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蘇振華的三次不尋常婚姻        

       本文系蘇振華上將之女所寫，全文如下：

我的家，是一個“平常而又不平常”的家，隨着我講的故事，請您慢慢地回味吧。
   提起家庭、婚姻、愛情、真情，在我們這個家庭里，有着許多無人知曉而被誤傳了幾十年的故事。
    我的父親蘇振華去世前，曾任軍委海軍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1954年，父親從貴州省委書記調任海軍副政委，從此，他把畢生的心血都撒給了祖國的海疆。
 他對黨的事業，兢兢業業；從不叫苦和累；心裡時刻裝的就是廣大官兵和群眾，此外，湖南人特有的良好家風，讓他對家人也是由衷的深情和付出。                       

     四十六年前，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的家庭和親人都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洗禮。   

1967年1月19日，海軍一些院校學生在李作鵬等海軍別有用心人的操縱下，衝進我家綁架了我的父親蘇振華，他從一個令人敬仰的高級將領，一夜間成了十惡 不赦的三反分子。羅列的無數罪行中，社會上流傳最廣，最令人津津樂道、遭人唾罵的就是：他拋棄糟糠之妻，娶了一個比他小二十幾歲的漂亮小老婆，就是歌劇 《紅珊瑚》裡的珊妹。這個傳說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深信不疑，而事實又是怎樣呢？
     1972年，經黨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父親又重回海軍，恢復了領導職務。然而蒙冤六年的父親並未準備為自己討回清白，而是堅信清白是不用洗刷的。他的婚姻不 僅驚動了毛主席，而且小平同志也在老幹部中多次對父親和繼母陸迪倫的患難真情連連誇獎。許多老同志對我們這個“複雜”家庭的和睦感嘆不已。
     父親一生總共有過三次婚姻，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都不是一帆風順。
     父親參加革命前家境貧寒，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靠給地主作長工為生。我奶奶便收養了一個叫“嬌妹子”的窮姑娘，打算給父親當媳婦。1928年，父親參 加了革命，為了躲避國民黨的抓捕，父親不能再待在家裡。離家前，奶奶為能留下一條根，給他們圓房成了親，那時候父親只有16歲。十個月後，嬌妹子生下一個 男孩，也就是我哥哥，起名蘇桂璋，但她自己不幸難產身亡。奶奶在老家帶着哥哥，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到十幾歲。解放後，我媽媽把哥哥接到貴州，送他上學，培養 成人，安排工作，最後他成為國企幹部，也組建了自己幸福家庭。                  

我母親孟瑋是父親的第二任夫人。和父親是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認識的。她是河南南陽師範的高才生之一，1937年，她和其他愛國熱血青年一樣，追求進步，為 了抗日，滿懷革命激情奔赴延安，那時，她剛滿17歲就開始了追求理想的生涯。母親到達延安後，在抗日軍政大學女生隊學習革命理論。1938年下半年，父親 在抗大一大隊任大隊長，和政委胡耀邦一起組織學員學習。
     母親的在眾多女學員中引起了父親的注意，母親聰明好學，能歌善舞，又活潑好動，父親對她很有好感。那時，因戰爭環境艱苦，嚴格規定男同志必須 有5年黨齡、7年軍齡、滿28歲、已是團級幹部才允許結婚，父親夠了條件。周圍的同志都動員母親與父親結合。父親比母親大九歲，是個地道的工農幹部，文化 水平不高。而母親是個多才多藝、情感豐富的知識分子。剛開始，母親沒有思想準備，沒有完全接受，但周圍同志的積極撮合，加上父親對她的關心和愛護，她漸漸 服從了組織安排，接受了父親，最終他們結婚了。
     在那動盪不定的戰爭環境裡，父母親相互支撐，共同度過了各種艱難困苦，那時候，性格的差異沒有影響到他們的感情和生活。
     1942年，他們有了愛情的結晶－母親生下了我姐姐。然而，極其艱難的生活條件，加上母親年輕，沒有養育孩子的經驗，這個小生命夭折了。當父 親從戰場上回來看望自己的愛女時，只見到一座小小的墳頭。聽媽媽說，那時父親已30歲，是個兒女心很重的漢子，沒親眼見到自己的親骨肉，他心中不甘，跑到 墳地扒開小墳，從棺材裡抱起女兒，這個有淚不輕彈的男人，流下了傷心的淚水。
     又過了一年，母親懷上了我。那個階段，正是我軍最艱苦的時期，1944年11月，在部隊撤退行軍中，母親早產了。她不得不在老鄉的柴草房裡自己接生。初冬 的山東，寒氣襲人，媽媽自己咬斷臍帶，用鹽水消消毒，拿起洗臉毛巾把我一包，放到懷裡，然後就請老鄉用小車推着她追趕部隊去了。後來媽媽回憶這段經歷時， 說我是早產兒，出生時又凍了一下，不停地拉肚子，她的胸前常常是臭烘烘的。母親營養不良，沒奶水，使得我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剛生下來，只有老鼠那麼長， 快一歲時，連腦袋都直不起來。這奄奄一息的狀態，周圍許多同志都認為活不了了。當時縱隊司令員楊得志同志看我母親抱着個“死孩子”，行軍又辛苦，曾勸爸爸 媽媽把我扔掉。然而，第一個孩子的夭折使父母更加珍惜第二個孩子，他們始終不肯放棄我，而是用小米糊糊一口一口餵我，終於把我從死神手裡搶了回來。
     在那艱苦歲月里，母親還經常幫助父親學習文化。我懂事後，就不止一次聽她說：“你爸爸學習很刻苦，教他一個字，他就不停的練。行軍時，他在前面人的背包上練，休息時，他把地面當紙，樹枝當筆寫了又寫。”語氣中透出欽佩和欣賞，也要求我向父親學習，好好讀書。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父親首任貴州省第一任省委書記，我們全家都到了貴州，家裡又添了一個妹妹和兩個弟弟，媽媽還把大哥從湖南老家接來上學，一家開始過起相對安定的生活。
 母親在戰鬥中頭部曾受過傷，而且自小性格倔犟好勝。天天的相處，父母之間的性格差異開始顯現出來，他們爭吵逐漸增多。
      剛解放的貴陽市百廢待興，繁重的工作使父親很晚才回家，母親是個情感很豐富的人，不免對父親產生意見，認為對她感情疏遠了；另一方面，要強的母親覺得自己生孩子多，照顧孩子耽誤了工作，埋怨父親使她進步慢了。
     1957年後，母親的腦子開始出現幻覺，脾氣也越來越暴躁。那時，我們已有7個兄弟姐妹，最小的弟弟只有三歲，父親為了家庭和諧和子女的幸 福，總是處處忍讓，更加細微地呵護她。母親任商業部計劃處處長，工作單位在城西，而家在東城的禮士胡同，為了母親的身體和安全，父親就讓司機到單位接她。 但母親不願享受父親的待遇，不肯搞特殊，每每總是拒絕，倔犟地自己乘電車回家。為此，父親常常抱着最小的弟弟，讓四歲和五歲的弟妹拉着他的衣角，而我和大 弟跟在身後，全家一起到車站接她，盡力讓這家庭的溫暖，使她回心轉意。
 然而，倔犟的母親不以為動。1957年，母親藉口說，她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初戀男友，而且男友終身未娶在等她，她提出了離婚並很快起草了一份離婚報告，開始離家出走，住在單位的宿舍里。爸爸為了孩子，也考慮到社會影響，一直把媽媽的離婚報告壓下來，沒有簽字。
     我那時已經十三歲，曾經問媽媽為什麼一定要和爸爸分手，她的理由很簡單：“我給你做的花裙子，你不喜歡，就堅決不穿。一個道理，我和你爸爸是 組織包辦的婚姻，我不喜歡的人，和不來！”對他們的關係，許多老首長、老阿姨非常關心，不少人常來作工作，希望他們和好。她的親姐姐——我的大姨多次耐心 勸解，她始終沒有改變的意思。
     1958年，為了海軍的發展，引進蘇聯先進的技術裝備，父親作為談判代表團團長出使蘇聯。回國後，聽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他出國期間，兩個弟弟生病，母親也沒有回來照看過孩子。他意識到，他們的感情不和已累及到孩子們，他的心徹底涼了，在分居三年後，只好在離婚協議上簽了字
    母親離開後，父親帶着6個孩子，又當爹又當媽。夏天，下班回來，要給下面的四個小的孩子洗澡；天熱的時候，我們兄弟姐妹6人睡一排，他就把電 扇放在合適的位置為我們吹涼；1959年，國慶節晚上，我們到天安門觀看煙火。我和大弟弟走在父親身邊，父親懷抱着四弟，手牽着妹妹，另外兩個弟弟拉着他 的衣角。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親眼目睹了父親拖兒帶女的情景，當她與毛主席談到此事時，毛主席考慮到工作和孩子，曾說過：“讓他放肆找一個！”
     在這場家庭危機中，父親再次表現了男人“舉起千斤，放下四兩”的寬闊胸懷，他關心孩子，諒解愛人，同時仍然把心思集中在海軍的建設上。那時， 他開始專心帶領海軍一班人馬研製我國第一艘核潛艇。現在回想起來，父親六十七歲就匆匆辭世，過早離開了我們，帶着無限的遺憾離開了他熱愛的事業，離開了他 依依不捨的廣大海軍官兵，就是和他內外操勞過度，身心憔悴有很大的關係。
     父母的婚姻危機，許多老同志都耳聞目睹，家庭的困境也引起了海軍領導機關和老戰友們的關心。
     1959年秋天，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在大連召開，海政文工團也在那裡為部隊演出。當時的海軍副政委方強同志找到了文工團的舞蹈演員陸迪倫，向她 介紹了我父親的情況，並介紹父親和陸阿姨見面。陸阿姨當時只有25歲，她性格堅強，要求進步，是文工團里的優秀舞蹈演員（不是歌劇《紅珊瑚》珊妹的演員蔣 曉軍）。，她也在海軍工作，對父親有所了解，也有過接觸，對父親的印象很好。用她自己的話說，她要求進步，不希望犯政治錯誤，希望找一個可靠的男人倚靠， 對父親她十分信任，於是，對組織的安排她表示服從，他們開始有了進一步的往來接觸。
     然而，好事多磨。父親和陸阿姨的婚姻受到方方面面的爭議和阻力。首先，父親47歲，陸阿姨25歲，懸殊的年齡在我們這個傳統思維的社會是無法 得到多數人認可的，可想而知，外界的非議給父親和阿姨壓力會多麼大。父親的秘書喬崖同志從18歲起就在父親身邊工作，他們關係十分融洽，無話不說，他就首 先表示反對。出於對父親的愛護，就直諫父親，希望他找一個年紀大一點的女幹部，“以免對工作和首長的影響都不好！也為了更好地照顧孩子！”，父親沒有接受 他的建議，他又找父親所在的黨支部，請他們在會議上提醒父親考慮後果；陸阿姨的哥哥、妹妹對這樁親事也都持反對態度，不希望阿姨為一個有七個孩子的老男人 犧牲自己的青春。
     我們子女的反對態度就更明顯了。之前，我和陸阿姨常接觸，也很喜歡她。我喜歡跳舞，她常到我就讀的師大女附中教我們跳《馬車舞》、《織網姑娘》等舞蹈。她 和父親來往後，我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變化。我想，母親雖與父親離婚，但她健在，我無法接受一個新人到我家來；而且，她那麼年輕漂亮，我不能忍受外界的 指指點點，從此，只要見到她到我家，我就會站在樓梯口，不讓她上樓，我這無禮的舉動，常常被父親的孫秘書拉走，並苦口婆心地勸我要理解和愛護父親。社會上 非議就更多了：見軍內有些喜新厭舊婚變的故事，按照傳統的思維和推理，說父親喜新厭舊，陸阿姨貪圖權勢和財產……。
     然而，離婚給父親造成的傷害，使他對愛充滿了渴望，陸阿姨對父親的同情和信任，使老天安排的這段忘年戀，常人無法理解的真愛，還是在1960年春天結了果。
      1960年初，春意盎然，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廣州召開。會議最大的花絮是賀龍同志主持的一個簡單而熱鬧的婚禮，父親和陸阿姨的結合得到了老帥和將軍們的認可。
     婚禮上短暫的幸福感，很快變成了無奈。父親和陸阿姨回到北京家裡，迎接他們的不是祝福，而是我們子女憂傷和冷漠的眼神。當秘書把裝喜糖的盒子給我時，我生 氣的大叫道：“我才不吃你們的臭糖！”，說着使勁把糖盒摔到地下，糖也灑落了一地。弟弟妹妹還惡作劇：把一幅俄羅斯的名畫《不相稱的婚姻》掛在家裡，畫面 是一個年老的俄羅斯伯爵和一個年輕的姑娘的的婚禮，妹妹故意讓父親發表觀感。父親身邊的工作人員氣得把妹妹拉走，大聲責問：“你們這是幹什麼？你們不要再 傷害你爸爸！你媽媽離開，責任不在他！”
    面對子女的不理解，父親和陸阿姨從沒有指責和抱怨過我們，只是默默地忍受，同時用他（她）的愛和家庭責任感融化着堅冰。
     1960年前後，國家遇到了天災人禍，人民生活都很困難。我家雖是高幹家庭，但在那個時期，也過着清苦的日子。家裡每月只配給兩斤大米，給工 作繁重的父親。孩子們和大院的工作人員吃的都是地瓜面和菜葉。每次吃飯時，父親都把小小的一碗米飯，餵給只有幾歲的小弟弟。家裡孩子多，沒有布料，弟弟們 的床單，都是陸阿姨用一塊塊碎布拼接縫製的。
     當時父親的工資三百多元，雖然已是不少，但是家裡有9個孩子，還有老家的親戚需要接濟，依然是捉襟見肘。另外家裡經常有領導幹部來談工作，有的時候工作會議就在家裡開，需要準備工作餐和香煙、茶水等，也都是家裡負擔。
     陸阿姨到我們這個家，不僅要面對我們的冷落，還要極其勤儉，用節省的錢照顧幾個未成年的孩子們生活。我們從沒有聽到過她的埋怨和呵斥，相反的，對我們的合 理要求積極想辦法支持。那時候我愛拉手風琴，爸爸為我買了琴，陸阿姨為我請來文工團專拉手風琴的李春廷叔叔作我的老師……
    父親是個孝子，他每次接奶奶來時，再忙也常給奶奶端茶倒水，有時還會跪下給奶奶試穿新鞋。他尊老愛幼的品德也影響着我們，儘管我們有自己的想法，但為了爸爸，看看陸阿姨也很不錯，我們也就慢慢適應起來。不再與爸爸和陸阿姨為難，也從不和他們爭吵，日子過得還算平靜。 
     1961年後，陸阿姨先後生了兩個小弟弟陸一和陸二，這增加了家庭的歡樂。陸阿姨對這兩個小弟弟並沒有特別的寵愛，穿的都是我們穿過的舊衣 服，吃的、用的和我們都一樣。我們幾個大孩子也很喜歡這兩個可愛的小弟弟。，我妹妹對他倆格外疼愛，成了小弟弟的“特護”，每天帶他們玩，他們也“二姐、 二姐”親親切切的叫個不停。外人看不出我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陸一弟弟很聰明，我記得他兩歲時，就會背許多詩詞，我們常常把他抱到客廳的窗台上，把窗 台當舞台，窗簾當大幕，我們報幕，他就咿咿呀呀的表演一首首詩詞，我們笑的前仰後合。1963年8月，我考上了解放軍外語學院，出發那天，小弟弟陸一吵着 鬧着要跟我走，我假意說：“你趕快收拾東西，我帶你走！”他就急急忙忙拿起一個小箱子，裝上東西，就要走，我打開箱子一看，全是小帽子，我和家人笑得眼淚 都要出來了。那天照得一張可愛的照片，現在都放大了掛在陸阿姨的客廳里，成了家中的珍品。爸爸和陸阿姨對我們平和的愛，我們對她生的小弟弟的同胞之情，使 我們之間逐漸融洽起來，家庭也有了更多的歡樂。
      而使我們的心真正走到一起，是文革這場暴風驟雨，此後，彩虹才真正常掛到了我們家庭每個成員的心上。
     1967年1月16日夜，造反派抄了我們家，半夜父親就被綁架走了，陸阿姨也不知去向，那天早上還不到六點，天黑朦朦的，我不得不把5歲的弟弟陸一送到幼 兒園，園裡阿姨沒上班，一個人也沒有，我怕他出事，就反覆叮嚀他，千萬不要亂走，一定要等幼兒園阿姨到來。當時，我們學院的造反派聞訊我在北京，已經追到 幼兒園，立刻把我揪回學院批鬥。看着孤零零坐在空蕩蕩房間的小弟弟，離開時，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淚。
 我的同母弟妹也都被逐出海軍大院，到北京農業大學母親那裡。不久，農業大學遷址陝北，母親被定為走資派，押解到陝北清泉溝大山里。大弟弟在黨 校被康生打成反革命，下放到唐山燒鍋爐；妹妹和二弟發配到雲南紅河瑪蝗堡當了割膠工；三弟、四弟被海軍安排到天津草砣子農場，一個做醬油，一個養馬；父 親、陸阿姨和兩個小弟弟音信全無。一家人妻離子散，天各一方。
     1970年底，我被處理復員，從浙江衢縣回到北京市，在第二醫院改行成了醫生。除偶爾有弟妹的消息外，父親、陸阿姨、兩個小弟弟以及我母親始終音信全無。
     1971年，“9.13”事件後，林彪、四人幫集團先後被粉碎，全國形勢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北京傳聞父親可能會被解放，但耳聽為虛，我只能在深切的盼望中耐心等待。
     1972年2月2日清晨，我在醫院剛下夜班，突然接到一個電話。當我聽到聲音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懷疑自己在作夢——那是陸阿姨的聲音。她說父親 和她、還有兩個小弟弟剛剛回到了北京，但仍被專案組看管，暫時安排在阜外友誼裏海軍干休所一所小房子裡，早餐還沒吃。我聽到後，渾身都在顫抖，眼淚也下來 了，說不出心裡是喜還是酸，我慌忙地脫下白大褂，抓起飯盒跑到西單的包子鋪，買了滿滿一盒熱騰騰的包子，用毛圍巾裹的嚴嚴的，趕往友誼里。
     看到父親時，見他消瘦了許多，鬍子拉茬的，穿着舊的海軍灰軍裝，上面還有陳舊的暗紅血跡，陸阿姨也是滿臉滄桑，兩個小弟弟的穿着就象農村孩子。我哽咽着說不出話，只是顫抖着讓他們趕快吃包子。
     父親淚流滿面，我安慰着他，勸他先吃東西。我看專案組的人緊盯着我們，又使眼色，讓小弟弟故意在外面打鬧，把專案組的人引了出去，然後悄聲告訴父親：“林 彪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了。”父親無心吃東西，只是凝重地扶着桌子，一拳砸在桌面上，低聲感嘆着：“馬克思在天之靈啊！”
     幾天后，父親被送到北京阜外醫院，床頭掛的是參軍前的小名－“蘇七生”，專案組仍然隱瞞父親將被解放的消息。
     1972年3月5日，毛主席在父親1971年12月13日的申訴信上批示：此人可以解放了。如果海軍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陸軍（或在地方）讓他作一些工作。可否，請中央酌定。請汪（指汪東興）印發各同志。
     3月7日深夜，海軍司令蕭勁光到阜外醫院，向父親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
     17日父親轉院到301解放軍總醫院，對他的監護徹底解除。我們一家人才真正輕鬆地歡聚一起了。
     我們幾天幾夜地談着分別後的遭遇，劫後重生才真正嘗到了生活的全部酸甜苦辣！

  父親復出後，劫後餘生的一家人到天安門特地照了個合家歡
     受父親牽連的身邊工作人員，也陸續回來相聚，我們涕淚不斷，述說着令人驚魂不定的故事和沁人肺腑的思念之情。那一個個故事，使我們進一步了解了了陸阿姨：
     1969年晚秋，一個寒風瑟瑟的夜晚，分別關押了兩年的父親和陸阿姨、兩個小弟弟第一次見面，他們被一起武裝押上火車，送往湖南零陵的冷水灘勞改農場。分 別近三年的陸阿姨一面關心父親的身體狀況，也深深理解他對孩子們的掛念，她把一解除關押，就打聽到的每個孩子下落，說給父親並安慰他：“承業、承德他們幾 個孩子都好，你放心！”
     零陵冷水灘的勞改，他們又開始了新的磨難。李作鵬等人對父親的殘酷迫害，令人髮指，實施了“既要觸及靈魂，也要觸及皮肉的”的無情打擊。父親已經58歲， 長年征戰使得他到處是傷痛，而專案組還強迫他肩挑力所不及的大糞桶澆地，每逢此時，陸阿姨就搶過去，讓父親舀，她自己挑；父親拉車，她就在後面幫着 推……。
 在冷水灘的生活條件十分艱難，但再苦，他們也沒有情緒低沉。父親憑着他多年的革命經歷，知道革命一定會有曲折，但他們堅信真理一定會勝利，光 明一定會到來。父親對陸阿姨說過：“只要給我機會，就是死一百次，也要為黨作點事情！”陸阿姨同情這位親人加老首長，但她只能苦笑笑，為了父親的願望實 現，她用自己的柔肩鐵骨默默地更細心照顧老人。專案組不許父親與外界聯繫，陸阿姨就把拉煤、買菜做飯等家務全包下。父親身體非常虛弱，為了給父親補養身 體，她不顧專案組阻撓，養了雞，用雞蛋、雞湯維持着父親和一家人的健康。專案組逼她和父親離婚，遭到她嚴辭拒絕；她還讓父親悄悄給毛主席寫信反映真實情 況，提出申訴，並想盡辦法找人把信送上去。幾經周折，努力終於有了結果，毛主席的批示，使父親重回了工作崗位。
      一家人再次歡聚在一起，我們幾天幾夜地談着分別後的遭遇，父親和陸阿姨把那段不堪回首的勞改生活稱作“幸福時光”，因為再苦再累，他們能在一 起，他們心中有“愛”。陸阿姨的堅貞不屈，對父親的愛，是父親能在六年殘酷的折磨下倖存下來的精神支柱；她超乎常人的表現，掃除了世俗的偏見，使原來誤解 她的人們刮目相看；她向世人展示了世上的真愛－愛，不是追求地位權勢，不是貪圖金錢富貴，而是對一個有着優秀品德和個人品格魅力的異性發自內心的摯愛，是 為了真愛而能作出無悔的犧牲！一個個故事讓我們深深感動、震撼！我們所有的孩子對她充滿了敬意和感激。鄧小平同志知道後，也在不少老同志中大加讚揚。這場 劫難，使我們一家人真正品嘗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我們的心境開始變得開闊，更深刻體會到“親情”是任何權利和金錢無法換來的珍品，我們一家人從此相親相愛， 其樂融融。父親形象地把我們叫做“合作社”，而“合作社”的社長就是老爸。此後，我們一家人相親相愛，其樂融融。
     還有一件事永久留在我的記憶中。我是家裡老大，1972年，我已28歲，在父親受審期間，我在患難中結下了一段可貴的姻緣，對象是一位農民子弟，當我忐忑 不安地把這門不當戶不對的情況告訴父親時，父親竟高興地說：“這就對了，門當戶對！我就出身農民，只要你們能幸福，我和陸阿姨就祝福你們！”。1973年 10月我結婚回到北京，爸爸還親自給我們舉行了儀式，請他的老戰友到我家吃了一頓狗肉席，買喜糖發給左鄰右舍的朋友。同時，父親和陸阿姨準備了結婚嫁妝， 沒想到她和父親被看押着還惦記着我的婚事，想着給我準備結婚的禮物。不僅給我買了床上用品、臉盆等，還送給我一對桃紅襯裡、白色鈎花的漂亮枕套。陸阿姨 說，那是在冷水灘時想到我年齡不小了，可能要結婚了，就讓小弟弟買來一軸棉線，學着一針一針自己鈎的，這對珍貴的枕套，我們用了多年，到兒子上幼兒園時還 在用。後來，枕套破了，我用線修補好，珍藏起來作永久的紀念。
     然而父親在過世前，還是隱隱有一絲憂慮：如果他不在了，我們這個“合作社”還能辦下去嗎？
     1979年2月7日，剛復出工作沒幾年的父親，身體嚴重透支，突發心肌梗塞，倒在了工作崗位上。父親去世後，醫生告訴我們，經醫院檢查發現，父親的左心室 前壁破裂1.7厘米，完全是操勞過度所致！聽到這個消息，我被驚呆了：父親為了祖國的海軍建設、為了我們這個家，真是操碎了心啊！
     父親的突然去世，給我們家庭又帶來了新的打擊和震動。那時陸阿姨才43歲，幾個大一點的孩子工作生活也剛剛穩定。當時，有些高幹家庭，首長去 世後，親人間為了財產反目的事例不少。老蘇家會怎麼樣？三個妻子生下的九個孩子，到底會鬧成怎樣？所有的眼睛都在關注着。父親去世前，就隱隱有些擔心，如 果他不在了，我們這個“合作社”還能辦下去嗎？但經過洗禮的一家人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陸阿姨時時掛在嘴上的就是一句話：“這個合作社一定要辦下去！”受 到父親良好家教的我們幾個大孩子態度也很明確，我們對陸阿姨說：“父親不在了，您就是我們這個合作社社長，我們支持您！”我們還表示決不會隨便拿走家中一 根火柴！父親的幾千元遺產，都是由陸阿姨很公平地給子女和老家窮困的親戚，而她只留下火化時父親脖子上掉下來的一顆未取出的子彈頭和幾件衣服。

    在陸阿姨的帶領下，我們這個和諧幸福的“合作社”依然繼續辦了下來。父親生前就不讓子女躺在他的功勞簿上享受特殊照顧。這養成了我們獨立自主的好習慣。弟 弟陸一，雖有些調皮，但他十分好學和聰慧。在炎熱的夏天，他汗流浹背仍堅持赤膊背記英語詞典。這為他出色的英語水平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後來，陸一大學畢業 到華遠旅行社工作，就能用英語說地道的美國俚語、笑話，受到國外遊客的喜愛。
    父親去世31年，我們兄弟姐妹都是通過自己的拼搏，在自己平凡的崗位上干出了一番成績，並各自成家立業。我成為空軍技術二局的副譯審、空軍大校，大弟承德 在美國成為金禾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二弟柏楠成為北京東方靈克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妹妹燕燕成了軍事醫學科學院307醫院的醫生，轉業後，克服種種困難，創 辦了自己的公司。三弟成為國家海洋局的幹部，四弟在香港也成功創業，小弟弟陸一、陸二則陸續到海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