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 雍正皇帝因曾靜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義覺迷錄》一書。全書共四卷，由雍正皇帝欽定編纂，內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諭、審訊詞和曾靜口供四十七篇、張熙等 口供兩篇，後附曾靜《歸仁說》一篇，目的是為了“教育”有反清復明思想的漢族知識分子。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與平民囚犯進行大辯論的書，也是 史上泄漏宮廷內幕、隱秘最多的一部御製國書。

《大義覺迷錄》的刊行，緣於湖南的曾靜投書案。

曾靜其人，性迂闊，喜談道學，有反清思想，是清代很有名的書生“革命家”。他生於1679年，卒於1741年，湖南永興鯉魚塘鎮人。幼年喪父，母親把他拉扯大，家境十分貧寒，他曾醉心於功名但屢試不第，於是斷了科舉入仕之念，在鄉村閉門授徒，經常向學生們散布反清言論。

雍正五年，曾靜在省城讀到了清初傑出思想家、詩人和時政評論家呂留良的文章，對“其中雖有數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間”的詩句，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呂留良有皇帝之才，無皇帝之命。

出於仰慕之情，曾靜派得意門生張熙去浙江拜謁呂留良，但當時呂留良已去世四十餘年了。呂留良的兒子呂毅中交給張熙其父的一批著作，有日記纂一本，詩集一本，日記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詩稿一束等。不虛此行的張熙把這些著作帶回後，曾靜如獲至寶大喜過望。

靜下心來仔細研究了“革命導師”呂留良的這些文集後，曾靜更加堅定了自己反清的政治主張，他先後寫了《知新錄》、《知幾錄》兩本書。在《知新錄》裡，他大 膽放言：“如今八十餘年沒有君，不得不遍歷城中，尋出個聰明睿智人出來做主……”；“中原陸沉，夷狄乘虛，竊據神器，乾坤翻復”；“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 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又稱：“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子做；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如今卻被豪強所 壽。”他還集中列舉出雍正皇帝的“十大罪行”，即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控等，說雍正皇帝是歷史上少見的暴君。

曾靜以“華夷之分”理論入手排滿，並四處宣傳，鼓勵群眾團結起來反抗滿族統治，光復漢業，儼然一位“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啟蒙思想家。

雍正六年，曾靜聽說川陝總督岳鍾琪兩次要求進京覲見，卻被皇帝拒絕，認為岳鍾琪是岳飛的後代，而岳飛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殺的，所以岳家與滿族有世仇。曾靜 便派學生張熙帶着他的書信到西安去找岳鍾琪，策動起兵反清。曾靜的書信中對雍正帝極盡責罵之詞；又以岳飛抗金的事跡激勵為作為岳飛後裔的岳鍾琪，勸他掉轉 槍頭指向金人的後裔滿洲人，為宋、明二朝復仇。

岳鍾琪是岳飛的二十一世孫，出身於武將世家，祖父岳鎮邦曾任左都督、紹興總兵，岳鍾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亂時立下戰功而升為四川提督，隨後又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率軍隨同年羹堯大將軍入青海平定羅卜藏丹津的叛亂，由於戰功卓著，加之年大將軍因為飛揚跋扈被雍正整肅，結果岳鍾琪接任了年羹堯的川陝總督位置，一時間可謂是聖眷正濃，春風得意。

但是，川陝總督這個位置一向為滿族權貴子弟所壟斷，岳鍾琪雖說是漢軍八旗出身，但依舊被人嫉妒中傷，一些人躲在暗處給雍正偷打小報告，說岳鍾琪存有反心。據雍正後來說的，足足有一籮筐之多。這些猜疑和誹謗，並非都是空穴來風。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有個叫盧漢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爺帶川陝兵造反了，西城門外開有黑店，要殺人！”弄得當時謠言四起，人心惶惶。當然，這個盧漢民後來很快被抓住，經嚴格鑑定，此人是精神病患者，有關部門最後將之從速處死了事。

“盧漢民事件”發生後，岳鍾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辭職，但雍正對此頗不以為然，他不但沒有責怪岳鍾琪，反讓岳鍾琪繼續“鼓勵精神，協贊朕躬，造無窮之福，以遺子孫！”

聖上如此寬厚待己，岳鍾琪自然是感激涕零，對清廷忠心不二，根本無意造反，反而一直想尋找機會報答皇上。這次張熙來勸岳鍾琪謀反，給岳鍾琪一個向皇帝效忠 盡力的好機會，由於事情重大，岳鍾琪派人將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報雍正，請求如何處理。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諭旨中不無惱怒地說，“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 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嚴加審訊。雍正還主動建議說，不要採用原先那種簡單粗暴的刑訊逼供，而要想個引蛇出洞的法子進行誘供，定要把這事查個水落石出。

於是，岳鍾琪按照雍正的密旨，開始秘密審問張熙。張熙倒還有點骨氣，打死我也不說。岳鍾琪使了個詭計，假稱前面是試探他，還和他歃血為盟，岳鍾琪見張熙已 經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順勢說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於自己身邊沒有諸葛亮、劉伯溫這樣的謀士，一時也無從動手。張熙聽後，就上當了，便說自己的老師曾靜英明 睿智，必定能擔此重任。不僅如此，張熙還得意地告訴岳鍾琪，他們在湖廣、江西、兩廣、雲貴六省都已發動了群眾，“一呼可定”，反清事業定然成功。

此時，岳鍾琪方知曾靜是幕後指使人。岳鍾琪獲得真實情況，馬上向雍正作了奏報。由於張熙已說出內部情節，曾靜也無法隱瞞實情，交待了他們與浙江呂毅中、呂留良弟子嚴鴻逵等人的聯繫。之後，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欒祿、副都統黨羅海會同湖南巡撫王國棟，聯合拘訊曾靜。

雍正得知曾靜的荒唐之舉是受呂留良的影響後，便對早已去世多年的呂留良恨之入骨。呂留良向以操守自重，不仕清，而是招徒講學，很有名氣。順治時，他參加過 考試，後來歸隱山林。地方官幾次以“山林隱逸”要他出來做官，他都辭謝。呂留良招徒講學，號召人們要堅持漢民族立場，不要為夷狄政權服務。在他的語言和文 字中，從未承認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權。康熙時期，有人推薦呂留良做“博學宏詞”的考選，他也不參加。最後，他終於削髮當了和尚，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病逝。儘管 呂留良隱居山林之中，從事著書立論，但他的排清念明思想和骨氣，以及學識淵博，存留在大江南北，影響了大批後人，

雍正帝將曾靜與死去的呂留良嚴格劃分：“曾靜只譏及朕躬，而呂留良則上誣聖祖皇考之盛德；曾靜之謗訕由於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尤較曾靜為倍甚者也。”

於是，龍顏大怒的雍正帝下了嚴旨：“將大逆呂留良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他書，已經刊刻刷印及鈔錄者，於文到日出示遍諭，勒限一年，盡行焚毀。”

清朝官員一邊在湖南逮捕曾靜、張熙，一邊在浙江迫害呂留良的家人。呂毅中和沈在寬（嚴鴻逵學生）被誅殺，連去世多年的呂葆中（呂留良之子）也遭到掘墓戳屍 的處分。還將呂、嚴兩家直系家族凡十六歲以上的男丁全部處斬，十五歲以下的母妻姐妹不是姦殺，就是發配功臣家為奴，真是慘絕人寰。連刊刻呂留良之“逆書” 的車鼎豐、車鼎賁，都是秋後執行斬首，孔用克、周敬輿私藏禁書，也被“斬監候”。

雍正為讓曾靜、張熙作為活口人證，對之耐心“開導”、軟化，使軟骨頭的曾靜從反清轉而竭力譴責呂留良，吹捧清王朝，並寫出《歸仁說》，從理論上陳述清朝統 治的合法性，要世民“歸仁”於清。曾靜同時為自己誤信了呂留良的邪說表示痛心懺悔，說什麼“該死該剮的罪，儘是呂留良之說所陷”，誤解了英明君主。同時， 又對雍正大肆歌功頌德，什麼“皇上淵衷至仁，天性至孝，發慮至誠，修己至敬，而道德之純熟，學問之深淵，歷練之縝密，處事之精詳，則又一理之渾然”，贊 美：“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備，超越千古”，是“數千年而始生一大聖人”也。

後來，雍正給曾靜以特別優待，不僅沒有責罰，而且還玉食錦衣地將其供養起來。他命令地方官員安排曾靜到湖南觀風整俗使任職，又命奕祿帶他到江寧、杭州、蘇州等各省學府去現身說法，當眾認錯，並為雍正闢謠，宣揚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愛民的各種功德，以消弭全國文人的反清情緒。

通過審訊曾靜，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實隨從，在各地宣揚他用非法手段篡奪皇位的內幕，針對曾靜、呂留良及弟子嚴鴻逵的反清觀點，寫出關於清朝 統治中國的合法性的辯論，並與曾靜的供詞及《歸仁說》，匯編成《大義覺迷錄》四卷頒發天下。這本書的書首為雍正的一篇萬言長諭，其後是訊問曾靜等人在獄中 受審的供詞，最後附上曾靜的《歸仁說》一文。

四卷本《大義覺迷錄》是曾靜的文字獄的歷史記錄，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雍正在曾靜投書案結束後，親自編纂，刊刻成書。

《大義覺迷錄》刊印後，雍正下令頒發全國所有學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不學習者治罪。1730年4月4日，《大義覺迷錄》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冊，分發給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後發送給各省高級官員，各省督撫還收到一套作為其所在省的印書館的範本，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分發給本省的大量的低級官員，後者繼續傳遞給縣鎮內的讀書人。

疆域遼闊的大清國中，大多數人並不識字。雍正皇帝選取了才學與道德都值得他信賴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講《大義覺迷錄》的宗旨。這些長期埋首於儒學經典與權 力鬥爭中的京城官員，穿越還算繁華的市鎮，走到人煙稀少的鄉村。在所到之處，他們建立起一座座臨時“龍亭”，焚燒香料，在努力營造的莊嚴氣氛中，大聲宣講 授《大義覺迷錄》。據記載，當時在蘭州的一場講授中，宣講者是鄭禪寶，大約有一萬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誠的聽講，在理應人煙稀少的酒泉，則有兩萬人 加入了聽眾的隊伍。全國的其他各地，也是書聲琅琅，對《大義覺迷錄》的宣講不絕於耳。

雍正十年，轟動一時的曾靜投書案以嚴懲允祀的追隨者及呂留良後人，寬釋曾靜、張熙而告終。雍正說：“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賞一人，不以私怒而罰一人。”並下令說：“曾靜系朕特赦之人。”釋放曾靜時，雍正皇帝還說：“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

然後，雍正的繼承者乾隆卻和雍正對此事的看法不一樣，甚至是背道而馳。雍正死後，新君乾隆登基僅僅四十三天，就將曾靜、張熙處以磔刑，並嚴令收繳和銷毀 《大義覺迷錄》，列為禁品。若是民間有人私藏或閱讀此書者，一律處死。從此《大義覺迷錄》成為絕世罕見的一部皇帝撰寫的御製國書，湮沒二百多年不見天日， 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大義覺迷錄》今存雍正年間內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緒末年香港仁社書局鉛印本，解放後中華書局有排印本。

乾隆之所以與雍正處置曾靜謀反案大相徑庭，有他周密的考慮。他在青年時代目睹了這場文字案 的前前後後，他清楚認識到：父王想將誹謗公布天下，以獲清白，卻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對曾靜謀反案和呂留良文字獄案的公開審訊和批判，實際是把父王自己 推上審判台；雍正的“華夷之別”的新釋、十大罪狀的自我辯解、皇宮中的秘聞醜事泄露、皇子間爾虞我詐、文武大臣間明槍暗箭等等，統統詳細地記錄於《大義覺 迷錄》一書中，損害了萬乘之尊皇帝的形象，暴露了國祚和宮廷的絕密，起到反宣傳作用，根本達不到使臣民“覺迷”的目的，只能更增強人們的反清排滿情緒，對 清朝統治極為不利。因此必須徹底剪除禁錮異端思想的蔓延，肅清其流毒。同時留着這兩個彌天重犯”當“反面教員”，更難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乾脆一殺 了之。（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