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教育

袁振英，別名震瀛等，1894年7月12日出生於廣東省東莞縣溫塘鄉。1905年，11歲的袁振英才隨父親去香港，在英皇書院與皇仁書院接受西式教育。

1911年4月27日，廣州起義爆發，袁振英的學長李文甫在戰鬥中不幸中彈被俘，慷慨就義。事後，革命黨人收殮包括李文甫在內的72具烈士屍體，合葬於廣州黃花崗，這就是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在皇仁書院讀書期間，袁振英開始涉獵新的政治思潮。他首先接觸到當時在中國盛行的無政府主義。他說：“我的一切思想，最初發源於無政府共產主義，再發源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雖然多少的成分不同。”^[1]袁振英認為北京大學教授高一涵把無政府主義譯成“無治主義” 更為恰當，因為“無治主義”不僅主張“無政府”，而且主張無強權、無宗教、無姓氏、無民族、無婚姻、無家庭、提倡自由戀愛等^[2]。

劉師復所提倡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了袁振英。心社成立不到半年，袁振英也在香港皇仁書院與同學杜彬慶、鍾達民等組織了一個無政府主義團體“大同社”。大同社主張無家庭、無國家，提倡世界大同，與當時廣州的心社遙相呼應。袁振英回憶，對於無政府主義的主張，“我當時在香港也覺得很贊成，所以同幾個同學如廣州海港局醫生鍾子晉兄弟達文等組織了一個‘大同社’。所以我在這個時候便受了無政府主義所影響了，因為當時沒有其他各種主義宣傳，只有這一種罷了。”^[3]從此，無政府主義成為影響袁振英一生的政治思想。

袁振英不喜歡濃厚殖民色彩的香港，他對英國人在香港表現出來的不可一世的優越感，更是深惡痛絕。1915年，袁振英從皇仁書院畢業，返回內地讀書，投考進正在醞釀中國新文化啟蒙的狂飆的國立北京大學。

二、求學北大

袁振英閱讀了克魯泡特金與古爾德曼等人的著作，對無政府主義有了進一步的認知。劉師複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後經黃凌霜、區聲白等人闡揚，成為五四時期最有影響的無政府主義學說。袁振英的思想也屬於無政府共產主義這一流派。

1917年5月，袁振英與北京大學同學趙太侔，聯絡黃凌霜、競成、華林等人，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新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實社。這是北京大學最早也最有影響力的社團之一。劉師復的妹夫鄭佩剛當時參加了實社的成立會，他回憶：“1917年春我去北京，在民主堡壘北京大學住了一個時期。某夜雪花飛舞，一群青年在北大宿舍圍爐開了一個小組會，出席的有袁振英、趙畸（均北大）、黃凌霜（清華）、華林（《國風報》記者）、竟成（滿族）、佩剛等10多人。交談至深夜，結果產生了一個實社，並出刊物，叫做《實社自由錄》，由袁振英、黃凌霜編輯，托我在滬印行。”^[4]

實社以進德修學為宗旨，以研究無政府主義為範圍，自稱“與廣州之心社，南京之群社，鼎足而三”^[5]。黃凌霜在《實社自由錄》第一期的弁言指出實社的宗旨：“於政治上則主張無政府之組織，於經濟上則主張共產之真理，而希其實現。無政府至美也，共產至善也，欲成就之，蓋未可以旦夕幾也。吾人於是不能不先將無政府共產主義之觀念，灌輸於一般平民之海中，以促其自覺。灌輸之方術，有激烈焉，有溫和焉。前者以炸彈、手槍而為荊間、蘇菲亞之行動，後者以教育、言論勤其感化，求大多數之同智同鎔。二者初似不相悴，實則並行而不相背。”^[6]

實社的成員研究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尤其注意研究克魯泡特金與古爾德曼的思想。他們出版不定期刊物《實社自由錄》，太侔、袁振英（震瀛）、超海（黃凌霜）、競成、區聲白、華林等為編輯以及主要撰稿人。《實社自由錄》總共出版了兩集，第一集於1917年7月出版，第二集於1918年5月出版，均由鄭佩剛在上海代為印刷。在《實社自由錄》第一期里，登載署名為太侔、震瀛、超海、競成聯合撰寫的《實社意趣書》；發表袁振英（筆名“震瀛”）的《生活革命之大潮流》、《答貴鴻君》兩篇文章以及譯作《婚姻與戀愛》（古爾德曼著）。在《實社自由錄》第二集，袁振英仍然用“震瀛”筆名撰寫《萬惡之源》，翻譯托爾斯泰的《愛國主義與政府》以及伯克曼的《暴動與無政府主義》，還以“震英”為筆名寫了一篇小說《自由戀愛》。實社還設立通信圖書館，有圖書3千冊，吸引了許多讀者。

無政府主義能夠在北京大學迅速傳播，並成為一個熱點，與校長蔡元培有一定的關係。蔡元培在辛亥革命前就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並與無政府主義者過從甚密。他聘知名無政府主義者、老同盟會員吳稚暉任北京大學學監，請另一位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講授生物學。《實社自由錄》的封面題簽人為李石曾、吳稚暉。實社的核心成員區聲白、黃凌霜等負責北京大學學生會主辦的《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編輯工作，他們在這個刊物上積極宣揚無政府主義。《北京大學學生周刊》最後一期變成了無政府主義的專號。

無政府主義者被警方視為最危險的“過激黨”。袁振英等實社成員的活動給校長蔡元培帶來了麻煩。時任上海《時事新報》記者張東蓀，認為蔡元培身為國立大學的校長不應該提倡無政府主義，甚至張冠李戴地認為實社的通訊人趙太侔就是蔡元培。他的指責引起了政府與警方的注意，北洋軍閥政府派教育部長范源濂來查辦蔡元培。關於這個風波，袁振英晚年還心有餘悸：“幸好范氏是蔡氏‘民元’教育部的次長，所以蔡先生便叫我在報章上登一啟事說太侔已經畢業回山東去了，實社的通訊地址改為上海心社機關報《民聲社》轉。這便算是了事。”^[7]

《實社自由錄》只出了兩期，但影響深遠。巴金、毛澤東等都受過它的影響。巴金曾說：“我意外地得到了一個《實社自由錄》第一集，那裡面古爾德曼的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應該說把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乾淨了。在這時候我才有了明確的信仰。”^[8] 毛澤東回憶：那時“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一個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朱謙之是北京大學哲學門的學生，他說：“我來北大時候，北大圖書館公開陳列無政府主義機關報如《新世紀》、《民聲》以及一時流行的小冊子如《實社自由錄》之類，供人閱覽。這對我早年思想的影響很大，我的政治幻想即由此產生。”

在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傳播早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正是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最為流行的時候。北京大學不僅是新文化的傳播中心，也是無政府主義的重鎮，而袁振英等人發起的實社便是北京無政府主義者聚集的大本營。那時無政府主義與新文化思潮結盟，共同開展對專制強權、傳統禮教和包辦婚姻進行無情的批評與衝擊。一位參加五四運動的青年學生後來回憶:“五四運動以前，北京方面有公開地流行和秘密地流行的兩種刊物，關乎前者有《新青年》、《每周評論》一類代表作；關乎後者有《自由錄》、《民聲》、《進化》雜誌一類為代表。前者重在批評中國舊有的惡文化，範圍有限，後者卻重在剷除一切人類的桎梏，目光較遠。並且公開的文章刺激性比較地弱，秘密的文章刺激性比較地強。所以使人感印很深並且發生極大的影響的，還是那些秘密流行的出版物 。”[9]這段回憶證實了無政府主義對青年學生影響之深遠，而《實社自由錄》正是當年引領風騷的其中一份重要刊物。 

陳獨秀對英文優秀、思想激進、性情倔強的袁振英有深刻印象，讓他成為《新青年》雜誌投稿人。1917年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5號，刊登了《結婚與戀愛》。這是袁振英在《新青年》發表的第一篇譯文，也是一篇較有影響的文章。

1918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發起成立“進德會”，以此對抗道德的淪喪。反對做官吏和議員，這是進德會對中級和高級會員的要求。這些要求與袁振英的自我要求非常吻合，因此對於他根本不是難事。他為了遵守丙級會員的戒律，曾堅持5年不食肉。

袁振英在北京大學撰寫的《易卜生傳》，是他一生中最得意與最重要之作。《易卜生傳》發表於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六號。這一期《新青年》屬於特刊，名“易卜生專號”。這個專號發表的文章，除了袁振英的《易卜生傳》，還有胡適的《易卜生主義》、羅家倫、胡適等譯的《娜拉》，陶履恭譯的《國民之敵》、吳弱男譯的《小愛友夫》。

胡適策劃《新青年》“易卜生專號”時，建議袁振英以易卜生的生平或作品為題材撰寫畢業論文。袁振英接受了這一建議，翻譯與易卜生有關的資料，用英文撰寫易卜生傳記。袁振英把用英文寫完的《易卜生傳》再翻譯成漢語文言文。由於《新青年》“易卜生專號”急着出版，袁振英沒有時間將全文譯完，就先把翻譯好的一部分拿去發表。這是在翻閱易卜生大量作品及參考國外多種易卜生傳記之後，第一篇用中文撰寫的易卜生傳記。袁振英因此成為中國研究易卜生的第一人。袁振英在這篇傳記里高度讚揚了易卜生的思想與行為：“易氏雖為一有名之大劇曲家，然亦一大革命家也……易氏之新思潮，如好花怒放，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果敢無倫，前人之不敢言者，彼乃如鯁在喉，以一吐為快；發聾振瞶，天下為駭，此氏所以有‘惟天下之最強者，乃能特立獨行’之語也。”^[10]

易卜生的作品與思想一經《新青年》雜誌介紹，立即引起城市青年學生的興趣與共鳴，掀起了一股“易卜生熱”。文藝評論家阿英回憶當時“易卜生熱”的情形時說：新的人沒有一個不狂熱地喜歡他，也幾乎沒有一種報刊不談論他。作家茅盾於1925年寫道:“易卜生在我國近年來震動全國的新文化運動中有一種非同等閒的關係，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專號’曾把這位北歐大文學家作為文學革命、婦女解放、反抗傳統思想等新運動的象徵，那時候易卜生這個名字縈繞於青年心胸中，傳述於青年的口頭，不亞於今日之下的馬克思和列寧。”[11]

三、漂泊

1919年3月，袁振英從廣州來到菲律賓最大的島嶼小呂宋，與南洋的第一個無政府主義組織真社的首領華林接上聯繫後，在小呂宋的馬尼拉市開展活動。袁振英與華林認識，二人曾是實社成員。對於在菲律賓的日子，袁振英作這樣的描述：“我到了小呂宋以後，除了組織菲烈濱工黨（華僑），週遊群島演講鼓吹，出版《平民日報》機關報，又兼國民黨機關報《民號報》外，還兼福建人的中西學校和廣東人的愛國學校，弄到有錢也無去路，終日牢忙，因為報館、學校、工黨等都有食有宿。提倡華僑教育，為華僑服務，委實是平生一大快事！教育華僑青年是比較國內的青年還要緊得多，因為華僑不容易找得教師。”[12]經過一年的努力，袁振英順利完成使命，幫助南洋真社組建了華僑工黨。他回憶道：“一年後工黨成立了，起了一座大洋樓，出版機關報《平民日報》，我的責任完成了。”^[13]

袁振英返回廣州，擔任廣州《民號報》、《新民國報》的編輯，也不時在報刊上發表些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文章。因為劉師復的緣故，無政府主義在廣州有着深厚的土壤，許多報館的記者都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袁振英回憶當時的情形：

當時廣州的《民仇報》、《中原報》和《現象報》的記者郭唯滅、楊計黑、陳雁聲、何介克等人，都信仰無政府主義，常在報紙上進行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攻擊舊社會。當時曾有一副對聯說：“唯滅道德罔計黑白”。意思認為無政府主義宣傳是不道德的，黑白不分的，表示反對……當時廣州的鐘標（又名君華，廣州新亞酒店經理，已故）和張鑄英等，都是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在中國無政府主義宣傳中，常見到的外國無政府主義書籍，除上述之外，還有施蒂納的《我與自己》、蒲魯東的《什麼是財產》、克魯泡特金的《叛逆者之言》、《互助論》等無政府共產主義學說。^[14]

袁振英當時也在這些報紙上發表翻譯文章，如克魯泡特金的《近代科學與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道德》、《古爾德曼女士文集》、《胡黛連女士文集》等。

四、“共產主義馬前卒”

1920年7月，袁振英隨廣東遊東記者團結束在日本、朝鮮與台灣的宣示活動，回到中國大陸。途經上海時，與《新青年》雜誌主編陳獨秀相遇。因為這次會面，原本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袁振英轉變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最早的參與者，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建者之一。袁振英晚年曾經這樣評價自己：“五四運動急先鋒，共產主義馬前卒” ^[15]。

袁振英對此回憶：“我在‘民七’（1918）畢業於北京大學，離開北大了。陳獨秀不久也脫離了北大；‘民九’（1920）我與陳獨秀又在上海共產黨小組再會了。”^[16]這次會面導致了兩人之間的合作，合作的主陣地依舊是《新青年》雜誌，但他們這次新合作的範圍要遠比投稿者與雜誌主編的關係深入、複雜與重大。

作為無政府主義者的袁振英，為何被陳獨秀請來幫忙編輯《新青年》和組建共產黨？其中有許多原因：

一是袁振英是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那時的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都屬於激進的社會主義者，來自蘇俄的代表正在撮合包括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形形色色社會主義者的合作。對於袁振英從日本、台灣回來以後不去廣州卻逗留上海的原因，有篇文章是這樣解釋的：“無政府主義者遣派金家鳳、袁振英等在滬倡無政府主義……其時又以國內思潮洶湧，倡無政府者最多，反對孔孟舊禮教者亦甚多。”^[17]

二是因為袁振英是陳獨秀的學生。陳獨秀和李大釗在建黨活動中，積極藉助於北京大學的在校學生、畢業生。縱觀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歷史，就會發現最早的共產黨人中，北京大學的師生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三是袁振英的英語水平高，陳獨秀需要袁振英在他和共產國際、其他國家的革命者之間擔任文字與口語翻譯。

 四是陳獨秀請袁振英幫忙編輯《新青年》。因為那時《新青年》已停刊數月，稿源嚴重缺乏，政治上又正在向社會主義轉向，需要袁振英這種既懂得社會主義理論又有編輯經驗的人才。袁振英也樂意幫助陳獨秀籌建共產黨並宣傳蘇俄革命。因為他早就對無政府共產主義情有獨衷。在無政府主義者中，袁振英的理念是最能夠接近馬克思主義的，他對陳獨秀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準頗有點瞧不起：“根本上陳獨秀不懂得什麼叫做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又不懂得西文，所以他不能不要我幫忙，而且我也樂得擔任這種職務。因為我自從‘民元’（1912）跟着我們省文史館副館長鄭彼岸和心社一班老同學宣傳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等。”^[18]求賢若渴的陳獨秀與躍躍欲試的袁振英見面以後一拍即合。在以後近一年的時間裡，袁振英一直與陳獨秀保持着最密切的聯繫，全力以赴協助陳獨秀工作。袁振英後來感慨地說：“陳獨秀民九在上海組織共產黨小組，也要我幫忙一切。實際上只有我們倆。”^[19]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於2002年編著並公開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記載：“經過醞釀和準備，在陳獨秀主持下，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於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當時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其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幹，陳獨秀為書記。在黨的一大召開之前，先後參加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有：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陳公培、陳望道、沈玄廬、楊明齋、施存統（後改名施復亮）、李達、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啟漢、袁振英、李中、沈澤民、周佛海等。”

在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一大”前後》第二冊中，發表了袁振英的一篇回憶錄。這是1964年中共廣東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陳登才等兩名研究者的採訪整理稿（經袁振英本人看過）。這篇回憶錄透露了許多頗有價值的信息，包括鮮為人知的建黨初期的歷史真相。在這篇回憶錄中，袁振英說他參加了1920年5月在上海舉行的一次討論建黨的會議：“一九二0年五月，陳獨秀約我同戴季陶、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風、俞秀松、葉天低、李季、周佛海、楊明齋和李達、劉少奇等社會主義者同俄國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漁陽里六號，密商組織共產黨的辦法，由張繼和柏文蔚出頭，由戴季陶起草共產黨綱領(這一點是聽說的，綱領是交由陳獨秀，由陳拿給大家討論的……)。”

閱讀袁振英關於建黨初期的回憶資料，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別強調當時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國際性。袁振英對當時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作了一個令人詫異的記述：當時上海的共產黨組織“其中有許多外國人，不過地點是在‘中國’罷了” ^[20]。在他的記憶中，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有各國人士加入，成員除俄國人外，還有朝鮮人、日本人、中國人、印度人和英國人。袁振英的記述顯然和參與建黨的其他早期黨員的回憶有較大的差異。

袁振英擅長英語，可以直接和當時在滬的包括蘇俄代表在內的各國社會主義者交流。當時陳獨秀與國際上的革命者來往頻繁，袁振英就成為陳獨秀與他們交往與溝通的橋梁。同時，袁振英在陳獨秀的介紹下成為俄文報《上海俄文生活報》的譯員。此外，他還擔任《新青年》雜誌“俄羅斯研究”欄目的主編，需要收集與翻譯大量的外文資料，這三項工作使得他經常與外國的革命者接觸與合作。因此，他對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萌芽時期的互動情況有着親身的了解與直觀的印象，這種印象一直強烈而深刻。史學界在以往對中共發起組所作的各種說明中，不僅很少提到俄共以及共產國際的相關作用，而且忽略了魏金斯基是這一組織的主要成員這一事實。袁振英的回憶可靠性如今得到了最新公布的前蘇聯檔案的證實。袁振英這段特別的回憶，與對中國共產黨建黨貢獻至偉的魏金斯基同蘇聯遠東局的信件往來和檔案的內容，可以互相佐證。

當袁振英抵達上海的時候，上海已經成為蘇聯共產黨與共產國際拓展東亞共產主義運動的秘密大本營。而這個大本營的所在地就設立在袁振英擔任英語翻譯員並時常進出其中的《上海俄文生活報》報館。

袁振英稱是陳獨秀介紹他進入上海俄文生活報社擔任英語翻譯員的。《上海俄文生活報》於1919年9月21日創刊，初創時期規模很小，最初為周刊，後來改為日刊。隨着出刊的頻繁，《上海俄文生活報》越來越顯露出布爾什維克的色彩。1920年2月，蘇聯共產黨官員以5千美元買斷《上海俄文生活報》。自此以後，《上海俄文生活報》就成為一份有着充裕資金的真正布爾什維克報紙。

《上海俄文生活報》內容十分豐富，涵蓋社會、政治、文化、工商等方面信息，設有許多欄目。它在上海註冊、編輯、出版，卻不限於上海一地的讀者，發行範圍相當廣泛。同時，該報的編者和撰稿者也不限於在上海的編輯部成員和居滬俄人。比如，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駐遠東全權代表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和遠東共和國駐華使團商務參贊托爾加舍夫均在該報發表過文章。這說明《上海俄文生活報》是布爾什維克面向整個遠東地區的一份重要報紙。魏金斯基按照上級指示在上海組建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以後，而魏金斯基的公開身份是《上海俄文生活報》編輯。這家報館也就成為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掩護機關，也無形中成為遠東書記處的一個工作機構，報館一些人員直接參加了中國和亞洲其他一些國家有關的革命工作，如謝麥施科、阿嘎丙夫、巴蘭諾夫斯基、霍多洛夫、李澤洛維奇、波波夫等與在上海的中、韓、印革命者有密切聯繫。他們接觸的中國人，有陳獨秀、李漢俊、曹亞伯、朱卓文、陳家京、曹子祥、張福堂、姚作賓、張墨池、景梅九、黃凌霜、胡愈之、秦抱朴等，其中也包括袁振英在內，他們多是中國共產黨、國民黨、無政府主義社團、工會組織和學生團體的領袖或活動分子。

俄方解密檔案揭示，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於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1920年9月，維連斯基—西比利亞可夫就東亞工作情況寫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說，該處取名“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作為“臨時的集體中心機構”，維連斯基—西比利亞可夫本人兼任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東亞書記處下設中國科、朝鮮科和日本科。中國科的工作綱要是：第一，通過在學生組織中以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第二，在中國軍隊中開展共產主義宣傳。第三，對中國工會建設施加影響。第四，在中國組織出版工作。

1920年初，俄共(布)中央遠東局設立外國處，工作人員有魏金斯基、馬馬也夫等。同年4月，俄共(布)中央遠東局外國處派遣魏金斯基作為全權代表、季托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作為助手前往上海，開始在遠東各國有計劃組織共產黨的工作，同行的還有魏金斯基的妻子庫茲涅佐娃和翻譯楊明齋。在他們之前，中國共產主義的啟蒙工作是由個別俄羅斯僑民來做的。例如天津大學教授鮑立維(共產黨員)、北京大學教授和法文社會主義報紙《北京新聞》執行編輯A·A·伊凡諾夫(來自巴黎，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等人。

袁振英回憶魏金斯基在中國的革命活動：“一九二0年×月，俄國派魏金斯基來中國，留俄華工楊明齋和韓人安氏同他一起到來上海，魏金斯基到中國後，宣傳共產主義，宣傳組織共產黨，他們並在法租界霞飛路七一六號英租界愛華德路設立《俄文生活報》報館。當時陳獨秀住霞飛路舊漁陽里二號柏文蔚家，門前掛《新青年》雜誌社招牌，魏金斯基常到這裡同陳獨秀密商組織共產黨問題。”^[21]

前蘇聯解密的檔案明確透露了魏金斯基一行的使命，檔案中有這樣的記載：“在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處下設立了一個外交科，該科於4月派出了一行人前往中國(上海)——全權代表魏金斯基(格用戈里耶夫)，季托夫(東方學院畢業)和謝列勃里亞科夫(著名的朝鮮社會活動家)。三人都是共產黨員。此舉奠定了我們對遠東國家有計劃的組織工作的基石。”^[22]

當時從日本回國省親，路過上海出席“五月會議”的周佛海回憶：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國人魏金斯基在座。魏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當天討論沒有結果。東蓀是不贊成的，所以以後的會議，他都沒有參加。我和雁冰是贊成的。經過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23]

袁振英的北京大學同學、後來參加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則說:魏金斯基的打算是：“把《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結合起來，建立一個新中國革命同盟，並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聯合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社會黨。”^[24]

1920年6月，即在袁振英抵達上海前一個月，魏金斯基寫信給遠東局匯報了他來華之後做的主要工作：“現在實際上我們同中國革命運動的所有領袖都建立了聯繫。雖然他們在漢口、廣州、南京等地尚未設代表處，但我們在那裡的工作，可以通過一些朋友即當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目前我們主要從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群益書店可以作為一個核心把這些革命團體團結在它的周圍。中國革命運動的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動分散。為了協調和集中各個組織的活動，正在着手籌備召開華北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現寫信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以確定會議的議題以及會議的地點和時間。因此，這次會議可能在7月初舉行，我們不僅要參加會議籌備工作(制定日程和決議)，而且要參加會議。”^[25]

這封信說明，魏金斯基來華後的主要注意力並不在急於組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上，而是致力於促使中國的絕大多數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包括在滬的日本和朝鮮的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組成一個聯合的組織。作為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深通英文的袁振英也應該是魏金斯基爭取的對象。對於當時的情形，袁振英強調：“我們在‘民九’就是要集合一切社會主義者，地點雖然在中國，但各國人都有。所以日本人能夠在《勞動年刊》詳細敘述我們的經過。”^[26]那時俄方人員參加中國黨團組織是很普遍的現象。而且根據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的俄文稿翻譯過來的《廣州共產黨的報告》裡，明確記載米諾爾和別斯林就是廣州共產黨組織成員。

1920年7月19日，魏金斯基委託陳獨秀聯絡召集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上海召開聯合大會。剛回國的袁振英正好趕上並參加這次會議。參加過這次會議的另外一位很有影響力的無政府主義者鄭佩剛回憶：“一個是俄人Stumisky，另一個是華人山東籍楊明齋。楊會說俄語，任翻譯，他們是來推動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晚上，我們在漁陽里一號陳獨秀家中召開社會主義者同盟會議，傳達共產國際精神，討論積極開展社會革命工作問題。出席者有：Stumisky、楊明齋、陳獨秀、李漢俊、尉克水、袁振英、俞秀松、金某(朝鮮人)，還有一個印度人和我。議案很多，重點是宣傳工作，認為社會主義者同盟應該首先具備自己的印刷機關和宣傳陣地，當晚議決先建立一個有力的戰鬥的印刷所，委託我全權負責。Stumisky 君交二千元給陳君轉給我收，作為印刷所的開辦費。為了工作方便和力爭自力更生，這印刷所是公開營業的，接受外間訂貨，秘密印刷社會主義者同盟的書刊文件傳單等。”^[27]

會議討論了新組織是用“社會黨”，還是“共產黨”的名義來命名的問題。多數人能夠接受“社會黨”的名義，但比較激進的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更贊成使用“共產黨”的名義。會議最後產生了一個足以顯示其包容並蓄特點的名稱“社會主義者同盟”。而由此派生出來的包括魏金斯基在內的5人領導核心，則定名為“革命局”。魏金斯基於8月17日向伊爾庫茨克上級組織寫的報告稱，會議成立了包括魏金斯基在內的5人革命委員會，提出先在各中小工業城市建立像上海革命委員會這樣的組織，然後召開各革命委員會代表會議，組成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組織。

上海革命局最初由5人組成。已知這5人中包括魏金斯基，另外4人是中國革命者，其中陳獨秀和李漢俊已得到證實，其餘兩人在上述檔案文獻中沒有記載。袁振英可能是其中1人，負責情報處資料，因為那時袁振英幾乎是專職為陳獨秀以及黨組織工作的。根據魏金斯基的建議，革命局設立了三個部，即出版部、情報宣傳部和組織部，負責整個社會主義者同盟的日常運作。魏金斯基當時給上級的匯報中寫道：這段時間以來，我在此地的工作總結如下：在上海建立一個5人組成的革命委員會(其中4位中國革命者，加上我)。委員會有3個處：1．出版處：2．情報鼓動處；3．組織處。……情報處組建了華俄通訊社，該處目前已經向31家中國報紙供給資料，希望將其擴大，因北京已經建立了一個分部。我們情報處的資料由—位中國同志負責，資料來源主要是俄國遠東的報紙，以及《先驅論壇報》、《曼切斯特衛報》、《國家報》、《新共和報》、《紐約之聲》、《俄羅斯報》和我們—行人提供的文章! 蘇維埃日曆上的文章如《十月革命帶來了什麼》也在這裡全文發表了。^[28]

7月19日的會議議決先建立一個有力的戰鬥的印刷所，委託鄭佩剛全權負責。魏金斯基交2千元給陳獨秀轉給鄭佩剛，作為印刷所的開辦費。這個取名“又新”的印刷所就很快建成了，印刷廠印刷了中文的《共產黨宣言》、《勞動界》、《共產黨》、《新青年》以及無政府主義的刊物《自由》等書刊。這家印刷廠還與遠東書記局轄下的朝鮮革命局共同擁有和使用，高麗共產主義者小組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和編輯的《共產》等朝鮮文書刊，以及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機關報《新大韓獨立報》也由這家印刷廠印刷。主持此工作的鄭佩剛認為：“社會主義者同盟屬於統一戰線組織性質。我在又新印刷所經手印刷的刊物文件也反映了這種情形：馬克思主義者的機關報《共產黨》是由陳獨秀主編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機關報《自由》是由景梅九主編的，都是月刊。此外，還有《正報》、《新青年》、《新湖北》、《美術雜誌》以及各式各樣的小冊子、傳單等。”

社會主義者同盟的活動中心，在北方是北京，華東是上海，南方是廣州，以上海為最活躍。上海方面擔任工作主要人物是陳獨秀、楊明齋、Stumisky、李漢俊、鄭佩剛等；北京方面是李大釗、黃凌霜、華林、Browy等；廣州方面是梁冰弦、劉石心、W君等。^[29]

從鄭佩剛的回憶來看，那時上海的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顯得親密無間。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在中國率先介紹布爾什維克革命與蘇俄，並積極準備響應俄式革命。無政府主義者多是國際主義者，不少人學習並懂得世界語，有與國際同類團體合作的習慣。歷史上許多後來被歸納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下的思想言論，最初是通過無政府主義的渠道提出和傳播的。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包括陳獨秀與李大釗在內，大都程度不同地被無政府主義吸引和影響過。中共早期的另外一位領袖瞿秋白是1921年到俄國接觸到馬列著作後，才從信奉托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轉變到馬克思主義的。瞿秋白在其臨終前寫下的《多餘的話》中，稱自己在信奉馬克思主義前曾是一個近乎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

1920年7月19日的會議是俄共代表花了很大力氣準備的。他們直接出面籌劃，並且直接參加，要求陳獨秀向各地革命者發出信件，邀請各地代表來滬。社會主義者同盟的產生，並不是像有的學者所認為的是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主締造的，而是最初由俄共黨員柏烈偉出提議創建，並在他與其他布爾什維克如魏金斯基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各地發起成立的，他們資助甚至直接加入了社會主義者同盟。對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這段“蜜月”時期，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蔡和森曾作過這樣的解釋：“我黨開始形成時，去那裡找許多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呢？真正能夠站在無產階級利益上的人呢？且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前，無政府主義派在中國已有相當的宣傳，並且在知識階級中已有相當的影響了。當時曾有一部分激進分子相信了無政府主義，因此我們開始工作時，在上海、廣東、北京不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是不行的。故在上海仲甫同志發起組織黨時，連沈仲九也拉進來，並且在當初有相當的作用和益處。”^[30]

有了上述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在蘇俄代表牽線下合作的背景，對陳獨秀與袁振英的滬上相遇並立即展開合作就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釋了。陳獨秀受魏金斯基的委託寫信通知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參加這次會議，是否包括袁振英呢？如果包括袁振英，那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不回廣州，卻在上海上岸並與陳獨秀相遇。最近發現的袁振英1920年10月（或許11月）寫給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一封信，佐證了我們的推斷。這封信收錄在羅素的一本自傳里，摘要如下^[31]：

中國上海霞飛路漁陽里 6號

杜威博士造訪此地，可謂輝煌矣，但我等多數學人，對他的保守理論，頗感意猶未盡，緣因我們大多欲探求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及社會主義等理論之真諦。總而言之，我們亟欲細悉諸種社會革命哲學的知識。我們是克魯泡特金先生的信徒，我們的目標乃是在我國建立無政府之社會。我們殷切期待閣下開我等之茅塞，細述基於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哲學奧秘。除此之外，我們尚需閣下矯正美利堅哲人杜威博士的理論謬誤。我們深望閣下在中國擁有絕對的自由，而非閣下在英國的貌似自由。

                                    閣下的手足般同志袁振英

                                   （中國無政府—社會主義同盟秘書）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袁振英當時就住在上海霞飛路漁陽里六號，也就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總部的所在地。信中袁振英明確稱“我們是克魯泡特金先生的信徒，我們的目標乃是在我國建立無政府之社會。”可見他是以無政府主義者的身份加入社會主義者同盟的。更重要的是他在署名中稱自己的職位是“中國無政府——社會主義同盟秘書”，這就表明了該組織的存在以及袁振英在這個組織中的角色。這信對澄清袁振英當時的政治身份、政治思想以及政治信仰很有幫助；也對研究社會主義者同盟是否存在、這個同盟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合作情況很有幫助。

李丹陽記載，上海共產黨組織派人到漢口遊說當時還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惲代英和他的追隨者加入共產黨：“1921年4月，李澤洛維奇和其追隨者馬哈爾到漢口與兩名廣東人會面。英國情報機關指出其中一人是陳獨秀的同事Chung Huang Li，此人大概就是參加過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黃凌霜，另一人應是袁振英。因為據袁振英晚年回憶，他於1920年夏在上海參加共產黨小組以後，曾被組織派往武漢去聯絡那裡的農工和學生，還勸說當時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惲代英等人加入共產黨小組。英國情報僅報告了他們四人會面時談及布爾什維克在遠東的組織和活動，至於李澤洛維奇等此行是奉誰派遣，有何具體任務均未提及。但他此時已同正在組建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李漢俊等人和有關布爾什維克組織都有聯繫，則為確定的事實。”^[32]

袁振英與李澤洛維奇相識，他們的英語都非常熟練。袁振英能夠在早期建黨時扮演重要角色，與他出色的英語水準有關。據袁振英晚年回憶，他確實奉陳獨秀之命去過漢口，還見到過惲代英。他到漢口的任務是“聯絡惲代英同志，勸其加入共產黨”^[33]；“調查武漢三鎮的教育狀況和漢陽兵工廠、鐵廠、紗廠等的勞工狀況”^[34]。

社會主義者同盟是孕育中共胚胎的母體，它在匯集信仰不盡相同的社會主義者共同從事社會革命的過程中，促使其中一部分人轉而信仰布爾什維主義，正如後來張太雷在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所說，要力求使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混合的組織，變成純粹的共產主義組織。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袁振英與李澤洛維奇先後奉命去武漢說服惲代英等人加入共產黨組織，想同惲代英以及利群書社成員林育南、項英（項德隆）、李書渠、李求實、盧斌、施洋等，建立更密切的聯繫，使他們早日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惲代英是當時頗為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才華出眾，感召力很強。他發起組織了互助社等進步社團，1920年初又在武昌橫街創辦利群書社，致力於介紹新文化，推銷進步書報雜誌，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著作，如《共產黨宣言》、《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不過，這次袁振英的漢口之行並不圓滿，沒能說服惲代英和他的夥伴們加入共產黨組織，但惲代英和袁振英因此成了私交頗深的朋友。

 1920年9月，停刊了幾個月的《新青年》雜誌復刊，並成為共產黨的公開理論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新青年》雜誌是1920年春隨它的創辦者陳獨秀從北京遷回其誕生地上海。遷回上海以後，這家中國最知名的雜誌發生了巨大轉變，轉變涉及到編輯方式、經費與政治傾向等方面。政治上的社會主義傾向在復刊後的《新青年》雜誌封面裝幀上就有所反映，借用茅盾的話來說，就是“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圖案，是一東一西，兩隻人手，在地球上緊緊相握”^[35]。這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圖案，這個圖案“暗示中國革命人民與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俄羅斯必須緊緊團結，也暗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意思”。這個圖案並非是《新青年》雜誌編輯們的原創，而是來自對美國社會黨黨徽的模仿。這個封面圖案的設計與魏金斯基有關。魏金斯基來華前曾在美國活動，1915年加入美國社會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他回到俄國加入俄共（布），1920年1月參加俄共在遠東的活動。曾經為美國社會黨成員的魏金斯基利用其方便條件，替上海的中國社會主義者購買美國社會黨的一些書籍。《新青年》雜誌復刊後封面的這個圖案，就是在這些書籍中得到的。

《新青年》雜誌復刊後內容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色彩，復刊號（即第八卷第一號）登載了陳獨秀政治觀點轉向馬克思主義的宣言書《談政治》一文。此外，專門開闢了介紹俄國革命的“俄羅斯研究”專欄。陳獨秀把這個“帶有樹旗幟的作用”^[36]的專欄交給袁振英主編。袁振英擔任《新青年》“俄羅斯研究”專欄的主編工作，是他對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最大貢獻。那個時代，人們對於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蘇俄，不是讚揚就是反對、不是喜歡就是失望，對這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政治試驗品既充滿期待，又有着莫名的恐懼。作為俄羅斯的鄰居，中國人對其知之甚少。《新青年》開闢這個專欄，就是致力於把社會主義的蘇聯介紹到中國來，幫助中國人民了解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成功經驗，了解指導俄國十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引導中國人民堅決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袁振英當時的編輯與翻譯工作十分繁重，每月只能拿到100元稿費作為工資，還要扣除膳宿費，生活比較清貧，但他沒有特別介意，照樣專心工作，寫的文章很多，寫得也很快。他曾經用唐朝詩人李白來打趣：“李太白所謂‘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也不是一件難事！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37]

“俄羅斯研究”專欄中有大量介紹蘇聯的稿件，占了《新青年》雜誌的大量篇幅。關於這點，袁振英說：“因為當時《新青年》的赤化已現，‘北大’一班教授已不敢投稿……所以我便不能不多翻譯一些美國共產黨機關報《蘇維埃俄羅斯》周刊的稿件。”^[38]從第八卷第一號到1921年第九卷第三號，《新青年》雜誌發表了許多當時能夠收集到了的英、美、德、日等國報刊刊登的有關蘇俄介紹與研究的翻譯文章。提供稿件的有李大釗、李漢俊、沈雁冰、李達、陳望道、袁振英等人。發表的文章內容有：列寧的《民族自決》、《無產階級政治》，倍倍爾的《女子將來的地位》，李大釗的《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李達的《馬克思返原》等。

《新青年》雜誌“俄羅斯研究”專欄文章目錄統計如下：

第八卷第一號（1920年9月1 日）：1、俄羅斯蘇維埃政府——張慰慈譯，2、俄羅斯同業組合運動——漢俊譯，3、我在新俄羅斯的生活——漢俊譯

第八卷第二號（l920年10月1日）：4、蘇維埃共和國底產婦和嬰兒及科學家——漢俊譯，5、關於蘇維埃俄羅斯的一個報告——中俄通信社，6、蘇維埃平民教育一一楊明齋譯

第八卷第三號（1920年11月1日）：7、俄國職工聯合會發達史——楊明齋譯，8、全俄職工聯合大會——震瀛譯，9、勞農協社——震瀛譯，10、俄羅斯的我觀——震瀛譯，11、列寧——震瀛譯，12、克魯巴特金告英國工人——震瀛譯

第八卷第四號（1920年12月1日）：13、蘇維埃的教育——震瀛譯，14、彼得格拉的寫真——震瀛譯，15、蘇維埃俄羅斯的勞動組織——震瀛譯，16、革命的俄羅斯的學校和學生——震瀛譯，17、蘇維埃政府的經濟政策——震瀛譯，18、文藝與布爾塞維克——震瀛譯，19、赤軍教育——震瀛譯，20、中立派大會——震瀛譯，21、俄羅斯的實業問題——震瀛譯，22、蘇維埃俄羅斯的社會改造——震瀛譯，23、勞農政府召集經過情形一一一震瀛譯，24、過渡時代的經濟——震瀛譯

第八卷第五號（1921年1月）：25、俄國與女子（包括六篇文章）——震瀛譯，26、勞農俄國底勞動聯合——陳望道譯，27、俄國底社會教育——震瀛譯，28、勞農俄國底農業制度——周佛海

第八卷第六號（1921年4月1日）：29、俄國農民階級爭鬥史——李達譯，30、勞農俄國底結婚制度——李達譯，31、俄羅斯——震瀛譯，32、列寧與俄國進步——震瀛譯

第九卷第三號（1921年7月1日）：33、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及現在——李守常，34、勞農俄國底婦女解放——李達譯，35、勞農俄國底電氣化——P.生

除“俄羅斯研究”專欄外，《新青年》雜誌中還有零散的蘇俄介紹：陳獨秀撰《俄國精神》（第八卷第一號）；鄭振鐸譯《文學與現在的俄羅斯》及李少穆譯《哥爾基在莫斯科萬國大會演說》（第八卷第二號）、震瀛譯托洛斯基的《我們要從那裡做起？》（第八卷第三號）；震瀛譯《批評羅素論蘇維埃俄羅斯》（第八卷第四號），周作人《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及震瀛譯《蘇維埃政府底保存藝術》（第八卷第五號）等等。

“俄羅斯研究”專欄從第八卷第一號至第六號一直未間斷，時間從1920年9月至1921年4月，最後一期為第九卷第三號。“俄羅斯研究”共刊出介紹蘇俄的譯、著35篇，其中譯文32篇，震瀛署名翻譯的就占了24篇。第八卷第四號（1920年12月1日）的12篇文章全是袁振英一人翻譯。他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給周恩來的信中指出：“蘇維埃俄羅斯研究一部門的稿件差不多完全是我的稿件，只有一個留俄華工楊明齋能夠翻譯些俄國的工農生產的字數，因為他不懂得理論。”^[39]可以說，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通過“俄羅斯研究”專欄的文章，第一次真正地了解到俄國革命的真面目和列寧、托洛茨基等布爾什維克領袖的革命理論。

“俄羅斯研究”作為《新青年》雜誌新設立的專欄，刊登的譯文全然不掩飾對蘇聯的同情、欣賞與讚美。它的橫空出世就象陳獨秀樹立的一面旗幟，顯露《新青年》的出版者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傾慕與認同。而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羅斯研究”這個“樹旗幟”的專欄上傳播馬列主義所發揮的作用，確實是當時任何一個共產主義者無法相比的。這個時期，袁振英已經由“一個宣傳無政府主義者變為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者”了^[40]。

《新青年》第八卷刊登的譯文，政治、社會類內容的比重比以前增加，文藝類只占譯文總數的23%，政治和社會類譯作加起來則占譯文總字數的73%。分析第八卷的譯作內容，可以看到，本卷的政治譯作大部分是“俄羅斯研究”系列的作品，以及其它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章，這不同於《新青年》早期較多譯介歐美自由主義的著作。《新青年》第八、第九卷，雖繼續刊發胡適、魯迅、周作人、劉半農以及陳衡哲、俞平伯等人作品，但屬於不太重要的詩文及小說，唱主角的已變成袁振英為主的對蘇俄情況的譯介以及李季、李達等左派論述。通過“俄羅斯研究”專欄，《新青年》最終轉向認同馬列主義。

《新青年》在內容上的劇烈變化，特別濃郁的“俄羅斯”氣息，引起了雜誌社部分社員的不滿。胡適在一封信中抱怨說：“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故我想另創一個專辟學術藝文的雜誌。”^[41]胡適的這句話自然是有依據的。Soviet Russia是美國出版的一個刊物，袁振英的大量翻譯文章都源自此刊物，此外還包括《先驅論壇報》（英文名DAILY HERALD，1862—1964在倫敦出版的日報，1964年改名為《太陽報》）、《曼切斯特衛報》（英文名MANCHEST GUARD，1821—1959年在英國曼徹斯特出版的報紙，1959年後改名為《衛報》，在倫敦出版）、《國家》（英文名NATION，1865年在紐約創刊的英文報紙）、《新共和》（英文名NEW REPUBLIC,1914年起在美國紐約出刊的一種英文報紙）、《紐約之聲》（英文名NEW YORK CALL，美國杜會黨紐約分部的日報，1908—1923年出刊）等。有學者研究後發現，袁振英等翻譯的原文大都集中於1920年4月到10月的《蘇維埃俄羅斯》周刊中，也即魏金斯基來華以後的半年時間內。可見《新青年》雜誌社社員當時所參閱的《蘇維埃俄羅斯》周刊不是由他們按期訂購的，而是在魏金斯基來華以後郵購的。這點足可見《新青年》與魏金斯基的親密關係，也就是共產國際與陳獨秀、袁振英等之間的密切關係。

從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起，《新青年》雜誌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機關刊物。1920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以後，委託陳望道主編《新青年》，這更讓胡適等感到不快。1921年1月，《新青年》雜誌的北京編委對雜誌轉向馬克思主義進行緊急商議，認為如此明顯的黨派意識，已經有違“同人雜誌”宗旨。錢玄同並不贊同《新青年》的變化，但他覺得人各有志，不能勉強，於是給胡適寫了一封信，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場：“因為《新青年》的結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結合，不是辦公司的結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盡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別人不辦。換言之，即《新青年》若全體變為《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甚至於說這是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等幾個人的私產，我們也只可說陳獨秀等辦了一個‘勞農化’的雜誌，叫做《新青年》，我們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斷斷不能要求他們停板。”^[42]至此，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陣營已趨於分裂，陳獨秀與胡適的分道揚鑣以及《新青年》的轉向則成為明顯的標誌，而袁振英主編的《新青年》“俄羅斯研究”專欄就是這場衝突的焦點。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為了團結教育革命青年，於1920年8月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參與創建上海共產黨組織的袁振英，也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始人之一。

1920年間，浙江、湖南、湖北、安徽、廣東等地一些青年學生，或因學潮被迫離校，或因擺脫封建家庭的束縛，或因渴求充實新的知識了解新的學說，紛紛來到上海找新青年雜誌社、星期評論雜誌社和民國日報社，要求陳獨秀、李漢俊、邵力子等人給他們指點和幫助。上海工讀互助團的一些青年，也急切盼望有一個引導和組織青年的革命團體，來幫助他們解決在工讀互助當中碰到的種種困難。1920年8月17日，魏金斯基在給其蘇俄共產黨上級組織的報告中提到：“我們的前景是：希望在這個月內把傾向革命的大學生組織起來，建立一個集中的社會主義青年團。該青年團的代表屆時可以加入我們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革命委員會了。”^[43]

1920年8月22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成立。袁振英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八個發起人之一，其餘還有施存統、葉天底、俞秀松、金家鳳、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八個發起人的名單最早來自1933年仿魯的回憶^[44]。關於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之間的關係，袁振英的看法與人們的習慣看法不一樣，他說：回國經滬見到了陳獨秀。他要我幫忙他組織了共產黨小組，當時，名稱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45]。從這段文字看，袁振英是把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等同看待的，兩位一體，只不過名稱與叫法不同而已。他堅持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不是上海共產黨組織的下屬機構，而是黨組織的一體兩面：在上海建立起“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決定戴宅為團址，掛“外國語學校”的招牌，我和施存統、葉天底、俞秀松、金家鳳主持團務，總務由楊明齋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實際上就是共產黨小組（共產黨小組或共產主義小組都是一樣的，是內部的名稱。一九二一年在法國勤工儉學的陳延年、周恩來、李立三、陳毅、蔡暢等同志在巴黎成立的共產黨小組，當時也稱為社會主義青年團），所以戴宅實際上是共產黨小組所在地。據當年的團員魏以新記憶：召開團的會議，有時陳獨秀和楊明齋也來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當時還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用陳獨秀的名義組織起來，由陳獨秀抓的)，到了這時，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已具雛形了（日本坂西太郎曾在日本勞動月刊介紹這一情況）。 ^[46]

社會主義青年團建立之後，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領導下，建立了外國語學社，這是上海黨組織創辦的一所培養幹部的學校，招收上海、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學習外語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同時參加一些革命活動。外國語學社雖然公開登報招生，但實際上許多人並不是因見報而應招，而是通過陳獨秀和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其他成員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介紹而來的。劉少奇便是其中一個。1920年10月，劉少奇通過長沙船山學社社長賀民范介紹，抵達申城，進入外國語學社。賀民范還陸續介紹任弼時、蕭勁光、周兆秋、胡士廉等湖南青年去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其實，外國語學社是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為培養留蘇預備人員而設的學校。學員少時有二三十人，多時達五六十人，外國語學社由楊明齋任校長，俞秀松任秘書，具體管理學校的行政事務。楊明齋和庫茲涅作娃講授俄文，李達講授日文，李漢俊講授法文，袁振英及他的北京大學校友沈雁冰講授英文。1921年4月左右，社會主義青年團從外國語學社的學生中挑選二三十名團員分批赴俄，進一步學習馬克思主義學說。挑選到俄國學習的外國語學校學生有劉少奇、任弼時、任作民、羅亦農、肖勁光、柯慶施、曹靖華等，他們從俄國學成回國後，大多數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幹部。

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間，袁振英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擔負着宣傳方面的重任。他不僅是《新青年》雜誌的編輯、“俄羅斯研究”專欄的主編，還是《勞動界》周刊及《共產黨》月刊的編輯與撰稿人。  
   《勞動界》雜誌的出現也與魏金斯基推動中國共產主義活動有直接關係。1920年8月17日，魏金斯基在給上級的一份工作報告中說：“這個星期，8月22日我們的出版處就要用中文出版《勞動界》。擬作為月刊出版，印2千份，每份1分錢。由我們自己的印刷廠承印。”^[47]《勞動界》於1920年8月15日創刊，比魏金斯基計劃的時間提前了一個星期，開設演說、國內外勞動界、調查、時事、讀者投稿等欄目。袁振英在《勞動界》上共發表3篇文章，內容短小。

《共產黨》月刊於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三周年紀念日創刊，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創辦的一份半公開的刊物，介紹革命理論和黨的基本知識。《共產黨》月刊與《新青年》雜誌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它們的編輯部都設在上海漁陽里2號陳獨秀的寓所，《共產黨》月刊的稿件許多是由新青年雜誌社提供的。《共產黨》月刊的辦刊風格受美國及英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完全模仿英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共產黨》（The Communist，發行地倫敦)，與英國《共產黨》的封面裝幀相同，將“短言”（即“卷首語”）排在封面。袁振英是這個重要雜誌的編輯與撰稿人，袁振英回憶：“我們還在新舊漁陽里兩處出版了《共產黨》周刊，總編輯部設在《新青年》雜誌社中，李達、陳獨秀和我都參加了編輯。當時因對外不用《共產黨》之名，故曾以《康敏主義周刊》(英文共產主義的譯音)，《無政府》，《安那其》等封面出版。《共產黨》周刊，實際上是上海共產黨小組的機關刊物。”^[48]

除了做編輯工作外，袁振英還翻譯了幾篇文章，其中有《莫斯科第一次工人的自由市府》、《波蘭共產黨忠告世界工人》、《中國與俄國》等。在《共產黨》月刊發表的文章，作者一律署筆名。如李達的筆名是“胡炎”、“江春”，沈雁冰的筆名是“P生”，周佛海的筆名是“無懈”，施存統的筆名是“C·丫C”，李漢俊的筆名是“汗”、“均”，袁振英的筆名則是“震瀛”、“震雷”。 袁振英一生發表的文章較多，用了太多的筆名，以致許多人不知作者的真實姓名為袁振英。

五、廣州奮戰

1920年12月下旬，陳獨秀、袁振英師生兩人先後離開上海來到廣州。袁振英回粵的使命有兩個：一是出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長，二是為既不懂漢語更不懂粵語的俄國人充當翻譯。因為到廣州不僅有中國國語的翻譯問題，還有粵語的翻譯問題。這些都是袁振英擅長的。

袁振英回到廣州後，跟陳獨秀一起住在市內泰康路回龍里九曲巷11號一座三層樓的一個房間裡，從室內可以眺望市北郊的白雲山，陳獨秀因此把居室叫作“看雲樓”。陳獨秀在廣州除了教育行政事務以外，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對此，袁振英回憶：“陳獨秀到廣州後，廣東地區的馬克思主義宣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新青年雜誌社也在一九二O年底由上海遷到廣州，編輯部設在廣州市泰康路回龍橋一座大樓下(也即看雲樓)，陳獨秀仍任主編，他和李季、潘贊化及我都留住在這裡。《新青年》第八卷第五號仍由上海群益書局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出版，第六號起才移到廣州昌興街二十六號於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出版，但編輯部還在回龍橋看雲樓。”^[49]

在廣州，袁振英除了繼續擔任《新青年》雜誌編輯、充當俄羅斯人的翻譯外，還成為重新建立的廣州共產黨的成員之一。

廣東本是無政府主義者相對集中的地方。1920年10月，建立了廣東“共產黨”，由共產國際代表米諾爾、別斯林與七名無政府主義者組成，出版了《勞動者》雜誌。10月，他們以“廣東共產黨”名義，散發《苦的是平民！怎樣才是快樂呢？》的傳單。由於廣東“共產黨”主要由無政府主義者組成，被革命者認為“與其稱作共產黨，不如稱作無政府主義的共產黨”^[50]。

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鄭佩剛回憶了1921年廣州無政府主義勢力的盛況：“春末，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在莫斯科逝世，廣州舉行追悼。入會參加者千餘人，發言者頗多，會場是高等師範大禮堂。《廣州晨報》是日出一特刊，送到會場分贈。—九二一年五一節在廣州是盛況空前的，我們分頭組織發動各業工人停工一天，舉行盛大示威遊行，沿途呼口號、散傳單，行列長達數里，領隊是謝英伯。他是個大胖子，這天跑得汗流浹背，氣喘喘地一步一抹汗，但精神奕奕。林森這天也在隊伍中，手捧一大堆紅色傳單，沿途分派。他這份傳單內容是勸人拋卻長衣，改穿短衣，移風易俗，勞動神聖，傳單上還畫一把大剪刀，教人將長衣剪短。那天，永漢路口，豎着兩個大畫像，一是馬克思，一是克魯泡特金。”^[51]

  陳獨秀的到來，讓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脆弱同盟開始變得緊張起來。陳獨秀與廣東“共產黨”的成員聯繫，把自己起草的黨綱給他們討論時，無政府主義者反對黨綱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條文。陳獨秀等與他們進行激烈的爭議，認為必須與無政府主義者分開。

陳獨秀聯絡廣東的共產主義者及其同情者，以《新青年》、《廣東群報》為主要陣地，並通過演講等方式，對無政府主義展開全面論戰。1921年1月19日，陳獨秀在廣東省公立政法學校作題為《社會主義批評》的講演，着重談了對無政府主義的看法，稱：“無政府主義雖然也分幾派，我認為各派共通的精髓所在，就是尊重個人或小團體底絕對自由。”並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論證無政府主義“都是走不通的路”。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聽了這次演講，即寫信給陳獨秀，全力為無政府主義辯解，對陳獨秀的主張進行非難。1月22日，陳獨秀收到來信作了回復。區聲白不服，繼續致信陳獨秀。陳獨秀再作答，區聲白繼續辨白。如此往復辯論達3次之多。書信共六件，都發表在《廣東群報》上。陳獨秀為此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四號開闢“討論無政府主義”專欄，公開披露這六封書信件，雙方形成了一場公開的辯論。

袁振英與區聲白、黃凌霜曾為實社的核心成員，在陳、區兩人的辯論中，袁振英採取了溫和的態度：“我當時曾勸他們團結，不要分裂，分裂沒有好處。”^[52]袁振英當時的心理較為複雜，當區聲白、黃凌霜批評列寧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黨紀過於森嚴時，他是心有同感的，這也是他後來離開中國共產黨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但他同時也深受布爾什維克黨的吸引，不再是以前那種純粹的無政府主義者了。

《廣州晨報》是無政府主義派的新聞堡壘。該報於3月2日突然對陳獨秀等人進行攻擊，指陳獨秀等意圖將公立學校變為私有。被點名的陳獨秀、陳公博、袁振英等人於第二天、第三天連續在《廣東群報》發文回敬。陳獨秀認為：既然各人信仰的主義不同，將來始終是要分開的。聯合起來活動，由於主義、活動手段、策略不同，必引起爭論，不如現在分開，各走各的路。無政府主義者鑑於與信仰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者不能共處，沒有統一的語言，也甘願退出廣東“共產黨”。由於七個無政府主義者退了黨，廣東“共產黨”僅存米諾爾、別斯林兩個俄國人。經過認真醞釀，在陳獨秀的主持下，於1921年春“開始組織真正的共產黨”^[53]，當時取名為“廣州共產黨”，陳獨秀為書記，成員有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米諾爾、別斯林、袁振英、李季、沈玄廬。此外，包惠僧受上海黨組織派遣，於5月間來廣州見陳獨秀，也參加廣州共產黨的活動。廣州共產黨成立後，把陳公博主編的《廣東群報》和沈玄廬主編的《勞動與婦女》作為黨的機關刊物，加上當時由上海遷來廣州的《新青年》，形成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

廣州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最早建立的六個地方組織之一。對於袁振英加入廣州共產黨的事實，同他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發起組一樣，也在中國共產黨黨史正本中得到了確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於2002年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記載：“廣州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先由陳獨秀、後由譚平山任書記，陳公博負責組織工作，譚植棠負責宣傳工作，成員有袁振英、李季等。”^[54]

他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只有短短一年時間，猶如流星般閃過，留下了深深的痕跡。袁振英始終沒有放棄無政府共產主義的信仰，卻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活動，並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袁振英解釋道：“當時我們認為，共產主義的世界就是無政府的世界，就是大同世界。無政府主義就是到達共產主義。……認為無政府主義的主張是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但到達共產主義社會則是‘殊途同歸’”。“我之所以參加共產黨小組，就是在當時很少人提倡共產主義，假如我不負擔一份責任，對於主義的發展，更多一些妨礙。”^[55]

袁振英是一個十分認同馬克思主義的頗為特殊的無政府主義者，他一生的思想，都矛盾地徘徊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1921年3月，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開始分道揚鑣時，袁振英並沒有在這個大轉變中離開共產黨。他卻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後最終離開了共產黨。其中的一個解釋，就是他對個人自由有很強的意識，無法適應中國共產黨鐵的紀律：“我有自知之明，我的自由主義不能夠擔負共產黨鐵的黨綱！”^[56]關於這一點，他的夫人黃式坤也予以證實。1986年，她給妹妹黃璧坤的信中說：“振英在共產黨未成立之前已接受共產主義，但不願想受一個黨的指揮，而要有自己的自由。”^[57]他甚至不承認自己曾是共產黨人，20世紀50年代說：“一般人因為我在民九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的小組，及與陳獨秀在北京和廣東的特別關係，都認為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就是最親密的都是這般看法，其實我始終沒有參加過共產黨，很像沒有參加過國民黨一般。我的外父黃嵩齡常以為我是一個共產黨，所以反對他女兒同我戀愛。我的叔伯輩現仍以為我是一個共產黨。邵元沖（西安事變的替死人物）與連聲海夫婦唐允恭，談及我是共產黨。陳濟棠、林翼中等及諸人都以為我是共產黨。只有共黨的同志們才知道我不是共黨。”^[58]

袁振英1929年與香港受匡出版社合作，計劃編譯出版一套叢書，以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成立的無政府主義社團——實社作為叢書的書名，名《實社叢書》，計劃出版17本書。出版了9本：《近代學校與教育改造》、《近代婚姻與家庭改造》、《上帝與國家》（巴枯寧著）、《古爾德曼女士文集》、《革命與進化》（邵可侶等著）、《易卜生傳》、《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王爾德著）、《無治主義者的道德》（克魯泡特金著）、《牧師與魔鬼》（短篇小說集）。另有8本正在印刷或準備印刷：《近代科學與無治主義》（克魯泡特金著）、《胡黛蓮女士文集》、《托爾斯泰社會哲學》、《烏托邦的蘇俄》、《孔德平生和著作》、《孔德實證哲學原理》、《震瀛室散集》、《震瀛室譯叢》。1937年秋,中國抗戰爆發，《實社叢書》因而未來得及全部出版。

1979年1月18日，袁振英在廣州去世，終年85歲。 

[趙京2011年4月18日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