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傑夫
　　
阿馬蒂亞·森曾提及一個有趣的故事。作為印度人的森，曾擔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院長。當他有一次回到英國希 思羅機場時，移民局官員詢問了他與三一學院院長的關係是不是很好。森覺得自己還算善待自己，所以答道“還不錯”。但中間的片刻疑慮卻加深了移民局官員的懷 疑。這個故事或常常被森拿來自嘲，然而森也認為，這背後體現的正是人們對他人的身份認同過於單一。森指出，身份認同上的這種誤區，正是社會暴力的根源。而 薩繆爾·亨廷頓在他的“文明衝突論”中，則將國家或民族間的暴力衝突，歸於不同文明在文化和宗教上衝突的結果。據此，亨廷頓預言，冷戰結束後，國際間的沖 突將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間展開，由此導致的社會暴力衝突將會持久而難以調和。

事實上，作為經濟學家的森與作為政治學家的亨廷頓“殊途同歸”，無論是身份認同上存在的誤解，還是不同文明間矛盾的不可調和，其實都是在解釋族群間的差異，是如何導致暴力衝突的。然而，美國歷史學家拉塞爾·雅各比卻在《殺戮欲》中，發表了自己對“暴力的來源”獨特的看法。
　　
在 《殺戮欲》中，雅各比開篇就把大家引到《舊約·創世紀》中記錄的那個“該隱殺亞伯”的故事中。雅各比將其稱為猶太教和基督教世界中的“第一起謀殺案”，並 認同了埃利·維塞爾（Elie Wiesel，書中譯為伊利·威瑟爾，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觀點——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種族滅絕”。但更重要的是，該隱和亞伯是親兄弟。由 此，聖經里的這個“經典案例”，事實上指向了一個有關暴力的重要事實——暴力的主要形式是“兄弟相殘”。雅各比提出，“陌生人對於我們的威脅，沒有熟悉的 人對我們的威脅那麼大”。暴力最常見的形式，“是存在於熟人們、鄰居們或者諸民族內部有親屬關係的社區之間的暴力——那些顯然誇大或者縮小了的內戰”。
　　
接 下來，雅各比回溯了西方歷史上那些慘烈的暴力衝突，以證明這個“令人不安的真相”。在羅馬建城時代，羅慕路斯殺害了自己弟弟瑞摩斯的神話，被雅各比看作是 “該隱殺亞伯”案在羅馬史上的翻版。而在1572年的“聖巴托羅繆日之夜”中，一場皇家婚禮最終演變成了天主教徒對胡格諾教徒的屠殺。另外，第四次十字軍 東征對拜占庭的攻擊；法國大革命中革命派與外省反抗軍之間的互相屠殺；還有，巴爾幹半島上塞爾維亞人、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之間的戕伐，都是歷史上“兄弟鬩 牆”的確鑿證據。
　　
當然，同一切研究暴力史的西方學者一樣，雅各比也不會放過對“反猶主義”的討論。在雅各比那裡，“反猶主義”的出現 並不在於猶太人與西方人有多麼明顯的差異，而是在於彼此間的相似性，例如，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共有很多東西，他們分享了一些共同的宗教象徵。所以，20世 紀30年代，猶太人之所以從中歐被驅逐出去，並不是因為他們對於任何東西持有一些異端的觀念，也不是因為他們捍衛着良心的自由。他們之所以遭到驅逐，就因 為他們是猶太人。另外，在雅各比看來，對“反猶主義”的討論，本身也是用來理解西方文化中“兄弟鬩牆”特徵的很好案例。正如前文提到，西方人對猶太人的恐 懼，正在於兩者之間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又表現在猶太人在被西方同化的過程中獲得的巨大成功。正如卡爾·施密特所言，“同化了的猶太人是真正的敵 人”。
　　
雅各比還通過借鑑弗洛伊德有關“細小差異”的理論，來進一步推導“兄弟暴力”的內在精神邏輯。弗洛伊德在《摩西與一神教》中寫 道，眾多團體的不寬容在反對一些細小的差異方面要比反對一些根本性的差異方面表現得更為強烈。而且弗洛伊德表示，“反猶主義”在這種細小的差異上的敏感 性，類同於“厭女症”的心理症狀。猶太民族由於秉持割禮，在西方世界中，被與女性聯繫到一起，猶太人被西方人視為具有某種女性氣質。於是，猶太人成為對西 方社會男性氣概的威脅。這樣的心理恐懼最終導致了“反猶主義”的產生。
　　
或許，我們會認為，雅各比在分析“反猶主義”的心理根源時，抹 上了太多精神分析派的色彩。但是，雅各比對歷史的梳理，恰如米諾斯神話中潛入“牛怪”米洛陶諾斯地宮的王子，借着歷史的迷宮中的“線團”，機敏地探尋藏在 文明深處的暴力根源。該隱和亞伯間發生的兄弟殘殺的詛咒，至今仍然盤旋在人類世界的上空。而雅各比在《殺戮欲》中所做的，正是試圖給迷宮的地圖添上最後一 塊拼圖，以儘早給予“暴力”這一魔鬼以致命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