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衛員孫立志的遭遇

周：最後，我要為我們的戰友、已去世的孫立志同志說幾句話，講講他的遭遇。1973年，我和孫立志在江西中辦五七幹校相遇，他曾是江青的警衛員。因為彼此了解底細，使得我們之間能敞開心扉交流。他經受了很多的苦難。

他跟我說：“江青太刁，沒有理可講。我想離開她，就說肝區不舒服，讓我走算了。可江青讓我去體檢。當她知道我是想離開她那時兒，就說‘好，你休息一段時間’。接着把我關到學習班，還把我上海的家給抄了。江青強加於我一些罪名，還說我是上海市公安局黃赤波的人。這是一個冤案啊！家裡老婆孩子也承受了沉重的壓力。我和江青的事情說不清了！她誣陷了我，你說組織上信她還是信我？我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俗話說：“男兒有淚不輕彈”，當時高大壯實的山東漢子哭成個淚人——他心裡太苦了。

大孫來幹校四五年了，上邊有令不許他回上海探親。他的供給關係在上海，每隔一段時間家裡就寄些糧票和錢來，因為怕信檢，都不敢多寫字。他愛人和孩子壓力都很大，在山東年邁的母親多年見不到兒子。老人在山東去世後，大孫申請回老家奔喪。當時乘火車從江西到山東還需要在上海火車站轉車，上邊明確要求：奔喪在上海往返轉車時不能回家，直接回山東，辦完喪事立即直接回幹校。他說：“五年沒回家了，我想回家一趟，就是為讓親朋鄰居知道我這人沒在監獄裡，還有一個自由身。”大孫站在上海的土地上，五年沒踏進過的自家門，近在咫尺卻不讓進！長別離後老母離世，丈夫和妻子、父親和孩子仍不能相見。這是一種沒有人性的折磨！這就是為江青服務過的一位警衛員的悲慘遭遇。

孫立志後來又不幸因公殉職了。他樸實、憨厚、真誠，是一個好人，我深深地懷念他。代他說出這段苦難經歷，也是對逝者的悼念和對亡靈的告慰！                                                                      

閻：周淑英同志說得好，說得對，我舉雙手贊成！

孫立志同志在我1967年1月去以前就是江青的警衛員，還兼做一些秘書工作，人們都喊他孫秘書，我也這樣稱呼他。但我調任江青的機要秘書後，再這樣叫他，他就給我糾正了。他說：“我不是秘書，你才是秘書，以前我是冒牌的。”

他長我六、七歲，是一個很好的同志。他的工資關係在上海警務處。從六十年代初期起，江青去上海他就負責江青的警衛工作，後來成了江青的固定的專職警衛員，1967年4月中旬因“肝炎”離開江青。他還是黨小組長（當時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和江青身邊工作人員是一個支部，支部書記汪東興，副書記張耀祠），和所有工作人員都處得很好。他走後，我們都很想他，希望他能回來。

後來聽說，他因我出事受到牽連。江青誣我偷了她保險柜的鑰匙，抄了我的“家”（實際上是愛人來京探親的臨時住處），也抄了他的家。把我關起來了，把他也關了半年，放出來，又被送到江西中辦五七幹校，一呆就是8年，連家都不准回——這是變相的監禁。我蹲了七年半監獄，又流放了五年，1979年平反，1980年春重回《紅旗》雜誌社工作。

同年夏天我乘去無錫開會之機到上海去看望他。他當時是上海市委警務處的處長，專門負責到上海公幹或休息的中央負責人的警衛工作。我們二人相見，悲喜交集，悲的是我們都受到江青的迫害，喜的是，我們在粉碎“四人幫”後都獲得了解放，歷史是公平的。

想不到，他在90年代初為救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同志以身殉職。他犧牲時距獲得解放、當處長可能還不到五年。孫立志是多好的同志啊！我們希望和盼望好人一生平安，但好人未必一生平安。周淑英同志說，在我們這本書中應該寫上孫立志同志一筆，這是仗義之言，也是記下江青欠的一筆債。我非常贊同周淑英同志的建議，所以我補充這些話。

周：我們當初是一個很好的集體，是無愧於黨、國家和人民的集體。因為當年在困境中互相幫助、伸張正義，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至今還能聚在一起親如兄弟姐妹。記得閻長貴同志在一次聚會時說：“江青今天說我們這個是壞人，明天又說那個是壞人，現在看來我們都是好人，只有她是壞人。”與會的同志們都熱烈鼓掌，認為這說得好，說得對，說到我們心坎里去了。　

李：由衷感謝二位老師的講述！感謝您二位如此全面、系統、清晰而細膩地描摹出一個活脫脫的江青，留給世人。我想，這些故事作為資料，今後無論是對於史學研究還是文藝創作，哪怕是人們茶餘飯後的閒談，都有無可替代的參考價值！講得太好了，謝謝！

（閻長貴、李宇鋒整理）