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腐敗”、“腐化”與“反動”是一脈相承的《之十》

 

 

 

 

護士結婚風波

趙、周：我們受了委屈就向程師傅訴說，忍不住時就哭一鼻子。他同情地給我們出主意說：“你們在這兒也幹了好幾年了，怎麼給她干也沒有好下場。我看沒有一個人能好好地離開這兒的，趕緊結了婚就走吧。我們男的沒辦法只能在這兒就呆下去。”實際上不結婚你根本就沒有任何一條路能離開她，你絕對不敢提出來說：我要離開這兒，我不想在這兒幹了。那不自找倒霉嗎！

楊：江青向來出爾反爾，說話不算數。她曾說過：“要結婚跟我說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嘛。”人家提出結婚的時候，她當時同意了。但沒過幾天她就怒氣衝天，說什麼：“我正在衝鋒陷陣正需要她的時候，她提出結婚就是影響工作，是結婚重要還是我的工作重要？”

趙：為我結婚的事兒，江青居然能鬧到政治局會議上去。那時候我在江青身邊已經工作了好幾年，年齡也不小了，一直沒交男朋友。江青曾說過：“不要太眼高了，（警衛）二處這麼多小伙子，你就從二處找一個嘛！”後來我和二處的小張（整理者按：指張雲生）交往了一段時間，彼此相處不錯，開始談婚論嫁。我特意選了個江青心情好休息得還可以的時間，對她提出我想結婚的事，並表示：“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您要同意了我就辦，不同意就不辦。”她說：“娃娃，我同意。哪有不同意的？在九天廟外（釣魚臺北門對面）找間房子你們就辦吧！”這是我記憶中江青唯一一次稱我為“娃娃”，透着一種長輩的親切（因為不習慣，我還愣了一下）。哪想到才過幾個小時，晚上要到大會堂開政治局會前，不知道什麼原因，她又發火說：“我要不同意呢？”我說：您不同意那就再說吧，我服從組織安排。她從臥室走到大廳時又問我：“結婚是你提出來的還是你對象提出來的？”我一聽她口氣不對，怕她遷怒於小張，就說是我提出來的。“我不相信，一般都是男的主動，女的不主動”。我堅持說是我提的。“真是你？”她站起來瞪着眼狠狠地盯着我，一步步走近，突然朝我胸口“咚”地就給了我這麼重重的一拳！她吼着“你不要臉！”還說了許多侮辱我的極難聽的話，今天在這兒我都沒法說。我當時就傻了！又氣憤又委屈，沒想到她這個政治局委員對我張口罵髒話，抬手出拳打！出來後我告訴了在門口值班的王振榮（整理者按：江青所住樓的警衛戰士），他同情並出主意說：“你真傻，當時你就該躺在地上打滾，說‘打疼了’。”我說：“我不會呀！沒有哪個政治局委員像江青這樣對待工作人員的！”

緊接着，在去大會堂的車上江青就一路叱罵我，還逼問：“你的對象叫什麼名字？”我怕牽連男友就一句話不說。那天中央政治局在福建廳開會，她在會上大吵大鬧：“批林批孔，我在衝鋒陷陣的時候，我身邊工作人員竟然提出男婚女嫁……”還說了許多不堪入耳和侮辱人格的話。她當時就逼汪東興處理我的男友。汪主任從會議室出來，看到我說：“你呀你，怎麼這時候提出結婚的事，也不先向我報告？”我說：我看她心情好時才提這事，如果報告你怕牽連組織而引起不好的結果。我個人的問題由我自己承擔。汪主任說：“她讓我出來處理解決你們問題，叫小張到西藏去。但是你放心，我不會動你小張一根毫毛的。”江青提出讓他去西藏，他後來到底去哪兒了我並不知道。一天江青問我：“你的小張到哪兒去了？”我說不知道。她說：“不會失蹤吧？”我說沒有人告訴我他去哪了。事後汪問我：“你為什麼對江青說小張失蹤了呢？”我根本沒說過這話，是江青自己說的。我只說：“確實沒人告訴過我小張行蹤。”江青就是這樣出爾反爾，將她說的話，硬扣在別人頭上。我們倆結婚的事就拖下來了，拖了一年。

楊：讓張雲生同志說說，後來你到哪兒去了？

張雲生（以下簡稱張）：那天警衛局鄔吉成副局長給我打電話說：“把你的東西收拾收拾。”一會兒鄔就從大會堂開來一輛白色伏爾加車。當天晚上就把我送到中南海警衛局一處東邊的那個小屋。裡面放雜品，一個乒乓球案子上全是土。我對鄔局長說：“江青是什麼政治局委員？我犯哪一條法了？按婚姻法規定我們年齡早超過了。你覺得不合適我們就不結婚嘛，幹嘛非要鬧成這個樣子？還大鬧政治局！”老鄔說：“這些組織上都知道。”

第二天汪主任就把我和鄔吉成叫到他的辦公室。汪主任說：“小張，不要緊張，今天你就去廣州，西哈努克的母親在廣州小島住，你去那做警衛工作。”鄔吉成讓我趕快走，今晚就走，當晚我沒告訴小趙，自己坐火車去了廣州。 

我在廣州住了三個多月。之後西哈努克的母親來北京，我又在那工作一年多。我與小趙經歷了各種磨難，終於在我回京後結婚了。

趙、周：人們一般讚美結婚的詞語都是美好、甜蜜、幸福，並受到大家的祝福。然而我們這些為江青辛苦服務多年的保健護士，卻因江青的干涉、責難、謾罵，使結婚充滿了擔憂、苦澀和淚水。這些痛苦和眼淚只能往自己肚裡咽。

趙：江青後來對我說，“我知道你個人的問題我沒給你處理好，你心裏面有點怨言。你放心，我現在找人呢”。就找了馬曉先來替我。我走了以後才一兩個月，有一天程師傅到我家裡去，說“老太太問你有沒有孩子？懷孕了沒有？她想讓你回去上班。”我說你告訴她，我現在感冒了，不知道是懷孕還是感冒。實際上什麼事也沒有，我本來身體就不好，那時瘦的就沒個樣。再說，當時經濟條件也不好，我本不想馬上要孩子。現在聽江青這麼一說，嚇得我“算了吧，趕緊要個孩子，只要懷孕她就不會叫我去了”。就這樣有了女兒。即使這樣，懷孕五個月的時候她還叫我去替了一次班。

張：這期間，江青還到處打聽我。汪東興怕我在西哈努克母親那兒工作，被江青扣上“裡通外國”的帽子，又把我送到了江西五七幹校。我在江西五七幹校又待了一年半，中間只回來過一次。

趙：快生孩子的時候，他才回來探親，沒出滿月他就回去了。我懷孕、照顧孩子還要堅持工作，一個人太難了。長夜的那串淚珠流到枕頭上……

李：天道好還，報應不爽。我聽說張老師您後來參與了抓捕“四人幫”？

張：是，我親手抓的姚文元，和高鳳利兩人，就在中南海懷仁堂的東側那個廳。高鳳利是守在門的東側，我在西側，姚文元一進門，我們就從兩邊上去，一人抓一隻胳膊，給他來一個“纏臂壓肩”！他“哎喲哎喲”地叫，呼喊他的警衛員。隨即，我們把姚文元押到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武建華面前，他宣布了中央對姚文元隔離審查的決定。

周：也沒反抗？

張：反抗啊！從懷仁堂東側那個門出去，走到海邊有個小亭子的地方，他說了一句話：“你們為鄧小平翻案！”我叫高鳳利，“把手絹掏出來，塞住他的嘴！”他才安靜了。

李：姚文元這麼敏銳，當時就聯想到“為鄧小平翻案”的問題？

張：他就喊了這麼一句。到地下還比較老實，到後來又有一次反抗，裝痴賣傻。

楊：你們一直在地下？

張：在地下室呆了六個月零四天哪。最初愛人都不知道，以為我失蹤了，那時任務是保密不能講的。半個月洗一次澡，洗完澡再拉下去。後來過了一段時間，就是半個月或一個月可以回家一次，也是車接車送。地下隔離室里有兩個沙發、中間一個茶几、一個沙發床。衛生設備齊全。姚文元就在這麼一間房子裡活動睡覺。那時候這一組就四個人，有我、高鳳利、康海群和師職幹部滕和松。二十四小時守着姚，兩人一組兩班兒倒。他躺裡頭，我們這兩人必須得看着他。值班時不能打瞌睡，太困了咬嘴唇也不管用，掐大腿根的肉也不管用。沒辦法就抽煙提神。中間有一次，姚文元裝痴賣傻，往外跑。那時候人一急了眼也不知道有多大的勁，我抓着他的後衣領子，“噌”，把他從門口一下子摔回到沙發上。我跟他說，黨的政策你是明白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老老實實的，我們不能把你怎麼樣，你不老實那情況就不同了。我們現在兩個人看着，我們是幹什麼的？你能跑出這屋去嗎？後來他老實了，再也沒往外跑。

李：那他整天幹什麼呢？

張：看書啊。他自己要《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看完了以後換。平時就在那沙發上坐着，困了就睡，再一個起來溜達溜達。整天就是這樣生活的。我們之間也沒有什麼交談，最多就是他要點什麼東西，比如紙啊、筆啊、書啊。我們寫個簡報，上邊覺得該給他拿來的就拿來，不該給他拿的就不理他了。

他的頭髮都是我給他理。裡邊生活設施挺好，有廁所有洗澡的地方，那地下的設施全着哪！

楊：在粉碎“四人幫”以前，包括警衛局二處的同志、十樓的同志，對這四個人那是恨之入骨了，已經很了解了。

張：1976年10月6日那天正好我值班，那時候警衛團改成警衛師了，副師長一開始叫高雲江出去，接着又叫黃介元出去。人員出出進進的，我們都看出今天要有大事，一會兒又叫我這個參謀。實際上武建華、汪東興的秘書這些人在裡頭物色到誰去就誰去。人都選好了以後，就一組一組地由汪主任進行談話。那時候他在中南海南樓辦公，他找我們談話，都要到南樓。他找我們談的第一句話：“你們聞到火藥味兒了嗎？”我們沒吭聲。他接着說，有人要搞“四人幫”，你們能猜出是哪些人嗎？我們心裡有點數，我們經常接觸這些人，什麼人經常在一起活動都很清楚嘛！

李：這“四人幫”你們心裡猜得都非常準確嗎？

張：非常準確。我們中有位同志首先說，“四人幫”有誰有誰。汪說，那好，今天晚上你們就去執行一個任務，具體布置，聽武建華的。武建華就布置任務，我們這一組的負責人是滕和松。

趙：警衛一處的。

李：那時您知道要抓誰嗎？

張：這個任務交代很清楚，就抓姚文元。

楊：抓“四人幫”的時候我在政治部保衛科，第二天就知道有事了。因為懷仁堂兩側架上機槍了，荷槍實彈，各個大門內都擺上障礙物了，大粗的木頭釘上大釘子，設路障。

張：部隊都集結了，成卡車的部隊，一看就能看出來發生大事了。

楊：一級戰備，幹部都不讓回家，我們都不能回家，知道出大事了。他們是具體執行的，一個是高雲江去了，黃介元去了，你去了，這我都知道的，還有吳興路吧？

張：警衛團里有我、李廣銀、黃介元、高雲江、吳興路。交代的任務是我負責姚文元，高雲江和黃介元負責江青，李廣銀負責王洪文，紀和富負責張春橋。

楊：挑的都是膀大腰圓的。

李：作為警衛人員，原來是保衛中央首長安全的，當然也包括王、張、江、姚。突然有一天接到命令：對某幾位中央首長下手。這個彎兒怎麼轉？

張：這個彎子啊，轉起來好轉。因為在中央身邊，政治運動那麼反覆地折騰，你就有嗅覺了。再有經過平時的觀察，他們幾個人那種詭秘的行動，你看看老是這幾個人。雖然不知道是密謀是幹什麼，但是覺得不正常。為什麼汪東興叫我們開會，問“四人幫”是哪幾個人，我們張口就能回答上來呢？這可不是一天之功。

趙：有直覺。那時候我們對總理的感情都挺深的，誰要對他不好，我們心裏面就很不舒服了。到後來總理都已經有癌症了，這些人還一個勁地整總理，讓你就有一種心疼的那種感覺，你想想還能對他們有好印象嗎？

張：就我個人講，那就更好轉了。知道為什麼嗎？

李：直接受迫害？

張：對。我和老伴兒兩人婚姻的問題，江青把我從二處弄走，要把我弄到西藏勞改，組織上為了保護我送我到江西五七幹校。你再看她平時做的事情，說的話，對下怎麼對待護士、秘書等工作人員，對上怎麼對待總理，以及對中央有些事情的處理你都能看出來，你們看不到，但是我們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