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之一，他不僅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世界的。國外毛澤東的評介和“毛學”研究起始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 代。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作為一個世界範圍的話題和研究課題被廣泛開展，基本上經歷了起始、高潮、重新評價及深入研究幾個階段，湧現出一批研究毛澤東的專 家學者，形成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儘管國外毛澤東的研究在學術範式、學術立場等方面與我們相異，但在有關毛澤東的研究成果中，外國學者對毛澤東的人格 魅力、毛澤東的思想生平業績及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當代價值都作出了一些比較客觀中肯、有見地的評價，也是毛澤東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富有啟示意義。

    “一位走在時代前面50年的天才”

    國外學者對毛澤東生平的評介也呈現出層層遞進、不斷深入、逐漸客觀的特點。
    建國前，以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為代表，一批西方記者衝破國民黨的封鎖，通過實地採訪，對毛澤東的形象進行了勾畫，或真實，或片斷，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因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或反面宣傳而被扭曲的毛澤東形象。
    由於國民黨方面片面失實的宣傳，在外國人眼裡，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被醜化為“赤匪”。直到斯諾、比森、卡爾森、史沫特萊、漢森、伯特侖等人面對面地採訪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後，這種印象才得以有所改觀。
    在這些西方記者的眼裡，毛澤東舉止隨和，談吐老練，願意同遠道而來的客人交往。這位手不釋煙的湖南人把與記者們的會見，安排在充滿鄉土氣息的黃土窯洞裡。 通常，他們的談話從晚間開始進行，直到次日凌晨兩三點鐘。當疲乏至極的記者心滿意足地離開時，發現毛澤東仍然精神抖擻。毛澤東給他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 象”。
    毛澤東的超凡魅力確實令人折服。在西方記者的報道中，毛澤東是那個時代的傳奇人物。對斯諾來說，毛澤東是窯洞裡的預言家，儘管毛澤東表面看上去很冷淡，斯 諾還是被這位富於想象力的共產黨領袖那種“天生精明”迷住了。斯諾感到了一種“天命的力量……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卡爾森對漢森說，毛澤東是他所遇 到過的“最無私的人”，“一個社會空想家，一位走在時代前面50年的天才”。與卡爾森談話不久，漢森也來到延安並訪問了毛澤東。和卡爾森一樣，漢森認為毛 澤東是一個謙遜的、“完全無私的人”。漢森指出，毛澤東是繼斯大林之後“國際政治中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和領袖”。伯特侖用同樣的口吻稱毛澤東是 “中國的列寧”，並說他是中國人中有着“無與倫比的冷靜和穩定思想的人”。
    還有一些外國人在其著作中用近乎幽默、狂熱的語言對毛澤東作出評述。比如，在岡瑟•斯坦看來，毛澤東是一個“身着肥大褲子、操着濃重鄉音、精力充沛的農民 知識分子”。厄爾•利夫聲稱自己被毛澤東文雅的舉止、含笑的眼睛、豐富的幽默、直率的談吐以及民主的作風所深深吸引。他還這樣寫道：毛澤東決非共產主義的 盲目信徒。他能夠同任何人長談到深夜，所涉及的問題小到唇膏，大到列寧主義，顯示出對國際時事的廣博知識。伊洛娜•拉爾夫•休斯聲稱自己見到這位紅軍領袖 時，感到“一瞬間看到了永恆”。她覺得毛澤東近乎神秘而難以理解，並寫道：這位曾經是農民、哲學家、詩人、政治家和革命者的人，是“中華民族的化身”。
    這些描述儘管細緻，但多半只停留在直觀感受的層面。真正將毛澤東生平業績進行較深入研究和剖析，並作出較為深刻評述的是斯諾。他也是深入中國紅色區域進行採訪的第一位西方新聞記者。
    斯諾不僅僅對毛澤東個人生平作一般的敘述，而且將毛澤東個人的生平置於歷史維度中，按時序分六個階段進行考察。他在《西行漫記》中這樣分析道：毛澤東是一 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他有着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 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斯諾還對毛澤東作了這樣的評價和預見：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 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如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麼，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 偉大的人物。
    斯諾在多次採訪毛澤東之後，詳細查閱所有能接觸到的原始材料，比如蘇維埃政府立法和執法機關的法令，各種報紙、雜誌、小冊子和報告，並儘可能核對了美國、 中國以及前蘇聯的權威著作中提供的材料。不僅如此，他還將自己採訪毛澤東的記錄稿，“在最後用英文定稿之前，曾先後兩次譯成中文呈送給毛澤東校訂”。應該 講，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作出的評述是具有說服力的。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對毛澤東作出評述的意義，不僅僅澄清了事實，更重要的是他開創了外國學者評述毛澤東的先河，在材料、方法上提供了可供依據的藍本，這種影響是至深至遠的。
    1945年1月30日，英國《新聞時事報》發表斯坦因寫的《毛澤東朱德會見記》一文，記述了他幾次訪問中對毛澤東的印象。他說，在我同毛澤東談話的三十小 時當中，通過所有我所訪問過的幾百個共產黨人，也包括地主、商人等等，我開始了解毛澤東先生所享有的信任與愛戴了。“他幾乎羞怯的謙遜與自然的熱誠，反映 着對於別人的人性尊嚴的深深敬重，以及對人的學習能力的深深信任，那正是他不斷地讓負責的工作者們所牢記的基本意識之一。”
    斯坦因由印象入手，進而分析了毛澤東所秉承的理念。他這樣記述道，毛澤東告訴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群眾的小學生，如果我們要爭取到勝利與 和平，群眾的意見與經驗一定要作為我們政策的基礎。因為人民能教給我們許許多多事情。我們的任務就是聽從他們，學習並了解他們的經驗、願望、批評，確定他 們所需要的東西的總和，再作為政策交還給他們。毛澤東說他的領導靠人民的信任，靠當前在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各級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萬人民的信任。

    “使‘新中國’、‘人民的中國’在國際上恢復其應有的地位”

    伴隨着新中國的成立，毛澤東在國際上的影響越來越大。國外在密切關注新中國的發展和社會動向時，也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聚焦於毛澤東，試圖通過毛澤東來研究中 國的發展動態及其走向。在一定意義上說，毛澤東的名字與新中國連在一起，外國學者對毛澤東的生平業績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在他們眼裡，毛澤東是中國最富影響 力的偉人，這位偉人的經歷、思想，都成為他們關心的重點。
    這一時期，國外出版了一大批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著作，在這些著作中，對毛澤東的思想水平業績的研究較前更為豐滿、深入和全面。
    1961年，英國學者羅伯特•佩恩說：1949年時，毛澤東還是一個不廣為世人所知的人物，而12年後他已聞名世界。歷史上從未有一個人像毛澤東這樣統治如此眾多的人民。對中國共產主義起源的了解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變得如此迫切。
    日本的毛澤東研究代表性的人物竹內實在196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毛澤東的詩詞與人生》。在他看來，毛澤東“首先是一位文學家、一位詩人”，他甚至認 為，“與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千古絕唱相比，毛澤東的詩詞毫不遜色。他的確是一位偉大的詩人。”這本書當時在日本引起較大反響，改變了日本人 既往對毛澤東及其中國共產黨的膚淺看法，表明毛澤東不僅是一個革命領袖，還是一位富有浪漫氣質的詩人和文化功底深厚的學者。他後來回憶在北京第一次見到毛 澤東時給予他終生的印象：“我注意到他渾身沉浸在沉靜的氣氛中。那種沉靜的氛圍很感染人，好像人被吸進去了似的。據說，宇宙有黑洞，而毛澤東具有的沉靜的 氛圍，就像黑洞一樣－－巨大的，深不可測的空洞。”由此他得出結論：“毛澤東與其說是革命家，毋寧說是一個讀書人。”
    1969年，日本學者中西功在其著作《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中提出：“毛澤東在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表現出了驚人的才幹，尤其他是一個軍事天才，像在中 國這樣一直以武裝鬥爭形式為主的革命中，他確實是最為有用的人才。他在30年的革命過程中，竭盡一切努力，作出了許多獨創性的貢獻。他締造了偉大的中國共 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
    這一時期比較有影響的毛澤東傳記作品，是國外毛澤東研究著名學者斯圖加特•施拉姆所著的《毛澤東》。該書出版時，正值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有不少外國 學者把這場運動理解成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施拉姆在深入研究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後，認為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直接目的是為推行自己的政策，更深刻的考慮 是培養接班人，反對官僚主義和“修正主義”，試圖建立一種天生能預防官僚主義的新型黨組織。
    與斯諾不同，施拉姆未曾見過毛澤東並進行面對面的採訪和交流，他只是通過大量的資料來分析研究毛澤東的思想生平，據此得出結論。
    通過分析，施拉姆對毛澤東作出基本的評價：毛澤東不僅是一個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更是一個獨具理論思維的思想家。在《毛澤東》一書的序言中，施拉姆寫道： “今日之中國是經過半個世紀革命之後而誕生的，而這場革命的方向實質上是由既是理論家又是活動家的毛澤東決定的。”在施拉姆看來，“在其整個政治生涯中， 毛澤東將徹底改造中國社會作為自己的目標，旨在將中國人民的力量解放出來。他決心使‘新中國’、‘人民的中國’在國際上恢復其應有的地位，即居於首位。”

    “抹殺毛澤東的名字，也就沒有了中國革命的歷史”

    毛澤東逝世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中國進入外國學者所謂的後毛澤東時代。中國國內大量檔案材料的不斷披露，為外國學者開展毛澤東研究提供了條件。這一時期，國外陸續產生了多部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著作。
    其中，影響最大的著作是羅斯•特里爾的《毛澤東傳》。作者認為，“毛澤東的主要功績在於統一了中國”，“毛澤東不但把極其衰敗和亂如一盤散沙的中國合為一體，同時，毛澤東也恢復了中國人的自信。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毛澤東傳奇般的生平事跡更甚於他的理論創造活動。”
    在特里爾看來，“毛澤東的一生用一種模式是難以概括的”，因為他是“一個既是猛虎又是狡猾的猴子的人”，毛澤東決不是一種，而至少是五種類型的人的綜合： 他是農民運動領袖，發起了全國的暴動；他是軍事指揮家；他是豪放不羈的浪漫主義詩人；他是哲學家，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東方精神的新形式：他是全球最大的機 構中的政治領袖。
    特里爾致力於將毛澤東塑造成一個充滿活力的人，把毛澤東的生平事業描繪成一幅充滿衝突和傳奇色彩的歷史畫卷，他對毛澤東的評述是富有吸引力和渲染力的。同時，他竭力迴避敏感的政治問題，沒有對一些重大問題作深層次的理性探討，所以在評述時必然顯得缺乏理論高度。
    1987年，日本學者竹內實在其《現代中國的實相》的序言中認為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的四位偉人之一。另外三位分別是秦始皇、孔予以及毛澤東之後的鄧小平。 竹內實寫道：“如果把始皇帝作為權力政治的第一人的話，那麼孔子就是沒有權力的精神世界的第一人。這樣，權力方面的代表是秦始皇，權威方面的代表是孔子。 這是中國歷史上兩個代表性的人物。”“作為使這兩個人合為一體的第三人而引人注目的是毛澤東。他把自己塑造成既掌握權力又擁有思想這類人物。”
    竹內實對毛澤東的評價很高，在他看來，“毛澤東是一位以中華世界為對象奮鬥一生的人物。他應該在中華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抹殺毛澤東的名字，也就沒有 了中國革命的歷史。”因此，“毛澤東是值得紀念的”。竹內實主編的《毛澤東集》10卷和《毛澤東集•補卷》9卷及別卷，共20卷本，已成為國外研究毛澤東 及其思想的必讀文獻資料，開創了國外文獻學視域下的毛澤東研究的先河。
    這一時期，還有《人民的皇帝毛澤東傳》一書的作者迪克•威爾遜稱，毛澤東是一位需要公正評價的歷史巨人。以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著稱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蘇也認為，“不管人們對毛澤東有怎樣的看法，誰都不能否認毛澤東是一位具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
    日本學者野村浩一也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這位“20世紀的東方巨人”。他寫道：“回顧歷史，恐怕沒有人對毛澤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這一點表示懷疑。毛澤東是一 位最傑出的革命家，他是一位率領幾億中國人民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從動亂中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毛澤東不僅是20世紀的中國人民的偉大解放者，而 且也是一位給當今世界以巨大影響的傑出人物。”

    “現代中國歷史上值得大家關注和欣賞的一面鏡子”

    進入新世紀以來，外國學者對毛澤東生平業績研究的視域發生了新的變化，愈加走向深入、客觀和歷史地研究毛澤東，對毛澤東本人進行結論性的評述逐漸淡化。
    西方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施拉姆認為，編譯毛澤東的著作集將會給西方毛澤東研究領域留下一筆寶貴的財富，而一部傳記則很快就會因中國國內陸續披露新的材料而 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正如他1982年在香港作的一場報告裡講到的：“對一個改變了歷史或者創造了某種思想理論的人進行評價，每一次的結論都不是最終結 論，更何況毛澤東是兩者兼顧的人。很多人在其去世若干年甚至若干世紀之後，仍會出現對他的再評價、再爭論。”
    這一時期關於毛澤東生平業績研究的論著，特別是對毛澤東一生進行描述的論著跳出了一味尋找新材料、披露新事實的範式。研究者跳出對毛澤東作整體性的、一生 的最終評價，而將研究視角更多地聚焦於原始文獻資料的研判，展開專題研究和分析，規避了施拉姆所說的偉人傳記因新材料的不斷披露變得沒有價值的問題。
    2002年，英國學者齊慕實在其新著《毛澤東和中國革命：有關這段歷史的文獻》中寫道：“無論你認為毛澤東是否是英雄，不可懷疑的是這位偉大的舵手始終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關鍵人物，他的生平和著作都是現代中國歷史上值得大家關注和欣賞的一面鏡子。”
    2006年，執教於英國來斯特大學的米歇爾•林奇教授在其著作中寫道：“中國人民對毛澤東懷有敬畏的感情，很多人認為毛澤東是最偉大的英雄，他解放了全中國。毛澤東領導了一場廣泛的社會革命，使中國成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域帶頭與蘇聯相抗衡的世界力量。”
    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毛澤東生平研究著作是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副教授麗貝卡•卡爾的《毛澤東與20世紀的世界中的中國簡史》一書。作者聲稱在撰寫本書時 沒有去尋找那些頗有爭議的論題以及富有新意的材料，而是將毛澤東置於20世紀的全球背景下進行語境闡釋。作者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重新正確地評價毛澤東。 作者希望還原一種世紀背景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總體意識：毛澤東為什麼崛起，是什麼讓毛澤東和中國革命能夠成功，又是什麼讓毛澤東成為一位極具獨特影響的領 袖人物。
    在麗貝卡看來，20世紀，不僅中國在世界上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毛澤東也在其間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毛澤東是個地道的中國人，但同時也是一個馬克 思主義者，一個終生不渝的革命家。麗貝卡在書中通篇採取敘論結合的方式，從不停留在對基本事實的交代，以期所得出的每一個結論讓讀者感覺言之有理，更為可 信。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的精神寶庫”

    如果說上面的介紹還主要是對毛澤東本人的思想生平業績研究評介，那麼，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一下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和評價。
    1951年，國外著名毛澤東研究學者本傑明•施瓦茨在《中國共產主義和毛的崛起》一書中首次使用了“毛主義”的概念，用這個專有名詞來表述毛澤東思想。從 此，國外學者圍繞毛澤東思想的來源、基本內容、核心及主要特點等內容進行了長達幾十年的學術研究，有過多次激烈的爭論，得出了形態各異的觀點。比如，關於 毛澤東思想的來源問題，國外學術界得出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論”、“民族傳統論”、“兩源論”、“異端論”、“烏托邦主義論”等觀點。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核 心，一種觀點認為是以農民為主體的思想，並據此將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特點歸結為“民粹主義”；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是以實踐為主體的思想，在這些學者眼裡，毛澤 東首先是一個實踐家，其次才是一個思想家和政治家；有學者認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比如施拉姆認為，“毛澤東思 想中充分闡釋了領導者和群眾之間諸如此類的各種關係。總的來說，群眾路線是貫穿此類關係的核心概念”。總之，外國學者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內涵豐富、外延寬 泛，有一定的理論深度。
    在這個過程中，外國學者對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中國化問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史上發揮的作用、毛澤東對國際社會的影響等作出了較高評價。
    首先，有一批外國學者認為毛澤東思想源於馬克思主義，據此，他們對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關係問題給予肯定。比如，施拉姆在《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一文中指 出，毫無疑問，毛澤東對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作出了重大貢獻。施拉姆這裡講的理論貢獻應該是指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日本學者松村一人在其毛澤東研 究代表作《論毛澤東哲學的意義》中寫道：“今天稱之為毛澤東思想的整個毛澤東的理論，正是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豐富經驗，專心思索 而創造出來的。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作為馬克思主義基礎的辯證唯物論，也大大前進一步。”日本學者野村浩一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對具體情況具體分 析”這一活的靈魂的體現，它推動了中國的解放事業，能與列寧主義相提並論。
    其次，外國學者對於毛澤東思想的正面評述集中在它對於中國革命和建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關於這個問題，日本學者中西功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評述。在其著作《中 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中，中西功寫道：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各個時期由“七大”所體現的毛澤東思想，以及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第一個時期由“八大”所體現的毛澤 東思想，都是科學的、正確的，是本來意義上的毛澤東思想。對於1958年以後由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所支撐的毛澤東的 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毛澤東的思想，中西功則不以為然。這種分析與國內的論斷基本一致。但中西功據此得出結論：“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民族解放主 義者，但卻沒能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作出了客觀的評價後，美國學者沃馬克在其 1982年出版的專著中引用香港報刊上的一段引文來表述自己對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進程關係的看法：“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的精神寶庫；多年來毛澤東思想 已經和人民結成一體，沒有人能擯棄它，人民不會擯棄它，因而他們不能拋棄他們自己革命的過去。他們不能把他們指導的並用來改變世界的武器置之一邊……毛澤 東犯了錯誤，不能認為要求黨全面和正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便是反對毛澤東。”
    最後，無論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還是曾經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外國學者無一例外地承認毛澤東思想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財富，它不僅在中國有着至深至遠的影響，對於國際社會，尤其是對於第三世界國家，其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1973年，英國學者傑克•格雷在其專著中用專門章節分別論述了毛主義在中國、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以及全世界的現實意義。1977年印度出版的馬諾蘭江 •莫漢蒂的《革命暴力：印度毛主義運動研究》專門論述了毛澤東的革命理論以及對印度左派運動的影響。1981年，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在《毛主義的未來》 一書分析了毛主義在中國所產生的影響及其未來的發展，同時他也暗示了毛主義在第三世界的成功和失敗。
    這方面的論述最全面的是英國學者羅伯特•J•亞歷山大1999年出版的《毛澤東思想在第三世界的國際化》一書。亞歷山大在書中專門論述了毛澤東思想在第三 世界國家的發展狀況。另外還單獨介紹了毛澤東思想在非洲黑人中的影響。亞歷山大並沒有將介紹毛澤東思想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和影響截止到所謂的鄧小平領導 時期，而是將研究延續到了出版之前，作者試圖從一個側面證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擯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在國際上的廣泛影響仍然沒有消失。
    2010年，美國學者里查德•沃林出版新著《風從東邊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法國知識分子，文化革命及其遺產》，再現上世紀60年代法國學生和知識分子在文 化和政治領域的傳奇經歷，闡明了毛澤東主義現象是如何出乎意料地在法國掀起一場民主政治巨變。在作者看來，雖然毛澤東主義對法國最優秀、最聰慧的階層中有 着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其實他們並未真正理解中國政治。相反，更為矛盾的是，“文化大革命”被當作法國社會解放變革的工具。法國左翼派學生群體採納了“文化 革命”這一修辭說法，並將其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批判中。作者還分析調查了毛澤東主義對法國文化領袖想像力的影響。
    受限於及時、準確地獲取材料，以及意識形態、文化背景的差異，外國學者在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作出評述時，難免存在一些偏頗，甚至一些反動的言論。但好在 國外毛澤東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它的學術研究地位，政治需要的色彩逐漸淡化。隨着時代的發展，外國學者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評述將會更加理性。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03期，摘自2013年第11期《黨史博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