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汪精衛不能脫離中國具體歷史情境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10月05日16:50:3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過路反駁余世存的文章，點出了我不以為然的余文立論的基本出發點——“核心就是民族大義”。民族大義無疑是核心價值觀“之一”，但並不是“唯一”。即使談“民族大義”，也不能只作為一個抽象原則，而必須將歷史人物放在具體情境中、多種複雜矛盾中，考察是否作出了最能維護民族根本、長遠利益的選擇 　　老高按：前天我轉貼了中國大陸中青年學者余世存為歷史作家高陽《粉墨春秋》所寫的代序《尤物精衛何其烈》。余世存出版過、發表過很多很有鋒芒也很有見地的文字，他這篇文章中，有很多分析論述，涉及比較深的層面，很具有啟發性；但是也有許多論斷，我一讀就覺得其站不住腳，例如：余世存寫道：“從心理學分析，他（指汪精衛）參加革命以來，活躍在中國政壇，卻始終非男一號，組建偽政權算是圓了他內心隱秘的夢想。”這種誅心之論，就純屬臆測，很難找到可靠的史實來支撐。 　　類似問題甚多。但我覺得，余文最根本的問題還不在這裡。我在按語中說：余文“有很多真知灼見，但是其立論的基本出發點，我不以為然。要講清如何不以為然，是一篇大文章，眼下無暇去寫”。 　　多年來給予我很多指教的網友“過路”，卻早就寫了一篇比較大的針對余世存這篇代序的文章，今天他分成幾個跟帖，發表了上來。他說：“這文章我早看過，曾寫了篇小文發在自己的地盤上，現貼在這裡。” 　　恐怕有些讀者難以注意到過路的文章，這裡我將這篇反駁文章的幾個帖子集中起來轉貼於下，標題為我所加。過路的文章有特定針對性和特定語境，為方便更多讀者，我訂正了個別錯別字，個別地方用括號補充完整了讀者可能會confuse之處，或略加解釋）。 　　過路的文章，正好點出了我不以為然的余世存文章“立論的基本出發點”——“余世存的觀點其實再古老不過了，核心就是民族大義”。 　　民族大義，無疑是核心價值觀之一，但並不是核心價值觀的唯一。核心價值觀中，還有不亞於、甚至更重於民族大義的要件。 　　過路的文章，還中肯地指出了“研究歷史評價歷史人物是絕對不能離開當時具體的歷史事實與狀況而抽象談論什麼倫理與評價的，必須分析當時的具體情況”。 　　我深為服膺過路君的上述觀點。即使談“民族大義”，也不能只將之作為一個抽象、孤立的原則，而必須將歷史人物（例如汪精衛）放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放在多種複雜的矛盾中，考察他是否作出了最能維護民族的根本、長遠利益的選擇。 　　過路還貼出了一位署名為“數卷殘編”的網友的幾個帖子，我讀了也頗受啟發（例如他說“凡一國生產力不能支大戰，終不免飲鳩，此固非熱血高調能濟。亂世民窮呼救星，最便獨夫野心家，獨夫無需大才，剛狠過人，無婦人之仁即可”——信哉斯言！）。也附在後面。 駁余世存《尤物精衛何其烈》 過路 　　一、評價歷史人物必須分析當時的具體情況 　　我認為，研究歷史、評價歷史人物是絕對不能離開當時具體的歷史事實與狀況而抽象談論什麼倫理與評價的，必須分析當時的具體情況。網上的許多觀點存在這個嚴重問題。和與戰的選擇，沒有一定之規，關鍵就在於判斷怎樣對國家更有利，這端賴對於具體情況的分析。 　　中國三十年代所處的狀況，以及怎樣做更符合中國的利益，余世存沒有作任何具體分析，這樣是得不出公正結論的。 　　面對三十年代中國所處的狀況以及世界局勢，怎樣做更符合中國的利益？這個問題有必要做詳細的分析，不如此，根本分析不清汪精衛。 　　在別的貼子裡我分析過，這裡再詳加探討一下： 　　A　當時中國的內部情況。 　　第一，中國國力軍力與日本完全不是一個檔次，內部的戰爭準備並不完全，甚至可以說剛剛開始做，內部的團結工作也剛剛開始進行。 　　第二，共產黨的問題由於蔣介石的聯蘇容共政策成了一個半吊子工程，沒有解決。 　　B　當時中國的外部情況。 　　第一，日本占領了滿洲且為了完成對蘇包圍，對華北頗虎視耽耽。 　　第二，蘇聯十分希望中國能夠有能力牽制日本，以緩解蘇聯所受到的壓力。 　　第三，英美對遠東事務無意捲入，專注於歐洲局勢，同時希望儘可能保持自己在亞洲的利益。 　　當時在中國的外部，蘇聯、日本、英美三大勢力各有所圖，處於一種相對平靜的狀態之中，大家都在等待。蘇聯從內心深處來說，要同時防範東西，盡力避免對日作戰是它的國策。英美則對於暗流涌動的歐洲深感擔心，對於亞洲不想過多的介入。對於中國壓力最大的日本，雙眼同時盯着蘇聯、中國與東南亞，正在等待時機。在中國的國內，如果蔣介石沒有改變剿共的政策，如果堅決徹底消滅我黨（指中共。下同）的武裝力量，則恰好是整合國內的時機。一九三五年憲法草案已經公布，西南地區與南京的對峙有所緩和，閻錫山等地方勢力也到南京開會了，是雖然充滿危險也充滿希望的年代。日本雖然壓迫華北，但並沒有全面進攻中國的跡象。只要剿共完成，國內團結達成，華北局勢不足慮，可攻可守。但是西安事變後（其實蔣自一九三五年就始終有聯蘇之企圖），蔣改變了剿共的既定方針，聯蘇容共。與此同時，中日之間外交幾乎陷於停頓，全國似乎就期待着對日一戰。 　　在這種情況下，汪蔣的政治戰略發生了根本性的分歧。汪認為應該徹底解決我黨問題，拖延時間避免中日戰爭的過早爆發，不與蘇聯結盟刺激日本，避免把日本招到自己身上，對英美不能寄過多希望，因為人家始終是為自己而戰而不是為中國而戰。蔣則認為聯蘇容共寄望蘇聯與中國結盟出兵，之後又寄望英美能出兵。總之，一個想讓中國整頓國內積蓄力量靜觀待變，另一個準備順應與論對日開戰。 　　中國採取什麼策略以應對局面呢？我認為汪精衛早先提出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正確的。因為這是應付這種混沌局面的一個較好的方法。我詳細說一說自己的觀點。 　　中國當時面臨的最嚴重壓迫是日本問題，要解決日本問題，如果中國單獨對日作戰，中國是沒有戰勝的可能的，有些盲目的人今天不承認這一點，但是當時的人明白自己的實力，張發奎說過，敵人可以攻占任何他們想攻占的地方。日本不能征服中國，不等於中國可以戰勝日本，如果日本將中國的正規軍事力量完全消滅了，固然日本仍不能征服中國，但是對於中國也是很不利的，中國會失去與列強討價還價的任何地位。所以，藉助於外援來應對日本是必須考慮的問題。一九三七年左右，中國可能獲得的外援就是蘇聯的有限支持，英美基本沒有介入的希望。也就是說外部環境並不有利。這對中國對日作戰來說時機非常不好。從日本方面看，日本占領滿洲後有意在華北搞事但是它是否有全面侵華的打算是值得商榷的，日本其實也並未拿好主意是北上還是南下還是先打中國，也處於一種觀望膠着混沌狀態。而中國國內準備又極其不充份，也不具備對日立即作戰的條件。所以綜合考慮內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客觀條件並未改變。 　　恰在此時，蔣介石的聯蘇容共政策出台了，這是打破平衡的一個關鍵。絕對是一個大昏招，影響非常大。一是使日本對中國非常警惕與不滿，因為中蘇接近很明顯對的就是日本麼。二是共產黨問題。放棄剿共是深刻影響中國的選擇與日後走向的。聯蘇容共使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成為不可能。不僅如此，由於有共產黨的存在，不僅使中日戰爭提前爆發（這對中國的消耗極大），而且給利用外援增添了極大的變數。若沒有共產黨，即使中日戰爭在民氣的鼓動下提前爆發全面爆發，問題也不像有共產黨令局面那麼複雜。 　　中國既然是依賴外援來對日作戰，那麼受制於外援也就是必然的了。在這一點上，國內有沒有共產黨結果完全不一樣，中日戰爭早爆發晚爆發又不一樣。我舉雅爾塔協定的例子，說明早些解決國內的共產黨問題，用拖延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辦法來保存中國的實力，對於日後中國在列強面前爭取到有利的國際地位，掌握自身的命運是極其關鍵的。 　　雅爾塔協定是確定戰後國際秩序的關鍵，是英美蘇確立勢力範圍的基本框架。郝柏村說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是蔣介石同意了雅爾塔協定，同意東北由蘇軍占領與受降。他真可笑，那不是蔣介石同意的，那是英美蘇通知他的，他想同意也得同意，不想同意也得同意。中國對日作戰受制於盟國可見一斑。但是，這還不是最重要的，國內有沒有共產黨的勢力才是雅爾塔協定對中國產生影響的關鍵，而不在於雅爾塔協定本身。如果中國沒有共產黨的勢力，蘇聯仍是占領滿洲，蘇聯最多最多在滿洲扶植一個親蘇的政府，由於這個政府的人在國內沒有基礎，在蘇聯的幫助下，了不起是與蒙古聯成一片作蘇聯的衛星國，不可能有衝進山海關解放全中國的實力。中國國內有共產黨在戰爭期間發展出來的勢力可就使局面完全改觀了。不僅占領了東北，而且至少華北也可以聯成一片，當然，也有了逐鹿中原的實力。單純的蘇軍占領東北是不會有這麼大影響的，是內外呼應才使中國的命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再說中日戰爭早爆發晚爆發對中國的影響。美國為什麼要求蘇聯出兵，因為美國看到國民黨根本不具有收復東北消滅東北日軍的能力，所以為了減少自己的傷亡，改變從中國進擊日本，乾脆請蘇聯出兵。這說明實力有多重要，只有實力才能爭取到話語權。中日戰爭若晚爆發，或與日本軍局限在華北打，不關閉外交大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拖延時間，等待時機，那麼一旦歐戰爆發，日軍這個禍水會甘心陷在中國麼！把日本引到東南亞甚至蘇聯，此時若日本與美國發生衝突，那中國的地位將非常主動，在自己消耗還不很大保有一定實力的情況下，美國尋求亞洲盟友，自己的命運可就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自己手裡了。蔣介石聯蘇容共的決策，導致中日戰爭提前爆發，共產黨在戰爭中實力坐大，且因共產黨的加入，抗日調門唱得特別高，完全關閉對日外交大門，公開根本不敢談和談的問題，這等於把自己逼上了依賴美國與消耗自己的唯一道路。不得不依賴國際，必受制於國際，自己的國內問題又不提前解決，最後內外呼應，結局若此。 　　總之，在汪氏離渝之前，我認為他的策略是正確的，如果實行，對中國是最有利的。即，內部堅決清共，絕對不能讓共產黨有喘息之機，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拖延對日戰爭的爆發，暫時不與蘇聯明里結盟，對於華北的衝突該打要堅決打，但是在打的過程中也決不關閉外交大門，爭取對自己有利的條件，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盡力拖延以觀時變。蔣的聯蘇容共不僅錯失了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時機，而且促使中日戰爭提早爆發。蔣對於日本的意圖判斷有誤，而且容共聯蘇後使中日之間的外交大門隨之關閉——他不敢交涉了。只有拖下去，拖下去的結果雖然最後是算是賭贏了，可國內的局勢，國際外交博弈，蘇聯對於東北的控制等已完全超出了蔣的掌控。之後，搞得最好是南北分治，搞得不好就是全國局面的總崩潰，這一次蔣沒有賭贏，大輸，中國最後全部歸了共產黨。 　　是穩妥還是激進？怎麼應付國內局勢？怎麼在國際外交博弈中瞅準時機最有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從中日戰爭直至中國內戰，可以看到三四十年代情況是十分複雜的，稍有不慎，局面就會完全改觀。其中有一點堪稱轉折點，即蔣的聯蘇容共，不論怎麼評價那個複雜局勢，採用策略是穩妥還是激進，蔣的這一舉措，是絕對的千真萬確的大昏招，絕對的錯誤。關於這個問題，汪精衛絕對正確。 　　戰爭在（1937年）“八一三”蔣在上海主動攻擊日軍後不可避免的擴大了。這時，有兩種情況發生，一是中國軍隊開始一潰千里，二是共產黨發展十分迅猛；外部情況，除蘇聯外無人援華。在這種情況下，汪氏認為有必要儘早結束中日戰爭，否則不僅中國犧牲過大，而且面臨着為我黨作嫁衣裳的危險。在勸蔣不成的情況下，汪氏離渝摸索中日停戰的道路。 　　以上就是中日戰爭爆發時的大體狀況與汪氏離開蔣介石的原因。不搞清這些問題，怎麼來評價汪氏？汪氏的行為不是用“投降”兩個字可以概括的，要搞清來龍去脈，掉進道德陷阱中對於認識事物毫無益處。 　　余世存說汪精衛奉日本人為“太君”，這是他又不研究具體歷史事實的一個例子。陳立夫這個鐵杆蔣粉私下尚說“汪精衛不是漢奸”，這不多少值得我們思考麼。汪氏在淪陷區的作為，有許多與余世存的說法相反的例證。汪氏不打重慶軍，重慶軍的空軍飛行員掉到日占區被俘，掉到汪占區則就給送回重慶了。像陳立夫這種人一定知道些別的什麼，只是為了塑造蔣介石的光輝形象，這一級別的國民黨高官都不可能公開談論什麼。至於淪陷區的民眾，說汪好話的也不乏其人。這個問題以前的回貼講過，不重複。汪氏在淪陷區是以和平反共建國為口號的，如果要求他像在重慶一樣公開談反日是不可能的。 　　總之，關於汪氏的“投日”，余世存主要是從“投降”角度加以闡述。我認為情況遠不是這麼簡單，汪氏最主要的目的還是想給中日結束戰爭摸一條路，在蔣不同意談和，且已經聯合共產黨與蘇聯的情況下，這是相當困難的。汪氏當時有兩條路，要麼就在重慶呆着，任局面發展下去，要麼自行尋機會採取措施。在汪氏看來，局面任其發展，外援不繼，共產坐大，軍隊崩潰，國民黨有垮台的危險。汪氏對國民黨有強烈的責任感，他不可能任局面這樣發展下去，因此，才有後來的離渝。 　　余世存有沒有考慮過，如果他處於當時，他怎麼對情況做出判斷？而怎麼做對中國最有利？該不該聯蘇？對日戰爭是否應該拖延？怎麼處理共產黨的問題？該怎麼判斷日本的意圖？打的過程中可以不可以談和？如果拖延對日戰爭的爆發，會不會避免中國過大的民族犧牲，會不會讓自己準備更加充分些，會不會等待到更有利的國際時機？打起來了共產黨已然坐大怎麼辦？戰局十分不利怎麼辦？如果不考慮這些問題，我認為完全是屬於站着說話不腰疼，這不是對一個政治家的評價，而是一種歷史逆推式的文學抒情與道德先驗，而不是歷史探討。事實上，余世存的文章就是文學抒情。即便余世存認為當時就該聯共抗日，汪精衛就是不對，也繞不過分析當時的具體情況。　　 　　 二、余世存對汪精衛的道德批判 　　余世存認為汪精衛“投日”是一種道德自戀。汪精衛這個人，的確有一種“精衛情結”，他對於他參與創立的中華民國和國民黨是深具感情的，他認為自己對它們負有責任。這促成了他的一種行為特點，就是他認為自己目標純粹，所以他敢於行動。但是敢於行動是一回事，怎麼行動是另一回事，行動是基於政治判斷的。如果他不是認為再與日本打下去情況不妙，他是不會離渝的。汪氏與蔣是根本性的政治分歧，是政治判斷不同，是政治戰略的分歧，扯不上什麼道德自戀，權位欲，更不是浪漫。要知道，這可不是一般的事，這是身敗名裂的事！沒有政治判斷，誰也不敢作此決斷，沒有勇氣，誰也不敢作此決斷。 　　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批判他的政治觀點，但是這與道德沒有多大關係。拋開政治判斷進行道德指責是荒唐的。 三、淪陷區悖論 　　中國所謂文化頭腦是虛偽麼？ 　　外國那種市長投降略起緩衝作用的保民，到中國是市長應該逃走，對麼？余世存認為汪精衛動搖了抗日意志，使人民喪失了正義感，汪精衛對個體生命缺乏實感“沉溺於抽象的民生邏輯”（這完全是不知所云，民生是最不抽象的），汪精衛為國民帶來了秩序與雙重的壓迫，使國家與人民蒙羞並無功可表等等。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一言以蔽之，就是淪陷區最好由敵人直接統治，最好沒有秩序。那麼，余世存認為的淪陷區應該是什麼樣呢？——反抗遍地開花，敵人殘酷鎮壓，敵人什麼也得不到，我們玉石俱焚同歸於盡……我不得不說，這是不可能的。這不是由於中國人民不夠有道德，不夠有生命實體感，這是因為，生存是人的本能，或者說是人的第一本能。 　　余世存說汪精衛違反了“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的訓條。我認為這是一派胡言！一個政治家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那被你們扔下的淪陷區民眾怎麼做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呢？一個政府是必須保民的，它是負有這種義務的。要求全體人民“玉碎”既不可能，也不應該。人民養了政府與軍隊，實際上是把保衛與反抗的責任交給政府了。生存還是玉碎的爭論，對於一個民族來說不存在，民族不可能全部犧牲，因為每個民族最後其實都有自保的本能。這個自保首先就是保民，保證民眾先活下去，如果大家都死了，還談什麼為民族而戰，人家巴不得你們都死了我移民呢。這是一個中國人傳統上不願意正視的問題，一個經常被迴避的問題。但是，這是當戰爭來臨時，特別是當自己的軍隊一潰千里時必須考慮的問題。這不是唱兩句道德高調就可以解決的。 　　余世存從高陽的小說看到汪政權只有醉生夢死。汪政權里的確有人醉生夢死，這是真正應該批判的，但這也並非全部，否則，審判周佛海時淪陷區的民眾也不會支持他。有人說，汪精衛活了淪陷區的人是不假，但是日本人也活了，會殺死我們的士兵，但是汪精衛活了淪陷區的人生產出來的東西照樣也會偷運到重慶占領區，也會活我們的士兵。關於這個問題，我不想作任何結論，由各人自己體會吧。要麼玉石俱焚雙方均死，要麼活我們的人也必然活敵人，這就是悖論。只要人類存在戰爭，就永遠迴避不了這個問題。我給它起個名字，即“淪陷區悖論”。汪精衛在淪陷區為中國人做了什麼，在許多普通人的回憶中說好話的並不少。而且我相信，他暗中為重慶也做了不少。否則，陳立夫不可能說他“不是漢奸”。王新衡這個戴笠手下的特務頭兒也不可能說他是英雄。 四、所謂中國底線 　　余世存談到了所謂中國底線的問題，人的底線問題。就是陳嘉庚那句話：敵未退出國土前不得言和。非常坦白的說，我認為這根本不是什麼人的底線問題，退一步說，即便我承認這是人的底線，中國的底線。那麼，我也認為還存在着其它與之同樣重要的甚至更加重要的底線。 　　反對民族壓迫爭取民族自由是底線，那麼反對專制爭取個人權利同樣是不可逾越的底線。試問，中國人到今天達到此底線了嗎？反對軍閥，建立民治政府也是底線，當時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達到此底線了嗎？還有，將中國軍閥化的人突破沒突破人的底線？將中國共產化的人突破沒突破人的底線？這些都算不算在中國底線之內？如果中國底線偏偏不包括這些，中國算有什麼底線？ 　　說白了，不就是民族大義麼，用不着余世存扯這麼多，直說好了。 　　余世存談汪精衛問題時我感覺有一種隱含的意圖，即批判中國人“得過且過毫無是非”這麼一種精神狀態，所以他老強調汪精衛消沉了淪陷區人民的意志。這個問題我不打算為汪氏辯護，因為在淪陷區他的確不可能公開說“抗日”。如果認為這是他的罪狀，也沒什麼好說的。但是，我認為如果是為了批判中國人的精神，余世存拿汪精衛作典型，完全是找錯了對象。前面已經說了汪精衛為什麼會離開重慶，他對於世局的判斷。中國人精神處於一種病態狀態最根本的原因是內部專制長期的殘酷的壓迫，不去批判專制，而用民族大義來轉移注意力是很可笑的。 　　余世存談到了中國人生命中的缺陷，從現象上看，他說的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國人為什麼有這些生命的缺陷？簡而言之一句話，中國人從來沒有得到過生命的自由。人在重度壓抑之下會產生什麼樣的人格？就是中國人這種極不負責任的人格。要改變這種人格，就必須去爭得自由，而不是爭得民族大義。要反抗民族壓迫，也要反抗內在的壓迫，這是人格解放之路。一談自由，就有一個不可能迴避的問題，那就是想有人格自由，就一定不能放任中國共產化，也不能放任中國軍閥化。中國的悲劇就在於一直處於多害相權取其輕的境遇之中，三四十年代也是如此。國民黨，日本人，共產黨，不是誰好的問題，是誰危害更小的問題。汪精衛所代表的國民黨也不是什麼很好的勢力，算是輕害吧。汪精衛為什麼會對世局有種種擔憂，為什麼會有出走的行動，不就是有一種擔心，擔心中國滑向共產化麼。從人格角度看，汪氏恰恰屬於較有責任感願意負責的那一類人。余世存所抨擊的人格狀態扣不到他腦袋上。　　 五、中國該反省什麼？反正與法國不一樣 　　法國是絕對應該反省“為什麼自己用出賣盟友的方式來保全自己，結果最後什麼也沒保住”的問題；英國其實也應該反省，那就是“綏靖政策是絕對要不得的”“出賣原則是絕對不可以的”。後來，英美又將東歐出賣給了蘇俄；今天的歐洲為了自己的生意不仍然在出賣原則麼，與過去又有什麼不同呢！出賣原則必受懲罰。今天也沒看到什麼“西方的自我救贖”。 　　中國的情況與法國不同。余世存口中的“投日”是出賣原則，不反抗民族壓迫。那麼，聯蘇聯共，算不算出賣原則？至少也是出賣原則之一種，世界上凡沾上蘇式共產的沒有一個有好結果。 　　兩害相權，怎麼把握時機，是個大問題。為什麼中國人對這一赤潮這麼沒有免疫力？中國的內政出了什麼問題？中國人出了什麼問題？ 　　中國最應該反省的，是內部問題。為什麼幾乎與日本同時起步然而卻落在人家後面？中國文化出了什麼問題？中國文化培養出的中國人出了什麼問題？是民族大義的問題麼？不對，是專制的問題，是封閉的心靈的問題。準確的說，中國的問題絕對不是西方敲開中國大門帶來的問題，也不是日本帶來的問題，其實全都是自己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絕對不是民族大義還不夠濃烈的問題，相反，傳統上的民族大義助長了中國人的封閉感，不去打開心胸虛心求學，而且讓中國人在關鍵時刻總是支持專制政府。 六、結論 　　余世存的觀點其實再古老不過了，核心就是民族大義唄，寫了那麼多，其實就這四個字，並且以此作為道德的最高準繩。余世存也從自由的角度說了說中國人生命存在的問題，我覺得這多少還有點價值。他如果一直從這個角度說水平會立刻顯得高些的，但拿汪精衛當典型是找錯了對象。因為，如果從自由的角度看，也就更不得不考慮當時情況的複雜了。你合作抗日的勢力，是一個對自由的壓榨更為兇狠的勢力，有人當時就明白了，有人當時沒有太看清。汪精衛大體屬於前者，他對這一點比較清醒。所以他想先拖延對日作戰（日本並無全面侵華計劃，先穩住它並非毫無可能），把這股（對自由的壓榨更為兇狠的）勢力肅清，然後觀望一下。既要一切為了民族大義，一致對外，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又要自由，想過後再把人家的力量和人家背後的力量壓下去，可是事態並不總是向着你想像的方向發展呀。那麼該怎麼辦呢？還是不作結論，讓大家看到歷史的複雜性那一面，自己判斷比較好。 　　最後，我敢相當肯定地下判斷，像余世存這種人，在民族大義大一統之類的東西與潛在的自由發生衝突時，一定會支持專制政府。陳嘉庚，還有三十年代那些所謂“自由知識份子”都是如此選擇的。 　　余世存最後說汪氏作“漢奸”是自找的，他說的不錯，汪氏的確是自找的，如果汪氏不是自找的，而是被敵人逼着做的，我倒看不起他了。　　 附：網友“數卷殘編”的幾個帖子 　　無論七七事變源於共產黨、軍統或日軍內部激進派，日軍及西北軍最初無意擴大，東京內閣更不肯擴大。日本只要求華北－滿洲邊界安全區，根本無意占領內地，正如以色列根本不願意占領黎巴嫩，只想隔離真主黨，進攻無非以戰迫和。只要國府同意停止襲擊，遵守塘沽協定，議和並無困難。除滿洲外，其餘部分僅為安全區。一旦埃及議和，西奈半島安全區即不必要。戈蘭高地中，以色列僅要求河水一線安全。只要敘利亞願意停止恐怖襲擊，以色列並不熱愛其地。 　　蔣個人獨斷全面抗戰，且破壞淞滬停戰協定，首先攻擊上海日軍，南京陷落後仍然堅持拒絕議和（同時表示可以提攜共產黨），迫使汪兆銘絕望而去。以上經過並無爭議，國民黨一向引為正面宣傳材料。 　　汪兆銘計劃即為：國府鎮壓內部恐怖分子，換取日本撤出安全區、回滿洲。實際上等於侯賽因國王鎮壓巴解組織，棄約旦河西岸予以色列。然後兩國皆可致力於和平建設。千萬不要自以為是，以為貧困、人口眾多、需要倒賠錢建設之內地對帝國主義有誘惑力。蔣最值得譴責的就是他拖死也不投降，與侯賽因國王恰好相反，終於自作自受。侯賽因如果統戰巴解組織恐怖分子拖死以色列，難逃同樣下場。 　　附：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擁有無限資源，都必須選擇優先級。蔣介石只能選擇：讓日本人占便宜，或讓斯大林－共產黨占便宜。此後，所謂求仁得仁夫復何求。即使美國，亦須在西歐、東亞之間選擇優先順序。當然，她選擇西歐。企圖兩線作戰者，德國、日本、蔣介石、今日我匪，皆敗不旋踵。　（數卷殘編） ————————————————— 　　蔣氏還都，以汪為總理叛徒辱其屍，而汪固以蔣為真害民黨者，彼以軍挾黨已屬篡權，急於速戰亦有私心。和平建設必阻彼領袖夢，訓政必以民黨法統，總理遺囑利汪；憲政必行民選，利文人黨工，軍人唯食祿待退休。唯用武急始能排汪胡，唯全民戰爭始需全民領袖，全黨全民始能忘其得位不正。無抗戰民黨內爭難止，蔣縱得位亦難固。固抗戰過早，最利蘇、毛，而蔣亦不無小利，民黨之唱黨權者，黨外唱憲政者皆受害。戰爭自希臘至今必利集權，軍人尤需國危始能逐文人自代，汪蔣皆心照也。 　　民黨兩線作戰，海道援絕，以德之強，猶不能堪，農國強支，如病夫舉鼎，其志可哀，力實難繼，黃金十年建設成就，透支已盡，賴美之援，僅能幸勝。而國內工農皆破，中產蕩然，與一戰後德俄全同，此種社會經濟為各國史家公認：即魏瑪臨時政府所以喪邦，極權主義虎兕出柙之主因。凱恩斯曰：通脹即籍產，布黨先驅之勝廣也。凡一國生產力不能支大戰，終不免飲鳩，此固非熱血高調能濟。亂世民窮呼救星，最便獨夫野心家，獨夫無需大才，剛狠過人，無婦人之仁即可。而自由主義立憲之道，則如儒者積德百年而可去殘勝殺，固不取兵火蒼黃之以暴易暴。　（數卷殘編） ———————————————————— 　　以吾人後見之明，責蔣氏抱失敗主義抵抗消極，毋寧責彼持大彼得主義，高估自身實力，以為社會政經之虛弱可由官府片面新政（以練兵為核心）富強速成，以致如其廟算拖垮東國之日，亦即本國社會解體之日。知人有智，自知無明，實以忍辱多日，雪恥衝動已在理性計算之上（黎東方：滬戰如抗戰整體，本非必戰，皆為華人爭一口氣而戰。此即孫子之“忿兵”精確定義。局部解決蘆變，積蓄實力，完成建設，延兵戈於世界大戰燎原之後，置本國於待人求而不必乞盟之優越地位，於華實有大利，而華方力距，日人尚可遷就，理由盡在民族性格心態。其命也夫？其性也夫！　（數卷殘編）　 　　近期圖文： 　　 余世存 余世存 余世存 余世存： 尤物精衛何其烈 尤物精衛何其烈 尤物精衛何其烈 ——高陽《粉墨春秋》代序 ——高陽《粉墨春秋》代序 　　“憲政導致政權崩潰”？應學學量化歷史 　　如果是你，願選擇做馮友蘭還是做侯外廬？ 　　從“汪偽巨奸”的表白中透視其心路歷程 　　應該深入了解汪精衛這樣複雜的人物 　　中國歷史上找不出比汪精衛更有爭議的人 　　研究汪精衛的這本重要史書值得一讀 　　從人民角度和國家角度看汪精衛可能大不相同 　　對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轉變的一種解釋 - See more at: http://blog.creaders.net/Gao-falin/user_blog_diary.php?did=162116#sthash.WXC9jdGW.dpuf 　　“憲政導致政權崩潰”？應學學量化歷史 　　如果是你，願選擇做馮友蘭還是做侯外廬？ 　　從“汪偽巨奸”的表白中透視其心路歷程 　　應該深入了解汪精衛這樣複雜的人物 　　中國歷史上找不出比汪精衛更有爭議的人 　　研究汪精衛的這本重要史書值得一讀 　　從人民角度和國家角度看汪精衛可能大不相同 　　對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轉變的一種解釋 - See more at: http://blog.creaders.net/Gao-falin/user_blog_diary.php?did=162116#sthash.WXC9jdGW.dpuf 　　“憲政導致政權崩潰”？應學學量化歷史 　　如果是你，願選擇做馮友蘭還是做侯外廬？ 　　從“汪偽巨奸”的表白中透視其心路歷程 　　應該深入了解汪精衛這樣複雜的人物 　　中國歷史上找不出比汪精衛更有爭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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