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情報鬥爭史上，袁殊是一位十分奇特的人物，他在抗戰前後，周旋於國共兩黨及日偽勢力之間，以多重身份，做過三面間諜，在國民黨中統、軍統，日本與汪偽以及中共幾方面的秘密關係中，縱橫捭闔，應用自如。他加入過青幫，在表面上扮演過“漢奸”角色，暗中卻又同時兼任國共兩邊的間諜，他先後坐過國民黨、汪精衛的大牢，解放後又曾被錯誤關押，歷經生死磨難，但究其根底，他還是一名中共黨員，曾為中共的情報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袁殊，1911年出生於湖北圻春，又名學藝、軍光，化名曾達齋。少年時代隨母到上海謀生，在極為艱難困苦的逆境中，依靠半工半讀，獲得一定的文化知識。北伐戰爭時期，一度投身於北伐軍並加入了國民黨。大革命失敗後，淪落在“狂飈社”當夥計。1929年留學日本，專攻新聞學，後因經濟拮据，於1930年冬回國。

　　在日本，袁殊接觸了一些進步思想，回國後他曾擔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常委，參加過上海左翼文藝活動。創辦《文藝新聞》，經常發錶帶有“左傾”觀點的作品，他還曾披露了國民黨當局殺害“左聯五烈士”等重大新聞。袁殊與當時上海左翼文化人馮雪峰、夏衍、樓適夷等都很熟悉，在上海文藝界具有一定的影響。

　　袁殊在左翼文化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交際才能，很快引起了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注意。1931年10月，經中共情報負責人潘漢年的介紹，袁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參加了中共情報系統——中央特科的工作，當時他年僅二十歲。潘漢年對袁殊說：“你加入的是‘秘密’前衛組織，從事的是保衛組織的秘密工作，你要在一切人面前保守組織的秘密，萬一你因保衛組織而犧牲了，那只能做一名無名英雄。”袁殊表示接受一切條件。從此，他與中共情報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為了黨的情報工作的需要，根據黨組織的指示，袁殊停寫了帶有“左傾”色彩的文章， 封閉了《文藝新聞》，也不再與夏衍、樓適夷等激進文化友人來往，他漸漸有意從文壇上淡出，並在社會上造成他已消極隱退的印象。

　　袁殊的父親是老同盟會員，在國民黨內與當時的上層社會有一定的關係，但袁殊尋機向上層滲透時，並沒有依靠他父親的關係，1932年春，他經表兄賈伯濤的牽線，利用與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社會局局長吳醒亞的同鄉關係，成為吳的門客。吳醒亞是中統特務頭目，他在中統組織內成立了以“湖北幫”為主的特工組織“干社”，袁殊被任命為情報股股長。這樣，袁殊成功地進入了國民黨特工組織。又經吳的介紹，他成為“新聲通信社”的記者，出入南京政府宣傳部門，並結交了日本駐滬領事館副領事岩井英一，成為朋友。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為了加強對日情報工作，袁殊有意識地加強了與岩井的關係。岩井英一是日本外務省在中國從事情報工作的資深特務，他和袁殊接觸後，把袁殊看做“在華親日勢力”分子。袁殊偽裝得宜，與他建立了情報關係，開始接受其每月兩百元的津貼，成為“日本間諜”。當然，這一安排得到了中共黨組織的批准。1933年，袁殊一度與中央特科失去聯繫，轉而為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工作。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事件而被國民黨軍統逮捕，並經叛徒指認暴露了身份，袁殊滿足了他們追查並找來著名電影演員王瑩(袁自述當時並不知道王是中共地下黨員)及寫份聲明承認自己過去為中共工作，今後將“擁護蔣委員長抗日”的要求，考慮到袁殊與吳醒亞的特殊關係，同時又怕開罪岩井英一，國民黨特工機關以“思想文化罪”， 判袁殊兩年九個月的監禁，實際上袁殊在獄中只待了八個月就被釋放了。出獄後，為轉變角色，黨組織同意他再度赴日本留學，成為早稻田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

　　1937年4月，袁殊從日本回國後又加入了青幫，拜在青幫“大”字輩人物曹幼珊的門下，成為可以和杜月笙、黃金榮平起平坐的“通”字輩師兄弟。這樣一來，袁殊和中統吳醒亞、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幫會都有了聯繫，是集多種身份於一身的情報人員。袁殊巧妙地利用這種多重身份，廣開情報來源，為中共中央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與此同時，他當然也在有選擇地為中統和日方提供情報。1937年6月，中共秘密組織負責人潘漢年以八路軍上海辦事處主任身份回到上海，袁殊在他領導下開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重大收穫。

　　全面抗戰爆發後，袁殊在從事情報工作方面表現出來的特殊才能，引起了國民黨軍統的注意。經青紅幫大佬杜月笙的介紹，戴笠親自出馬訪問袁殊，希望他為軍統工作。袁殊將這一情況向潘漢年作了匯報後，潘漢年認為“機會難得，不可錯過”。於是，袁殊接受了戴笠的任命，再次變身成為軍統上海區國際情報組的少將組長。他一人具有中統、軍統、日本、青幫和中共五重身份，是中國情報史上絕無僅有的特例。

　　“八一三”淞滬戰役期間，袁殊化裝成日本學生越過戰線到日軍陣地偵察，他提供的重要情報使我方避免了重大的損失，上海淪陷後，袁殊奉中共與軍統局之雙重命令留滬工作，他以軍統少將的名義，成立了秘密行動小組，專門懲辦侵略者和漢奸，並得到了軍統局的獎勵。其中最為成功的是炸毀了日本在虹口的海軍軍火倉庫。為此，軍統給袁殊記了大功。

　　1937年上海淪陷後，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並成立了一個日本特務機關“特別調查組”，袁殊成為其中一員。當然，這事得到了軍統與中共方面的同意。

　　為得到軍統的信任，袁殊按照軍統的部署，在上海積極開展了包括搜集情報、襲擊日偽軍散兵、刺殺漢奸等活動。1939年初，袁殊參與制訂了暗殺原中統特務、時已投靠日本並成為日偽特工總部“76號”頭目李士群的計劃。正當他們準備將這一計劃付諸實施時，因軍統上海區負責人王天木的被捕叛變而敗露，袁殊也因此被李士群的特工總部逮捕。李士群過去被中統逮捕時曾受過嚴刑拷打，因而對“兩統”恨之入骨。被捕的軍統人員如不投降歸順，立即加以殺害，決不手軟。袁殊被捕後處境十分危險。生死關頭，他抱着一線希望，求救於已擔任日本領事官的岩井英一。岩井英一果然以領事館的名義，以袁殊是外務省系統情報人員為由，將袁殊保釋出來，使其避免了一次殺身之禍。

　　岩井英一營救袁殊，並非不求回報。而且，從認識袁殊的第一天起，岩井英一就着力培養袁殊親日，要拉攏袁殊為日效力。果然，當袁殊被安排往百老匯大廈後不久，岩井英一就向他提出要求，要他立即寫一篇談所謂中日關係的文章公開發表，實際上也就是要袁殊公開表態當漢奸。袁殊立即請示潘漢年。潘漢年早已料到岩井英一這一手，他指示袁殊將計就計，公開出面當“漢奸”，打入日本諜報機關。潘漢年說：“我看這是個機會，也許還是難得的好機會，向敵人營壘滲透，在敵壘中建立我們的內線，需要的就是這種機會，你若真能成為汪偽政府中代表一個派別的領袖人物，不但可以起掣肘汪偽政權的作用，獲得情報的機會也更多，對革命的貢獻更大。當然，這對你個人來說是很委屈的，需要付出巨大代價，要承受親朋好友的誤解和公眾的唾棄，清白玷污，名譽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