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13年9月13日，窗外驟雨傾盆。孫禮德不知道木板撬開後裡面會是怎樣的情形。他已經20年沒有見過裡面的書了，這是這個家庭最重要的物什。他在心中默禱。當初他花了一整天將它們封閉在重重木條里，這曾被認為是保護它們的最好方式。但如今，他害怕它們被老鼠啃成紙屑。

　　虹口提籃橋，東長治路805弄45號，一座行將拆遷的老式石庫門。二樓昏暗的亭子間裡，這2000冊英文、德文、希伯來文圖書住了整整70年。它們來自一位名叫林道志的老人。他是孫禮德的外公，昔日的教堂牧師、小學校長。1943年，一位在上海避難多年、行將離開的猶太人，將這批書交給他看管，並告訴他，“我會回來的”。

　　為了這句約定，林家三代人，守候了70年。

　　錘子敲開了當年的木條。木條裡頭藏着書櫥，玻璃門上貼着當年的掛曆紙。打開櫥門，一沓沓積滿灰塵的舊書出現。

　　“好的，都是好的！”孫禮德告訴身旁的舅媽潘碌——林道志的小兒媳。他們拿起書，擺在手裡反覆摩挲。

　　整整70年的家族記憶，也隨之打開了。把這些書完璧歸趙，是外公的遺願。他們一度想在這裡一直等下去，就像林家前兩代人已經做的那樣，一直等到主人的出現。

　　但亟待動遷的房子已經無法等待。他們有些着急。

　　別人的東西

　　10月12日，離商定的搬遷日期還有幾天，書也已談妥交由虹口區圖書館代為保管。孫禮德突然開始焦慮了。

　　亭子間的門沒有鎖，邊上衛生間的小窗沒有柵欄。這樣的格局持續了幾十年，卻在最後一刻引起他的不安。他害怕有人從窗里爬進來，跑進亭子間。那意味着一切前功盡棄。他拿起工具，“現在就去把窗堵起來”，但隨即放下，生怕“此地無銀三百兩”。一個下午，反覆許多次。

　　過去20年，即便是在從來沒有秘密的舊式里弄，林家二樓亭子間裡的這堵牆，還是成了最終鮮為人知的秘密。

　　從外表看，這本就是一堵普通的牆，釘得嚴實的木板外，還裹了一層平凡人家常用的牆紙。當年，孫禮德在家人授意下，將原本分立三面牆的書悉數封存至這面牆中。在他們看來，這是保存這些書最好的方式。

　　當年，它們的書齡已經超過50年。在那個時代，書的歷史價值隨着年月漸長而逐漸顯現，關於“經濟價值”的議論，也開始浮出水面。這讓林家人多少感到憂心。一次在單位閒聊，孫禮德無意中向一位好友提及家中這批猶太人留下的書，對方立刻驚叫：“這是二次世界大戰留下的東西，值錢了！”

　　孫禮德一驚。他從沒有考慮過“錢”的問題。與全家人一樣，自他知道這批書，就被告知這是“別人的東西”。70年裡，書隨着這戶人家幾經波折，但林家始終沒有將其作為家產。朋友請孫禮德“拿一本來開開眼界”，孫禮德當即回絕：“不可能！”

　　更加謹慎的潘碌，甚至沒有對任何外人說起過此事。即便今年遇上動遷，提籃橋的舊里弄進入空前的喧鬧，依然沒有人知道林家的秘密。直至簽訂完搬遷協議，她才悄悄把此事告訴了一位可堪信賴的教會長老，對方聽了，也“一愣一愣的”。

　　“誰都知道，這些東西意味着什麼。”整個家族沉澱下的責任，讓潘碌感到戰戰兢兢，“我的公公保管了它們40年，丈夫保管了20年。我不可能允許自己有任何閃失，更不可能把它們當作任何財富或籌碼。絕不可以。”

　　她不斷地禱告。年近古稀的她，希望等到那位神秘的猶太人。“只有物歸原主，我才心安。”

　　支撐這個家庭堅守的，是林道志留下的話：“他們說好要回來，就一定會回來的。”

　　這一度是他留給後人關於這批書的唯一線索。

　　外公

　　從小跟隨外公長大的孫禮德，是林道志最疼愛的外孫。外公林道志，則是他“最崇拜的人”。

　　1889年，林道志生於浙江黃岩。少時嗜書的他，是遠近聞名的“天才少年”。當年的私塾先生曾經找到林父，將預支的學費退還給他：“孩子太聰明，沒有更多可教了。”

　　退出私塾來到上海，林道志即前往商務印書館做工，藉機讀書習字。據孫禮德講述，外公曾每頓只靠豆瓣撒鹽拌飯，即便如此，他還是要在工作間隙，偷偷跑到廁所啃字典。上世紀30年代戰事紛亂，全家經濟僅靠林道志與長子艱難維持。年幼的女兒求學一度時斷時續，但最重讀書的林道志從未讓她真正輟學。

　　待到生活略微寬裕時，林道志決心辦學校。他拿着做肥皂和複寫紙生意賺來的錢，辦起一座私立小學——“慕義學校”。

　　那是上世紀30年代末。儘管是成本不菲的私立學校，篤信“有教無類”的林道志依然招了不少窮孩子。“他就是想讓人們讀書，因為只有讀書才能救國。只要肯讀的孩子，他自己貼錢也要讓你來讀。”潘碌說。

　　正是那一時期，提籃橋地區湧入上萬名前來避難的猶太人。林道志的學校也接收了一些猶太孩子，一位猶太學校的校長就此與其有了接觸。漸漸地，猶太校長同林道志一家成了朋友。他，正是那批書的主人。

　　孫禮德並不知道，這位猶太難民究竟為何做出決定，將這批書悉數交給自己外公。這是一個永遠的謎。從扉頁上看，這些是當年上海猶太學校圖書館的藏書，多是布面燙金精裝書，從最上頭抽出的幾本看，既有詩集、物理學教材、聖經故事，也有彩印的童話繪本。站在書面前，他只能根據外公的簡單描述，想象當年的場景——

　　那是1943年，日軍轟炸的傳言四起，一部分猶太人開始撤離。猶太校長把2000餘冊書交給林道志。他請求他保管它們，“我會回來的”。

　　整個家庭的生活從此改變。

　　“你們的消息”

　　如果不是動遷，孫禮德和潘碌不會在翻箱倒櫃中發現林道志手書的一份“交代材料”，也就不會知道這位猶太人的姓名和住址。晚年的林道志自己都忘了這份材料，上面清楚地寫着，這位與自己過從甚密的猶太校長，名叫卡爾·安格爾(Carl　Anger)。

　　10月11日，驚喜再次出現。他們要尋找一張多年前的房產稅單。稅單沒有找到，卻找到了一沓卡爾寫給林家的明信片，和一封打字機打的英文短信。

　　信寫於1947年9月，卡爾夫婦剛剛回到德國故鄉。他們告訴林家人，儘管飲食不佳，回鄉的生活總算安穩，卡爾也找到了不錯的工作。信的末尾寫道：“願神祝福你和你的家庭，許你們富足。我很想得悉你們的消息。”

　　孫禮德猜想，外公一定是回信了。他不知道外公是否告訴卡爾，他的這批書安然無恙，而他們卻為此飽受波折。

　　就在猶太難民撤離不久，提籃橋不少本地居民也開始舉家逃難。林道志帶着全家逃往家鄉黃岩。他們來不及帶太多行李，卻用兩個大籮筐挑走了所有的書；與書同坐在籮筐里的，是不滿6歲的次子林尚義。

　　去黃岩走水路。上船前，兩籮筐書一度被日本人扣下。長子林尊義告訴對方這是猶太教會的書，這才涉險過關。而在水上，他們乘坐的小舢板，又遇上一艘來勢洶洶的強盜船。

　　水面風平浪靜。強盜船步步逼近，書被搶只是時間問題。林道志近乎絕望，他眼看着要失信了。情急之中的他拉着船長，拼命喊道：“撐帆！撐帆！”

　　船長拗不過這個中年人。小舢板第一次在無風的晴天撐起滿帆。奇蹟突然出現了。揚帆的瞬間，水面上狂風大作。風帆助航，他們終於逃出了盜匪的視線。

　　這是這批書第一次瀕臨浩劫。幾經輾轉，它們跟着林道志到了黃岩，又到了上海的太原路、建國西路，最終還是回到東長治路805弄45號的亭子間。書籍在輾轉期間略有散佚，這令林道志頗為糾結。但至少，絕大部分書平安“回家”了。

　　第二次浩劫

　　到了1966年夏。誰都以為，這批書再也躲不過一場浩劫了。

　　8歲的孫禮德，第一次對書有了刻骨銘心的記憶。那天下午，他看到舅舅林尚義用“斯必靈鎖”死命頂住家門。外面一片喧囂。等着抄家的紅衛兵，包圍了這座習慣安靜的石庫門。

　　林尚義很快招架不住。紅衛兵破窗而入。廂房、臥室、客堂間，上上下下的掃蕩最後，所有人的腳步停在了這間亭子間。

　　書沒有躲過紅衛兵的眼睛。他們抄起一本。放了20餘年的書，書頁早已發黃。有人把它們當成“黃色書”，厲聲喊道：“拉出去燒！”

　　書被一批批拉到門外的一處空地上。紅衛兵挖了一大一小兩個坑，將書扔進去準備焚燒。喜好科技的孫禮德還在觀察這兩個坑，一旁的二舅卻早已近乎絕望。他沖回亭子間，跪倒在地。

　　晴朗的天突然出現了雨點。雨越下越大，直至紅衛兵們無奈改變原定計劃。他們將書運回房間，貼上封條，拋下一句：“過幾天再來！”

　　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第二天，年屆耄耋的林道志親自奔赴宗教局。他反覆解釋，這批書絕不是“大毒草”，“這不是我的，是別人的”。

　　宗教局下達了封存令。這批書被原封不動封存於它所在的亭子間。原先亭子間裡的餐桌被搬出，林家為此在走道上吃了一年飯，直至封條被允許拆封。嫁到林家不久的潘碌日後反覆回憶，正是這場雨和這些封條，救了這批書。

　　像以往任何一次敘述一樣，潘碌在回憶到這裡時哽咽落淚：“命中注定，它們不該被奪走。”

　　遺願

　　1981年2月，92歲的林道志在睡夢中辭世。因為腿疾，他在樓下臥室的床上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兩年。他沒有見到那些書，也沒有等到書的主人。

　　這兩年，林道志心中最牽掛的，依然是咫尺之遙卻遙不可及的這些書。沒有等到書的主人，成了林道志終生的遺憾。大兒子早已去世，他希望在小兒子林尚義手中，這批書能夠等來它們的主人。“這是外公的遺願。”孫禮德說。

　　舅舅林尚義同樣崇拜林道志。在孫禮德的印象里，他與外公一樣聰明能幹，在單位里獲獎無數。這位比他年長近20歲的長輩，求知慾卻不輸年輕人。20多年前，舅舅曾與外甥探討過一個問題：什麼時候會有比發報機更先進的東西，讓我們能很方便地與國外聯繫？

　　10多年前，計算機剛剛進入家庭時，林尚義就玩起了互聯網。在林家已是最年長的他，也是林家第一個學會發“E-mail”的人。孫禮德明白，舅舅痴迷網絡的背後，藏着一個心願。

　　“他想去尋找，找到這批書的主人。”孫禮德說，“即便靠個人力量去找就像大海撈針，他還是願意試一試。”

　　線索的極度缺乏，讓這些嘗試無功而返。作為虔誠的基督徒，從父親去世開始，林尚義始終在為這批書禱告，直至2006年突發疾病猝然離世。這是他留給妻子潘碌最深的印象，他甚至來不及給家人留下別的囑託。潘碌記得，丈夫對自己說得最多的，就像公公當年一樣：“他們會回來的。”

　　找到書的主人，也成了他的遺願。接過接力棒的潘碌和孫禮德，努力保持着耐心。但比起前任，他們更着急。

　　今年9月，意外發現林道志手書的“交代材料”後，潘碌找到一位遠在德國的留學生。她和孫禮德寫了一封信，請他譯成德文，照着“交代材料”末尾的德文地址寄了出去。信的抬頭是“卡爾·安格爾先生或他的後人”，潘碌寫道：“如果你還記得這一批書，請與上海的我們聯繫，我們一直在等你。”

　　寄出的信還是被退了回來。德國郵局告知寄信者“收信地址查無此人”。卡爾一家可能早已遷離這個地方。潘碌有些失望。她害怕再也找不到書的主人了，這將使她的餘生不安。

　　她又寫了一封信，寄往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

　　特殊的故事

　　擔任猶太難民紀念館館長6年，陳儉與同事們努力找到了數十個猶太難民與上海的故事。但在收到潘碌的求助信時，他還是感到“被震了一下”。

　　“這是我們遇到的最激動人心的一樁事情。它與過去任何一個故事都不一樣。”陳儉對此頗為自信。此前，他接觸的故事都是“猶太人回來找中國人”，這是第一次“中國人找猶太人”。但顯然，故事的特殊意義遠不在這些。

　　2007年，陳儉到德國參觀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其中一個展廳介紹了猶太難民在上海的歷史，卻令其深受刺激。那裡有一個小地球儀，標註着二戰期間為猶太難民提供庇護的國度。陳儉看到，在上海的位置上，插着的是一面日本國旗。有當地人解釋，一些不明就裡的猶太人因為上海提籃橋地區是當時的日租界，就以為是日本人救了他們。

　　“後來有德國歷史學者告訴我，猶太難民對當年最感念的是，2萬多人一下子湧入提籃橋，生活大受影響的當地居民，卻自始至終沒有對他們造成一起傷害。”陳儉說，“顯然，在猶太人落難時，是同樣遭受戰爭蹂躪的中國人伸手幫助了他們。你必須講清這段歷史。”

　　正是出於這樣的意念，陳儉和同事們展開了綿延至今的史料收集。林家三代的故事，顯然提供了最好的佐證。“如果沒有猶太難民與中國居民的深厚信任，他為什麼把書交給他，而不是別人？”

　　更令其感動的，是林家“信守諾言的執着”。“幾十年，自己顛沛流離，何必為書付出這麼多代價？為什麼不可以扔掉？賣掉？”在陳儉看來，林道志有着一種“中國人骨子裡的精神力量”。

  　潘碌和孫禮德並不希望自家的故事被大肆渲染。潘碌反覆表示，“我不想驚動太多人，不想讓人們覺得這是多麼大不了的事情。我們只想找到書的主人”。但答應通過政府渠道幫助尋找的陳儉，極力勸說他們公開這個故事，“我們特別需要這種精神力量”。

　　昨天，2013年10月16日，這批書終於徹底公之於眾。在當年的摩西會堂，潘碌和孫禮德第一次向公眾解開亭子間牆裡的秘密。陳儉告訴他們，紀念館已通過德國駐滬總領事館尋求幫助，對方表示將儘快聯繫當地政府，通過檔案系統仔細查找卡爾及其家人的遷徙狀況。以這樣的途徑，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下午，2000餘本書被送往虹口區圖書館。專業人員將對其進行整理登記，並代為看管，直至找到它們的主人。孫禮德感到一絲安慰。至少他和舅媽無需再為這些書提心弔膽，他們可以放心地離開舊居，等着兌現外公的承諾。

　　他們沒有想過，如果找到了對方，會是怎樣的場景。在孫禮德看來，這本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找到了，把書還給他們，就是了。”

　　但他偶爾會有這樣的念頭：“如果卡爾的後人聽到自己的父輩講起這批書的故事，他們會來找我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