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後有過四個妻子，按當時的說法，就是一個皇后，一個妃，兩個貴人。如果從實質上說，她們誰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沒有一個妻子，我有的只是擺設，為了解決不同問題的擺設。雖然她們每人的具體遭遇不同，她們都是同一個制度的犧牲品。

　　在很長時期內受到我冷淡以及惱恨的婉容，她的經歷也許是最使現代新中國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時就被決定了後來的命運，也是從一結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場。我後來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時能像文繡那樣和我離了婚，很可能不會有那樣的結局。當然，她畢竟和文繡不同。文繡的思想里，有一個比封建的身分和禮教更被看重的東西，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個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她更看重了“皇后”的身分，她寧願做個掛名的妻子，也不肯丟掉“皇后”的身分。即使她忽然想開了，也起了離婚的念頭，她的處境也和文繡不同，文繡從親友中還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親、兄長、師傅都不但不會支持她，恐怕還要加以阻難，甚至是加以壓力。

　　自從她把文繡擠走了，我對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說話，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我沒有從她嘴裡聽她說過自己的心情，苦悶和願望。後來發生的事情說明，她究竟是個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種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丟開皇后的尊號，理直氣壯地建立合理的生活，於是就發生了私通行為，還染上了吸毒(鴉片)的嗜好。

　　這種事情，無論如何不能由她負責任，至少不該全部都由她自己負責。事實上，當時我把全部責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沒有責怪過自己，當然更談不上責怪那個吃人的制度。

　　事實上是，她的吸毒是由於她的父兄給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問題上，也受過她哥哥(已死)的鼓勵。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離津去大連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於換取某種利益，把自己的妹妹賣給一個同行的日本軍官了。

　　1935年，由於她有了身孕並且將近臨產，我才發現了問題。我當時的心情是難於描述的，我又憤怒，又不願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憤。我除了把和她有關係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詞驅逐之外，還決定和她離婚，用當時我的說法，是把她“廢”掉。由於當宮內府次長的日本人和關東軍都不准許，我不敢冒犯日本人，於是又做出一個成心給婉容看的舉動，即另選一個“貴人”。

　　婉容也許至死還做着一個夢，夢見她的孩子還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來就被填進鍋爐里燒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邊代她養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從她手裡拿去一筆養育費的。(編者註：婉容初生嬰兒被填進鍋爐焚燒之事，被定本刪削。)

　　“八·一五”後她和我分手時，煙癮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為了表示對婉容的懲罰，也為了作為“皇帝”必不可少的擺設而新選的犧牲品——譚玉齡，經北京一個親戚的介紹，成了我的新“貴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個初中的學生，和我結婚時是十七歲。她也是一名掛名的妻子，被我像一隻鳥兒似的養在“宮”里，一直養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得的病，據中醫診斷說是傷寒，醫生並不認為是個險症，我也知道，中醫對傷寒是有把握的。後來，我的醫生黃子正介紹了市立醫院的日本醫生來治，吉岡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宮內府的勤民樓里來住，說是要“照料”。日本醫生來了，給譚玉齡診斷說是顆粒結核，在進行治療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醫生一開始治療，表現得非常熱心，在她身邊守着她，給她打針，讓護士給她輸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這時吉岡突然出現了，他把日本醫生找到另外一間屋子裡，關上門談了很久時間的話。正當醫生忙着治療，有什麼更重要的事必須在這時候要談，而且談得這麼久呢？更奇怪的是，那個熱心的日本醫生走出了那間屋子，再也沒有了原來的治療熱情，沒有再忙着注射、輸血，而變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岡這天在勤民樓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憲兵給病室的護士打電話，訊問病況。這樣過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隨侍報告我說：“貴人殯天了！”

　　她的死訊我剛聽到不久，吉岡就來了，說他代表關東軍司令官向我弔唁，並且立即拿來了關東軍司令官的花圈。我心裡越發奇怪，他們怎麼預備得這麼快呢？

　　由於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譚玉齡的生前，她是時常和我談論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過書，知道不少關於日本人的事，也說了不少學校里的抗日活動的事。自從德王那件事發生後，我有時疑心德王亂說，有時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麼玩意兒偷聽了我們的談話。譚玉齡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這些事。

　　吉岡在譚玉齡死後不久的一個舉動，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岡偷聽了什麼，她的死還是和關東軍有關。吉岡的這件引人疑心的舉動，就是他太快地給我拿來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讓我選妃。

　　我拒絕了。我說譚玉齡剛死，我很悲痛，無心談這類事。他卻說，正是因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為我辦好這件大事。我只得又說，這確是一件大事，但總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談得來，不能這樣草率地決定，此外語言不通，也是個問題。

　　“語言通的，嗯，這是會滿洲語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說：“民族是不成問題的，但習慣上理想上總要合適才好。”

　　我是拿定了主意，絕不能要個日本妻子。這不是等於在我床上安上個耳目嗎？這話不好明說，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題來抵擋他。

　　這個御用掛，真像掛在我身上一樣，使我無法擺脫他。他死皮賴臉，天天糾纏我，我怕把他惹惱，又不好完全封口。後來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許關東軍有了別的想法，吉岡又拿來了一些旅大日本人辦的學校的中國女生的相片來。我後來在這批相片裡，也挑出了一個對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說，這是日本人訓練好的，跟日本人還不是一樣嗎？我一想也對，又推回去了。吉岡催問我的時候，我就推說還沒挑上中意的。當然，這樣總拖也不是辦法，我又怕總不挑出一個，也許關東軍硬做主給我指定一個，那時我還不是也得認賬？我忽然想出一個辦法，就是挑一個年歲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說，要一個孩子。這樣的對象，即使日本訓練過，也還好對付，只要我功夫做好，還會把她訓練回來呢。這個辦法我認為不錯，於是向吉岡說了，我要一個小學的，十四五歲的。

　　就這樣，一個後來被稱做“福貴人”的十五歲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