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的普遍困境




送交者: 餘一笑[★拈花一笑★] 於 2013-10-17 6:59 已讀 199 次         


　　 張維為：從國際政治實踐看“普世價值”的多重困境

　　（本文已刊載於2013年第20期《求是》雜誌）



　　這些年，西方在國際政治中推動實現所謂的“普世價值”，引起巨大爭議。西方一些國家把自己單方面界定的某些價值說成是“普世”的，並通過種種手段進行推銷，甚至不惜訴諸武力，造成了世界上許多新的動盪。從國際政治實踐來看，西方推動“普世價值”的結果基本上乏善可陳，甚至是災難性的。“普世價值”今天已面臨多重困境。


　　從程序困境到理念困境


　　“普世價值”，顧名思義，應該是世界上多數國家和人民都可以接受的價值觀念，但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國際社會從未取得過共識。西方國家政府和主流媒體經常說，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但人們可以問一個簡單的問題：除了民主、自由、人權是西方認定的“普世價值”外，世界上還有什麼價值可以是“普世價值”呢？比如，世界上大多數人大概都認同“和平”應該是“普世價值”，但西方主要國家特別是美國不接受。再比如，中國人高度重視的“和諧”、“仁愛”、“責任”、“消除貧困”等價值，能不能成為“普世價值”？如能，下一步該怎麼做？如不能，那是什麼原因呢？這裡首先涉及一個程序問題：世界上有這麼多國家，有如此多元的文化和價值體系，哪些價值可以成為“普世價值”？哪些價值不可以成為“普世價值”？總該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取捨篩選的程序，總該讓各國都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這麼大的事只能由少數西方國家說了算，那這個世界哪裡還有正義和公道可言？

　　換言之，“普世價值”要“普世”，首先要解決“程序合法性”問題：把某種東西說成是“普世”的，說成是所有國家和人民都應該接受的，那就應該通過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某種程序來加以確立，比如召開國際會議來進行討論乃至談判，最終形成國際共識，確定哪些價值屬於全人類共享的，哪些不屬於。唯有這樣，“普世價值”才能令人信服，才能防止少數國家出於自己的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需要，把自己界定的一些價值說成是“普世價值”，然後向全世界強行推銷，甚至不惜訴諸武力和戰爭手段，造成對他國人民利益與福祉的巨大損害。

　　“普世價值”面臨的另一個困境是這個理念本身的困境：西方國家說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但這個理念似乎經不起太多的推敲。人們不妨設問：即使在西方社會，也存在各種各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究竟什麼樣的民主、自由、人權才是“普世價值”呢？比方說，花這麼多錢的美式民主應該算“民主”還是“錢主”呢？主張言論自由的美國同時監控那麼多本國和其他國家公民的網上言論和通信，這種美國特色的言論自由是全世界應該效仿的嗎？至於人權，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是如美國所說為了推動伊拉克人權呢，還是嚴重侵犯了伊拉克人民的人權呢？恐怕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會認為一場導致十多萬平民喪生、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的非法戰爭，應該是本世紀違反國際法、武力侵犯人權的最嚴重事件之一。

　　此外，在民主、自由、人權等不少領域內，國際社會還未形成共識。即使在國際社會已經形成基本共識的一些領域內，西方一些國家迄今還不接受這些共識。以人權為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接受並參加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但美國拒不加入。從具體的人權來看，瑞典的社會福利建立在高稅收基礎之上，這在美國會被認為損害了私有財產權；英國至今還有國教，而且是學校的必修課，這在法國是無法容忍的；法國政府對電視台的壟斷權一直持續到1982年，這在美國則是難以接受的。

　　總之，一旦我們把許多抽象的概念適度具體化，就會發現問題要複雜得多。一些西方國家喜歡用抽象的概念忽悠人，背後往往是損人利己的戰略利益考量。我們今天該做的事情，就是把抽象的概念適度具體化，然後再問幾個為什麼，這樣就不會被西方話語忽悠了。西方到處宣揚民主是“普世價值”，我們可以明確回應：民主可以是多數人認同的價值，但西方民主制度過去不是、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可能是“普世價值”。西方民主制度是西方社會獨特文化和歷史的產物，屬於“地方性知識”，非西方國家和社會可以汲取西方民主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但如果照搬西方民主模式，那基本上是照搬一個，失望一個、失敗一個。從今天席捲西方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看，西方民主制度本身存在大量缺陷，甚至積重難返，其改革任重道遠。


　　實踐困境：顏色革命從“希望”到“失望”


　　如果說“普世價值”的程序困境和理念困境更多涉及西方在國際關係中說了什麼，那麼，“普世價值”的實踐困境涉及的是西方在國際關係中做了什麼以及這些行為所產生的後果。

　　以推動“普世價值”的名義，西方主要國家先後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這三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推動了“顏色革命”，導致這些國家政權更迭。從“顏色革命”爆發至今的情況來看，這些國家都經歷了政治上的動盪、經濟上的持續衰退，百姓的生活水平基本沒有提高。這些國家“顏色革命”已迅速褪色。

　　2003年格魯吉亞爆發了所謂的“玫瑰革命”。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稱上台的親美總統薩卡什維利為“民主英雄”，並造訪格魯吉亞，讚譽它為歐亞地區“民主明燈”。但格魯吉亞多數百姓的生活沒有因為“顏色革命”而改善，目前27%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2004年，西方主導的民調挑戰了烏克蘭大選的官方統計，引發了所謂的“橙色革命”，引來西方世界一片歡呼。但好景不長。由於通貨膨脹，經濟凋敝，腐敗激增，當年被推翻的亞努科維奇捲土重來，贏得2010年總統大選，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烏克蘭主流民意對顏色革命的態度也從“希望”轉為“失望”：2009年美國皮尤中心民調表明，烏克蘭人中僅有30%支持“民主”，比1991年時低了整整42個百分點。烏克蘭至今還深陷政治、經濟危機之中，內鬥不斷，腐敗叢生，百姓生活水平沒有提高，地區矛盾加劇。

　　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爆發了所謂的“鬱金香革命”，令美國政界和媒體歡欣鼓舞，被視作“民主和自由”的勝利。但“革命”帶來的是持續不斷的社會動盪，代表南、北不同地區的政治勢力陷入內鬥。革命爆發後，吉國事態發展與西方的預期不太一致，新政府與俄羅斯的關係似乎比與西方的關係更為融洽。五年不到，又一場革命爆發，總統巴基耶夫被推翻，並引發武裝衝突。這些動盪對吉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負面影響持續至今。

　　總之，“顏色革命”的結果可以用六個字來概括：從“希望”到“失望”。這不僅是這些國家多數民眾的親身感受，甚至也是許多推動“顏色革命”的西方政府和人士的感受，他們對“顏色革命”褪色如此之快深感失望。


　　實踐困境：從“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2010年底開始，西亞北非阿拉伯國家發生一系列以“民主”為號召的反政府運動，波及突尼斯、利比亞、也門、埃及等國，多國政權被推翻。這場政權更迭潮被西方媒體稱為“阿拉伯之春”，它們高呼“一個新中東即將誕生”。但僅僅過去兩年多時間，“阿拉伯之春”已變成“阿拉伯之冬”：利比亞內戰後，各部落擁兵自重，整個國家陷入了失控狀態；突尼斯經濟受到重創，國內世俗化和伊斯蘭化勢力持續鬥爭；也門經歷了部落間戰爭、教派間（遜尼派和什葉派）戰爭、政府軍與“基地”組織的戰爭，不排除還可能爆發南部獨立戰爭。

　　作為中東地區大國，埃及跌宕起伏的經歷更引人注目。2011年初反政府示威浪潮使長期執政的穆巴拉克總統下台。2012年大選，穆斯林兄弟會穆爾西上台，但世俗派與伊斯蘭派的爭執沒有因舉行選舉而減少，恰恰相反，兩大派矛盾不斷加劇，雙方均不願意妥協。政權更迭帶來的持續動盪，重創埃及經濟，不僅資本外逃，企業關閉，工業生產嚴重下滑，而且物價飛漲，犯罪率飆升。2013年7月，軍隊廢黜了民選的穆爾西總統，導致新的混亂和動盪，世俗派和伊斯蘭派鬥爭愈演愈烈，爆發大規模流血衝突，前景不容樂觀。

　　綜上所述，“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國家，都經歷了政治混亂、社會動盪、經濟凋敝。其實，這種從“希望”到“失望”的過程是可以預期的。首先，西方“普世價值”模式根本解決不了這些國家的深層次問題：既解決不了前蘇聯國家的民族矛盾、地區矛盾和經濟困境，也解決不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口爆炸、貧窮和經濟結構問題。推動“普世價值”模式反而使這些國家陷入動盪，使原本就分裂的社會更加分裂，使它們面臨的各種問題擴大化、複雜化和持久化。

　　其次，國家是一個包含了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的有機體，“普世價值”導向的政治變革，最多只能觸及這個有機體政治層面的某些變革，另外兩個層面的改變則難以實現，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在世界各地推行的“普世價值”模式，最終都“水土不服”，一個接一個失敗。

　　第三，國際政治實踐表明：在一個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會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共識，並在此基礎之上推動符合民情國情的政治變革，而是把解決一切問題的希望都寄託於所謂“普世價值”和“民主化”，則其成功的概率為零。這種單向度的政治變革只會使民眾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而政府永遠滿足不了這些期望，結果期望轉變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壞力的失望，從而使社會陷入動盪，經濟走向凋敝，甚至整個國家都可能走向解體，最後只能靠西方大國來收拾殘局。這大概也是這些西方國家本來的意圖，而且它們會繼續以支持“普世價值”為名，拉一派，打一派，使這些國家陷入持續的內鬥，最終整個國家只能成為它們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

　　好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探索出自己的成功之路。我們可以自信地審視所謂的“普世價值”帶來的各種問題和困境，這將有助於我們更加堅定地走自己的成功之路，同時我們也為那些因迷信“普世價值”而陷入動盪的國家和人民祈福，衷心期待他們在經歷了嚴重挫折之後，汲取教訓，大膽探索，最終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發展道路，實現國家繁榮和人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