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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最冤的替罪羊當數李鴻章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09月24日15:55:1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過去的人沒有史膽,不敢罵太后;過去的人沒有史識,不知道該罵太后。當代人還這樣不罵太后只罵李鴻章,心智就值得懷疑了。歷史學者如此,群眾更是如此。大躍進時期,安徽合肥大興集乾脆把李鴻章的墳刨了,他穿着黃馬褂的遺體保存完好,被革命群眾掛在拖拉機後面遊街,直到屍骨散盡!


  老高按:從小學到大學,讀到、聽到李鴻章,名字前面必有“賣國賊”這頂高帽。直到二十多年前,讀到錢鋼的長篇歷史報告文學《海葬》(後改題為《大清海軍與李鴻章》),我才對李鴻章刮目相看,對他的悲劇性命運長嘆再三,甚至要為之一掬悲憤之淚。再後來,為李鴻章說公道話的文字越來越多,不僅學者袁偉時、張鳴……乃至張建偉的長篇報告文學《大清王朝的最後變革》和大型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群策群力,將李鴻章從恥辱柱上解了下來,從妖魔還原成人,慢慢從史學界業內擴展開來,為越來越多的民眾所理解和接受——當然,遠沒有稱為共識
  最近讀到中國大陸女學者端木賜香的《重讀晚清六十年》,一拿起來就放不下來。確如有關媒體所登載的簡介中所說:這位1968年出生、網名為“三糊塗”的學者,其歷史作品有着鮮明的個人特色,被章立凡戲稱為“歷史頑主”,“自稱平生要務為:拆歷史的牆角,探文化的陷阱……其文字酣暢犀利,觀點新穎獨特,袁偉時、吳思、鄢烈山等學者對其作品多有讚譽,其作品也深得網民和讀者的追捧和喜愛”。
  這部專著,分為上中下三篇,以老佛爺慈禧太后為中心人物,將她執掌滿清大權的數十年故事娓娓道來,尤其是中篇第五章“堅持大清特色的改革開放”,第六章“大清也可以說不”,第七章“好女不吃眼前虧”,寫得精彩,涵蓋了從戊戌變法到八國聯軍這短短幾年中,中國如同坐上過山車一般的遭際。我將其中部分文字,推薦發上了“明鏡歷史網”,也想今後有機會在這裡推介。但今天我想轉載介紹的,是端木賜香在該書下篇中專門評述李鴻章的一節,標題就是《何枝可倚李鴻章》。
  歷史是一再重複的——少數人念茲在茲要銘記歷史教訓云云,敵不過大多數人的健忘症。這就是杜牧在《阿房宮賦》結尾所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一百多年前的“愛國者”的禍國行徑,讓一百年後的今人嗟嘆不已,但嗟嘆歸嗟嘆,仍然要重蹈前車傾覆之轍。要等一百年之後的後人,為今天的愛國毛左嗟嘆不已了。


何枝可倚李鴻章
端木賜香,摘自新浪讀書
原載《換個角度看歷史:重讀晚清六十年》,華文出版社



http://img3.douban.com/lpic/s4397280.jpg



  常說時世造英雄,其實時世也造替罪羊的!
  個人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冤的替罪羊當數李鴻章。大清的賣國賊只有一個,那就是掌握大清實際權力的老太后,這是從所有權方面來講的。當然,沒有所有權的人,也不是沒有賣國的念頭,但那僅限於謀求執政的在野者。
  蔣廷黻先生在《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中籠統地說:北洋政府的執政者也有民族意識,也不想賣國,可是內政又逼着他們都得賣國,因為他們需要外援。大體說來,在朝者付出的代價較低,因為他需要的外援相對少;在野者付出的代價較高,為了上台,不惜把賣國的支票開得更大些。
  澳籍華人學者雪珥在他的《絕版甲午》中直接點名說:“那導致袁世凱被萬民唾罵的‘二十一條’,很多條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黨人達成了共識,只是革命黨一直沒有機會掌握政權,未及付諸實現而已。”
  幸好,李鴻章跟他的老師曾國藩一樣沒有司馬昭之心。否則他完全可以做些交易,拉些外援,從兩廣自立開始,過把帝王癮也不是不可能!

  大清國是誰的?大家可別跟我說,大清是所有大清國民的。做奴才不能這麼自作多情!龔自珍的兒子帶領英法聯軍沖向圓明園的時候,小子可沒有這種情結(最近讀到一篇文章,為龔自珍的兒子龔橙力辯其誣。——老高注)。那時的統治者向來是“寧給友邦,勿給家奴”、“攘外必先安內”的,他們根本沒有國的概念,只有家的想頭。朱棣要取建文而代之,方孝孺反對,朱棣惱了,說:此乃朕的家事!康梁變法失敗後,老太后要廢掉光緒,外國駐京公使表示反對,老太后也惱了:此乃吾家事耳。一句話,國家最高領導的非正常換屆都是人家家事,跟國民無任何關係,國民自己巴巴地湊上去,豈不是熱臉貼冷屁股?一句話,大清當時能賣國的只有一個人——老太后!
  用現代術語來講,整個大清就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民由所有的滿人與極少部分漢族官僚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緒,其公司董事長當然是老太后了。至於李鴻章,頂多是個業務部門的執行經理。按公司的正常運作來講,最後簽字蓋章的只能是老太后,鴻章只是個跑腿兒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馬兒就得立正稍息靠邊站。所以,“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種話,只有老太后有資格說,而且說得理直氣壯!其他人你說說看?說賣國,那是不自量力;說愛國,那是自作多情!
  大清國不是大清百姓的,所以李鴻章即使賣國,國民也管不着!大清國也不是李鴻章的,所以那國也不是他想賣就能賣的。
  很奇怪的是,中國民眾可以很輕易地原諒執政者本人,卻很難原諒給執政者充當幫辦的人。比如趙構與秦檜,民眾更多的把唾沫奉送給了後者,用腳後跟想想就知道,如果沒有趙構的授意與支撐,秦檜哪有那麼大的能量與膽量?再比如慈禧與李鴻章,老太后為了自己高興,拿整個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國歷史上再也找不到比她更賣國的了,但是我們聽到的罵聲,則更多是針對李鴻章的。老李同志充其量也只是老太后賣國的經紀人,但我們看到的歷史結局卻是:老太后拉屎,李鴻章擦屁股;老太后賣國,李鴻章背黑鍋!可憐的李二啊!

  光緒二年(1876年)鴻章致友人的書信中說:“處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人人怕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則鹵莽,鮮不誤國。公等可不喜談,鄙人若亦不談,天下賴何術以支持耶?”
  這話說的,直叫多少站着愛國不腰疼的爺們羞愧。鴻章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問題是天不佑人,大清的生命之樹已衰,鴻章同志無枝可倚。梁啓超認為李鴻章“有才氣而無學識,有閱歷而無血性”,說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此中最引我同感的是“悲李鴻章之遇”。依我看,歷史把李鴻章推向了事業的頂峰,同時也把他踢進了名譽的泥坑。晚清歷史上的一些外交條約,都成了李鴻章的賣國罪證:1876年,與英國簽訂《中英煙臺條約》,賣國一次;1895年,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賣國兩次;1896年,與俄國簽訂《中俄密約》,賣國三次;1901年,與列強簽訂《辛丑條約》,賣國最後一次。事不過三,過三就是四了,沒意思。再說之後想賣也不行了,因為一則把國賣完了;二則,老頭賣國成功,興奮得吐血若干次,死了!
  至於條約內容,咱就不展開說了。大清當時雖然沒有手機,但很流行短信,“李二先生是漢奸”傳得婦孺皆知,而且前面還有一句“楊三已死無昆丑”,故意把北京的一戲子與堂堂的李中堂相提並論,好像中堂大人就是現代影帝似的。清朝統治者在變着法子噁心人方面情趣很高,能力也不低,卻鮮有人思考,決定一個國家國際地位的根本因素是什麼,是一個外交家的素質還是整個國家的實力?一個乒乓球運動員,完全可以根據自身的實力在運動會上取得名次,哪怕他的國家很弱小;而一個外交家,如果他的國家特別軟弱,體制不行,經濟不行,政治不行,文化不行,外交上光想坑蒙拐騙,不按遊戲規則來,打仗就一泄千里,最高領導跑得比兔子還快,那麼他個人再聰明又能怎麼着?
  所以梁啓超才會以同情的語氣說:“當此之際,雖有蘇張之辯,無所用其謀,雖有賁育之力,無所用其勇。舍卑詞乞憐之外,更有何術?或者以和議之速成為李鴻章功,固非也,雖無鴻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叢垢於李之一身,以為是秦檜也,張邦昌也,則盍思使彼輩處李之地位,其結局又將何如矣。”
  李鴻章在替老太后賣國的時候,很不順暢,差點成為賣國烈士。在日本談判時,遭遇日本“糞青”刺殺。刺而不死,就帶病賣國了。按梁啓超記載:“日皇遣御醫軍醫來視疾,眾醫皆謂取出槍子,創乃可療,但雖靜養多日,不勞心力雲。鴻章慨然曰:‘國步艱難,和局之成,刻不容緩,予焉能延宕以誤國乎?寧死無刺割。’之明日,或見血滿袍服,言曰:‘此血所以報國也。’鴻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於國,亦所不辭。’其慷慨忠憤之氣,君子敬之。”
  看看老頭賣國賣到什麼地步了,賣得壯懷激烈,賣得捨死忘生,賣得像個民族英雄,直賣得日本都不好意思了,不但主動停止了戰事(否則北京都危險了),而且主動把條約內容減輕了一些!美國學者對此評價曰:“中日戰爭從頭到尾是一場十足的災難。中國最有效的討價還價籌碼不是它所剩下的陸海軍力量,而是一個日本狂熱分子對李鴻章的傷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內疚。”
  政府裡面,也許只有鬼子六恭親王那樣的人物才能理解鴻章。鴻章赴日前,恭王率領全體軍機上奏曰:“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李鴻章之過!”這話說得鴻章老淚橫流!

  馬關談判時,李鴻章的談判對手伊藤博文也曾出於私誼推心置腹地質問老頭:“十年前我在天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鴻章回答如下:“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佩服,且深佩貴大臣為變革俗尚,以至於此。我國之事,囿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雲,中國地廣人眾,變革諸政,應由漸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為抱歉,自慚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已。”
  是的,心有餘而力不足,一個裱糊匠而已。更要命的是,大清的體制與人事,導致當時的西方媒體認為,所謂的中日戰爭,僅是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

  鴻章在馬關賣完國,離開時發誓“終身不履日”,沒想到一年後他結束美國之游搭乘美輪迴國須途經日本橫濱換船,為了自己的精神和肉體堅決不和日本國土發生任何形式的關係,老頭無論如何也不肯上岸。侍從們無奈,只能在美國輪船和開到日本接他的帝國招商局輪船之間搭了一塊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險扶着他換了船。但這一切並沒有給鴻章換來一絲同情與理解,相反,他這賣國賊的帽子卻打着滾兒地往上翻。
  鴻章在致友人的書信里如此訴說:“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糜費為疑,至以購械、購船,懸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一發而不可復收。戰絀而後言和,且值都城危機,事機萬急,更非尋常交際可比。兵事甫解,謗書又騰,知我罪我,付之千載,固非口舌所分析矣。”民意不理解也就罷了,誰讓咱“人多民傻”呢?
  問題是政府也不善待鴻章。周遊列國一回到家,鴻章就遭遇了政府的冷臉,給他的新職位是“總理衙門大臣上行走”,被外國友人林樂知抱不平地稱作“伴食宰相”。有意思的是,升任總理衙門大臣的同天,鴻章還得了個處分:罰停工資一年。原因很簡單,去頤和園給老太后匯報工作,回來時沒聽太監勸導,順便在英法聯軍燒過的那個皇家廢園裡逛了逛。一句話,就是廢墟,也是愛新覺羅家的,臣民人等一概不得擅入。
  就這待遇,鴻章愛國情緒依然不減,給朋友寫信說,愈在國外看得多,愈增“內顧之憂”。老頭知道,中國與西方的距離,那不是一般的遠。問題是誰聽他呢?兩年後連這個伴食宰相也不讓當了,乾脆掛起來了。再以後為了廢光緒,捕康梁,太后把鴻章發到了兩廣總督任上。直到老太后招惹得八國聯軍進中國,才再次想起鴻章的賣國特長來,調任他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人家都是美女救英雄,鴻章卻是老頭救寡婦。78歲的老頭聽說外國領事對他的重新出山額手稱慶時拋下這麼四個字:“捨我其誰!”當親密友人探問鴻章大人對國事的看法是,老頭語帶哽咽,以杖觸地:“內亂如何得止?內亂如何得止?”當問到如何才能減少國家損失的時候,老頭已是淚流滿面,說:“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一日和尚一日鍾,鐘不鳴,和尚亦死矣!”
  鴻章因庚子之亂下山賣國,那是政府請了一遍又一遍的,朝內大臣包括榮祿都近似哀求了,甚至德國外交部都表示,只要李鴻章北上,亂事即可平。但是鴻章是不會輕易北上的。他不傻,知道自己雖然懂些國際遊戲規則,善於擦屁股,但是像太后這樣漫天拉屎,自己縱有齊天大聖的本事,也擦不過來啊。
  幸虧他與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等在盛宣懷的撮合下,弄出了一個“東南互保”章程,使得中國的東南半壁江山沒有捲入北邊的亂事中。當政府的宣戰詔諭到達後,劉坤一、張之洞一方面扣押諭旨,一方面跟外國領事解釋,俺們不會聽政府的,按章程來,你們保護租界,俺們保護地面,兩不相擾云云。相形之下,還是鴻章有豪氣,說:此乃矯詔也,粵斷不奉!
  現在政府叫他北上,他也不好好地奉了,以致於政府請他出山的電報里都有了這樣的語句:“該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諸大臣可比,豈能坐視大局艱危於不顧耶?”太后的恩情比海深,也不知鴻章到底受了人啥恩,反正您再不出來替人賣國,那才叫真正的賣國賊呢。
  於是鴻章北上了。走到上海,得知天津失陷,北京不保,老頭又不走了,說自己感冒拉肚子,寸步難行,站都站不穩,請假二十天。這藉口很好,太后您會拉褲子,我鴻章也會拉肚子。再說我都78了,拉回肚子感個冒那是名正言順。與此同時,湖廣總督張之洞發來一份替政府開脫責任以保全太后的電報,要求李鴻章簽名。鴻章一看無名火起,回拍給張之洞一份豪電,對老太后大加責備:“此次誤聽人言,致拳匪猖獗,責有攸歸,此固中外所共知者。”
  也不知這電報內容會不會傳到太后那邊,但老頭很有豪氣則是無疑的。老太后的髻子,他還是敢捋一捋的。後來政府再催,給他一個全權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拍來賀電,云:“恭賀全權大臣,旋乾轉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賴!”
  不是劉坤一拍馬屁,大清當時着實沒人。英國《泰晤士報》認為:“華人四垓(萬萬)中,實無其匹。”《倫敦特報》云:“中國大臣,不乏老成持重,而具大見識,開大智慧,展旋乾轉坤手段,扶中國以趨前路者,斷推中堂一人。”總之,全帝國就指望這麼一個老頭了。中國語境下,卻不是什麼好事。
  中國文化怪胎辜鴻銘先生也去參與談判了,由於德文流利,更由於做過聯軍統帥瓦德西的老師,所以一見小瓦同志,就劈里啪啦用鳥語罵上了,直罵得小瓦點頭哈腰一再地鞠躬請原諒。但是再客氣,那議和大綱還是要簽的。簽過之後,辜鴻銘轉頭罵上了李鴻章:“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也。鴻章當即吐了血。不吐行嗎?天朝行情,咧嘴的都是愛國家,彌縫的都是賣國賊!
  鴻章臨死前遺折一封,遺詩一首。那遺詩讀來甚是催人淚下: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請君莫作等閒看。

  老頭死不瞑目啊。對於鴻章之死,史載大清國“梁傾棟折,驟失倚侍”,“太后及帝哭失聲,輟朝”——是啊,以後再也沒人替咱賣國兼背黑鍋了,日子還咋過呢?
  鴻章好歹算是個清醒者,他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鴻章這樣說,可能是受了司馬光的影響,司馬光寫過《資治通鑑》,可算是中國歷史上專門研究歷史興亡之得失的專家,他說:“治理天下譬如居屋,破舊便修補,除非大壞是不能另造的。”鴻章的苦衷是,大清早已是舊屋一間破衣一件了,奈何老太后還要在這破屋裡翻跟斗,在這破衣上繡百鳥朝鳳。鴻章在這頭紙糊國防建設,她在那頭胡折騰。誰能招架得住啊!
  如果你是鴻章,你能攔住太后嗎?用榮祿致友人書信里的一句話,那是:“其苦口力諫之言,竟不能勝太后一念報復之心。”
  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從來就是,執政者一念之差,就會有曠世浩劫。老太后一念之差,中國有了庚子之亂;也不是沒人攔過,可是攔的結果呢?血肉之軀,做了人家菜板上的肉餡。事後,當政者小嘴兒一張,牙縫裡都不露丁點肉絲。更要命的是,在歷史書裡,你都是孤魂野鬼!你犯得着嗎?
  如果你是鴻章,你能把小日本打敗嗎?能,前提是前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美國占領太平洋,並往日本本土扔兩顆原子彈!鴻章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和”為貴,大清國與人作戰的時候,他會嘆氣,說些“敗固不佳,勝也從此多事”的泄氣話(中法戰爭時,他給廣西巡府的指示)。其實鴻章還是有些傻,最好的辦法是大學士徐桐,人家一見洋人,就以扇蔽面,真的愛國到家了。而且老先生每次上朝的時候,要路過洋人使館,他受不了,都是繞道而走。像老徐這種愛國老英雄,是絕不會與夷人見面打仗的,更別提簽訂賣國合約了!
  整個19世紀,國人因遭受屈辱而積澱的憤恨要得到渲泄。不能瞄準老太后,便只好瞄準老太后的經紀人了。於是李鴻章就成為愛國主義者的靶子——對不起,俺們要開罵了。
  當時最流行的罵人話是:李二先生是漢奸!最調皮的罵是連鴻章帶鴻章的女婿一塊兒罵。李鴻章的大女婿是著名的清流派人物張佩綸(字幼樵)。張佩綸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愛國賊,口頭上比誰都愛國,叫喚得外星人都知道,政府就派他上前線了。但是馬尾戰役中,作為海防大臣的他從未登艦一次,卻淨出餿主意,讓十艘主力艦密集扎在一堆,說這樣可以壯大聲勢!還用林則徐當年的一些愚蠢戰法,比如讓水勇扮漁民,伏河干里候動靜;雇用會潛水一二丈的,作機動部隊使用;用無炮之商船載勇向前衝,與敵船靠近時,讓勇衝到敵船上與敵人近身肉搏……這種戰法要是能戰勝法國人,就見鬼了。
  馬尾一役,張佩綸的一世清名沒了,政治生涯也全部玩完——革職充軍。充軍的當口,老婆死了。充軍回來後做了李鴻章幕僚,李把自己的大齡剩女嫁了他,愛國英雄就這樣做了大賣國賊的女婿——時人寫對聯罵曰:老女字幼樵,無分老幼;東床配西席,不是東西。
  真不是東西!張佩綸,就是張愛玲的爺爺,李鴻章,就是張愛玲的老姥爺啦!李鴻章一生的遺憾就是背個賣國賊的大鍋盔了,可他永遠不會想到,他的後代,一代才女張愛玲,竟也跟賣國賊大漢奸扯不清理還亂——這姑娘跟汪精衛政府的宣傳部副部長胡蘭成戀愛了!唉,一個人賣國還不夠,後代還要在賣國的球門前再補射一球,造化弄人啊!

  當代還有人罵李鴻章,這就是當代人的不是了。一者,過去的人沒有史膽,不敢罵太后。二者,過去的人沒有史識,不知道該罵太后。當代人還這樣,心智就值得懷疑了。歷史學者如此,群眾更是如此。大躍進時期,安徽合肥大興集乾脆把鴻章的墳刨了,鴻章穿着黃馬褂的遺體保存完好,被革命群眾掛在拖拉機後面遊街,直到屍骨散盡!
  鴻章泉下有知,也該要求屍體火化了!

  其實,鴻章一輩子最大的失策不是主和而是親俄。如果說主和還是出於知己知彼的話,那麼親俄則有些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了——干涉還遼自然有俄國的首功,但是俄國什麼德行您總該知道吧?再說了,多壞相較取其輕,那麼多帝國主義國家,親誰都不能親俄啊。非要與俄國簽訂《中俄密約》,讓俄國在東北攫取了諸多特權,刺激得其他帝國主義紛紛跟上。而且,俄國沾了便宜,卻並沒有擔當與清國共同抗日的責任,倒是它自己首先成了中國最大的敵人。
  鴻章游外歸國後,曾不無得意地跟黃遵憲說“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跟後來的張伯倫走下飛機跟英國人民說“我給你們帶來了和平”一樣令人傻眼。以致於鴻章死後,黃遵憲給他作的輓詩中有這麼一首:“畢相伊侯早比肩,外交內政各操權。撫心國有興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縣神州紛割地,黑風羅剎任飄船。老來失計親豺虎,卻道支持二十年!”雖然把鴻章比作與俾斯麥(畢相)、伊藤博文(伊侯)一樣的人物了,但是黃遵憲也承認,老頭被沙俄(黑風羅剎)給玩慘了。
  別說二十年,兩年不到就有事了,俄國在東北沾了便宜,刺激得德占膠州灣,俄國不僅不阻止,還自己先占了旅大。再往後,沙俄與日本為爭奪東北,在中國的土地上大打出手,清政府涎着臉跟其他國家一樣表示中立!當然了,在這方面,鴻章並不是沒有後繼者。
  孫中山親俄,也沒親出什麼好果子來。
  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政治上的巨大功用就是催生了中國共產黨,並推動了國民黨的更新。當時,馬克思駕着十月革命的祥雲光臨中國,讓所有的中國人眼睛一亮,特別是前蘇聯的三次對華宣言,宣布“廢除與日本、中國和以前各協約國所締結的秘密條約”,把沙皇政府“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人民”,廢棄一切在華特權,並明確宣布放棄中東鐵路的一切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言:“沙皇政府每次掠奪領土、使用暴力、進行壓迫,都是拿開明、自由主義、解放各族人民作為幌子。”事實證明,前蘇聯政府並沒有比沙皇政府好到哪裡去,那些宣言都是空頭支票,但在當時卻足以讓巴黎和會一事上受了氣、正處於民族主義憤懣情緒中的知識分子眼淚汪汪了:親我者,俄也!……
  毛澤東說:“俄國皇帝是世界上最兇惡的一個統治者”,斯大林說:“沙皇制度把帝國主義各種最壞的因素集中起來,並使之變本加厲了”。
  中山親俄的結果,就是聯俄聯共。聯之前,他讓徒弟北天取經去了。1923年8月16日,蔣介石作為孫中山所謂的“最能幹的人”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三個月之後,也就是12月29日,小蔣回來了。
  蔣僧與唐僧不同,他發現“北天”並非極樂世界,他說:“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他說:“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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