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有中國文化心靈，卻無中國文化頭腦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10月03日14:33:0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學者余世存認為，在人們重新認識汪精衛的今天，重讀歷史作家高陽的《粉墨春秋》極有意義，極有必要：高陽的史觀極為正統，但他絕不教條，文字絕不枯燥。讀高陽的作品，我們可以明白，自孔子以來的春秋筆法，自司馬遷以來的歷史審判，是如何使中國文化有着明確的道義、是非、善惡 　　老高按：自打今年年初發願搜集關於汪精衛的各種史料和評論以來，已經有了不少收穫，曾經在我這老高的博客上貼出過其中觀點各異的幾組文章。今天再貼出一篇：中國著名學者余世存為高陽的歷史小說《粉墨春秋》所寫的代序《尤物精衛何其烈》。 　　余世存是我的湖北同鄉：湖北隨州人；論年齡，是比我將近要小一整輩的青年才俊，1969年出生。他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30歲出頭就擔任了中國頗令人關注的雜誌《戰略與管理》的執行主編；但後來離開了，文章散見《中國新聞周刊》、《南風窗》等多家媒體。有人說他是“當代最重要的思想者”，多次入選年度華人百名公共知識分子，被稱為“當代中國最富有思想衝擊力、最具有歷史使命感和知識分子氣質的思想者之一”。 　　我與余在十年前曾經通過若干郵件，記得他告訴我，他年輕時也曾經愛好詩歌哩。當時他已經離開了《戰略與管理》雜誌，寫的文章頗有鋒芒，鞭辟入裡，令我欽佩！不過，對他當時文中屢次提到、痛加抨擊的中國眾多“類人孩”這個貶稱，我不太以為然。（當然這個概念是有所本的，後來他還以此為題出版了一本書） 　　余世存最近十年來出了不少書，我比較認真地讀過的有影響相當大的《非常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和《大國小民》（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年）。我讀後有些不同意見，改日有閒再聊罷。 　　下面這篇文章中，有很多真知灼見，但是其立論的基本出發點，我不以為然。要講清如何不以為然，是一篇大文章，眼下無暇去寫。作為研究歷史的思想資料，當然此文是頗有價值的，我就不多說，讀者不妨獨立明斷。 尤物精衛何其烈——高陽《粉墨春秋》代序 余世存，共識網·思想者博客 　　由於意識形態、資訊和思維的多重困厄，我們對歷史人物多有無明的觀感。一如博物園中的動物植物，圈起來釘上標牌，難以親近，卻以為讓遊人尤其是孩子完成了認識的義務。看着孩子們對假蛇、假恐龍蛤蟆玩具等那麼熱衷，對毒蘑菇刺梅等那麼喜愛，我們會搖頭嘆息，會預知他們知道一二真相時的逆反和傷害。歷史也如同博物園，其是非善惡毒害的界限，今天似乎正在泯滅。大陸的改革開放，十年不到，就有了為歷史翻案的思潮，至今不絕。從李鴻章、袁世凱到孫中山、陳炯明、蔣介石，從馬克思到格瓦拉，從張愛玲到沈從文、胡蘭成，從薩特到哈耶克……其中道理或意義，真是一言難盡。 　　這些翻案或重評，顛覆了僵化的意識形態宣傳。在今天，政黨宣傳已然千瘡百孔，只是真相、真知仍在碎片化中等於無有，社會更未生成跟文明史相合的倫理共識。可以說，我們知識人責無旁貸，卻在這些問題上大大失職。權力和市場的管制異化中，我們很多人會時不時做驚人之語，以對歷史人物的鞭屍或謬托知己，做了“昏昏而欲使人昭昭”之舉。 　　關於汪精衛的評價即如此，有關他的研讀在最近十年間突然熱鬧起來了。這個大革命家、國民政府的領袖，“九一八”事變後愛國學生心中理想的抗日領袖，在抗戰期間投靠了日本，組織偽政權，淪為漢奸，本是歷史鐵案。但人們讀汪，不免多情，感時傷世，以為讀懂了汪的人生選擇。從“真實的汪精衛”、“你不知道的汪精衛”到“汪的才情與曲線救國”、“汪精衛的漢奸案，總有一天會推翻的”、“汪精衛不是漢奸，可能是真正的英雄”……這個現代史上的失足巨人，何其幸運，遇到當代人的寬容。儘管這種寬容極其鄉愿，仍足以說明汪精衛的個人魅力。 　　其實，對汪精衛的同情、惋惜、辯護，在當年就大有人在。代表者即有我們的思想家胡適先生。汪精衛是民國四大美男子之一，據說胡適聲稱自己是女人就嫁給他，他們也都是抗戰初對和平抱有幻想人，他們都是當時“低調俱樂部”的成員。因此，胡適對汪精衛有着同情之理解，他曾說:“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裡，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的確，在汪精衛那裡，有些事是不用置疑的。他是否貪生怕死？不是，他年輕時赴北京刺殺滿清權貴，壯懷激烈，“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年輕如此，晚年則多次成為刺客的目標，為槍彈警告、教訓。在1935年遇刺時，子彈留在脊柱骨里難以取出，導致後來數次手術，痛苦不堪，最終身亡。抗戰開始，汪出走重慶，到越南河內，由國民政府下令解決，只是刺客功虧一簣，殺死了汪的副手曾仲鳴。由此種種情形可知，汪精衛自青年時代投身革命以來，一直命懸一線，他並沒有激流勇退，反而拼命向前，可見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 　　汪精衛有才情嗎？答案是肯定的。用章伯鈞的話，他的詩文可入教科書，他在台上是政治領袖，在台下是提筆即為大才的文人。孫中山極重視汪的才情，其重要文件一度都交汪精衛起草，他閱後總感滿意，極少改動。曾為國民熟悉的孫中山的《總理遺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即由汪精衛代筆。陳寅恪先生在汪生前即有詩說：“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錢鍾書也說：“掃葉吞花足勝情，巨公難得此才清。” 　　汪精衛有能力嗎？答案也是肯定的。歷史學家許倬雲承認，汪的講話煽動性很強，也有組織能力。因此他以一文人而能長居國民政府的領袖地位，跟槍桿子打出來的蔣介石一起分管黨、政。許先生說，汪精衛並不想做漢奸，跟日本謀和平，在他看來，可以替國家留一些餘地，掙取一些時間。只是事與願違，騎虎難下。他做了自己不想做的漢奸。 　　汪精衛懂得選擇當漢奸的利害關係嗎？他是明白的，他多次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個浪漫多情的人很少着力於飲食男女，卻用情於家國天下。詞學家龍榆生先生說汪詩是“哀國之音”，另外一個詞學家葉嘉瑩先生則說汪有“精衛情結”，他有精衛填海的追求和執着。確實，從他給自己改名精衛開始，他的浪漫情感既幽怨又壯烈。他哀山河、民生，如“廢堞荒壕落葉深，寒潮咽石響俱沉”、“橄欖青於飢者面，木棉紅似戰時瘢”；他自省名節，如“憂患滔滔到枕邊，心光燈影照難眠”、“跋涉艱難君莫嘆，獨行踽踽又何人”；他也如終有收拾山河的豪氣，如“湖山自郁英雄氣，原隰終興急難心”、“相期更聚神州鐵，鑄出金城萬里長”。他臨終的自嘲是，“心宇將滅萬事休，天涯無處不怨尤。縱有先輩嘗炎涼，諒無後人續春秋。” 　　因此種之故，今天的一些名人學者替汪精衛翻案就有了不少理由。有人說，言為心聲，讀汪精衛的詩詞，可知這個革命家和大文人的憂患、悲憫。汪從政一生，詩詞也伴隨了一生。據說，他病重時表示，不要留存文章，可留的只有詩詞稿。從追隨孫中山開始，他就有了天下興亡感；甚至早在少年時代，失恃之後，跟着同父異母的長兄生活，他的生命底色就是憂傷的，是“孤臣孽子”式的操心也危，慮患也深。人們還說，一個國家既得有鷹派，也得有鴿派。當時就有人以為汪精衛跟蔣介石在唱雙簧，汪精衛自己也曾跟蔣介石表白，“君為其易，我任其難。”汪精衛不幸，做了歷史賦予的鴿派角色；但是，他這隻和平鴿搖身變成了禿鷲。 　　甚至不僅學者考證出汪精衛有力愛國、無心賣國；就在當時，一般民眾中的“有識之士”也認為，如果中國完全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那就沒有人替自己的國家人民講幾句話，所以現在有一個人過去，總算是個代表中國的人，至少可以緩和一下局勢。據說汪精衛的偽政權管轄下的地區，相對比較平穩，老百姓的生活也過得去。當年審判汪夫人陳璧君時，陳璧君就在法庭上說，你們說汪精衛賣國，說汪精衛是漢奸，中國哪一寸土地是汪精衛賣的？哪一寸土地是汪精衛丟掉的?他是在這些地方淪陷以後，才來挽救這裡的。有這樣的想法的非陳一人。而由於抗戰後國民政府的接收腐敗不堪，民怨沸騰，輿論甚至有“人心思漢”之說，以表示人心思念曾維穩有功的漢奸政權。 　　如此我們遭遇到評價汪精衛的困難。得承認，我個人在接觸到眾多的材料之後，也曾對汪精衛大起同情之心。在今天全球化時代的和平發展心態看來，給汪精衛翻案似乎無關是非，只涉善惡美醜，即汪是美男子，有美的詩詞，有善的動機，有烈士的心地。而繼續維持歷史正義，堅認汪為漢奸，也似乎無關痛癢，過於空洞，無損於喜好者去欣賞汪、同情汪。 　　這其實涉及到我們當代人的史觀和人生世界觀。我們以為今天不再有亡國亡種之虞，不再有忠奸、大是大非的人生道路，不再有個人選擇的文明價值關照……一句話，不再有人類最低限度的倫理共識。當代社會有足夠的空間時間供人們騰挪，讓人們疲於也樂於奔走其中，人們以為歷史上的戰爭、罪惡、人禍等等已經成為“歷史”。 　　事實上，這是我們的誤區，既是我們當代社會災難的根源之一，也是我們現代性危機的根源之一。從存在的合理性到發展是硬道理，我們當代社會就是如此只問生存發展，不問是非。當然，這樣與文明教導的距離之遠也並不自今日始，自現代化運動初，人們就有了種種的分裂；但從未如今天這樣分裂得觸目驚心而又司空見慣：人格分裂、名與實的分裂、人與自然的分裂、青春少年的理想與後來混世幫閒幫凶的分裂……人們笑貧不笑娼，拜金不尊德，把媚俗媚雅當作個性，隨波逐浪還以為自己做出了正當的選擇。用雅斯貝爾斯的話，這是我們共同的罪責；用佛家的話，是共業。這種誤區和言行仍在延續，因此，當年到今天，移情於汪精衛的大有人在。汪精衛的魅力在當時後世，都堪稱“尤物”，對尤物，人們總願意移情、嘆惋，自作知己。 　　但汪精衛畢竟做了漢奸，做了中國及其人民的罪人。余英時等人都注意到，抗戰期間，從國民政府的要人到陳寅恪、胡適等文化人都以為中國無力抵抗日本。但是，像胡適這樣的文人畢竟從“低調俱樂部”走出來，譴責日本。胡適在放棄和平幻想後，還告訴汪精衛等人：“和比戰難百倍。”而陳嘉庚在國民政府參政會上的提案更是對日對中國政要擲地有聲的回答：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無論汪精衛投日有多麼不得已，這是人的底線，也是民族的底線。 　　而我們考察汪精衛投敵過程可知，他投靠日本，欲使中國免於“全局覆沒”，然後再“徐圖恢復”，但這並非是他深思熟慮、一以貫之的結果。他做漢奸，有太多的原因。他無意做漢奸，卻一步步地走上漢奸的道路。胡適說，一個在科學和技術上都沒有準備好的國家卻必須和一個第一流軍事和工業強國進行一場現代式的戰爭。在中國遭遇一次次抵抗失敗和主政挫折之後，曾經主張積極抗戰的汪精衛，完全改變了立場，不惜一切追求中日和平。跟蔣介石不同，蔣的和平談判是底線，而汪為了“和平”什麼都可以談，都可以犧牲，包括他自己。汪精衛的浪漫重情使他容易受人影響，內受妻子陳璧君和周佛海等的挾持，外輕信日本政客的承諾。如此佳人做賊，身敗名裂。 　　在投日問題上，汪精衛並未將其烈士精神貫徹到底。輕信日本，結果一切由日本支配，到發現日本要跟自己簽訂出乎意料的賣國條約時，他和一批追隨者騎虎難下。而像陶希聖等人還是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開始了生死未卜的逃亡，最後輾轉到重慶，做到了回頭是岸。相比之下，汪精衛簽字，做日本人的傀儡，他是過於糾結了，自戀得過於悲壯了。或者說，他把自己的文學才華等同於政治才能，他以為自己像驅遣文字一樣從政，縱橫捭闔；他不曾意識到，他的文字和政治意識都不再新鮮，日漸陳腐，最終做了文字和政治的傀儡。 　　汪精衛的入地獄之舉顯然是複雜的。作為革命者，他有着“我之不出如蒼生何”的救世願心。但他並非沒有私心雜念，從心理學分析，他參加革命以來，活躍在中國政壇，卻始終非男一號，組建偽政權算是圓了他內心隱秘的夢想。就是說，他真實而不純粹，烈而不英。跟中共革命家瞿秋白的自省相比，汪精衛的自省是過於自負了。也因此，人們寫詩批評汪，“恨君不早死，早死成英傑。空留作孽身，累及詩章滅。”“當時慷慨歌燕市，曾羨從容做楚囚。恨不引刀成一快，終慚不負少年頭。”當時上海的女詩人陳小翠感嘆：“雙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作兩回人。河山半壁猶存末，松檜千年恥姓秦。翰苑才華憐俊主，英雄肝膽惜崑崙。引刀未遂平生志，慚愧頭顱白髮新。” 　　熟悉歷史的汪精衛不難明白他在做一件什麼事。林語堂說過：“不論古今，在中國總是有打着愛國旗號的漢奸，只要自己能大權在握顯赫一時，便在救國救民的堂皇名義之下，甘心充當異族的傀儡。”林語堂說，兒皇帝石敬瑭的遭遇沒有阻止後來傀儡張邦昌的出現，亦未阻止後來吳三桂的出現。普通民眾的行為可憫可恕，但民族的精英上層也附敵，則是徹頭徹尾的背叛。抗戰開始，文化界都希望周作人南下，或在北平隱居，但他投敵了，這是不可饒恕的。艾青當時寫詩：“周作人，在我們最需要他的時候，背叛了我們。”這種態度，體現了我們文化乃至人類文化對民眾和精英選擇的不同規定和判斷。在這種宏大的歷史正義審判之外，中國人更有人生正義。孔子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汪精衛不僅居了、入了，還去為虎作倀，顯然背離了中國文化的教導。他有着中國文化的心靈，卻無中國文化的頭腦。 　　在跟我們今人的關繫上，汪精衛又缺失了文明個體最寶貴的常識感。他雖然傷春悲秋，感時傷世，但一如他的浪漫情感少用於飲食男女一樣，他對生命個體缺乏實感。他太糾結於宏大的山河和抽象的民生邏輯，他跟我們現代國民之間缺乏對話、溝通的“主體間性”。由他帶頭，搭建的一個漢奸政權因此給了占領區的國民雙重的壓迫，大大消解了中國人的抗爭意志、人生信念。自然，他也給了國民活着的虛幻感，從而對正義、是非、自由等等淡漠、棄置不論，使我國民難以獲得人的自覺和存在的超越性。直到今天，我國民仍多有這種活着的虛幻感，而跟不義、罪錯、犬儒結下不解之緣。我國民混日子的情形舉世矚目，我們至今把生存的社會劃分為穩定與想當然的動亂兩種，而求穩定高於一切。我們不曾把羞恥當作羞恥，把罪惡當作罪惡；無能更勇敢地明認，更虔誠地祈禱，更愉快地相信，更堅定地抗爭，更熱烈地愛。我們壓榨出空前的現代化成就，也帶來空前的生態、心態和世態災難。 　　在現代覺醒意義上，西方的文人哲士貢獻自己的思考代不乏人，從胡塞爾、弗洛伊德、柏格森到羅素、維特根斯坦、榮格、葛蘭西、弗洛姆、雅斯貝爾斯、愛因斯坦等人都有可圈點的成果。比如我們至今缺少薩特式的存在感覺，後者在“占領下的巴黎”中感受並思考，“至於德國人，他們想的是怎麼樣用最好的方法把這塊土地併入‘歐洲’整體。我們感到自己的命運從我們手裡滑走：法國像人家放在窗台上的一盆花，天晴時拿出來，天黑了又搬回來，從不徵求這盆花本身的意見。”有人以為這是比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更有力的文獻，因為它有着拷問人的堅硬質地：“如果我說我們對它既是不能忍受的、又與它相處得不錯，你會理解我的意思嗎？”薩特承認法國在二戰中表現並不是偉大，國家和人民都在羞辱、厭惡、憤怒中忍受一切，但這種傷害沉淪需要療救，需要理解，更需要人民走出戰時的陰影，能夠勇敢地回歸人道主義，以完善個人和社會。在某種意義上，薩特、雅斯貝爾斯等人對二戰的反思既是其國民的需要，又是西方文明的自我救贖。 　　歷史作家高陽先生的《粉墨春秋》一書，以如椽大筆再現了汪偽政權的始末。多年前讀時極為佩服作者的才學和識見，現在重讀仍多有感觸。在人們重新認識汪精衛的今天，重讀高陽先生的這部作品極有意義，甚至可以說極有必要。高陽先生有着極為正統的史觀，但他絕不教條，他的文字絕不枯燥。讀高陽先生的作品，我們可以明白，自孔子以來的春秋筆法，自司馬遷以來的歷史審判，是如何使中國文化有着明確的道義、是非、善惡…… 　　在高陽筆下，汪偽政權自然是粉墨春秋，其中驚心動魄的，是漢奸們的末日感，他們的花天酒地、醉生夢死、魚肉人民，大約只能以群魔亂舞、人神共憤等語描述感受，或需要薩特、弗洛姆那樣的作家去審判。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這部歷史小說坐實了那些為汪偽政權功績辯護者的虛妄。 　　雖然高陽先生對汪精衛的正面着墨不多，但對汪精衛的介紹很是周全細緻，尤其值得今天賞玩其詩詞的人們注意的是，其中對汪詩詞的解讀堪稱目光如炬、洞幽察微，其中可知我國人的心智如何曲折精微。這個老大的民族實在是太腐朽了，也太油滑或老奸巨滑了，用詩人穆旦的話說，“長大在古詩詞的山水裡，我們的太陽也是太古老了，沒有氣流的激變，沒有山海的倒轉，人在單調疲倦中死去。”汪精衛就是在烈士情結的一生中單調疲倦又油滑、腐朽下去，最終誤入歧途。 　　汪精衛作了漢奸，這是他自找的，又何怨？他給占領區淪陷區的國民帶來了秩序和雙重的壓迫，使國家人民蒙羞，並無可表之功，可恕之心。高陽作品中感嘆汪精衛是“尤物”，我們不能因為他是尤物就去弔膀子，而放棄人世的明德至善。 　　在寫這篇文字的過程中，突發奇想，查了一下汪精衛先生的命卦。汪精衛是天澤履卦，他確實面臨穿鞋、腳踏實地的問題，他的一生也確實穿錯鞋了，跟他相比，他的夫人陳璧君過於剛強。他以書生文人的柔弱履踐政治剛位，卦辭說“履虎尾，不咥人”，那也只是指他早年參加革命的命運，至於“利貞”才能“履帝位而不疚”，他沒有守住貞節。爻辭中還有“眇而視，跛而履，履虎尾，咥人凶”的字樣，可算他晚年的寫照；“武人為於大君”，他也確實奉日本軍閥為太君。“夬履，貞厲”，他確實沐猴而冠，穿了一雙鬼怪之履，而有了身名俱滅的危險。讀千年前的易經，聯繫到汪精衛，不免讓人唏噓。他自比神話中填海的精衛，他想到過自己真實的命運嗎？ 　　在結束這篇小文的時候，我寫上這一插曲，這自然是不足道的，但因為汪精衛的命運跟歷史、政治、文化和時代相連，我願意把它放在這裡以供讀者參閱，並向讀者匯報我個人的心得。 　　是為序。 　　2012年4月寫於北京 　　近期圖文： 　　“憲政導致政權崩潰”？應學學量化歷史 　　如果是你，願選擇做馮友蘭還是做侯外廬？ 　　從“汪偽巨奸”的表白中透視其心路歷程 　　應該深入了解汪精衛這樣複雜的人物 　　中國歷史上找不出比汪精衛更有爭議的人 　　研究汪精衛的這本重要史書值得一讀 　　從人民角度和國家角度看汪精衛可能大不相同 　　對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轉變的一種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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