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古代的刑罰體系，我們就想起舊時代的辣椒水、老虎凳，最有名的就是滿清十大酷刑，其中的手段你想都不敢想。而這也成為近代外國竊取治外法權的論證，認為中國的刑罰太黑暗，需要他們來“拯救”。

其實，說起刑罰體系的文明程度，我們中國的刑罰體系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刑罰體系，只是自明清時期以來，隨着封建社會的逐步腐朽而走向黑暗。這個最文明的刑罰體系，出自一位偉大的皇帝之手，他就是史上著名的盛世“文景之治”的奠基者——漢文帝劉恆。

漢朝崛起的真正奠基人

漢文帝的名字在中國歷史上是很有名的，“文景之治”就是對他政績的充分肯定。文帝名劉恆，是劉邦的第四個兒子。

人們通常熟悉的都是漢武帝的法律思想，認為他是西漢繁榮的功臣。其實漢文帝才是一個腳踏實地的改革家，一個西漢王朝的忠實維護者。正是在他的清靜無為的法律思想指導下，漢朝才得到了休養生息，為西漢王朝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從而把漢王朝推上了強盛的頂峰。

西漢王朝建立後，漢高祖、惠帝、呂后都着力於發展農業生產，穩定統治秩序，收到了顯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時，不僅國家財力嚴重不足，人民生活還相當困頓。這是為什麼呢？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社會物資的極度匱乏和土地兼併的愈演愈烈。

為了振興漢朝經濟，漢文帝採取“藏富於民”的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大幅度降低了農民的“個人所得稅”，文帝二年和十二年，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稅一減為三十稅一，即納1∕30的土地稅，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後，三十稅一成為漢代定製。此外，算賦也由每人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兩次直接將稅收減半，這是何等的大手筆！

可以說，漢朝騰飛的原動力正是漢文帝這顆體恤民情之心，有一個故事可以充分體現他的這顆善心。

有一次，他打算修建露台，叫工匠計算費用，需要黃金一百斤。文帝說：“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於是打消了這個念頭。

以小見大，一個小故事的背後，是一顆兼濟天下的胸懷，如此一來，漢朝的崛起也就指日可待了。

經濟放寬，刑罰同樣要放寬

漢文帝為人“寬仁”，他的“寬”和“仁”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對百姓的體恤，更重要的，是在推動法律領域的改革，這次改革開天闢地，使他成為封建社會唯一一個廢除肉刑的皇帝。

漢文帝篤信黃老學說，反對法家的“重刑輕罪”主張，不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因此，漢文帝在“絕秦之跡，除其亂法”的思想指導下，對刑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他就廢除了收孥相坐法，也就是俗稱的“株連”制度。

中國古代盛行親屬株連制度，即連坐，當一個人犯罪之後，不僅要對犯罪者本人處以刑罰，還要殃及犯罪者的家屬甚至更廣泛的範圍。秦律規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的處死，輕的沒入官府為奴，稱為“收孥相坐律令”。

公元前179年12月，繼位僅月余的漢文帝躊躇滿志，“新官上任三把火”，即下詔召見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御史大夫張蒼等人。

漢文帝在詔書中稱：“法律的作用在於懲治惡人，引導善人。在罪犯已經被處以刑罰的情況下，其無罪的父母妻子兄弟等還要連坐受罰，這是很不妥當的。群臣應當議論一下解決的方法。”

周勃等人並不同意漢文帝的意見，紛紛表示：“百姓是不能夠自我約束的，必須要通過嚴酷的刑罰限制他們的行為。當他們知道，如果自身犯法，親人也將受到株連時，他們才會遵守律令。而且連坐法自古有之，行之有效，以保持不變為宜。”

漢文帝不為所動，二次下詔，措辭嚴厲：“對於公正的法律，百姓是不會觸犯的。不公正的法律是害民之法。官吏們有教育百姓棄惡向善的職責，如果使用害民之法，則是官吏們的失職。對於這種殘害百姓的暴吏，該如何處置？群臣應當再議論一下解決的方法。”

看到新皇帝如此有決心，再牛的老臣子畢竟還是拗不過皇帝，只能周勃等人立即着手廢除收孥等法。

罵了皇帝照樣無罪

在廢除“株連”的刑罰制度後，漢文帝又開始燒“第二把火”。漢文帝聽歌功頌德的話聽得耳朵都起繭了，於是想聽點不一樣的。

說到就要做到，漢文帝開始鼓勵百姓向朝廷提意見，即使咒罵皇帝也不加治罪。這在幾千年的封建皇帝中也是極其罕見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措施就是廢除誹謗妖言之罪。

今天的我們知道一個很熟悉的詞叫“大不敬”， 是中國古代侵犯皇帝人身、權力及尊嚴的一種罪名。但是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成為皇帝“維權”的強力工具，什麼是大不敬？具體什麼行為是大不敬？還不都是皇帝說了算？於是百姓大臣如履薄冰，連一些小動作都怕得要死，何況是批評、誹謗皇帝呢？

其實，早在我國夏、商、周三代，“誹謗”一詞，原是個褒義詞，意指民眾對於國家政事的自由議論。然而，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得天下後，聽從丞相李斯的上書增加了誹謗罪。秦法，犯誹謗罪者，在斬首之前，還要先割掉舌頭。“誹謗”二字，也就從此成了貶義詞。 

漢承秦制，漢王朝建國伊始，諸事草創，基本上都是模仿秦代朝廷制度。相國蕭何將秦法稍加刪節，就成為漢法，所以秦代若干嚴刑峻法，包括誹謗罪，在漢初都保留進漢法了。

秦律和漢律均規定，對於皇帝不能隨便議論，更不能有所怨恨，否則就是犯了“誹謗妖言罪”。即使有人不高興時詛咒天地，由於事關“天子”，也是犯了“民詛上罪”。漢文帝認為，如果推行開明政治，這些阻塞言路的罪名必須廢除。

公元前178年，漢文帝燒起了“第二把火”，下詔廢除妖言、誹謗等罪。

詔書中稱：“古代聖賢的君王治理國家，在朝堂中同時設有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目的就是為了讓大家可以無所顧忌地向君主進言，讓君主聽取不同的進諫，使國家日臻昌盛。現在我們的法律不許人議論朝政，長此以往，人們都不敢對我提出 意見，我又如何得知自己有沒有過失呢？又怎能吸引賢達的人來輔佐我呢？這條法律應當廢除。”

漢文帝廢除妖言誹謗等罪後，又採取了“通治道”等措施，言路廣開，政治氣氛寬鬆，大批優秀人才得以被選拔入仕。也應了唐太宗時代的一句話：“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而漢文帝在千年前就明白了這個道理。

一位女子引發的社會變革

孟姜女一哭，長城就倒了，女性威力可見一斑。同樣漢文帝的時候也有一位善良美麗的女性，為了一片孝心，用一紙滿含淚水的文字，感動了漢文帝，也改變了整個封建社會的刑罰制度。

先秦時期，當時的刑罰是及其野蠻和殘酷的，這些刑罰統稱為“肉刑”，是中國古代殘害肢體肌膚、破壞身體機能的刑罰，包括墨、劓、刖、宮等。這種原始野蠻的酷刑，從夏商周一直沿用到漢初。

直到一次事件的發生，改變了這種狀況，這次事件，史稱“緹縈上書”。

公元前167年，臨淄地方有個小姑娘名叫淳于緹縈。她的父親淳于意是一名醫生。

有一次，有個大商人的妻子生了病，請淳于意醫治。那病人吃了藥，病沒見好轉，過了幾天死了。大商人仗勢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狀，說他是錯治了病。當地的官吏判他“肉刑”，要把他押解到長安去受刑。

淳于意有五個女兒，可沒有兒子。他被押解到長安去離開家的時候，望着女兒們嘆氣，說：“唉，可惜我沒有男孩，遇到急難，一個有用的也沒有。”

幾個女兒都低着頭傷心得直哭，只有最小的女兒緹縈又是悲傷，又是氣憤。她想：“為什么女兒偏沒有用呢？”

她提出要陪父親一起上長安去，家裡人再三勸阻她也沒有用。

緹縈到了長安，托人寫了一封奏章，到宮門口遞給守門的人。

漢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書的是個小姑娘，倒很重視。那奏章上寫着：

“我叫緹縈，是太倉令淳于意的小女兒。我父親做官的時候，齊地的人都說他是 個清官。這回兒他犯了罪，被判處肉刑。我不但為父親難過，也為所有受肉刑的人傷心。一個人砍去腳就成了殘廢；割去了鼻子，不能再按上去，以後就是想改過自 新，也沒有辦法了。我情願給官府沒收為奴婢，替父親贖罪，好讓他有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漢文帝看了大受觸動，就下詔要廢除肉刑，實施仁政。後來這條詔令付諸實踐，形成明確的法令。於是，自夏商周以來擁有一千多年歷史的“肉刑”制度，開始成為了歷史。

高深的治國智慧

作為一個英明的帝國掌舵者，自然不會因個人的喜好而隨意制定一項影響重大的政策，他廢除肉刑的背後是有很深的社會背景的。

在漢文帝實施刑罰改革以前，漢代的刑罰制度按“漢承秦制”的體制格局，基本承襲了秦代的刑罰體系。而秦代的刑罰制度，不僅方法嚴酷，體系也比較混亂，肉刑、徒刑常結合使用，刑種之間的輕重等差亦不是很嚴格、固定，因而從整體上看顯得既嚴且繁。

秦亡之後，後人在總結評價有秦一代的政治得失時，一般均認為秦亡的重要原因 之一即是刑罰嚴酷，史書上有所謂“劓鼻盈車”，被處劓刑的人犯眾多，割下的鼻子裝滿了一車又一車；“履賤踴貴”，被處斬趾刑的人犯多到正常的鞋已很少人 買，因為多數人均受刑罰而被砍去了腳趾，大家爭相購買適合無腳趾人穿的仿照正常鞋做的“踴”，遂使鞋賤而“踴貴”。如此誇張記述並不是個例。

以肉刑為代表的傳統刑體系，背負着亡秦的惡名，成了社會指責的焦點之一。從而為改革肉刑提供了一個很現實的誘因。

西漢初期由於政治上和經濟上條件的限制，無法對繼承而來的秦代刑罰體系中的弊端進行系統的改革，僅僅針對一些典型的酷刑與相關制度加以廢止。到漢文帝時實際已經成熟，就果斷廢除了肉刑。

歷史的遺痕

歷史上的“肉刑”被漢文帝廢除了，將社會注入了繁榮昌盛的原動力，同樣的刑罰制度改革，讓我想起當今世界“去死刑化”的思潮。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已經從明文或者實踐中廢除了死刑，我國作為所謂的“刑罰最重國家”，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後，死刑罪名仍然高達55個，現今司法界對此問題極為關注，最近影響全國的大案中的爭論焦點，無一不與死刑的存廢息息相關。由此可見，社會各界對死刑的改革方略仍未達成共識，死刑在中國的存廢進程，依然需要細細考量。

劉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