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紀一

　　“兩彈一星”的研製成功，是新中國20世紀輝煌的歷史成就之一，是中國人民在攀 登現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創造出的奇蹟。1964年10月16日，在中國西部大漠深處升起的蘑菇雲震撼了整個世界，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 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實現了核技術的又一次飛躍。中國的核科技力量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 射成功，太空中響起了《東方紅》的樂曲。至此，我國躋身少數獨立掌握核技術和空間技術的國家，並在某些關鍵技術領域走在世界前列。“兩彈一星”的研製成 功，為我國的經濟建設豎起了一道安全屏障。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是怎樣作出研製“兩彈一星”戰略決策的，本文擬對這一過程作一梳理和探究。

　　一、毛澤東從國家安全出發，決策研製“兩彈一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雅爾塔體制的影響，世界分裂為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對立 陣營。為了爭奪在遠東的勢力範圍，1945年8月6日、9日，美軍大型轟炸機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剛剛研製出來的原子彈，兩地上空升起的蘑菇雲，久 久不散，這場人類有史以來的巨大災難，造成了日本10萬多人死亡和8萬多人受傷。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核打擊展現了原子彈巨大的殺傷力與威懾力，也使人們對 利用原子核的裂變或聚變的巨大爆炸力製造核武器有了認識。

　　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說：“原 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 武器。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 是屬於人民。”毛澤東的這次談話，把原子彈比作“紙老虎”，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在戰略上對核武器的藐視。毛澤東曾多次指出，革命者必須在戰略上、全體上，藐 視敵人，敢於同他們鬥爭，敢於奪取勝利;同時，又要在戰術上、策略上，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鬥爭問題上，重視敵人，採取謹慎態度，講究鬥爭藝術， 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採取適當的鬥爭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敵人和消滅敵人。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與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 當被問到：“主席還是認為原子彈是紙老虎嗎?”毛澤東回答：“我不過講講而已，真打起來會死人的。但是最後它是要被消滅的，那時就變成紙老虎了，它沒有了 嘛!”

　　使毛澤東對原子彈有直觀了解的是1950年訪問蘇聯。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觀看了蘇聯於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原子彈的紀錄片，他深有感觸地說：“這次到蘇聯，開眼界哩!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

　　戰略核武器不僅成為遏制對手的重要砝碼，也是軍事手段在當代國際政治中舉足輕重的表現形式。史料顯示，20世紀50年代我國曾先後遭受4次核打擊威脅：

　　第一次，朝鮮戰爭期間。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大規模入朝參戰使美軍在朝鮮戰場遭到慘敗，引起了美國朝野的震驚和恐慌。惱羞成怒之下，杜魯門拋出了他的最後一張“王牌”——原子彈。

　　原子彈是美國掌握的一個重要的威懾武器。早在1950年7月中旬，美國國務院政 策設計委員會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提出，如果中國或蘇聯軍隊在朝鮮參戰，美國應該使用原子彈，並認為這可以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勝利。同年11月20日，美國參謀 長聯席會議建議應着手研究對朝鮮、中國東北以及內陸實施核打擊的問題，他們認為倘若中國全力以赴地進行干預，那麼使用原子彈是必要的。當五角大樓在秘密討 論使用原子彈的時候，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泄露了“天機”，他在回答問題時說：“同以往一樣，我們將採取任何必要的步驟，以應付軍事局勢”，“包括我們擁 有的任何武器”。12月，一枚尚未完全裝配完畢的原子彈，被悄悄運到停泊在朝鮮半島附近的航空母艦上，預備伺機對中國人民志願軍進行攻擊。1951年4 月，志願軍再次發動大規模攻勢後，杜魯門下令向關島地區緊急運送核部件，美軍還在幾個月後舉行了核戰演習，並且公開予以報道。美國軍方更是一直主張“給中 國人顏色看看”。麥克阿瑟甚至建議，投擲20―30顆原子彈轟炸中國，在中朝之間沿鴨綠江設置一條放射性地帶。他認為，採取這些行動，將嚴重削弱並大大抵 消中國進行戰爭的能力，從而確保美軍在朝鮮戰場的勝利。

　　毛澤東在決策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兵朝鮮時，已經作出最壞打算，準備在迫不得已的情 況下同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直接較量。1950年9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9次會議上講到朝鮮戰局和我們的方針時說：“你打你的，我打我 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着你打，最後打敗你。對戰爭打起來的時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長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 彈，我們要有充分準備。你如果一定要那樣干，我們就跟上來。”這反映了毛澤東毫不畏懼任何敵人和任何困難的革命氣勢。

　　第二次，越南戰爭第一階段期間。1954年3月，3000法軍在奠邊府陷入越南人民軍重圍，法國將軍厄雷飛赴華盛頓向美國人求援。5月2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議，如果中國軍隊支持越南人民軍進攻河內，美國應立即用原子彈轟炸中國。

　　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期間。1955年初，解放軍解放一江山島和大陳島後，美國 認為解放軍將對金門、馬祖發起總攻，擔心美國可能會捲入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之中。艾森豪威爾總統向美國國會提出“特別咨文”，要求國會授權，在他認為必要 的時候，使用武裝部隊“保衛台灣”和“軍事上的外圍陣地”，並揚言必要時將使用原子彈。

　　第四次，解放軍炮擊金門期間。為打擊國民黨“反攻大陸”的部署，1958年8月 23日，解放軍開始炮轟大小金門等島嶼。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特文寧在一次高層會議上提出：“向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5個機場各投一枚當量為7000噸至 1萬噸的戰術核彈，觀察中國的反應。”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也要求對中國進行核打擊。

　　但是，美國的核大棒沒有嚇倒毛澤東。1955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接受芬蘭首 任駐中國大使遞交國書時談話說：“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6億人口，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我 們有一句老話，小米加步槍。美國是飛機加原子彈。但是，如果飛機加原子彈的美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那麼，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一定會取得勝利。”

　　同年3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講話指出：“帝國主義拿來嚇唬我們的原子彈和氫彈，也沒有什麼可怕。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

　　作為戰略家，毛澤東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朝鮮戰爭中的較量，敵我武器裝備的懸殊，給毛澤東“可以搞一點”原子彈的想法注入了催化劑。惡劣的外部環境，更促使毛澤東考慮加快發展原子能技術。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說：“我們的國防工業正在建立。自從盤古開天闢地以 來，我們不曉得造飛機，造汽車，現在開始能造了。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 的。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 西。”1963年9月，毛澤東指出：“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深謀 遠慮，從國家安全出發，既藐視原子彈是“紙老虎”，也下決心要搞世界最尖端的核技術。

　　二、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為中國贏得了歷史的機遇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制定的發展核武器的國家安全戰略，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建立戰略同盟，爭取和平空間。新中國誕生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 主專政》一文中，明確提出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之內的“一邊倒”國際戰略。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有共同的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就是在蘇聯的幫助 下建立的。中國革命也得到蘇聯的援助。“在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召集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和在其後進行北伐戰爭時，蘇聯是當時唯一援助中國解放戰 爭的國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後，蘇聯又是第一個援助中國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國家。”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鬥爭中需要蘇聯的支持;在新 中國恢復經濟和發展生產、進行建設方面，需要蘇聯的援助;對國家的管理也需要蘇聯的指導。選擇“一邊倒”戰略，成為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發展友好關係的必然結 果。根據這一戰略方針，毛澤東於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個月，便踏上訪蘇的旅程。在毛澤東的積極努力下，中蘇兩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該條約規定 了中蘇雙方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全面合作，確立了中蘇之間的同盟關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第一條規定：“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采 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 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雙方並宣布，願以忠誠的合作精神，參加所有以確保世界和平與安全為目的之國際活 動，並為此目的之迅速實現充分貢獻其力量。”這明確規定了中蘇兩國任何一方受到侵襲而處於戰爭狀態時，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中蘇友好同 盟互助條約》的締結，鞏固了東方的和平。1950年4月10日，毛澤東在一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3次會議上講到《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說：“條約 定下來比不定好。定下來，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別的事。不然人家干我們，給我們增加困難。現在把兩國的友誼在條約上固定下來，我們可以放手搞經濟建設。外 交上也有利。為建設，也為外交，而外交也是為建設。我們是新起的國家，困難多，萬一有事，有個幫手，這樣可以減少戰爭的可能性。”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確定的中蘇戰略同盟關係實際上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爭取到了一個和平空間。事實證明，儘管美國在朝鮮戰爭和台灣海峽危機中多次威脅要對中國動用核武器，由於這一條約的存在，使得美國最終不敢輕舉妄動。

　　第二個階段，利用外援發展核工業。朝鮮戰爭期間,美國揚言“要把核武器當作普通 炸彈來使用”。朝鮮戰爭的較量，使毛澤東對發展核武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認識到在核威脅下，只有手中握有核武器，才能最終消滅核戰爭，因 此必須發展核武器，搶占戰略制高點，以取得戰略上的有利地位。

　　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感 慨：“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以當時我國的經濟條件和技術條件，要迅速發展先進武器和軍事技術，有很大的困難。最有效的途徑就是爭取得到蘇聯的支持與援助。同年10月，赫魯曉夫來中國 參加國慶5周年慶典時，毛澤東提出希望蘇聯在核彈、導彈技術方面提供幫助。赫魯曉夫沒有答應，他勸說毛澤東應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不要搞這個耗資巨大的東 西，但表示可以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給予援助。蘇聯政府於1955年1月17日聲明，將幫助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推動原子能和平利用”，並提供用於 科學研究的原子反應堆和供研究的裂變材料。同年1月20日，中蘇簽訂《關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放射性元素的尋找、鑑定和地質勘探工作的議定書》。此後， 中國政府先後同蘇聯簽訂鈾礦地質勘察、核科學技術研究、工業項目建設等協定。這些協定不但為中國核工業在初創時期的順利發展創造了條件，而且將蘇聯的援助 範圍擴大到核軍事領域，從而為中國發展核武器提供了外援方面的保證。

　　赫魯曉夫的態度，激發了毛澤東發展核力量必須依靠自力更生的決心。1955年1 月15日，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專門聽取科學家介紹在我國廣西省發現的鈾礦，地質學家李四光講解了鈾礦資源勘探與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密切關 系，詳細分析了中國有利於鈾礦形成的地質條件，並對中國的鈾礦資源前景作了預測。會上他還將鈾礦石標本和探測儀器現場演示給與會者看。毛澤東在聽完匯報作 總結性講話時說：“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到更多的鈾礦來。我們也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創造了一定條 件。過去幾年，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這次會議作出了 研製原子彈的戰略決策。從此，中國人民踏上了追逐“蘑菇雲”的征程。

　　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結論中宣布：“我們進入 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鑽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 期。”這些富有遠見的思想，成為我國發展國防尖端科學技術的指針。蘇聯的幫助推動了我國的原子能研究。

　　195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抽調幹部和工人參加原子能建設工作的 通知》，指出：“最近十多年來，世界各國對於原子能的研究和利用，正在一日千里地發展着。在軍事方面，先後出現了原子彈、氫彈，以原子能為動力的潛水艇 等;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原子能發電站建設的成功，給人類開闢了一種新的難以估量的巨大的動力資源，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線在工業、農業、醫藥和科學研究等 各方面的廣泛利用，將無限提高科學技術的水平。鑑於上述情況，中央已經決定對於原子能的研究和建設事業，採取最積極的方針，並且在蘇聯的幫助下，爭取在較 短的時期內接近和趕上世界的先進水平。因此，必須迅速地全面地開展對於鈾及各種特殊金屬的勘探、開採和冶煉工作，進行各種化工材料的生產、各種特殊機械及 儀表的製造，原子堆和加速器的設計和建造，以及原子能科學研究和幹部培養等一系列新的工作。”中國正式進入了核工業建設和研製核武器的新階段。

　　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發出了“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研製“兩彈一星”工程就此拉開序幕。

　　1957年，赫魯曉夫為了戰勝政治對手，積極調整對華政策，希望中共中央對他表 示支持。毛澤東為照顧中蘇關係，公開表態支持。鑑於赫魯曉夫在政治上有求於中國，中方適時地利用這一機會交涉核技術援助。蘇方迅速作出同意答覆，並決定向 中國提供原子彈生產技術，幫助建立核工廠。蘇聯向中國提供了所需核工業設備，並派出近千名專家，在中國建成了鈾礦、核燃料棒工廠以及衛星研製基地、核實驗 場等。

　　1958年6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指出：“那個原子彈，聽說就這麼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麼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這時，毛澤東列出了製造核武器的時間表。

　　第三個階段，自主優先發展國防尖端技術。1959年6月，中蘇出現分歧。隨後蘇聯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原本已經準備好兩節車皮的模擬原子彈和測試控制器及原子彈支撐的鐵架，不再運往中國。

　　1960年8月，蘇聯撤走了他們在華的全部技術專家，並帶走了重要圖紙資料，停止供應原子能研究所需設備和材料。這對於剛剛起步的中國核工業不啻是一次重大打擊。有些外國媒體幸災樂禍地斷言：中國核工業已“處於技術真空狀態”，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來”。

　　當蘇聯撤走專家的消息傳到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時，毛澤東以他特有的氣魄說：“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和蘇聯政府的背信棄義，並沒有阻止中國追趕“蘑菇雲”的腳步，反而促成了中國自主獨立研製“兩彈一星”的歷史性轉折。1959年6月蘇聯拒絕提供援助後，同年7月，中央決定：“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研製“兩彈”是現代各種科學技術的高度綜合，其複雜性幾乎牽涉到國民經濟所有生 產部門和技術領域。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遭遇的嚴重自然災害，以及政策上的失誤，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面對困難，有些人認為國防尖端技術研究花 錢太多，影響了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發展，主張只搞飛機和常規武器裝備，不搞導彈、原子彈等尖端武器研製。在“上馬”與“下馬”的爭論中，中共中央確定了一 條“縮短戰線，任務排隊，確保重點”的方針。具體安排是：在科研與生產的關係方面，以科研為主;在尖端與常規的關係方面，以尖端為主。在確保“兩彈”及其 配套設備的前提下，再按照空軍、海軍和陸軍大型裝備的順序安排科研任務。

　　為了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的領導，更有力地促進原子能工業的發展，力爭在較短時間內 取得更大成果，196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15人專門委員會的決定》，由周恩來為主任。專門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各有關方面大力 協同，密切配合;督促檢查原子能工業發展規劃的制定和執行情況;根據需要，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及時進行調度。同時明確提出國防尖端科技要“先抓原子 彈”。1964年10月16日，我國首次原子彈試爆成功，中國拿到了核大國俱樂部的“入場券”。為了進一步打破核大國的壟斷，中央決定要加速研製氫彈。氫 彈的研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製造技術上遠比原子彈更為複雜。與原子彈相比，氫彈絕不僅僅是量上的突破，而是質的變化。

　　經過兩年多時間研發，1967年6月17日，我國成功進行了百萬噸級的氫彈空投 試驗。中國不但有了原子彈，而且製造出氫彈，當毛澤東的預期目標全部實現時，他風趣地說：“應該給赫魯曉夫發一個一噸重的大勳章。”在毛澤東的幽默中，或 許隱含着他既沒有忘記赫魯曉夫給中國發展核技術的壓力，也沒有忘記蘇聯科學家和人民給中國的巨大幫助。

　　中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在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核武器兩個發展階段的任務。中國西部戈壁荒灘上的一聲巨響，使中國從一個貧弱的國家成為一個獨立掌握核技術的國家。

　　三、“兩彈一星”研製成功，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中國的成功，對冷戰時期國際戰略格局產生了重要作用。

　　1970年4月11日，日本將一顆柚子大小的探測裝置發射到地球軌道，宣布成為世界上第4個擁有衛星的國家。10多天之後的4月24日，中國“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升空，中國成為世界航天家族一員。

　　“兩彈一星”研製成功，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促進了我國外交的發展。在中、 美、蘇戰略大三角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1971年7月，美國特使基辛格秘密訪華。中國和美國兩個大國隔絕了22年的堅冰開始融化，這其中一個重要的 因素無疑是中國力量的大幅提升所帶來的戰略地位的改變。同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從 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間，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由49個猛增到107個，中國不但成了第三世界國家信賴的朋友，也逐步實現了與西方許多國家關係的正 常化。

　　“兩彈一星”研製成功，打破了霸權主義對核技術和空間技術的壟斷，保障了我國的 安全，使中國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軍事實力是國家強大與否的重要指標之一，也是決定大國國際地位和發言權的重要因素之一。只要國際形勢局部動盪， 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干涉還存在，軍事實力的強弱就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着大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正如江澤民所言：“如果沒有當年毛主席、周總理 領導我們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搞出的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我們不會有今天這樣安全的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在這個世界上，最後還是要拼實力的。”

　　“兩彈一星”研製成功，撐起了中國經濟崛起的保護傘。在當今世界綜合國力的競爭 中，經濟是基礎，科技是先導，而軍事則是牢固的後盾和最終的保障。1988年10月24日，鄧小平在談到發展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的歷史意義時深刻地指 出：“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 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兩彈一星”事業的發展，不僅使我國的國防實力發生了質的飛躍，而且帶動了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促進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和平之可貴，在於贏得和平不易，維護和平也不易。維護和促進世界持久和平與安 全，必須推動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進一步探討毛澤東發展“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思想，將會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我們要不斷增強 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歷史證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下決心搞出“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是中華民族免遭戰爭之苦的強大安全屏障。

                       　(作者是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