級人物。不待說，這位負責人非常願意提供協助，以實現訓練馬共15支獨立游擊隊的計劃。這些游擊隊員將滲透到霹靂州各個地區，而他們的使命包括截斷日軍交通線、搜集軍事情報和救助從自己的部隊失散或被截斷退路的英軍人員。吉隆坡市中心的循人中學被選作主要訓練場地。馬共立即從黨的隊伍里抽調1百多名熱血青年學員參加訓練。

 

　　至少可以這麼說，這是一個非比尋常的時期。一個多月前，怡保的警察曾經逮捕一些華人青年，並以他們是馬共黨員的理由加以扣留起來。可現在，卻接到命令要把他們釋放出獄，並提供特別交通工具給他們，送他們到吉隆坡去。同樣的，早些時被押來吉隆坡接受進一步審問和最終將被監禁的馬共黨員，如今獲釋和入學受訓了，並且被送回他們犯過失的地方，只不過這一次他們是被全副武裝起來，並練就了殺人的本領。後來的一批人當中，有一個是我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良師益友，他就是杜龍山。

 

　　(節譯自My Side Of History 第四章)

 

 

 

　　二

 

　　一 連 串 的 叛 變

 

　　【導讀】多年來，情報機關和歷史學家們一直在為解開圍繞在萊特這個邪惡和狡猾的人物身上的詭計和神秘性而傷透了腦筋。今天，我是還活在世上的唯一一個能夠告訴你有關此人的冷酷和無情的事實真相的人。

 

　　日寇在新加坡強制實施軍法統治的短短數周內，就針對馬共領導層發動了一連串閃電式搜捕行動。其間，一批黨的主要領導人，抓的抓，關的關。黃誠，一位公認為馬共頂尖知識分子的中央宣傳部負責人被出賣了，最後就被處決了。他的思想深刻，討人喜歡，他被廣泛地看做最有希望的全黨的領袖的接班人。我認為黃誠的遇害，是黨的一個重大損失。四年前，他在南華中學集會上滔滔不絕的精彩演講，深深打動了我，讓我嚴肅地反思自己的一生該如何過。萊特，憑藉令人吃驚的好運，——當時看起來是那樣，一直未被察覺。顯然，黨的領導層如今急需重組。

 

　　接近4月下旬，我被提拔為霹靂州委委員。5月的第一個星期，我第一次出席了在朱毛附近森林深處舉行的州委會會議。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討論在霹靂建立一支馬共軍事隊伍的建議。當時在我們州界內的營地里，約有300名志願者。我們打算把它擴充至500人。我們有人力，我們也有武器和彈藥。查普曼和他的非正規戰隊員則在培訓我們。我們迫切需要的是，一個具有明確指揮系統的軍事組織，而最重要的是，黨中央對我們地位的承認。

 

　　湊巧得很，一位名叫小忠的中央委員也在場參加朱毛的會議。他公開承認，霹靂游擊隊是馬共活躍於全馬來亞的最強大和最卓有成效的其中一支武裝力量。他同意下次見到中央書記萊特時，將支持我們的全部建議。

 

　　小忠向我們介紹了幾個星期前萊特在柔北召開的幹部會議。會上，我們的領袖向來自柔佛、馬六甲和森美蘭各地的代表講了話，要求他們必須通過對產業工人的組織工作的更大關注，以鞏固黨的基礎。然而，更為重要的是，他還預言未來聯軍的入侵，對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將提供理想的條件。他說，馬共將歡迎聯軍大反攻，但反對重新建立英國的殖民統治。

 

　　這位中央委員代表接着傳達了萊特提出的建議。就是把一些游擊隊加以解散將是有利的。這些游擊隊的成員可以把武器藏起來和回家當產業工人。霹靂州委書記阿南聽後激烈地反駁說，在霹靂只有很少的工業生產，因此這個指示是不切實際的。最後，小忠表示同意說，霹靂的馬共組織可以根據當地的需要，制定自己的軍事路線。

 

　　此時，整個國家的華人社會，有越來越多人支持馬共在軍事上抗日的立場，而各州領導也非常清楚這一事實。只有森美蘭一個州執行萊特的指示，解散了一支游擊小隊。於是，特高科這個如同德國蓋世太保那麼殘暴的日本憲兵隊，就殺害了許多服從命令將武器收藏起來並恢復平民生活的隊員。結果，導致該州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很快地就恢復了其原來的軍事綱領。

 

　　在朱毛舉行的同一會議上，小忠也提交一份八個叛徒的名單，據稱由於他們的出賣，導致新加坡的馬共組織遭到鎮壓。同時下達的命令是，這些被點名的叛徒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加以饒恕。命令還進一步要求各州州委會都應該積極追緝黑名單上的人並確保他們立即被處決。

 

　　小忠還告訴我們，中央書記正計劃於今年底之前召開另一次高級幹部會議。我們聽了當時認為，黨的最高領導層屆時有意披露其反對日本占領的全盤軍事行動計劃。同樣重要的是，黨的領導班子在新加坡遭到毀滅性的破壞之後，將會加以重組。

 

　　朱毛森林會議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中央作出決定把霹靂人民抗日軍命名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第五獨立隊。從此，我們這支游擊隊伍必須置於黨中央的控制之下。這一改組，給我們的軍事行動帶來嚴重後果。它引進了一種最差勁的官僚主義控制制度，而且很快就證明是一種會帶來嚴重後果的管理安排。為了解決這問題，最後我們另闢蹊徑，在州內建立與之平行的秘密游擊隊分組。我們把這些接受霹靂州委會單獨指揮的秘密游擊隊分組稱之為“機動隊”。

 

　　中央在攫取了我們游擊隊的控制權的同一指示中，還進一步把霹靂州委會分為二個部門。其中兩名州委成員奉命負責軍事，另外三名則管政治事務。我被派分管政治這方面，並取得霹靂南部地區作為我的活動範圍。它從安順和金寶一直延伸至丹絨馬林。事實上，之後我就成為馬共在霹靂州的第三號政治領導人。

 

　　我一身兼三件工作：首先，是必須擴大黨員骨幹分子的隊伍;其次，是吸引更多的同情者參加到群眾運動中去。其時，它也叫做抗日同盟會，後來在緊急狀態時期稱之為民運;最後，是我必需以男女青年為工作對象，並激發起他(她)們參加到黨的後備隊來的思想。後備隊是一種學生軍訓隊。在需要時，我們可從這裡吸收人力到我們的主力部隊。它也還有附帶作用，就是可以成為一支治安隊，為窮鄉僻壤的小山村提供多一重的安全保障。

 

　　我都是騎自行車去我負責的地區活動。如果工作需要，還經常改變住所。我最初是住在金寶，之後是在安順。我記得很清楚，騎自行車往來這些段路的距離：金寶至安順30英里;怡保至務邊12英里;務邊至金寶12英里。

 

　　我有時住在出租屋，有時睡在錫礦場的辦事處，有時跟教師在一起。為了安全起見，我使用過好幾個化名。我的努力很快就取得了成績。例如，在金寶我顯著地擴充了抗日同盟會的力量。在美羅和安順，情況也是如此。

 

　　為了阻止我們所取得的進展，日寇建立了一個他們自己的華人組織，名為華僑維持會。但是，由於我們控制了所有主要居民中心，以致我們可以迅速得知有誰和敵人勾結。我們對那些跟令人恐懼的特高科狼狽為奸的通敵分子，特別反感。

 

　　為了便於活動，霹靂州委會決定把其總部遷移至我們覺得較為安全的地點——金寶。由於我在這裡的關係比較強，我奉命負責這一次的搬遷。

 

　　*********************************

 

　　隨着時間一個個星期地過去，中央和萊特自己發來的指示本身對加強黨領導的重要性問題卻隻字都不提，反而進一步號召在工業戰線進行廣泛的改組。對我們這些在前線活動的馬共成員來說，這些號召毫無意義。大家知道，不論在馬來亞還是新加坡，並沒有多少工業活動。戰爭導致這種局面：采錫機、礦山和橡膠廠房都靜止了，勞工們都失業了。在這種情況下，又有誰能把這些勞工組織起來呢?

 

　　到了7月底，我們獲悉萊特正計劃於9月某日召開全馬最重要的高級幹部會議。至於地點和準確時間並沒有立即透露。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奉命派出兩名最高級軍事幹部作為代表。每個州委會則被要求派一個代表參加。在多數情況下，這些代表都應是州委高級負責人或州委書記。

 

　　萊特本人最後終於下達開會的命令，地點：雪蘭莪黑風洞地區一個森林邊沿處，離華人稱為石山腳、馬來人叫雙溪都亞的村子不遠的地方。時間：1942年9月1日。黨的40名最高級負責人奉命出席。

 

　　全體出席者都武裝起來了。雪蘭莪游擊隊為這次會議派出10名警衛。4名來自雪蘭莪的女游擊隊員負責燒飯。臨時搭建的亞答屋供全體出席者住宿。

 

　　預期萊特將準時出席安排在9月1日上午中段時間舉行的主要會議。其他同志奉命於8月31日下午和晚上先研究解決初步的議題。

 

　　9月1日午夜剛過不久，一隊日軍摸黑潛入，把會議地點層層包圍起來。當我們的同志試圖衝出日軍包圍圈的時候，一場激烈的戰鬥爆發了。負責警衛的游擊隊員打到剩下最後一人。那些在臨時營地里的半數同志當場戰死。日寇也遭到慘重損失，包括一名中校、一名少校和一名大佐，全都是在戰鬥中被打死的。這些軍官的軍階表明，日寇對這次向黑風洞發動的攻擊非常重視。

 

　　這是日寇在其占領期間，對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武裝力量採取的第一次最重大的軍事行動。它給黨帶來的災難是何等慘重啊!中央卻把這次的出賣行徑歸罪於一名森美蘭代表，理由是他在出席會議途中曾被日寇逮捕。

 

　　黑風洞慘案後約數星期，霹靂州委會又接到命令，着手籌備另一次重要會議。萊特再次定了要出席。因此，我們獲得一個清晰的印象，就是倖存的中委以及我們的中央書記萊特，是多麼急於重新召開一次因受到日寇在黑風洞嚴重破壞了的會議。儘管這個會議是由霹靂州委會奉命來安排和籌備，責任卻落在我的身上，因為他們認為我最熟悉這一地區。充分意識到上次會議在安全警衛方面遭到的破壞力極大的失敗，這次我決心為所有出席者提供最有力的安全保衛。

 

　　我選的開會地點，是在美羅郊外的一個橡膠種植園裡的深處。超過20名高級幹部和游擊隊司令員奉命作為各州代表出席會議。我所採取的非比尋常的安全保衛措施，使各代表的集合安排非常錯綜複雜。

 

　　我決定把與會的最高級黨負責人的抵達時間分開處理。這特別是關係以下四位：中央書記萊特，黨的高級負責人蔡克明，霹靂州委書記阿南及其副手。不論蔡和阿南都是黑風洞的倖存者。這四位都將在金寶會合，並由我們在適當時間分別護送至會場。其他所有代表將經美羅前往會議地點。我希望我現在採取的措施足以防止安全上出現任何漏洞和足以保護我們的高級負責人，萬一日寇採取行動對付我們的話。

 

　　蔡年約三十，是黨的中央委員和黨內最受尊重的思想家。我們安排他坐火車來金寶，並在金寶一個安全住所，跟霹靂兩位高級負責人會面。一旦蔡的安全沒問題了，我們就計劃於第二天把萊特接來。

 

　　我已不遺餘力地來保障一切都能按定下的時間表運行。就在蔡預定即將到達那間安全住所前不久，日本憲兵猝然而至，把霹靂兩位黨的高級負責人抓走了。蔡真好運氣，他的火車晚點了。而當他抵達後，發現金寶街頭巷尾布滿憲兵、士兵和警察，便去找當地的一位同情者聯繫，這位同情者把兩位負責人被捕的事通知他。蔡聽後立刻離開金寶，前往我們在黑風洞地區的其中一個堡壘——間津華人鄉村深藏起來。在此前9月舉行的黑風洞會議上，蔡曾拼死衝出日寇包圍圈自己安然無恙。現在他又一次險些落入虎口，而且幾乎可以斷定，將在金寶被處決。

 

　　有關這次會議的全部計劃取消了。萊特從來沒有親歷過危險，而代表們則想盡辦法安全地分散離開。日寇再一次成功挫敗了我們要召開重大政策討論會的努力。有越來越多的疑團未能回答。更糟糕的是，那兩位被捕的霹靂黨負責人遭到特高科的嚴刑拷打。州委書記阿南跟着被處決了，他的副手叛變後為日寇效勞。

 

　　蔡克明，這位黨的思想家，在原定召開的美羅會議之前或其間，也明顯是日寇要消滅的目標。而跟他一起的，大概會是另一批黨的領導人。

 

　　當人們就日寇占領初期發生的特高科對馬共施加的一連串的突襲、逮捕、嚴刑拷打直至處決等等事件加以分析後，看似極其詭異的是，懷疑重點竟沒能像最後那樣更早地鎖定在萊特身上。我們當時的反應，順理成章地把懷疑目光落到其他可能的叛徒身上。

 

　　當然，所有事情，都是事後孔明容易得多。

 

　　* * * * * *

 

　　特高科於日寇占領初期對林江石(又名黃誠)這位僅次於萊特的第二號人物的逮捕和處決，使我們的組織受到動搖。儘管當時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點，但他的死標誌着特高科對以新加坡為基地的馬共中央進行有步驟的破壞的炮聲已經響起。兩個月後，日寇針對島上我們的組織進行的更多災難性的破壞行動波及全黨。隨後，發生了黑風洞慘劇。而黨內那些倖存者中間卻深感慶幸，因為我們的中央書記沒出事。他對我們說，是他的車子在途中壞了。

 

　　我們很願意服從黨堅持實行的全面的集中制，儘管聽起來是多麼令人詫異。一切事情，中央說了算;中央擁有絕對控制權。我們大家把它當作是一種安全上的根本要求加以接受了。同樣地，我們也毫不猶疑地支持嚴密細則和黨內嚴格分工的制度。這一切規定，原來目的是為了保護黨，結果全都成了保護萊特的“盾牌”。

 

　　許多優秀的革命者因為我們來不及弄清真相而慘死。這個真相就是：

 

　　1942年3月26日這一天，也就是新加坡淪陷後一個月又十一天，特高科在新加坡逮捕了一個他們假定是華人的可疑分子。經初步查證，此人叫黃紹東。逮捕此人的日本軍官，是隨着英國人投降後擔任新加坡的特高科專門對付島上的華人男性抗日分子的檢證機關的頭目——小西少佐。年已41歲的小西，是一個有18年經驗的憲兵油子，在參加馬來亞戰役之前，曾在滿洲(中國東北的舊稱——譯者)服役。

 

　　嚴加審問之下，黃先是向小西泄露自己是馬共中央委員。接着又說自己的真名叫黃金玉。經過進一步的審問，黃便和盤托出他就是馬共中央書記，因此而控制着整個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共產黨的大權，同時處於非常獨特的地位來為日本人效勞。結果，這個日本憲兵油子和化名‘萊特’的黃之間，達成了一筆交易。

 

　　小西立即下令把萊特關了一個多月，不過命令里附上要善待這位犯人的特別指示。在4月底一釋放，萊特就迫不及待地要想兌現這筆交易的承諾。他向特高科提供馬共新加坡市委委員的黑名單。根據規定，萊特必需每周直接向小西本人匯報兩次。在隨後好長的日子，他經常把馬共在柔佛、森美蘭、馬六甲以及雪蘭莪活動的情報交給特高科。當黑風洞會議召開的日子臨近時，萊特向小西交出一份有關這次會議召開時間、地點、出席代表姓名的詳細資料。特高科的特務們由於得到這份情報，立即喬裝打扮成休假中的普通士兵，潛入到黑風洞一帶。他們公開上在那裡同吉隆坡來的夜總會小姐狂歡作樂，實際上，分分秒秒都在盯着進出開會地點的動靜。8月31日晚上，日軍一切準備就緒。第二天凌晨他們就發動進攻。

 

　　戰後被英國戰爭罪行法庭判處終身監禁的小西少佐，對他的這位天字第一號的大特務曾這樣說過：“萊特的第一個動機是為了保住自己的頭顱，即便是犧牲自己同志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其次，他和我合作是為了保住自己在黨內的地位，以進一步實現他的野心。很明顯，他所出賣的那些人，都是有能力挑戰他在黨內的地位和權威的人。我現在才明白，他有很多情報對我留有一手，沒有向我透露。”

 

　　多年來，情報機關和歷史學家們一直在為解開圍繞在萊特這個邪惡和狡猾的人物身上的詭計和神秘性而傷透了腦筋。今天，我是還活在世上的唯一一個能夠告訴你有關此人的冷酷和無情的事實真相的人。

 

　　在日寇侵占後的頭幾個月混亂時期，由於我們的交通線被其切斷，黨在整個馬來亞半島的支部跟新加坡的聯繫幾乎都中斷了，而萊特正在那裡大干其叛變勾當。事實上，他和特高科狼狽為奸，使黨的中央委員會被有步驟地打垮了，以致變成就剩萊特一個人在演獨腳戲的空架子。

 

　　經過7年歲月的蹉跎，我們才識破他披着的給我們黨造成毀滅性破壞的那層神秘面紗及其捏造的故事。然而，他必將得到其應得的最終懲罰。我確信會見到那一天的。

 

　　(節譯自My Side Of History第五章)

 

　　圖片說明：

 

　　1) 此人就是萊特。當上馬來亞共產黨中央書記後，成為英國安插在東南亞最引人注目的間諜。他是一位神秘的機會主義者。日寇占領時期，他又心甘情願地為其服務，定期向特高科的高級情報官小西少佐匯報。

 

　　2) 小西少佐——萊特的日本間諜上司，掛上6號牌子，正於1947年3月在新加坡維多利亞紀念堂開庭的有關中國人大屠殺案中接受審判。他在面對跟英國有關的戰爭罪行審問時，透露了他和萊特之間互相勾結的詳細資料。小西後來被判犯下戰爭罪行，並被處以終身監禁的徒刑。他在新加坡服刑五年後，被遣返日本，後來被釋放。

 

　　三

 

　　與 萊 特 面 對 面

 

　　【導讀】我讀完老黑的信便退回給萊特。不料他竟然得意忘形地說了一句令人大為震驚的話：“這個老黑啊，是個老好人。我認識他好多年了。”

 

　　原來這位馬共中央書記看不懂中文!

 

　　特高科在金寶的突襲以及州委書記及其副手被除掉，使年方十九歲的我，自動成為馬共霹靂州代理書記。由於擔心指揮系統方面的嚴重脫節，我別無選擇，只好嘗試同在我看來實際上還在起作用的中央重新建立聯繫。為此，我派出一位交通員南下到吉隆坡，同還在間津村藏匿的蔡克明聯繫。隨後不久，我也南下見蔡，途中我平生第一次訪問了吉隆坡。

 

　　我在間津一家自行車修理店的後房等候蔡。接着，來了兩個警衛員，我還以為他們是來護送我到蔡的藏身處。可是，說時遲，那時快，當我還不清楚發生了什麼的時候，一支手槍的槍管已經對準着我，並且被憤怒地喝令把自己的雙手高舉過頭顱。當其中一個警衛員慢慢地把武器指着我的腦門兒時，另一個就搜遍我全身上下。我被解除了武裝。搜查過後，他們兩個開始盤問我。其中一個問：為什麼你還活着!聽他這一問，我不用花多長時間就知道他們懷疑我是金寶事件的罪魁禍首。他們覺得，如今，我不是已被警察處決了，至少也該被警察逮捕了。當然，我並沒有罪，因為根本就不是我出賣金寶會議給特高科的。我對自己的無辜表示抗議，同時用有力證據說服他們。最後，他們要求我繼續呆在自行車店裡不動。隨後，他們便離開了。

 

　　約一小時後，他們回來把我護送到蔡在等候見我的村屋，這裡要步行二十分鐘路程。當我一進屋，蔡微笑着迎上前來，並伸出歡迎之手。他就兩位警衛員給我的別開生面的歡迎表示歉意。他解釋說，採取這種措施，是考慮到警察日益加強針對馬共為目標的行動。隨即，他就把話題轉移到黨的事務來。

 

　　據他揭露，數星期前的1943年3月底的最後幾天，萊特曾經由新加坡前來間津。中央書記一抵達這裡，就一時興起地下令召開一次中央會議。參加會議的只有三個人：萊特、蔡和小平，一位被認為和我們的領袖非常接近的馬共高級負責人。除了阿沖這位軍事指揮員因為有事離不開關丹外，其他有資格參加這次會議的所有負責人不是在黑風洞慘案中被殺，就是隨後被處決或被關押在大牢裡。而小忠，這位曾於之前的5月份出席朱毛會議的中央代表，則已在黑風洞慘案中遇害了。

 

　　這次會議不顧許多負責人未能參加，正式通過了一個九點宣言，為全黨必須服從的抗日綱領制定了具體計劃。蔡給了我一份。宣言號召：

 

　　1、 驅逐日本法西斯出馬來亞，建立馬來亞民主共和國。

 

　　2、 建立由各民族普選的國家機構，保衛祖國，實現民主權利，振興工農商業，建設各民族友愛，自由、幸福的新馬來亞。

 

　　3、 開放人民言論、出版、組織、信仰的絕對自由，取消舊制度奴役人民的法令，釋放刑犯及抗日俘虜。

 

　　4、 改善民生，救濟失業難民，普遍加餉加薪，取消苛捐雜稅、高利貸。

 

　　5、 改編人民抗日軍為正規國防軍，保衛國土。優待抗日士兵，撫恤陣亡將士家屬，救濟殘廢傷兵。

 

　　6、 以各民族語言，實行普遍免費教育，發展民族文化。

 

　　7、 沒收德、意、日法西斯及其走狗的財產為國有，發還被日寇沒收的人民和各友邦人民的財產。

 

　　8、 實行關稅自主，建立和友邦友好條約和商務關係，承認友邦貿易自由。

 

　　9、 聯合蘇聯、中國，擁護遠東各被壓迫民族獨立、贊助日本人民反法西斯鬥爭。

 

 

 

　　蔡答應為重建中央和霹靂之間的聯繫而努力。於是，我帶上給我的那份宣言回到金寶。之後不久，萊特就把蔡召回新加坡。當他一回到新加坡，便神秘失蹤了。蔡作為黨的最高理論家，是黃誠被處決後最有可能代替他成為競爭馬共領袖職位的一個。過了許多年後，我終於弄清蔡究竟出了什麼事。原來當他如期前往新加坡愛同小學赴約時，被萊特出賣給特高科了。接着，就被日寇處決了。

 

　　事實上，此時的中央只由兩個還在職的成員組成，即萊特和彭亨老戰士(元老)阿忠。而阿忠早就遠離了權力中心，在政治上已經不起什麼作用。如今，黨就如此輕易地落入萊特單獨一個人手中控制。

 

　　我回到金寶僅兩個星期，小平就由雪蘭莪來到這裡，同時宣稱自己是奉萊特之命來接管霹靂州委會的領導權的。我在抗日後援會的年代就認識他。他曾一度在怡保一家印刷公司工作。如今他剛30歲出頭。小平還曾要求我幫忙他解決住宿問題。我很快就辦到了。於是，他和他的妻子不久就在雙溪古月附近的一所房子安頓下來。他們住在這裡並不久。兩個星期還不到，小平就相當突然地通知我，他奉召去新加坡跟萊特開會。後來他在從吉隆坡——新加坡列車的旅途中，路經雪蘭莪某處時，被登上列車的特高科抓走了。

 

　　我們後來的調查結果揭露，萊特曾把小平的詳細行蹤出賣給日寇。但是，逮捕他的軍官認不出面前的這個人就是剛上任的霹靂馬共的領導人，他們便利用先前被捕並受盡折磨的一位黨的交通員出來指認他。指認結果最後秘密地落入特高科手上，此時，列車正由吉隆坡南下。

 

　　小平被逮捕之後，日寇便把他們的這個囚犯帶回吉隆坡的特高科總部，而且把他雙手反綁身後，徑直押到一位日寇司令官面前。小平不等審問開始，便直接望着司令官問道：“你要我和你們合作，是嗎?”這位高級軍官聽了立即給這個共產黨人鬆綁，並邀請他坐下來喝茶。我們知道這些詳細情節，是通過當時的我們一個和日寇合作的兩面間諜了解到的。

 

　　小平干的第一件壞事，就是供出馬共雪蘭莪州委會總部所在地。當時，它實際上就在吉隆坡近郊的一個鄉村地區。在小平被捕後的第二天，日寇憲兵隊就準時來到上述地點進行突擊搜捕。這是一間亞答屋，位於一個木薯種植園邊沿。三位雪蘭莪共產黨負責人正聚精會神地在那裡開會。日寇本來想穿過木薯園，冷不防地發起突如其來的襲擊。但是，他們發出太多的聲響了，驚動了那三位負責人。於是，他們三人即刻鑽入屋子對面的茅草叢裡逃走了。他們都知道小平已經被捕，但一刻也沒想到他會出賣他們。小平原本是一個身心都很健壯的人。黑風洞事件發生時，是他帶領大家成功突破日寇軍隊的重重包圍圈的。他活下來了，並且成功帶領一批領導幹部安全轉移了。他是唯一一個安然無恙的倖存者。

 

　　小平給特高科放出來之後，又重新回到黨的隊伍。此事發生在被認為是背叛了我們的事業的臭名昭著的變節黨員都被列入黑名單之內的年代。所有這些叛徒全都應當消滅。可是，小平的名字從來就榜上無名。真的，在他的事情上，沒有人下令採取斷然措施。這件事折射出我們戰時軍事行動上最有趣的一個方面。當時，黨完全接受這樣的看法，就是每個人在遭到特高科的嚴刑拷打時，都會面對自己的痛閾。考慮到這點，對那些受刑時屈服，後來又回到黨內交代自己被捕細節的同志，基本上可給予寬恕。嚴格地說，他們回到黨內是有條件的。首先，他們得向我們提供有關敵人方面的有價值情報。其次，他們必須竭盡全力去追捕並消滅一個最可惡的叛徒。儘管獲得寬恕，這些重新歸隊的人不准恢復正式黨員的身份。相反，他們從此只能被承認為支持者。如此一來，他們將永遠不能再允許接觸組織內部的秘密。

 

　　小平的事例是不尋常的一個。他自願(與日寇)合作的態度，使他巧妙地避開了必定要受到的酷刑。不過，這裡面有着可以情有可原的情況。他回來時帶來非常有價值的情報。他還為找不到機會把一個最壞的叛徒幹掉表示歉意，儘管他已努力去做。此外，他還帶回日寇給他的一支手槍，而日寇原本是要利用他充當兩面間諜的。在黨的追問下，他願意地承認是他提供有關雪蘭莪黨總部所在地的情報給日寇的。當被問及為什麼要供出總部所在地時，他的回答給我們上了苦澀的一課。長期以來黨內就有一個公認的緊急應變的規定，就是當有黨員被捕，而且有叛變的危險時，就近的黨的總部就應該立即轉移。小平在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時說：“你們全都和我一樣清楚，我已被捕，而且黨也有規定，在這種情況下黨的有關機關應立即搬遷。我只不過是以為你們已按照黨公認的規定採取了緊急應變措施。你們為什麼沒能採取必要的行動呢?”

 

　　小平這一逆耳之言，警醒我們重新審視有關緊急應變的規定。它使我們有可能在淪陷時期的馬來亞找到最能保證黨的總部的安全的辦法。幸運的是，馬共在雪蘭莪的勢力很大，尤其是在雙溪毛糯縣的邊遠地區。我已想不起究竟是誰把我們的活動帶到雙溪毛糯麻瘋病患者的“領地”，不過，這件事是在小平出事後不久才發生的，可列為同志們為掩護自己而作出的也許是最狡猾的決定。他們成功打入這塊“領地”的醫護人員中間，這使我們有可能占用她們住的兩間小洋房，並把它變成我們的州委會辦事處，而且當有需要時，我們一些同志甚至就在那裡居住。在日寇占領時期的剩餘日子裡，雪蘭莪州委會就一直完全不受干擾地在這塊只有幾百名麻瘋病人居住的“領地”里活動。日寇官兵上下怕得要命，不敢走近它。他們的警察和軍人也都樂意對這個地區敬而遠之。

 

　　* * * * * * *

 

　　小平於1943年6月被捕後不久，萊特決定單獨和我見面。我先啟程前往間津村，在那裡按事前的安排和一位女交通員聯繫，之後她將陪同我去見黨的最高領導人。她和我步行了一小時，終於來到一位菜農的亞答屋。我奉命在那裡住一晚，因為我和萊特的會面定在第二天上午。從這所木屋望出去，可看到一大片平坦的菜地。更遠處，有一座山頂，向下望，可看到南北大道，一座結實的兩層樓洋房就坐落在上面。這座山周圍地區就是今天著名的鄧普勒國家公園。

 

　　翌日，女交通員回來帶我到建在這座山頂上的同一房子。我比萊特先到一步，他則駕着車准10點抵達。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是和一位富有的華族商人住在一起。後來我才知道，他實際上是在哥梨城酒店(Coliseum Hotel)住宿，這裡是他來首都時通常落腳的地方。基於安全上的理由，我不准見到他駕來的那部車子，甚至車子停泊在何處。我和一位男秘書只能呆在屋子裡，女交通員則到屋子外面恭侯這位黨的領袖的光臨。她把萊特迎進一間大客廳，我就在那裡等候他。客廳中間擺放着一張大桌子和三把椅子。女交通員做了正式介紹後便離開了。只有萊特、他的秘書和我三人一起開會，大家都使用普通話交談。

 

　　我注意到中央書記說話時帶有很重的越南口音。很明顯，萊特不是中國人，其貌不像中國人，其腔也不像中國人，在我看來，他活像個歐亞混血兒。他膚色黝黑，身材相當矮小，不超過1.65米。他滿臉病容。我腦子忽然聯想起差不多三年前為了幫助他養病籌得50元叻幣的那場援助萊特運動。

 

　　我們的會議一開始，先由我報告黨在整個霹靂的活動情況。我儘量把自己的談話限制在小平那次倒霉的南下後發生的事情。我曾收到有關小平被特高科逮捕的不完全消息，所以，只能就所知道的一點說出來。討論進行了兩天以上。每天開兩次，中間隔着一段午膳時間，下午五點，會議就得結束，因為萊特要在日本人實施宵禁前趕回吉隆坡。在我作了簡單匯報之後，萊特向我詳細介紹了有關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變化的簡單歷史。他的談話很有說服力，而且我必須承認，他的淵博知識和開闊的國際視野，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離開時覺得，黨有他掌舵實在是慶幸得人。不過，如今回過頭來看，這種想法實在駭人聽聞了。

 

　　這次會議後約四、五星期，萊特正式委任我為霹靂州委會書記。委任信是通過一位秘密交通員送達。從此，萊特和我之間建立起雙向的書信聯繫，我們之間都使用拉丁字母拼寫的中文寫信。他的來信有些部分很難讀懂。只有在很久之後，當我有機會訪問越南並略懂越南話時，我才發現萊特在早年與我通信時經常會不自覺地流露出越南語，一種全盤使用拉丁字母拼寫的文字。

 

　　從我當年的角度來看，同中央書記的第一次會談進行的非常好。他對黨在霹靂的發展方面表示滿意，而且，對我作為代理州的負責人在極其困難時期為解決各種問題所作出的努力評價很好。那次的談話使我相信，如今我可以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權來做工作了。不用說，我決心按照黨的指示辦事。不過，萊特留給我一個非常清晰的印象，即作為一個前線負責人，他期望我能夠發揮自己的主動性。

 

　　尤有進者，它看來未必是太過不切實際的希望，就是我和我們領袖的談話也已理清某些政治上的僵局。我們也許很快就會開始收到中央的堅定指示，為實現我們的一個獨立的馬來亞民主共和國的最終目標而奮鬥。

 

　　我又重新投入到州委會的日常事務中，如今它正受到最近發生的一連串逮捕事件的困擾。我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需要為我們霹靂工作籌集資金。在這方面，我們正在搞一個重要項目，就是從暹羅南部走私大米的企業。我們派了一位從實兆遠來的代表到暹羅南部一個叫董里的市鎮。在那裡，我們的代表很快就同地方上的暹羅共產主義組織建立起真誠的關係，不久後，他又能和暹羅共產黨全權總書記李啟新見了面。對這位總書記，大家平時都愛叫他的化名：老黑。

 

　　有了這重關係後，老黑便給他的馬共方面對等人物寫信，尋求萊特為兩個鄰近地區的共產主義組織在謀求國際主義事業全面利益上建立密切工作聯繫提供協助。我們的代表親手將這封重要的信件帶回實兆遠，並交給了區地委會，最後，這封信落到了我的桌面上。我把信件原封不動保留起來，打算在下一次和萊特見面時親自交給這位收件人。我們的第二次會面地點就在離美羅8英里的一個村子。

 

　　萊特拆開封條，毫無表情地掃了信一眼，然後把信放回信封后便推給我，並說：“你自己讀一讀吧!”說時，帶着一種在我看來異乎尋常的誇張手勢。平時，他對許多事一向都是守口如瓶的，尤其是在跟兄弟黨的關係問題上。

 

　　老黑曾經是本地區共產主義運動圈子裡頗負盛名的傳奇人物。他出生於海南島，年輕時移民來新加坡，並在那裡參加了馬共。到了1932年，他被委任為以新加坡為基地的馬共中央書記的私人助理和青年團領袖。同一年，他被新加坡警察逮捕，接着被驅逐出境。到香港後，他曾和當地共產黨聯繫。不消數月，他又奉命到曼谷工作，並最後成為暹羅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負責人。

 

　　老黑在給萊特的信中提到，他從新加坡被驅逐出境之前，在黨的圈子裡實際上從未聽說過有萊特這個人。可是，老黑後來曾聽人介紹說，我們的這位領袖對馬來亞共產主義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得到的這個信息，是從他在香港碰見的一位由新加坡被驅逐出境的前馬共中委那裡聽來的。

 

　　我讀完老黑的信便退回給萊特。不料他竟然得意忘形地說了一句令人大為震驚的話：“這個老黑啊，是個老好人。我認識他好多年了。”

 

　　原來這位馬共中央書記看不懂中文!

 

　　如果懂的話，他肯定會明白老黑這封信是寫給一個自己從來就沒有關係的人收的。不過，這只是片言隻語，我決定把它隱藏在心裡。我反而繼續告訴他關於我們走私大米項目的進展情況。我預計，大米走私將是一株真正的搖錢樹，它必將給黨的財政帶來重要的影響。

 

　　同樣，萊特對老黑那封信的反應，也必將給黨帶來直接的衝擊。……..只是很久之後。

 

　　(節譯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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