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灿如繁星的中国农民起义首领中，最具争议的一位要数张献忠。有的说他是“恶魔”，杀光了四川人；有的说他是英雄，只杀贪官绅粮不杀百姓……虽然1980年四川社会科学院召集全国有关历史学家为张献忠正了名，然而囿于传播力度的局限，至今那些负面的舆论仍旧蔓延着，模糊着人们对“湖广填四川”背景的认识…… 作恶者在地狱里窃笑，无辜者在黄泉中喊冤，历史等待着给它一个公正的结论。 我们再不能人云亦云，信口雌黄了！ 张献忠生于1606年，陕西延安人，出生贫贱。当个捕快、边兵。崇祯三年，率领米脂县十八寨穷人举起义旗，绰号八大王。他在焚烧皇陵，摧毁封建统治的血雨中一路杀来，同李自成分兵两路（一个往东北，一个向西南），彻底埋葬了朱氏王朝。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历时两年多的农民政权——大西国。1646年底，清军铁蹄突破川北朝天关，由于叛徒刘进忠的出卖，张献忠饮恨死于西充凤凰山。其义子李定国继承遗愿，带领大西军誓死抗清，又血战了十六年，直至马革裹尸。 张献忠创造了中国三个第一： 张献忠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唯一一个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却高举“只杀贪官，不犯顺民”旗帜的最血腥且具平民性的农民英雄！ “张献忠陷重庆，瑞王遇害，旧院陈士奇拷死，绅弁俱歼,”；“衣冠死者甚众”；张献忠“陷成都，蜀王阖宫被难。巡抚龙文光暨道各官，皆死之。檄诸绅于成都，皆见杀。”“搜求仕官，尤为残酷。”…… 而张献忠对百姓，则是所到之处，将官府豪绅所“霸占土地，查还小民”，还宣布“边郡新附，免其租赋三年”。难怪张献忠能唤起六十万大军杀向四川，所向披靡，并在数月之内捣毁明府，建立大西国！这缘于“得道者多助”！ 张献忠的父亲死于内江绅粮陷害，嫂嫂寻短于钟氏官绅家的强暴，家乡的落魄秀才慨叹人世间的不平，向他道出了“天损有余补不足，人劫不足富有余。恶！恶！恶！恶！恶！恶！恶！”的积怨，从而引发了张献忠惊世骇俗的“七杀碑”—— “天赐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张献忠恨不得杀尽天下压迫者。 张献忠铁血疆场二十年，九处刀伤，几死几生，他是一切权贵一切为富不仁者的死对头；他是一切贫贱者向往自由向往富裕的一面旗帜！ 张献忠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恨得最深、骂得最到位的最大蒙冤者。 不难想象，历代统治者永远不会将那些敢于向他们造反并双手沾满血迹的“刽子手”视为英雄。 清朝的“文字狱”，自康熙五十年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了一百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淹没篡涂。那个把张献忠视为“恶魔”“逆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明史.张献忠传》，就是在几任清帝的授意下根据《绥寇纪略》的史料炮制的——而《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当过成都知县又因罪被张献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人们便不难理解《明史.张献忠传》的真伪了。为了蛊惑后人，编造历史，统治者御用的一批文人墨客便由此纷纷出笼…… 于是明朝“专剿”督师杨嗣昌的儿子杨山松写了《孤儿呼天录》； 于是明朝华阳县令沈云祚（被大西军所杀）的儿子沈荀蔚写了《蜀难叙略》； 于是生于仕宦之家又参与过颠覆大西政权战斗的费密写了《荒书》； 于是欧阳直写了《蜀乱》；彭遵泗写了《蜀碧》…… 于是就有了张献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罪行： “嗜杀自天性”、“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乐”、“屠山、屠野，尽一省而屠之，至千里无烟，空如大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当时的中国总人口还不足六千万。“六万万有奇”，真实诬陷得荒唐之至！拙劣之至！ 在中国，一个农民起义军英雄的传说，能够不畏高压封锁、不惧诬陷，流诵广远，代代相传，这是第一个。 张献忠死后不久，四川梓潼县的人民在七曲山大庙风洞楼上树了一尊张献忠塑像，纵然三百年间几经官府捣毁，人民又几经修复，年年岁岁香火不绝。1986年梓潼县人民政府在张献忠逝世340周年的日子重修了张献忠家庙，并打造了纪念石碑。 1980年3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邀集全国有关的史学家、专家举行了“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表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真相，力图澄清那些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辞。 在四川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张献忠和大西军的故事。如“烈马坪”、“艾狗”、“白马庙”、“撒金石”、“罗锅山”…… 近日，取材于“杨柳街的故事”的长篇历史小说《张献忠情断巴国》正在新浪“读书”、雅虎“读书”、中国剧本网、中国博客网等“热播”，可见百姓对张献忠名声的关注之切！ 在近代中国史上那个颠覆了中国人口版图，牵涉了亿万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湖广填四川”事件的背景中，人们回避不了张献忠！—— 那到底是他的血刃之过？还是统治者压迫掠夺、战争兵害、天灾人祸之过？或者是其它？…… 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回顾自己生存历史的时候，总会去追寻那些改变我们生存方式的人和事件。由此我们不得不将张献忠弄个明白！笔者不是历史学家，仅仅是一介平民；但却是历史的关注者、真实的有心人—— 但愿通过自身虔诚的努力和呼吁，让历史的真实所带来的公允和愉悦为中国更多的百姓所分享。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後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後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後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後，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後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後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後★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後，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後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後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